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伟大建党精神肇始于百年前先驱者们的上下求索，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代代赓续的红色血脉，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
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之所以称之为大事变，是因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1918年，李大钊豪迈展望：“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宣称，我们不应该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1920年春，陈望道在故乡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屋里翻译《共产党宣言》，“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
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本便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的立场与振聋发聩的文字点燃了革命的火种，成为党的先驱者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1920年，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逐渐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刘少奇回忆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
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对其“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明确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
真理之光如灯塔、如磁石，召唤同路人并肩前行。1922年，36岁的滇军名将朱德放弃高官厚禄，到北京、到上海、到巴黎、到柏林，一路追寻共产党的足迹。他在延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中陷入苦闷疑惑，而新生的共产党让他看到了希望：“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了……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派我做什么都行。”11月，在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危亡之际，诞生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洪流和民族解放大潮中，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封遗作概括了李大钊“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的一生。在38年短暂却光辉的生命中，他把一切都献给了这项事业。
1915年，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大声疾呼：“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1916年，他在《青春》中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十月革命后，他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播撒革命火种、传播真理之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泯灭的初心、永不言弃的使命。
1927年6月，方志敏在与缪敏婚礼上致誓婚词：我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为了救可爱的中国，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俩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1935年不幸被捕后，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畅想未来：“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陈列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一级文物，这是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他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从容镇定，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用残忍的“三绞法”对他实施长达40分钟的绞刑，比其他人时间长一倍。临刑前，他慷慨宣示：“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赵世炎大义凛然：“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1928年3月，向警予不幸被捕，她坚贞不屈，对党的秘密一字不供，被杀害时年仅33岁。三年后，36岁的蔡和森为理想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对革命伉俪曾在结婚照中捧着一本《资本论》，象征二人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为这份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生命，可谓“向蔡同盟称盛事”“豪情惊世界”！
毛泽东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毛泽东自己就有6位亲人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和豪情壮志谱写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誓言。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李大钊敏锐地预见到世界的新潮流将是“庶民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
五四运动使董必武认识到，旧的革命方法行不通，“要得自由解放、和平统一，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中国共产党的基因里始终铭刻“人民”二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从来都是一致的。
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被捕，敌人希望从他这里打开缺口，将中共江苏省委乃至上级机关一网打尽。陈延年厉声回复：自从我参加革命起，就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丝想要的东西。
1933年，在狱中，国民党试图利用邓中夏受到王明路线打击的事挑拨他与党组织的关系，却被怒斥回去：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他对狱中战友说：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
“心底无私天地宽”。为了践行不负人民的初心宗旨，中国共产党以最坦荡的精神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立党为公、忠诚为民。
毛泽东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副教授；来源：“中国伦理在线”微信公众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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