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发展至今，其理论本质及实践恶果使之遭受众多批判。法国左翼从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学、意识形态等角度，分别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垄断、政治霸权、虚假民主等危害进行相关研究，并提出替代性方案。当下中国正处于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键期，厘清法国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研究的理论路向，对我们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危害，坚定“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纲领和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霸权性、渗透性及迷惑性。盛行至今，其核心观点、政策主张及全球实践不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带去贫穷困苦。
法国左翼[
1]作为维护下层民众权益的政治力量，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本质及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以资本绝对自由原则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必将引发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并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2]，这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一、法国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
纵观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之路，不难发现，不论是资本垄断逻辑，还是政治霸权控制，抑或是意识形态渗透，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本质目的都在于建立全球统一共识。
法国左翼学者指出，这种统一共识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此意识形态推崇个人主义、市场及私有财产[3]，并试图在“全球化”口号的掩护下，扰乱市场秩序，不断摧毁集体结构，以实现“一种无限剥削的乌托邦”[4]。
在此问题上，皮埃尔·布迪厄借用“场”的概念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无限剥削的乌托邦”。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由一套特定的社会结构、认知系统、价值观念所构成，其运行之根本在于经济共识的达成，经济共识又以“经济场”的形成为基础。
新自由主义以纯粹理想的“经济场”框定整个世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将所有参与者，抛入一场各种实力并非平等配置的经济游戏中，使他们隶属于所谓自由竞争所客观强加的原则，以此捍卫全球化进程中的既得利益。
而隐藏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场”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因不同资本实力带来的权力关系的较量，在“经济场”占主导位置，也就意味着把持了经济游戏中的专属获益权。
[5]
显然，这对资本实力“先天优越”的资本所有者有利，对资本实力“先天不足”的普通民众不利，由此造成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但事实是，这种“纯粹理想的经济场”并不存在。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的确已经出现了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出现全球化的资产阶级和全球化的国家。
[6]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场”以一个所谓的“连贯的”“不矛盾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体系为推论前设，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当今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仍受制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权力等级的划分，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歇尔·于松（Michel Husson）所指出的，
资本主义世界一直根据政治、军事权力关系构建体系。[7]只不过发展到金融垄断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形式，更侧重资本权力的较量。
阿明指出，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友好’学说的变体，它往往在资本主义扩张的金融阶段占主导地位。”[8]
左翼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尓（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新金融霸权的表现。”
[9]
在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垄断阶段，私利的诱导使资本的服务对象指向少数食利者联盟，他们构成既得利益集团，制定着经济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并在给予资本以近乎绝对自由的条件下，在全球打造“无限剥削的乌托邦”。
“无限剥削的乌托邦”将不公平视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使市场在引导资本重组的同时，借助汇率、货币期货等金融投机活动，实现资本全球渗透及扩散
[10]，其结果是加剧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间的不平等，增强了普通民众生活的不稳定性，进而拉大了再生产领域内的不公平。
[11]
2017年12月，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了《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
[12]。该报告指出：
新自由主义正打着“全球化”的口号，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掠夺服务，如果全球政治力量不团结一致，那么世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最终酿成社会灾难。
二、法国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多视角研究
资本主义的多事之秋正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活跃之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实践，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更多是造成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政治霸权全球扩张等现象。法国左翼学者试图多角度对此类现象展开批判研究。
