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孙女邹宗平的记忆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四光是个更为具体生动、有血有肉的人。他既是有着坚定信仰的科学家，也是尊重女性的谦谦君子。而李四光加入政协的过程，也是十分有趣...
图为1954年底李四光夫妇与外孙女邹宗平一起享受冬日的阳光
李四光（1889—1971），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我的外公是李四光，他曾对年幼的我讲过许多自己的事情。现在我从中选出几件往事讲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地质学家之外的“李四光”，一个不被大家熟知的“李四光”。
外公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认识了宋教仁和马君武，后经这两位先生又认识了孙中山。本来他留学是想要学习造船技术，以此实现强国梦想的，但到了日本接触了这些革命者以后，发现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工业的极度落后，更主要的是社会的极度腐败。要想让中国变成一个强国，不仅要学工业、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所以他更加积极地靠近在日本的进步学生。1905年8月20日，宋教仁带他到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场。成立当天，全体与会人员来到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面宣誓，外公是由孙中山带领的。待宣誓完毕，孙中山见他长得比较小，于是问：“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今年16了。”孙中山非常高兴地说：“湖北李四光16岁就向往革命，非常的好。”还送给他八个大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而后，外公用他这一生来实践了这八个字。
自此，外公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最年轻的成员，因此后来周总理评价说他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
1910年，外公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以后回到了湖北，在一个中学做老师。清政府一贯不承认国外的学位，所有留洋学生都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考试。于是次年6月，外公接到清政府通知，到北京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公布以后，他被授予了工科进士的称号，此时是10月左右，因此他大概是宣统皇帝统治期间最后一批进士之一了。
不久，外公在北京听到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立刻赶回武汉，组织人力车夫、码头工人为起义军搬运弹药，运送伤员。起义成功之后，外公被推选为湖北省实业司司长。
1969年，毛主席接见科技界群众代表时，与李四光（左）交谈
毛主席：你能不能给我找点书？
1969年，毛主席在接见科技界群众代表时，在队伍中看见了外公，就一把拉住他说：“我正好找你有事。”两人从天体的起源聊到人类的起源，最后主席说：“我现在对科学挺有兴趣，你能不能给我找点书?”外公问：“主席想看哪方面的书？”毛主席说，就你研究的那些。外公回去后找了一些书，发现都太专业晦涩了，不太适合主席看，就给主席写了张便条说：“给您找了一些，但是不太适合您看。我给您写一本吧。”后来外公就写了那本著名的科普读本《天文•地质•古生物》。
蒋介石请客：李四光怎么没有来？
外公这一辈子特别讨厌蒋介石，所以他老躲着蒋介石，一辈子都不愿意跟他照面。
抗战时期有一次外公到重庆去开会，蒋介石宴请参会人员。外公开完会就回了广西，没去参加宴请。谁知他的桌签被放在了蒋介石的右边，宴请开始的时候一看外公没来，蒋介石就有点不高兴，说：“李四光怎么没来？”翁文灏打圆场说：“他病了，重感冒。”蒋介石这才作罢。解放后外公见到翁文灏还说：“你救了我一命。”
1937年，外公和他创立的地质研究所本来在庐山，结果日本人很快打来了，要赶快撤退。当时国民政府命令所有中央机关、研究机构一起搬到重庆去，但外公想，重庆比较小，去了恐怕要与蒋介石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他请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联系了广西军阀李宗仁，希望能将研究所搬到广西。李宗仁特别欢迎，于是外公就联合物理所打了一个报告说，大家不要一股脑儿都搬到重庆去，也搬几个研究所到广西去，广西也很落后。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快便获得了批准。所以他和地质研究所就搬到了广西桂林，一直到1944年。
1952年，周总理与李四光交谈中
周总理：如果你们发现了李四光
请协助他回国
1948年，外公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到英国去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会后便留在英国做地质考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给他写了一封信，欢迎他回国来。1949年9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外公的名字就出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政协委员名单之中。国民党当局看到了这一消息，就叫驻英大使郑天锡去找外公，想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而且不要回国。此时，陈西滢找到外公说：“你要想离开就赶紧走，要不然你就走不了了。”当天晚上外公就提着小箱子去了法国。其时,外婆还留在英国。后来外公到了瑞士，给她写了一张明信片，外婆便也辗转到了瑞士。会面后两人买了从意大利到香港的船票。然而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固定的航班，船票都是没有日期的，他们在欧洲足足等了三个月，其间与所有人都失联了。上船后又行驶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到香港。
