摩罗 | 王道的政治目标及人民在王道思想中的地位——国学教育书院原典小课堂讲课录

 

正文

 

朱振刚讲《王道》，讲得很好。《春秋繁露》解读《春秋》的部分，几乎一句话一个故事，尽管咱们书院学过《春秋左传》，而且主要关注了那些故事，可是过了两年，大多数故事都只有依稀印象。要把原文讲清楚，就得下功夫去查历史事件。朱振刚是下了大功夫的。《王道》篇幅很长，结构很完整，朱振刚对原文有整体性把握，理解得很好。

 

【王道值得多方面展开研究】

 

董仲舒既然要制礼作乐，为大汉一统江山寻找永恒的保障，就一定会认真讨论王道问题，因为王道与礼乐制度乃一体二面。王道是礼乐制度的政治路线，是灵魂，礼乐制度是王道的制度体现，是保障。

 

王道乃吾族儒学之核心命题，至大至重。它值得我们进行多方面研究。

 

王道之哲学层面：据于天道、自然。朱振刚今天的讲义，标题就是《天道穆穆，王道肃肃》，准确点出了王道与天道的关系，说明他理解了这个问题。

 

王道之社会理想层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命之曰公同主义。这是中国文化的基因。

 

王道之政治理念层面：仁政，德政，爱民，保民。

 

王道之政治治理层面：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刚才我已强调，礼乐制度是王道的制度呈现，是王道得以落地的保障。所谓太平盛世，也是在礼乐制度支撑下的局面。汉武帝和董仲舒致力于制礼作乐，就是要建立一个维护王道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王道的制度框架。这是周礼崩溃几百年之后，汉朝大一统政权建立七十年之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王道之执政效果层面：民心归服，无为而治，朝野和谐，太平盛世。

 

与王道对应的另一面，是霸道问题，这个在古籍中经常会以对举的方式出现。董仲舒这篇《王道》，就是把王道与霸道对比描述。第一段写王道，第二段写霸道。

 

王道与道统的关系，尤其是个重大命题，也是儒学之核心命题。尧舜以降历代圣王的王道实践，构成了一个政治传统，规范着后王必须按照他们的理念和作风治国平天下，这个顺应天道的政治传统，就是道统。所谓道统，就是王道之统系。这个是中国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主干。

 

【王道之治与太平盛世】

 

上述这么多层面的问题，今天无法一一涉及，我着重谈一个问题，就是王道之执政效果问题，也就是王道与太平盛世问题。

 

王道之治，究竟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拿什么来检验君王所行者是王道还是霸道？古代著作家，通常描绘一幅光明、和谐、喜乐、幸福的画面，而且画面的主人公必定是普通老百姓。儒家圣人说这就是太平盛世的样子，并以此激励君王朝此目标努力。这种太平盛世的画面，承载着中国先民最核心的社会理想，那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这篇《王道》，也使用了这种描绘画面之法。文章一开始，作者写道——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

 

这个画面的主要人物，是“民”。“被发衔哺而游”、“凤凰麒麟游于郊”，多么幸福、吉祥的画面。作者说圣王虽拥有天下，却“不敢有君民之心”，他所描述的，根本不是统治者的心态，而是服务者的心态。儒家圣人要求天子诸侯都要怀着服务者的心态。此言让我想起毛主席的“赶考说”。1949年3月，毛主席离开西北坡开赴北京，准备建都北京君临天下时，他对身边人说：“我们这是去赶考，希望能给人民交一份及格的答卷。”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就是王道心态的升华，就是孟子主张的”为民””保民”心态的践行。

 

当然，我这样说，大批红友会生气，怎么能把毛主席跟历代帝王相提并论呢？姑且这么说吧，毛主席的境界和精神，就是千秋万代圣人和老百姓所梦寐以求的领袖形象。我们五四以来把历史上的帝王都说成负面人物，大家挞伐，这是太片面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用说，他们是董仲舒所说的“五帝三王”，他们都是勤勉为人民服务的先王。先王之后的所谓“后王”，虽然确实有很多昏君，他们剥削人民，草菅人命，沉迷于个人享乐，但是好帝王也是很多的，真心实意治国平天下、创造太平盛世、为老百姓谋福祉的帝王，代不乏人，否则我们所谓道统就不存在的，就成了儒家圣贤的虚构了。认真践行王道的帝王，史不绝书，绝对不是史官虚构出来的。