（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资本垄断
法国左翼学者看到，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并没有使“财富的积累”必然伴随着“贫困的积累”这一现象得到有效缓解，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
可见，新自由主义不仅造成了社会秩序危机，更造成了全球政治危机及经济秩序危机，因此有学者指出，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应超越单纯的社会文化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从批判资本的逻辑起点出发，向政治经济学“回归”。
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用经济学数据统计的方法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道德义愤”提供经济学的客观证明。
他通过对库兹涅茨曲线、卡尔多特征事实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否定，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流行信条发出挑战，并提出
著名的资本主义第一法则a=r×β[13]，即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越大，财富越不平等；资本主义第二法则β=s/g[14]，即国民储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则会拉大财富差距。
由此指出，以无节制的资本为导向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倒退回“世袭资本主义”（Capitalisme Patrimonial）的年代。
[15]
此时，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决定，更是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后天的努力和才能”
[16]。
财富积累“先天优越”的世袭资产者将利润收入视为财富收入的重头戏，在本国范围内“以利合作”结成“食利者同盟”，掌控着大部分社会财富，并借助全球化东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金融化、市场化，创造有利于资本发展的全球环境，由此把控着世界经济发展命门。
而财富“先天不足”的劳动者为了生存只能不停地出卖劳动，长此以往，财富的天平严重失衡，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可见，没有节制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分配不平等。在这一点上，皮凯蒂的观点正是对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最有利的回击。
此外，另一位左翼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博卡拉（Frédéric Boccara），则是通过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提出“人类经济学”的新命题。
博卡拉指出，金融危机与资本严重过剩积累相关。主要表现在：因固定资本的上升和可变资本的下降导致有机构成提高，促使利润率下降、失业率攀升、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
[17]
为进一步对此作出说明，博卡拉利用“产量/资本”的公式，分析了美法两国自奉行新自由主义以来，其机器设备和整体固定实体资本的曲线变化情况，并指出：两国的机器设备的运用效率虽有所提高，但作为货币价值的总资本的综合效率仍遇困境。
为走出困境，两国均采取削减民众工资、发行股票债券、迁移本国企业等方式，任由资本扩张，最终导致贫富差距突显。
从上述描述可见，博卡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洞见，与当今新自由主义国家现状不谋而合。如2018年3月，信奉自由主义的特朗普政府，通过了修定版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图放宽金融监管，增加金融市场活力。
其实，不论是削减民众工资用以增加资本投资，还是发行股票债券缓解金融危机，抑或迁移本国企业以图“全球劳动力套利”，究其实质，均是为维护自身霸权以实现资本保利的应急性调整，结果只能是让毁灭和灾难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机制和原动力。
[18]
因此，博卡拉建议建立新的“人类经济学”（意指非经济的人类社会关系），应对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理性经济人”命题，促进资源全球共享。
（二）从生命政治学角度研究政治霸权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肆虐，不仅造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而且助长了政治霸权之势。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导向，最大限度维护精英统治的政治秩序，以便长久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提供政治保障，由此带来政治霸权的全球扩张。
从本质上看，这场资本的扩张盛宴，其实是“凡勃仑式掠夺”和马克思所说的“超级剥削”在全球层面上的统治。只不过当今剥削的主要方式不仅是直接占有有形商品，更是通过全面占有知识和生命，使资本主义的统治日益隐秘化、精密化，忽视了作为生命个体的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从而导致利益冲突频发。
法国左翼学者看到此种现象，呼吁给予大众生命政治权。
在《米歇尔·福柯的新自由主义》
[19]特刊中，弗雷德里克·格罗斯（Frédéric Gros）、斯蒂芬·哈贝（Stéphane Haber）等学者将福柯视为生命政治学的先行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刚刚兴起时，福柯就已经关注到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并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问题整合进其“生命政治”的研究中。
[20]
一方面他们认为，福柯所说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权力技术……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权力的技术化，实现治理技艺的最终目的，即国家本身。
[21]
这种解释有助于理解当前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全球扩张现象，
当今新自由主义国家为夺取世界霸权，在全球建立自己的“监狱群岛”[22]，通过普及本国意识形态，将个体训练成驯服的主体，从而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
如哲学家费哈特·泰兰（Ferhat Taylan）指出，
