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争端既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向，又暴露出人们对世界贸易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存在认识误区。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比自由贸易的历史更为悠久；在资本主义扩张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通常相辅相成；贸易保护主义及贸易战是世界经济危机与大国霸权收缩阶段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结果；贸易战通常是一个长期过程，几乎很难实现速战速决。我们要跳出孤立看待中美贸易争端的局限性思维，把中美贸易争端放到世界历史的广阔视域中来认识，从世界贸易的发展规律来把握，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避免战略误判。
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10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抬头且日益加强，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增高，贸易争端增多。所谓贸易保护主义，即一国采取种种措施对对外贸易进行管制，限制国外进口，以确保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中的优势，同时为本国商品出口、争夺世界市场提供优惠的主张和政策。当一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时，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的措施，使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争端升温加剧，俗称贸易战。应该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乃至贸易战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激烈化的一个表现，并对世界经济总体运行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形势下，2018年年初以来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爆发了贸易摩擦，且至今尚未偃旗息鼓，成为当前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并引发了舆论热议。
面对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咄咄逼人的保护主义攻势，有人竭力鼓吹中国应高扬自由贸易大旗，保持继续开放立场，有人则疾呼中国应借机相应实施保护主义，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悲观喟叹“中国打不起赢不了”者有之，乐观预言“打不起来”或“很快结束”者也有之。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在漫长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并非新鲜事物，当下流行的种种观点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的认识误区，这种误区又来自对世界贸易史缺乏了解，从而导致对当前情势把握不准。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待中美贸易争端，而是要把中美贸易争端放到世界历史的广阔视域中来认识，从世界贸易的发展规律来把握，这样才能获取更全面的信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战略误判。
一、迄今为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比自由贸易的历史更为悠久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历程，世界贸易的最早形态并非自由贸易。古代社会就存在远距离跨境贸易，但是直到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具有世界性质的国际贸易才开始兴起并获得显著的发展。其背后的根本推动力是代表新兴民族国家力量的西欧专制君主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对聚敛货币财富、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迫切需要，而对外贸易实现顺差被看作获取和积累货币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君主专制国家开始运用国家权力来干涉对外贸易，限制货币流出，增加货币流入，提高贸易顺差，降低贸易逆差。这种早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理论上的代表是重商主义。在从15~18世纪漫长的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过渡时期，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一直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保护关税制度也于17世纪产生于英国。
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实行了长达三百多年的贸易保护主义，直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完成后，才开启了以不威胁本国工业绝对优势地位为前提的自由贸易化进程。即便如此，也不能说19世纪出现过一个全球自由贸易的阶段，因为19世纪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英国及其帝国殖民地或附属国单方面采取的自由贸易。相反，19世纪中后期，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社会蔓延，主要国家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法国、美国、意大利都实行高关税，保护关税被看作当时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才取得不小的进展，各国关税壁垒普遍降低，全球贸易额的增长和资本流动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重又纷纷筑起关税壁垒，无论是贸易自由化还是资本自由化都遭到了阻隔。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又重新祭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英国霸权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便中断了。
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在其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也是和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的。1776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时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就提出了旨在“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1815年之后，美国正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即便在19世纪90年代实现了工业崛起和20世纪初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国之后，仍然没有放弃保护关税制度，只有在1913年至一战结束前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实行过短暂的降低关税政策。但是到了1922年，美国政府再次提高关税，而当前贸易争端中普遍采用的保护主义手段——“反倾销”政策——第一次出现在1922年的关税法中。二战结束后，已取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地位的美国才举起了自由贸易的旗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但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竞争日渐激烈，同时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在美国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基础有所削弱。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而美国由于冷战结束一超独霸，才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和主导者。