 

毛主席是中国道统的承载者、集大成者、升华者。如果没有中国道统的滋养，如果没有“为民”“保民”的思想资源，怎么会突然从天而降一个“为人民服务”思想呢？如果中国的政治传统都是像西方人那样劫掠天下、屠戮万邦，怎么可能突然出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呢？我前几年给体制内一个文化机构讲座，讲题就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古代来源》，我们千万不要上五四的当，不要搞历史虚无主义，不要把毛主席塑造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王道是一种政治理念和治理模式，太平盛世是王道治理之结果。历代儒家圣贤，都是以这种结果来要求于君王。

 

历代圣贤认为，天下为公的太平盛世是最高理想，王道是实现这个最高社会理想的唯一途径，所以，他们或奔波于庙堂，或著书立说，都是想竭尽心智地把君王培养、教化成王道的承载者和践行者。其中《孟子》最为典型，书中孟子劝谕君王行王道最为恳切峻急，有时刚勇地拍案而起，有时甚至表现出威胁利诱倾向。

 

【王道的目标是服务万民】

 

在儒家学说中，王道只是手段，目的是挽救乱世以实现治世，也就是达成太平盛世。这个太平盛世是不是目的呢？太平盛世只是一个有政治结构、有文化秩序的社会形态，它还不是目的，还只是手段。

 

建构这个社会形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让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在相互依存、相互协作中谋求发展，孔子的学说，就是想达成此种格局。“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通向这种目的的。今天一提到孔子，很多人就说他是维护奴隶主利益，压迫劳动人民的，这个实在冤枉。孔子是努力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这就包含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只有社会遵循礼乐制度，老百姓才有生存空间，才有太平日子。《孔子家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劝诫君王尊重劳动人民利益。他呼吁“仁政”一辈子，呼吁“克己复礼”一辈子，呼吁“大道之行”一辈子，大道就是王道。大道是王道的哲学表述，王道是大道的政治表述。这样的圣人，哪会主张压迫劳动人民呢？董仲舒说“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孔子说“使民以时”，都是在为劳动人民请命。

 

第二个目的，让老百姓避免战争灾祸，避免过于严苛的劳役和税赋，通过劳作能够获得温饱生活，孟子的学说，始终以此为重点，所以他恨不得拿把刀子胁迫君王立下“保民”之志。孟子遭遇的战国时代，周礼崩溃给圣贤造成文化和理想的巨大痛苦，劳动人民走投无路、横尸四野的景象给圣贤造成深刻的感情痛苦，所以孟子是推行王道最为急切、为民请命最为卖力的圣人。《孟子》是所有典籍中最动感情的一本书。我们读圣贤书，一定要领会圣贤的感情，才能知道其学说的动力来自何处，才能意识到学问不是逻辑不是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救世良方。

 

总而言之，王道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尤其是为作为绝对弱势群体的劳动人民服务。

 

【儒家经典与王道的关系】

 

怎样才能实现王道呢？王道之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正如朱振刚刚才讲课所说，实现王道的关键因素就是帝王。帝王是王道的承载者、践行者，如果帝王不行王道，天下就大乱。如果帝王践行王道，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天下就大治，就会造成太平盛世。

 

历代儒家学者，深懂这个道理，他们几乎都在这个关键点上下足了功夫。儒家经籍浩如烟海，除了少数部分是士阶层用以自我修身、训练的内容，其他大部分内容，都是劝谏、告诫、规训历代君王，如何成为践行王道的圣君，也就是都在围绕王道做文章。而王道的目的又是为民谋福，所以也可以说儒家经典全都贯穿着爱民、为民、保民的思想。夸张点说，儒家所有著作都是写给君王的教科书，甚至可以说是规章制度，就是逼着君王必须做圣君，必须承载并践行王道。