“从无形的因素到权力的行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变成了一个可管理、极具治理能力的人。”[23]
但此举却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经济思考能力和主体行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其行动受自身思想及本土文化、环境影响，有其自身独立性，若一味强权驯服，无疑会心生怨恨。
当新自由主义“他者”的经济利益和本国民众“自我”的生命价值及政治权益不能被组织和统一起来时，冲突就会显现。
2005年5月，法国民众公开否决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欧盟宪法，就是普通民众对霸权主义说“不”的力证。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对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类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的描写，不禁让人联想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工人的劳动生活境况。
福柯指出，生物自然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密切相关，资本主义以生命权为中介，管辖着与人的生命有关的一切，包括生命的生产、调整、管理、维护、控制等，故肉体是可被“驯服的”。而这种对个体生命的管辖控制，实际上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操控它所想要的一切：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
[24]，以保障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精准配置。
因此，对资本主义而言，“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
[25]，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
此时，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皮埃尔·达多（Pierre Dardot）所言，劳动力与劳动者不再是一体的，换句话说，工人将劳动力转让给资本，以换取固定的工资。
[26]并且随着工作时日的延长及工作强度的增加，“个人在普遍竞争的环境中逐渐远离自我实现的渴望”
[27]，逐渐消解了工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支配地位，工人被自然而然地转变成机器的附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有意识的肢体，严重损害生命健康。
上述描写也印证了左翼学者所认为的，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个人和集体的能力和生活的质量不断萎缩。[28]在这一社会中，“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侵扰”
[29]，“生命本身已经被否定和疏远了它的幸福和社会支持”
[30]。
（三）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民主的虚假性
法国左翼学者一方面看到，新自由主义释放的资本积累逻辑的盲目冲动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也看到，新自由主义正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伪装为资本逻辑的扩张作辩护。
迪梅尼尓和莱维指出，
“新自由主义是统治阶级重返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表现。”[31]
因此，一些法国左翼学者认为，诊断和解释资本主义危机需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揭露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虚假性，进而揭示其形式民主的实质所在。
针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迪梅尼尓和莱维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处于“经营主义”阶段，此时，资本经营者而非所有者在生产领域内发挥核心作用，他们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经营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的过程中，与资本家阶级结成“上层阶级”同盟
[32]，此联盟其实表达了资本家阶级与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财务经理人的联合
[33]，即社会学家阿尔诺·莱切瓦利尔（Arnaud Lechevalier）所说的“金融精英及政治精英的结合”
[34]。
艾德里安·梅（Adrian May）也指出，一波又一波的腐败丑闻撼动了政界和商界，使公民们感到国家的自由治理对精英阶层有利，而对更广大民众不利。
[35]
针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当代法国最年轻的左翼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指出，新自由主义虽以博学或哲学的面目出现，但始终服务于一条反动政治路线。
[36]
在法国左翼学者看来，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智囊正通过各种方式对普通民众的精神施加影响。如苏珊·乔治（Susan George）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基金会、学会、研究中心、出版社以及学者、作家组成的国际网络，不遗余力地发展、包装和推出他们的学说”
[37]，而如何包装、推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灌输一套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抽象人权发展理论，侵蚀其民族精神及国家意志，诱导他们走上一条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依附道路。
其二，新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打着价值中立的幌子，意图通过一些科学属性和学术色彩的伪装，隐蔽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称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
如塞巴斯蒂安·卡雷和（Sébastien Caré）加文达尔·莎顿（Gwendal Chton）指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在20世纪末得以充分发展，不仅在公共生活中随意可见，而且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研究中，呈倍数增长。
[38]
其实，不论哪种方式的意识形态渗透，其实质均是通过“自由、平等、民主”的抽象标准，为“不改其志”的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打掩护。
可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处处充斥着阶级性和虚假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镜像”，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单边“意志”。