综上所述，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前，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国际贸易史的大多数时期都由贸易垄断、特许专营、保护关税占据，国家间由于经济竞争爆发激烈的贸易战，更是历史的常态。自由贸易只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进程中、20世纪初至一战之前、二战结束后的短暂时期以及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才成为主流。
二、资本主义扩张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通常相辅相成
不能简单地把自由贸易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立面，二者从根本上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时代，它们统一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扩张基础之上。首先，两种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致。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主义，都是一国经济实力发展和壮大的手段，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都服务于本国资本集团争夺和主导世界市场的需要。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贸易保护主义能够聚集起资本力量，推动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促进国内自由贸易，从而缩短生产方式从小生产向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过渡的时间。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经济落后国家可以有效扶植支柱产业，加速发展民族工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最终提升自由贸易参与度。例如，英国通过15~16世纪的保护主义政策对毛纺织业的扶持，使毛纺织业在16世纪末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超过了原先在世界毛纺织业市场上领先的佛罗伦萨和尼德兰，其出口占了全国商品出口的90%。而自由贸易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可促进自身的经济活力，有利于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其次，两种政策都以参与对外贸易的途径来实施。对于自由贸易来说，对外贸易本身就是其内在的命题。而贸易保护主义从源头上看也绝非主张闭关锁国。例如，重商主义者从来都主张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来增加国家的货币和财富，他们不是只限制进口，还大力鼓励出口。贸易保护主义通常只被看作阶段性的而非永恒的，同时，不是在所有产品或产业上而只是在特定产品或产业上实施贸易保护。例如近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美国的汉密尔顿、德国的李斯特等人主张保护幼稚产业，也是从最终成熟产业打开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出发的。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可以看作是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实行的暂时性措施。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和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交替出现和主导。[1] 15~18世纪是资本主义的童年时期，它还未在任何国家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这一时期重商主义盛行，强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促进民族国家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断壮大。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后，具备了称雄独霸世界市场的实力，对外贸易的基调变为了自由贸易。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过19世纪英国和其竞争者是如何交替使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手段的：“那些在四十年前认为唯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诚实的贸易’和惩罚性税率等要求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当英国工业家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去摧毁日益软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2]
一战至二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不断陷入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当中，各国纷纷高筑关税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成为主导形态。二战后，为了尽快实现经济恢复和工业重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但同一时期，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建立独立工业体系，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利用国际资本，发挥比较优势，纷纷加入资本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自由贸易也相应地成为主流的政策和理念。
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国家是完全只实行一种政策，而是两种政策相互并存和巧妙结合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大工业资本，不仅追求垄断国内市场，而且也尽可能追求垄断世界市场。例如，在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3] 当前，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尽管一方面对中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另一方面又与加拿大、墨西哥共建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和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三、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是世界经济危机和大国霸权收缩阶段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结果