 

 

 

我们罗列一下早期儒学主要经典，看看它们是如何教化帝王、推行王道、维护人民的。

 

《尚书》《逸周书》】

《尚书》《逸周书》可以说是夏商周三代中央文件汇编，当然主要是周代的。那么多文章，或是君王公卿本人所著，或是史官奉命代君王公卿所著。三代君王，自己要求自己必须践行王道，也要求百官配合他们践行王道。尧对舜说，舜对禹说，汤对各方国说，文王对武王说，周公对成王说，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要行王道，也就是行大道，要仁政爱民。为什么要行大道，既是为了解民倒悬，实现天下太平，也是为了给后世君王做表率，以保自己的政权永不崩溃。《尚书》是世界上第一圣书，其人民性、正义性、王道性、道德性、教化性无不令人敬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降灾异学说，就起源于《尚书》。《尚书·汤诰》云：“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尚书》也是王道和王道学说的源头，也是道统的源头，也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源头，是吾族百学之源。孔子的学说，孟子的学说，所谓孔孟之道，都是从《尚书》起源的。孔孟之道就是王道，就是《尚书》之道。

 

《周易》】

《周易》是一本通天通地的大书，是从天道中长出来的学说，也是王道思想的哲学基础，因为王道就是天道在人世间的体现。我一直认为，只有开了天眼的人才能通透《周易》，像我这种鲁钝之辈，只能读读其中的《系辞》。光这《系辞》也十分了不起，也是直通天庭的感觉，堪称神通广大。这本书我不敢多嘴，存而不论吧。《庄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我们对六合之内的许多东西，都不得不存而不论，何况《周易》包含着很多六合之外的东西。

 

《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

《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是在为王道世界进行顶层设计，包括政治结构、文化秩序、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模式及相处规则的设计，这种设计处处体现了天道和王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这句话，就是由《礼记·礼运》记载下来的，是由他的弟子言偃或言偃的弟子记载的。《礼记》第一篇叫《曲礼》，该文开篇就说：”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这是儒家对帝王公卿的教化，甚至有棒喝意味。你们肩负着天下之重，你们唯一的使命是法先王、行王道、开辟太平盛世。为此你们必须严格地修炼自己。怎么修炼呢？首先必须做到“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孝经》】

《孝经》也是对太平盛世文化秩序的设计与维护，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大家别以为《孝经》只是强调子女孝敬父母，没这么简单。《孝经》集中强调一点：只有每个人各司其职，才能组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社会组织系统越是严密，文明水平就越高，就越是需要严密的礼乐制度和道德修养用以维系社会组织的高水平运营。西方人把文字、青铜器、城市作为判断人类文明起点的标准，这个规定太不缜密（许多民族至今没有文字，你能说他们没有文明吗），尤其不该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这个社会是不是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孝经》就是在自觉地强调这种严密的组织性，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严密的社会组织履行自己的职责，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社会组织、自己的国家尽忠尽孝。中国至大至强几千年，社会组织性高度发达乃是制胜法宝。

 

《春秋》】

《春秋》是在维护文武周公已经设计好而正在遭遇破坏的礼乐制度，也就是王道制度。孔子行文时，处处以周礼为标准，描述史实，臧否人物，充分体现了王道理想。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孔子以王道为标准，突显了乱臣贼子的罪恶。《春秋》过于简约，广用曲笔，只有孔子同时代人才能读懂。后人读《春秋》，必须仰赖其传。

 

《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系统记述了孔门师徒的言行与思想，也是企图通过维护礼乐文化而复兴王道。这本书历史上不被重视实在可惜，它有完整的事件和叙述，比《论语》片言只语好读、好懂。载舟覆舟说，就出自该书第七篇文章《五仪解》。孔子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这多少有点威逼君王的意味：你必须仁政爱民，践行王道，否则不得好死。

 