对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而言，民主不过是本国“上层阶级”同盟意识形态的一张“包装纸”，而“其他的社会利益”
[39]可以被概念化的民主所代表，甚至被架空。
对他们而言，普通民众的民主诉求可通过消费社会中的物欲满足所替代，因为“我们处于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世界中”
[40]。
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可被解构为各式各样的消费品，民主也不例外。阿兰·巴迪欧指出，“消费主义文化是资产阶级民主独裁统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
[41]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本该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的民主诉求，由此获得了物的形式。而民主的实质，就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的平等，转变成了物、社会成就及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由此将民主的缺席及平等不可求的真相隐藏了起来。[42]
（四）从“债务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等角度研究
“债务资本主义”（indebted capitalism）的出现和金融全球化现象密不可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歇尔·于松，将信贷及债务视为支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第二支柱
[43]，认为正是银行、金融市场及国家之间不明朗的关系，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使金融危机变成了债务危机
[44]。
债务危机使“债务人”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身份，而债务关系则成为社会统治的普遍机制。因为，
在资本的眼光中，不论是就业者还是失业者，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都是资本的债务人[45]。
而“文化资本主义”（culture capitalism）的倡导者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则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同化现象的研究，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悖论所在。
他们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精神，虽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对工人非人道化的压迫和剥削，但其批判方式借助商品形式，鼓吹个性、差异中立，导致“欲望的解放不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46]，由此消除了潜在的颠覆性力量。
但在“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提出者之一的莫利耶·布当（Yann Moulier Boutang）看来，这种潜在的颠覆力量会随着“认知资本主义”的出现重新崛起。
“认知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看成一个根据具体情况，不断改变自身形态的过程。“认知资本主义”的出现，便宣告着一种以知识和技术积累为基础的新的资本积累体制的登场。因此，当看到蕴藏在集体认知表象下的张力时，便看到新的社会斗争的潜能和希望所在。
[47]
以上可知，左翼学者正从多角度实现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突围。而每一种理论路径的突围均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全球化扰乱了人类关系，使人类面领着新的生态、人口、科学、技术、道德、领土等问题”
[48]。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皮埃尔·达多所言，因其资本逻辑的制约决定其无法逃出自身的既定框架
[49]，因此亟需替代方案的出场。
三、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方案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散，肆意掠夺着自然、社会、商品、劳动及生命。法国左翼在分析其危害的同时，还就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多方探讨。
不论是左翼学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理论表达，还是法共“选择一条与现行资本逻辑不同的道路”的具体实践，均反映出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反抗力量的崛起及超越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出场。
（一）理论角度的替代方案
左翼学者面对危机大声疾呼、奋勇抵抗，多角度论证“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理论构想，具体如下：
第一，生存美学的对抗。福柯从生命政治视域控诉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逻辑对个体生命日益隐秘化、精密化的管控。新自由主义体系操纵下的个体如何获得生命自由?在他看来，生存美学提供了答案。
生存美学将还没固定的自我本质与规训权力和自我创造联系起来，认为自我本质的建构要求一系列权力约束和主体自身调节。
[50]
换言之，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中，资本权力已遍布方方面面，当个体意识到自身已深陷某种异化、虚假意识形态的“规训与惩罚”中时，各种“生存的艺术”及“自我技术”便出现了，它们为个体生命提供了某种“美学救赎”式的精神修炼方法，使“个体在依靠自身力量或借助他人帮助的条件下……完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及不朽的状态”
[51]。
第二，重构身份政治。法国左翼学者看到，新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变迁过程。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破坏，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向橄榄型，致使新的多元化边缘群体不断涌现。
这一过程，正如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的一端，有一群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如长期失业者、残障人士、单亲母亲、无证外国人等”
[52]，他们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内，但却被排除在主流世界之外。