15世纪以来世界贸易开启的历史，同时也是在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不断更迭的历史。意大利学者乔瓦尼·阿锐基将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霸权周期，分别是15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17~18世纪的荷兰周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和19世纪末至今的美国周期。每个霸权周期都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霸权上升和霸权下降两个阶段组成。[4] 许多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表明，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以及霸权衰落阶段，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和贸易争端快速增多时期。
首先，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国际和国内的需求萎缩使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一方面，各国本能地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国内市场，减少外部竞争，以扶植新兴产业，重振本国制造业，复苏经济；另一方面更拼命对外争抢市场，通过输出本国过剩资本和商品来减缓国内危机，由此更容易引起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例如，美国在19世纪40、50年代的最高总关税为30%，内战之前的1860年甚至降到了15%左右，但是在内战经济大萧条的这段时间里，进口关税就骤升到约40%~50%。[5] 在1873年危机之后至1893年，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和萧条，这导致了19世纪最后25年保护关税在主要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盛行。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是另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贸易战激烈的历史时期。正是在1930年纽约股市崩溃后，美国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总体税率从之前的约15%提升到近20%，最高关税比率接近60%，成为历史上最高关税。这一举措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报复性提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进口管制加强，由此也加重了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而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增强。根据WTO数据统计，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反倾销年平均发起案件数约202起，2013~2015年为年平均241起，2016~2017年已增长为年平均约266起。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保护措施数量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0%。[6] 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6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7%，涉案金额85.4亿美元，同比上升156%。其中，反倾销案件4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6起。而在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中，立案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印度。[7] 也就是说，美国绝不是唯一对中国发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存在程度不一的贸易争端。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是只针对中国，美国与它的盟友欧盟、加拿大、日本之间也都存在贸易争端。根据全球贸易预警
（Global Trade Alert）的统计数据，2018年1~7月，美国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了全球比重的33%。[8]
其次，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由贸易的关系一样，在霸权兴盛的时期，由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处于绝对优势，霸权国家通常乐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但正如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所说的，这是在霸权垄断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一旦霸权进入衰落期，霸权国家为了挽救这种颓势，便竭力运用保护主义作为维持既得优势和势力范围、打击新兴对手的武器。这也相应地引起了主要竞争对手的同等措施，藉此形成连锁反应，贸易争端随之扩散到其他贸易伙伴国中，贸易战更容易爆发。
英国于1651年通过了《航海法案》，并在1660年修订为《航海条例》，规定：欧洲、美洲和非洲的一切商品要运抵英国，必须要通过由英国船员管理的船只；欧洲国家生产的商品要运入英国必须通过该商品生产国的船只或英国的船只。这个条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英国的海上贸易利益，同时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海上专营贸易，对荷兰的海上贸易霸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荷兰和英国在17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了三场战争，英国取得了胜利，加速了荷兰霸权的衰败。
20世纪初，德国、美国等新兴工业国在世界市场上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主导地位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甚至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1915年不顾美德等国反对颁布的旨在保护其汽车工业的《马克凯恩》法案，1921年针对进口的精密仪器、化学品、金属制品课征收50%关税的《保护工业部门法案》，1923年具有建立无差别贸易壁垒意味的《进口关税法案》，自此，英国走上了贸易保护的不归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断遭遇到来自欧共体、日本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等多方的威胁，后者在经济和科技的各个领域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与战后全盛时期相比，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也大为缩减。因此，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197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就开始进入了其霸权的收缩阶段。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主要贸易国家之间多次爆发了激烈的贸易争端。1950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率只有13%，但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在征税基础上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正式拉开了贸易战的序幕。