周总理始终非常关心外公的去向。他很担心外公会从东欧回国，因为那时东欧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而外公拿的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护照，这样会产生签证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发电报给当时驻布拉格的新华社社长吴文焘说，如果你们发现了李四光，请协助他回国。吴文焘给周总理发电报说，现在没有李四光的消息，他肯定会从西欧回来的。所以周总理就委托叶剑英找了一位黎先生到香港去，黎先生会说英文，到香港也比较好伪装。这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外公的护照上写的是他的英文名字J.S. Lee，J 意思是仲揆（外公原名，后用作字），S是四光，L是李。但黎先生没弄清楚，隐约记得叫Jes Li，就拿这个名字到处打听外公的下落。这时，我外公也托好友陈厚甫打听怎么回国。很巧的是，陈厚甫遇到了黎先生，问他：“你说的是不是叫J. S. Lee啊？”黎先生说：“我也搞不清楚，有点像。反正是英国来的老绅士，学地质的。”陈厚甫说：“我正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在打听怎么回国。”这样阴差阳错居然就接上头了。
外公到了香港后，他的老朋友到码头来接他并安排了住所。两天以后，黎先生来拜访外公，先给他讲了一下内地的形势，然后说：“我奉总理的指示安排你回国，你在这儿安心休息等待。”过了一天黎先生又跟他说：“明天早上，你们夫妻俩到海滩上去散步，其他的就不要管了。”第二天早上，外公、外婆就依照嘱咐去散步，没一会儿就来了一辆车，司机说他是黎先生派来的。两人上车后就过了罗湖桥，最后到了南京火车站。其他东西，大大小小箱子好几个，后来在黎先生安排下拿了回来。回国前外公已经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当他回到北京，《人民日报》的报道标题就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昨日抵京》。
其实，外公回到南京的时候，满脑子还是想着回南京地质所做研究。但因为是周总理安排他回国的，所以他还是先到了北京。周总理来看他，两个人关上门在房间里谈了三个多钟头。外公说：“我的兴趣主要在做研究，我想再回南京去。”周总理就跟他说：你这种想法不完全正确。其实你回来之前，就要开地质工作者的代表大会。这件事已经筹备了很久了。当时你与国内失联，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有人说李四光是不会回来的，还是开吧。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碰到了什么困难。我就等你回来开这个会，因为我认为你是组织地质工作最合适的人选。你当初去做研究是孙中山跟你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现在国家需要你来做组织工作，你也应该把这个重担给承担起来。这也是为了振兴中华。最后外公接受了周总理的意见，答应来做组织工作。
解放前，外公除了参加过同盟会之外，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1950年回国以后，他也没有提出要入党。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思想上还有很多需要改造的地方。此前他出国的时候，国民党打内战，中国是一塌糊涂的，等到1950年回国，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中国。他认为自己年轻时参加辛亥革命想要得到的结果，现在看到了，所以他非常热爱新中国，对共产党非常地崇敬。他认为，大家在为新中国成立而努力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生活相对优裕的旧知识分子。因此他没有资格参加共产党，只有为国家建设而继续努力。
到了1957年，外公左肾上长了一个特别大的结石导致尿血，当时以为是癌症，就在杭州休养。一天，周总理一个人来疗养院看他，还特别高兴地说：“我把他们（指秘书、警卫等）全部甩了！”两个人到屋子里关上门，又谈了好几个钟头。周总理先是讲了讲国内的形势，然后说：“李老，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呢？”外公非常惊讶地说：“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党员，我还有很多旧思想需要改造，我怎能入党呢？”周总理说：“李老，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过去虽然你没去打仗来建立新中国，但是你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工作。你应该申请入党，这样的话你才能更靠近党组织，可以进步。”周总理还说：“如果你有意愿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第二位入党介绍人，我建议你找董老。”周总理说的“董老”指的是董必武。董老是湖北人，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和外公相识。周总理这么讲，可谓为外公考虑得十分周到。