因此，法国左翼学者认为，超越新自由主义应付诸于这些新的政治主体及新的社会运动，并将运动中的同性恋者、女性、少数族裔等新兴边缘群体，整合为跨阶级的多元政治主体，共同纳入到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所说的“抵制生活世界殖民化”
[53]的斗争中去，让这些没有身份、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名不正、言不顺”者也能成为政治主体，平等地走进公共视域，否则“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
[54]
（二）实践角度的替代方案
法国左翼不仅从理论角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且从实践角度探寻了“一条与现行资本逻辑不同的道路”，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限制资本扩张，促进社会公平。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以极端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内核，其理论路径必然使竞争的逻辑上升为天然的准则，集体的原则沦落为空洞的话语。
正因如此，作为左翼重要力量的法国共产党，曾提出用“人的发展第一”的逻辑取代“金钱第一”逻辑的“新共产主义计划”，该计划意图在既不实行统制经济，也不向资本屈从的条件下，
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限制资本扩张；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法共对政府牺牲公众利益，挽救资本家个人的损失的做法持批判态度，认为此举让国家完全为垄断资本服务，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对市场的痴迷已不可再信，资本主义本身受到了质疑”
[55]，要求重新将资金投入民生领域，增加就业，并严厉监管资本流向，打击投机行为，提倡公有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
实际上，左翼抵抗新自由主义的行动卓有成效，像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电气的edf公司、铁路公司等基本由政府掌控，政府对开设商店严格控制，如果一个街区有一个理发店就不会再批准第二家理发店，理发需要事先预约。
与此类似，面包店、超市、饭店等都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运作，需获政府批准。此外，
法国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的57%左右用于公共支出[56]，而最能体现法国工人权益的《劳工法》，在1990年不到1斤重，到2015年重达4斤，页数多达3600页。2017年11月，法国再次修正了《劳工法》，将法定遣散费增加25%[
57]，
2019年12月，法国政府更是提出建立全民养老金制度的计划。[58]
第二，联合左翼力量，抵制新自由主义。布迪厄曾言明，在国家机构和社会领域内存在某些力量，这些力量唯有联合，才能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挑战。迪梅尼尔和莱维注意到了这股力量，将之视为由经营者阶级与大众阶级组成的“社会民主联盟”
[59]。
他们认为，随着金融化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秩序将陷入危机，而这两股力量的联合将会以一种新的代议制方案
[60]，冲破新自由主义的金融霸权、政治霸权及盎格鲁—撒克逊霸权，重夺左翼话语权；当然，作为左翼重要政治势力的法国共产党也注意到了这股力量。
1994年，法共便已提出，在公民与左翼政党之间建立“进步联合协约”，以实现法国左翼力量的国内联合。2007年，法共再次提出，与所有支持欧洲共产党联盟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采取行动
[61]，以实现欧洲左翼力量的国际联合。
综上所述，不论是左翼学者的理论构想方案，还是政治势力的具体实践方案，虽对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相关思考及实践，但就其理论而言，多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就其实践而言，并未超出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框架。
福柯付诸于生命美学的对抗，旨在通过某种神秘化的精神修炼实现生命救赎，其实是对深受资本压榨下的个体生命浪漫主义式的叹息及向柏拉图主义回归的昭示，因此不具现实性；作为法国左翼“自救”意识的身份政治，虽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多元时代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本质上仍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因此具有不可持续性；而作为左翼重要政治力量的法共，虽采取了某些具体抵制措施，但总体而言，其超越之路仍是和平之路，而非直接和现存秩序决裂。
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62]因此，真正的超越之路应如法共前全国书记玛利-乔治·比费所言，“超越不是口号，而是建设”
[6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此发展模式的背后是异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法国社会学家甘·德洛奈（Quynh Delaunay）认为，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强大的国家、劳动传统、社会凝聚力及强烈的民族意识。[
64]
正因如此，中国成为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新自由主义仍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话语。
全球化时代，正如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所指出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面对的共同敌人都是金融资本。
这就要求我们认识到，唯有破除资本逻辑的主宰，团结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左翼力量，共同抵制新自由主义，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与自由。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批判及其当代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8BKS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法语中的“左翼”为gauche（或être de gauche），根据拉鲁斯法语词典解释，“左翼”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里坐在国王左侧，有集体、进步、平等之意，“左翼”支持平等原则和平等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右翼”捍卫阶级和传统价值相对立。
[2]Ignacio Ramonet，“There Is Another Better World：A Need for Utopia ”， see from https：//mondediplo.com/1998/05/17ramonet.