当前正是世界经济萧条期和美国霸权衰落期两个周期的叠加时期，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无疑出自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浅层的重振经济的要求和深层的维持霸权的原因，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频频挑起贸易战，尤其是针对主要竞争对手（如中国）的种种举措也完全不出意料。贸易战是当前世界局势的必然结果，美国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头，贸易保护主义是其本能的、必然的选择，绝不是某一任政府或总统个人的特殊偏好。因而，不能把当前美国的贸易保护行径或中美贸易争端仅仅归于特朗普政府的“好战”。面对美国国家实力要么扩张而衰落、要么收缩而重振的两难选择，特朗普政府未必比小布什政府甚至奥巴马政府更为“好战”，更加“保护主义”。根据统计数据，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即2017年，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共141起，反而低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147起/年的平均水平。[9] 2017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逐渐集中针对中国这个贸易最大顺差国，即便如此，2017年对华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并没有比2016年增加，这两年的措施数量均为83起，略少于奥巴马8年任期的平均数量（84起/年）。[10]
世界贸易史的发展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贸易战，历数其中有名的、规模较大的尤其是处于重要历史时刻的贸易战：17世纪的英荷贸易战、英法贸易战，20世纪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贸易战，70年代之后的日美贸易战、美苏贸易战、美欧贸易战，21世纪初的钢铁贸易战……便会发现，这些贸易战有如下特点：都发生在主要国家之间，因而涉及的产业领域广，具有世界性影响，同时持续时间长，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美国主动挑起的大的贸易战，都会延续几年甚至数十年。
英国为与荷兰争夺海上贸易霸权，颁布了相当于禁止性关税的《航海条例》，从而引起和荷兰之间的名副其实的“贸易战”。英国颁布航海条例的第二年，便爆发了英国与荷兰之间的第一次战争，随后，在1665~1667年、1672~1674年又爆发了两次英荷战争。直到1674年英荷两国签署《威斯敏斯特条约》，英荷之间的海上贸易战才正式结束，前后持续时间长达22年。
法国在1667年颁布税则，对几乎所有进口货物进行征税，主要是要排斥从英国和荷兰进口的工业品，由此也招致英荷两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对法国商品提高关税。法国对此的回报是于1672年入侵荷兰，1679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而法国与英国则围绕禁止性关税展开了漫长的争吵，双方不断采取限制和报复措施，18世纪初，英国便彻底否决了与法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直到1783年凡尔赛合约之后才停止了两国的贸易争端。
著名的20世纪日美贸易战同样持续很长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1991年，美国针对日本共启动了15次301调查，时间长达10多年。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预谋地开启了和苏联之间的“石油战”。最初美国要求西方各国抵制苏联石油出口，实施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而围绕输油管道禁运美苏就纠缠和防攻了近10年。而后通过逼迫欧佩克产油国提高产量，操纵国际油价下跌，使苏联石油出口严重受阻，并迫使西欧盟国停止对苏资本输出和机械设备供应及技术支持，掐断苏联石油命脉，在80年代最终赢得石油战争的胜利，这一过程持续了近20年。从60年代末开始，美国陆续对欧洲的香蕉、布料、地毯、玻璃、钢铁等提高关税，欧洲则对美国的大豆、鸡肉、飞机、电器及在欧的美资企业加税，贸易战后来蔓延到金融领域，最终发展为黄金储备战，持续了30多年，直至2000年通过谈判才得以终结。
世界贸易史若干事实表明，自由贸易并非迄今为止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常态。当涉及作为自由贸易机制建构背景的经济全球化时，同样不难理解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为标志之一）的退潮为什么总是反复发生。全球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体是民族国家，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这蕴涵了贸易保护主义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全球化实质上“是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运动过程”。[11]
因此，基于真实的世界贸易史，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首先，如果仅仅看到全球化与自由市场相联系的一面，认为多边或全球自由贸易将普惠世界各国，看不到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全球自由市场冲突和对立的另一面，那么必然陷入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而无法理解贸易战产生的客观性和内在必然性。
其次，既然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是调节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以及国际生产关系的手段，并不存在孰优孰劣、根本对立的问题。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对这二者采取现实主义和灵活的为我所用的态度。
再次，由于民族国家主要基于本国利益参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便充斥着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斗争和博弈——这种斗争和博弈归根结底是在最大程度地争夺全球化的主导权（包括规则的制定权），这决定了每一次的斗争和博弈（包括国家间的贸易争端）既有当下性意味又折射出长远性。这要求我们：冷静应对，做长期准备，对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未来既不一味悲观也不盲目乐观。
注 释：
[1] 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历程，学界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将之划分为四个典型阶段：15~18世纪早期的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期的近代“保护幼稚产业”论、19世纪末至二战的超贸易保护政策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8~42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4页。
[4] 参见〔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See Pierre Lemieu,“Patriotism as Stealing from Each Other”, Figure 1, Regulation 40:4 (Winter 2017-2018), p.68.
[6] 根据WTO官方网站数据计算，
http://i-tip.wto.org/goods/Forms/GraphView.aspx?period=y&scale=lg。
[7]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官网：
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4130/2016/0720/673193/content_673193.htm。
[8] 商务数据中心：《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第5页。
http://images.mofcom.gov.cn/zhs/201811/20181112173153527.pdf。
[9] 张宇燕、冯维江：《如何理解中美贸易摩擦》，《光明日报》2018年4月24日。
[10] 苏庆义：《特立独行的特朗普贸易政策》，澎湃新闻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0179。
[11] 叶险明：《关于“逆全球化”的方法论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四期，昆仑策网【授权】，转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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