《管子轻重》】

《管子》是在为王道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宏观经济的设计与协调，特别主张通过打击资本垄断、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和老百姓经济保障。这里补充一句，《管子》历来被看作法家著作，也有人说它是各种杂说之汇集。我认为《管子》最有特色的部分是《轻重篇》，被后人单独命名为《管子轻重》。《管子轻重》是明确为王道治下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提供思想保障和政治措施的著作，说是儒家著作毫不勉强。每当遇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收入太低，不得温饱，管子就给齐桓公制订出经济政策，通过宏观调控迅速提高当地老百姓的收入。每当遇到哪个地方出现大商人大资本家，造成对市场的垄断，可能导致百姓贫困和社会动荡，管仲马上给齐桓公出谋划策，用霹雳手段瓦解巨商垄断，让市场恢复公平、社会免于动荡。书中还有贸易战的经典案例。

 

无数学者在追究一个问题，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覆盖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为此遗恨无穷。殊不知中国几千年来，先圣先王一直在自觉地规避资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绑架，可以说，遏制资本、摧毁垄断、打击豪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文化基因之一，也是历代王朝经济政策之标配，并构成中国的历史传统。《管子轻重》就是这种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历代圣贤因具备遏制资本的自觉意识，不需要《管子轻重》的指导，今天这个资本主义猖獗时代，则急需《管子轻重》的警示和矫正。我们应该用读经的庄严态度，来学习《管子轻重》。

 

可能有人说，齐桓公乃春秋五霸之首，管子辅之，所行者霸道也，怎可以王道论之？弊意以为，齐桓公行霸道，那是就诸侯国与周天朝的关系所言。《管子轻重》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早就超越了某个具体的诸侯国，而完全是王道理念。另外，也不能因为《管子》讨论经济问题，就归入法家著作。《盐铁论》系经济问题专书，照样被看作儒家著作。

 

《论语》】

《论语》因为是格言式，语录式，阅读门槛低，传播最广。大家都认为《论语》的核心概念是仁和礼。孔子一生都在呼吁克己复礼，礼就是周代的礼乐制度。为什么恢复礼乐制度就得“克己”呢？因为支撑礼乐制度的周代政治权威和军事实力都已经没有了，孔子就寄希望于君子的内在觉悟，如果君子能培养出内心之仁德，就会尊礼。如果大家都尊礼，就能复礼了。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反过来说也一样，仁就是要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行王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谈论政治的文字很多，什么“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子欲善而民善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近者说，远者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还建构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连贯的道统，也就是王道之统，这个统系跟《尚书》所示完全一致。后世司马迁写《史记》，就是按照《尚书》《论语》中业已成形的这个线索，来梳理华夏历史脉络、建构华夏道统的。宋代有个学者说，六经之后，最伟大的著作就是《史记》，他的说法很有道理。

 

《孟子》】

唐宋以后，《孟子》传播的广度仅次于《论语》，它提出了许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命题，诸如性善论、民贵君轻、保民、浩然之气、养勇、鱼和熊掌、社会分工、大孝终身慕父母、天降大任、天下一统、王天下等等，其中用力最大的命题，还是保民而王，也就是王道命题。这个下文会着重讨论。《孟子》还将《论语》的修身命题，发展为个人意志的锻炼。“北宫黝之养勇也……孟施舍之所养勇也……”，养出什么结果呢？那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为什么要修身、要养勇？孔子认为，天子诸侯挽救不了礼乐制度，只有寄希望于士这个新的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经过严格的自我修炼，炼成仁义礼智信俱全的金刚不烂身，由士成长为君子，在精神上才能上跟三代大夫诸侯公卿天子一样高贵，就可以担负重整河山的使命。所以孔子行“有教无类”之道，给士进行仁与礼训练。孟子时代的君王，更是专注于诸侯争战，孟子比孔子的痛苦感受更深，深知无法指望君王，只能靠士君子承担天降大任。所以，修身养勇乃是担负天下大任必须进行的自我训练。曾子著《大学》，就是为士提供的修身教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复杂的修炼过程，就是修仁炼勇的过程。宋儒将《大学》《孟子》等四书，置于五经之前，就是强调士必须首先完成对自己的训练，然后才能按五经的要求，担负天下，推行王道。

 