[3]David Kotz，Arnaud Lechevalier et al，《Sur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neoliberal》，Actuel Marx，N°51，2012，pp.11-26.
[4]Pierre Bourieu，《Utopia of Endless Exploitation：The Essence of Neoliberalism》， Le Monde Diplomatique， décembre 1998.
[5]https：//mondediplo.com/1998/12/08bourdieu.See Pierre Bourieu，LocJ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6]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Michel Husson，《Le néolibéralisme，stade suprême?》，Actuel Marx，N°51，2012，pp.86-101.
[8]Samir Amin et al，《Qu'est-ce que le néolibéralisme?》，Actuel Marx，N°40，2006，pp.12-23.
[9]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Costs and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A Class Analysis”，see from http：//www.jstor.org/ stable/4177402.
[10]Ben Fine，《La financiarisation en perspective》，Actuel Marx，N°51，2012，pp.73-85.
[11]See 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Capital Resurgent：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2]“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see from http：//wir2018.wid.world/files/ download/wir2018-summary-english.pdf.
[13]r 是资本收益率，β是资本收入比，a 表示当年国民收入中通过资本投资获得的收益份额。
[14]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该法则表明资本收入比β由储蓄率s和经济增长率g共同决定。
[15]Thomas Piketty，La capital au XXle siècle，Paris，Seuil，2013，p.243.
[16]Paul Krugman，“Wealth Over Work”，see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4/03/24/opinion/ krugman-wealth-over-work.html.
[17]［法］弗雷德里克·博卡拉《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18]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London：Metropolitan Books，2007，p.575.
[19]《Les néolibéralismes de Michel Foucault》，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p.1-172.
[20]Stéphane Haber，《Du néolibéralisme au néocapitalisme? Quelques réflexions à partir de Foucault》，Actuel Marx，N° 51，2012，pp.59-72.
[21]Michel Foucault，La gouvernementalité，Dits et Ecrits，Paris，Gallimard/ Seuil，1994，pp.635-657.
[22]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监狱、军队、学校、工厂、收容所、救济院等“规训”机构所组成的“监狱群岛”，阐述了权力如何通过知识侵蚀人的主体性、理性如何借助知识的权力压迫“非理性”。
[23]Ferhat Taylan，《L'interventionnisme environnemental，une stratégie néolibérale》，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p.77-87.
[24]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8-1979） ，Paris，Gallimard/ Seuil，2004，p.46.
[25]See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I：An Introduc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2012.
[26]Pierre Dardot，《Le capitalisme à la lumière du néolibéralisme》，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p.13-25.
[27]Camille Renouard，《La société du mérite.Idéologie méritocratique et violence néolibérale》，Revue Projet，N°323，2011，p.102.
[28]J.D.Taylor，Negative Capitalism：Cynic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Winchester：Zero Books，2013，p.7.
[29]Béatrice Hibou，《La vie quotidienne est de plus en plus envahie par l'ordre neoliberal》，PCF.Brignoles，19 aot 2013，http：//collectifbrignoles.over-blog.fr/-la-vie-quotidienne-est-de-plus-en-plus-envahie-par-l% E2% 80% 99ordre-n% C3% A9olib% C3% A9ral.
[30]J.D.Taylor，Negative Capitalism：Cynic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Winchester：Zero Books，2013，p.10.
[31]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Costs and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A Class Analysis”，see from http：//www.jstor.org/ stable/4177402.
[32]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Classes supérieu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sous une bannière impériale!》，Actuel Marx，N°60，2016，pp.90-105.
[33]See 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4]David Kotz，Arnaud Lechevalier et al，《Sur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neoliberal》，Actuel Marx，N°51，2012，pp.11-26.