事后，外公认真地考虑了周总理的意见，回京后就跟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讲：“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申请入党，在入党过程中和入党以后继续改造思想。”但他自己也说：“总理那么忙，我怎么能去找他做入党介绍人呢？”何长工说：“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吧。”由于外公时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位是何长工，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1958年，外公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64年夏，李四光周末带外孙女到香山樱桃沟散步
李四光：
你想要一个每天卿卿我我的人
还是要比较有本事、努力工作的人
外公与外婆的相识是很浪漫的。一次赈灾义演上，外公看到一位年轻女士在台上弹钢琴，于是问旁边一位物理系教授她是谁。刚巧这位物理系教授的夫人是那位女士在教会学校的同学，于是她特别热心地介绍外公与后来的李夫人、我的外婆许淑彬相识。外公对外婆说：“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因为学习比较紧张，就买了个小提琴，找人教我拉。我拉得不怎么好，回国以后没人愿意给我伴奏，你愿不愿意给我伴奏？”外婆说：“好，我给你伴奏啊。”那时外公32岁，外婆26岁。两人一个拉小提琴，一个伴奏，一来二去便成就了一段姻缘。1923年1月，他们俩就结婚了，蔡元培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外婆和外公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外婆是一个大小姐，父亲在清政府中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民国后又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供职，比较有钱也比较洋派。那时女性念书的机会不多，但外婆从小就被送到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念书。她一直在家里很受宠，脾气非常大，生活也很奢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反观外公，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农村的私塾先生，家里比较穷。外公从小在农村长大，还要做砍柴、放牛等农活。他自己的生活是很简单的。由于小时常见农村男人喝醉酒打老婆，他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非常反对这一封建陋习，所以一生滴酒不沾。
1935年李四光去英国讲学前与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在上海
去日本留学之前，大家想，家乡可算是出了一个大知识分子，于是凑钱请他吃了一顿饭，又是甲鱼又是鸡的。外公从小吃荤的机会比较少，吃完这顿饭在去往日本的船上就开始生病，一直上吐下泻。到了日本去看医生，医生对他说：“你这个人不太适合吃大荤，你的肠胃接受不了，以后不要吃荤了。”
自此以后，外公一辈子都不吃肉，即便是鱼虾也吃得很少，吃得最多的“荤腥”就是鸡蛋。但外婆爱吃，且什么好吃吃什么，外公尽管自己生活简单，但都尽量满足她，而且外婆在家里是管事的。因此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然，两人之间难免会产生一点小矛盾。有一次，外公搬了一块石头回家，他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好的冰川标本，于是带回来想在空闲的时候拍照研究。不久他带学生出野外，而外婆因为是江苏无锡人，特别喜欢吃雪里蕻，每年冬天都要腌一缸，正愁找不到适合压雪里蕻的石头，一看这块石头不错就给压上了。咸菜是腌成了，但这块石头就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等外公从野外回来，想再看看这块石头却怎么也找不到，就问她石头跑哪儿去了，外婆这才知道“闯祸”了。外公非常不高兴，但他一生都对女性非常尊重，尤其是对我外婆百般呵护，从不对她发脾气，所以尽管如此也只是很耐心地对她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质标本。以后我的石头你要动的话，最好先问我一下，别给我扔了。”
还有一段时间，外婆嫌外公一天到晚忙工作，没空陪她，很生气。有一次，她把石头堆了一床就到她哥哥家去了。外公见了，知道外婆生气了，就赶快去把她接了回来。外婆生了女儿之后，外公每天下课以后赶到医院去看她，问完“你今天好不好、昨晚睡得好不好”，就掏出一块小木板，搁在膝盖上开始写文章。外婆很生气地说：“你这人怎么一点情趣也没有！”外公说：“你自己选择一下，你想要一个每天卿卿我我的人，还是要一个比较有本事、努力工作的人呢？”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外婆也很支持他的工作。
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独生女儿。外公是地质学院士，我母亲李林是物理学院士，我父亲邹承鲁则是生物化学院士。“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是外公一生的真实写照，也一直在激励我不断博学慎思而笃行。
（来源：中国政协网、《纵横》编辑部 中国文史出版社，本文根据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名人之后话名人”系列讲座录音整理，选自《纵横》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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