其他还有一些经典，也都是推行王道的，我简单列举一下，不一一介绍了。解读《春秋》的若干著作，诸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跟《春秋》神脉相同，不用多说。《荀子》《晏子春秋》、贾谊的《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的《新序》、桓宽整理的《盐铁论》，还有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虽然各有主旨，都很广博，但在奉行王道、爱民保民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很多人瞧不起儒学，或认为柔弱，或认为犬儒，或认为讨好君王私欲、服务君王私利。这都是天大的误会。先圣儒学，乃是教化之学，它教化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帝王，然后再是百官和百姓。一种给帝王行教化、立规矩的学说，竟然被看作讨好帝王的学说，这种误读太大了。

 

 

【清】孔子行教像

 

【孔子对王道和太平盛世的描述】

 

对于王道治下的太平盛世，历代学人常有描述。这些描述有的偏重于礼乐秩序，有的偏重于田园情调。总的格调是政通人和，仁义和谐。普通劳动者始终是这种描述文字的重心。刚才我已经讲过董仲舒那段文字，现在主要介绍孔子、孟子和明代解缙三段话。

 

在《礼记·礼运》中，孔门弟子记下了孔子一段表述社会理想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此言，将大同与小康对比讨论。小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才出现的文明形态，这时候的圣王才选择礼义治国，由此才兴起礼乐制度。孔子认为，从大禹开始的夏商周三代，已经是小康时代。孔子所述的大同世界，则是尧舜时期及此前的伏羲时期。那时候大家都生活在氏族和部落共同体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也就是后圣所言“羲皇盛世”。

 

自从夏代建立起国家政权，中国就进入小康时代，这才需要礼乐制度，才需要仁政爱民之王道。孔子的理想是大同，但他一生追求的政治目标，则一直是小康。可见孔子也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思想家。

 

后世圣贤谈论大同，已经很少提及羲皇盛世，皆以夏商周三代作为大同世界标本，也就是都把孔子命名的小康时代，当做大同世界来推崇。这是后圣不同于孔子之处。

 

【孟子对王道和太平盛世的描述】

 

《孟子·梁惠王上》第三章内容，是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以；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于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这里描述了老百姓在太平温饱环境中享受生活的情景，既有物质生活的保障，过上“养生送死”的体面日子，又能“谨庠序之教”，精神上也很富足，一片其乐融融的田园风光。

 

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内容，孟子把第三章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重复当然是为了强调。请看下文。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文字有四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强调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是在要求君王进行国家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宏观分配时，一定要对老百姓设置最低保障。

 

第二个内容，“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这是在警戒君王，不能剥夺老百姓生存权利，把他推进犯罪深渊，然后用严刑苛法给他治罪，如果这样，就是欺民而害之。一个国家、一个君王，怎么能如此欺民而害之？

 

第三个内容，把第三章描绘的安康喜乐画面，重新描述一遍，以引起君王和后世读者之重视。

 

第四个内容，“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用君王能够听得懂的功利角度，劝说君王为了富有天下，一定要把老百姓的利益设置为国家的核心目标。只有这样，你的“王天下”雄心壮志才可以实现。

 

整本《孟子》，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那是《孟子·梁惠王上》第四章，原文语境如下：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魏国（也称梁国）老百姓的深重苦难，让孟子焦虑不安，梁惠王却似乎无动于衷，孟子乃拍案而起，控诉他不惮于“率兽而食人”，把老百姓推进“饥而死”的深渊。他希望以自己的痛苦和愤怒警醒梁惠王。德国政治家李卜克内西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与死亡时，说马克思对这种罪恶现实怀有“神圣的愤怒”。我年轻时读马克思著作，对“神圣的愤怒”一词特别看重。孟子对于梁惠王、屈原对于楚怀王，都有这种“神圣的愤怒”。

 

当孟子以“神圣的愤怒”对梁惠王拍案而起时，儒家学说的人民性和正义性，一下子提升到极点。

 

总之，孟子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和命运，高置于王道目标的中心。孟子作为儒家学派和孔孟之道的主要代表学者之一，确立了人民在儒家学说和王道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