[35]Adrian May，From Bataille to Badiou：Lignes，the Presernation of Radical French Thought，1987-2017，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8，p.159.
[36]Geoffroy de Lagasnerie，La dernière leon de Michel Foucault：Sur le néolibéralisme，la théorie et la politique，Paris，Fayard，2012.
[37]［法］苏珊·乔治《新自由主义简史》，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1期。
[38]Sébastien Caré et Gwendal Chton， 《Néoliberalisme（s） et démocratie（s）》，Revue de philosophie économique，N°17，2016，pp.3-20.
[39]Samir Amin， The Liberal Virus：Permanent War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London：Pluto Press，2004，p.68.
[40]Jean Baudrillard，La société de Consummation，Paris，Gallimard-Jeunesse，1996，p.23.
[41]Alain Badiou，“The Alleged Power of Capitalism … Today Is Merely A Reflection of the Weakness of Its Opponent”，see from https：//www.criticatac.ro/lefteast/alain-badiou-of-its-opponent/.
[42]Jean Baudrillard，La société de Consummation，Paris，Gallimard-Jeunesse，1996.
[43]Michel Husson，《Le néolibéralisme，stade suprême?》，Actuel Marx，N°51，2012，pp.86-101.
[44]Maurizio Lazzarato，《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à la lumière de la crise》，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p.51-61.
[45]Maurizio Lazzarato，The Making of Indebted Man，Los Angeles：Semiotext（e） ，2012，pp.7-8.
[46]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Verso，2005，p.468.
[47]Yann Moulier Boutang，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56-59.
《Communisme pour changer le monde-Discours de Pierre Laurent》，Congrès du PCF，2 mai 2016.http：//congres.pcf.fr/34878.
[48]Pierre Dardot，《Le capitalisme à la lumière du néolibéralisme》，Raisons Politiques，N°52，2013，p.13.
[49]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An Introduc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2012.
[50]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4—78页。
[51]Luc Boltanski et ve Chiapello，《Inégaux face à la mobilité》，Revue Projet，N°271，2002，pp.97-105.
[52]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Quebec：Black Rose Books Ltd.，1980，p.20.
[53]Jacques Ranciè，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Paris，La Fabrique Ed，2013，p.48.
[54]《Congrès PCF：Un projet de résolution remanié par la crise économique》， PCF.Brignoles，14 décembre 2008.http：//collectifbrignoles.over-blog.fr/article-25791194.html.
[55]《La croissance des dépenses publiques》，Fipeco，29 avril 2019.https：//www.fipeco.fr/fiche.php? url = La-croissance-des-d% C3% A9penses-publiques.
[56]《 Réforme du droit du travail》， République Franaise Gouvernement.fr， 30 novembre 2017.https：//www.gouvernement.fr/action/ reforme-du-droit-du-travail.
[57]《Le projet de système universel de retraite présenté par douard Philippe》，République Franaise Gouvernement.fr，11 décembre 2019.https：//www.gouvernement.fr/ partage/11314-systeme-universel-de-retraite-le-projet-du-gouvernement.
[58]Pierre Bourieu，Firing Back：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London：Verso，2003.
[59]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Crise et horizons post-néolibéraux》，Actuel Marx，N°51，2012，pp.102-117.
[60]参见［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 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37—151 页。
[61]胡振良《法国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与法共的未来》，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4期。
[62]《Rapport de Pierre Laurent au 34ème Congtès du PCF（1ère partie）》， PCF.Brignoles，14 décembre 2008.http：//collectifbrignoles.over-blog.fr/article-25779014.html.
[63]《Parti Communiste：Aller aux réalités derrière les mots》，PCF.Brignoles，17 juin 2008.http：//collectifbrignoles.over-blog.fr/article-20516027.html.
[64]Sylvain Urfer，《Quynh Delaunay， Naissance De La Chine Moderne》，Revue Projet，N°342，2014，p.96a.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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