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创造了许多人类史上的奇迹。其中的一个奇迹，就是将许多曾经与我党我军有血海深仇的国民党战犯成功地改造为了新中国合格的公民，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948年12月25日，解放战争已进入末期，新华社公布了43名头等战犯名单。建国后，公安部提出，在解放战争时期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根据这个标准，当时列为战犯的有926 人。这些落网的战犯，按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宽厚为怀的毛主席早有指示，对这些战犯“一个不杀”，而是把他们关押起来进行改造。1950年春，一批国民党战犯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初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战犯们纷纷写悔过书，但有一个人却坚决不肯写。他不仅不肯主动悔过，而且还竟然对管理人员说：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生于1907年9月19日，湖南长沙人，自诩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思想开明。文强的姑母文素勤，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也就是说，毛主席是文强的表兄。
关于文强这个表弟，毛主席从未提起过，双方应该是远亲。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扛子，以后，我跟他抬扛子非常之多。我把他叫做毛大哥，我们之间并无拘束。”
文强是黄埔军校四期生，与后来的国军将军张灵甫、胡琏、李弥，我党名将林彪、曾中生、刘志丹、伍中豪、段德昌、李运昌等是同学。就读黄埔军校期间，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1930年10月，文强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他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
“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我党地下工作者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主持下的四川省委武断地开除了文强的党籍。1942年，文强出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5年春，戴笠将文强调到西安，让其担任了军统北方区区长。就在这一年，文强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这些履历也是文强后来自述的，我表示怀疑。当时军统中能干到中将者寥寥无几，即便是军统头子戴笠，生前也一直是少将，死后才被追认为“中将”。1946年春戴笠坠机身亡后，文强乘机脱离了名声很坏的军统，担任了程潜麾下的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处长，后被杜聿明点名要去，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这个时候他的中将军衔，史有记载，是真的。
“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出人意料的是，当时身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是被一群十五六岁、很彪悍的解放军娃娃兵缴械的，可谓战史奇闻。在《文强口述自传》一书中，文强还讲述了这样一则往事：淮海战役时从徐州撤退途中，国民党军抓到我军的7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文强却未执行此令，暗中把这7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了7个武工队员。文强随即为杜聿明作证，对审查组说：“那7个人被我放掉了！”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7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文强被俘后，由于性格倔强，一直拒绝写悔过书，劳改生活长达26年。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才获得了自由，苦尽甘来。特赦之日，文强热泪飘零，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首诗抒怀：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
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
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
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从此诗中，我们可看出，他彻底服了共产党，回归了人民的阵营。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弟弟在美国，另有一个弟弟在台湾，但他说：
“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此后，文强在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有固定的工资，生活有了保障，自得其乐。1983年，文强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情系祖国统一大业。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担任了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的校友们，呼吁国家统一。
“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
文强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叫周敦琬，后病故。第二任妻子叫葛世明，后自杀。第三任妻子姓张，是个寡妇，比文强小15岁，文强特赦后两人才经人介绍认识并结婚的。这个妻子脾气古怪，极端自私。婚后不久，这个妻子向文强提出诸多要求，文强办不到，她就不给文强做饭吃，有时还锁上大门不让他出去。文强的工资她悉数“管理”起来，还写信向文强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文强忍无可忍，与她分居，希望她能改变。没想到分居后，此人闹腾得更厉害了，文强狼狈不堪，只得起诉离婚，给了她一笔钱，房子让她住着，自己搬到儿子家，这才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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