 

这就是儒家圣贤向往的王道世界，他们教化君王，就是要君王革除私欲、超越私利、担当天下，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福祉为政治目标。

 

【解缙对王道和太平盛世的描述】

 

解缙是朱元璋的宠臣，有一次朱元璋对解缙说：“如何才能治理好江山，如何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个其实做起来不容易。我知道你博学多才，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希望你百无禁忌，放开思路给我多提治国良方。”

 

解缙深受感动，就写了个长折子，名曰《太平十策》。其中第一策，就是参照远古井田制，解决宏观经济分配问题及土地问题，保障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础上，解缙为朱元璋和大明天朝描绘了一幅太平盛世的政治目标。

 

“宜令户部会今天下丁口若干，田亩若干，令民二百丁为一里，里同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中为堂，右为塾，左为庠。推其父老年高德厚一人处于中堂，朝夕告谒，而取正焉；择有文行一人居于右塾，民年八岁者入焉，教以洒扫应对、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一人居于左庠，民年十五者入焉，教以诗书礼乐修己治人之方，毋敢纵逸。每丁受田若干亩，庐舍、邑居、池井、畜牧、山林、蔬果之地若干亩，树艺各随其土之所宜。一里之人，各治其私田若干亩，而共耕公田若干亩，山林畜牧之地亦如之。民年二十受田，老免及身后还田，卖买田地则有重刑。朝而毕出，各事其事，暮而毕入，习学左庠；后为中堂，妇人相聚以治女工。有地狭人稠，土地硗瘠之乡，有司资以舟车，给其衣食，徙之江淮之间，闲旷之地。孰不怀然以相从哉？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讼词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不治？太平万世理有必然也。先将古人井田均田小宗之法，及小学、朱子家礼、颜氏家训、吕氏乡约、女教，及今义门郑氏学范等书，类聚考订，刊行天下，长幼习读，有亲族异产者务要即时同居共爨。如有不遵，迁于化外。”

 

这段话依然是以从事农耕的老百姓作为主人公，为他们设计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学的田园生活，大家在王道政治中过着温饱、充实、快乐、体面的日子，跟孟子的设计如出一辙。大家一起劳作，一起求学奉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友友，共同富裕。外有公平规矩，故无诉讼，内有诗书之教，故有礼数。王道理想，礼乐教化，尽在此一画面中。

 

由解缙此言不难看出，孔子孟子发扬光大的王道理想，对后世影响极大，逐步形成了儒家道统。在儒家学术体系和王道思想的传播链条上，董仲舒的著作起到了学术上综理孔孟、政治上为王道塑形的里程碑作用，使得这个道统在汉代得以凝聚成形，并对中国历史具有非凡的规范力。

 

结语】

 

后世大儒，无不以王道学说教化帝王，后世帝王，诚心践行王道者，代不乏人。中国历史辉煌灿烂几千年，秦汉以后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蒙王道学说之助，乃一大原因也。

 

至于人民在王道思想结构中的至尊地位，上面已经多有述及。最后再援引一个通俗小说中的例子。《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大家都很熟悉。按照周礼的规定，一个人接受他人馈赠礼物，必须三辞，以表接受者的恭心，馈赠者三敬，这才能充分显示馈赠者的诚意，三辞三敬才能礼成。

 

刘备三顾茅庐，即是循礼而为。诸葛亮肯定也得三辞，一者尊礼，二者示谦，三者以验刘备之诚。在这么繁琐的礼数之后，刘备以何种办法让诸葛亮没法再辞呢？小说设置了一句人物语言，刘备说：“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诸葛亮知道此话有千钧之重，他再退缩就是无德。苍生者何？老百姓也，人民也。人民水深火热，你却不事拯救之功，这在道德上、情感上都是说不通的。刘备深谙儒生心性，故最后使此绝招，实现了延揽巨才之愿。罗贯中作为一个通俗小说作者，实际上也是大儒，深谙儒门学说之结构，儒生心性之理路，故能设计此言，让他们联手登台，共行王道。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学教育与传播”专业博导  摩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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