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思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世界百强企业顾问。
【提 要】不管是对付中国，还是对付苏联，美国发起的“混合战争”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推翻共产党，复兴资本主义，令国家遭受灾难，而这一切成功与否的前提是分裂主义取得胜利。美国反华势力现正决意阻止中国发展。中国现正面临混合战争的多条战线攻击。只有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克服这种局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继续带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抵御美国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失败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就如苏联所发生的一样。
当前，暴徒在香港挑起事端、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全球范围抹黑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措施的舆论战，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等，如此种种，显示出美国正在实施一场“混合战”，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保卫中国免受这些攻击！这是总结美国对苏联、德国、日本或其他国家实施的所有类似攻击，得出的重要经验。事实上，美国当前对付中国的手段，与它成功摧毁苏联，以及对付其他主要国家的手法非常相似。因此，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提前预测些行动极其容易。美国在对付中国时，也会使用类似的社会力量，并利用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相似的混乱——笔者早前的一篇文章论述了当前形势下的这个特征，即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积极扮演挑衅性角色的原因。但当前的情况与当年美国攻击苏联时有着明显的区别。当年，苏共没有及时对美国的攻击采取行动，造成的结果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导致苏联遭受“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而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人民应对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打开了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如下文所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作用，中国在受到美国的攻击时，必然会重蹈苏联和其他国家覆辙。然而，中国的媒体鲜有充分认识到，在香港针对中国挑起的事端、与美国的其它策略如制裁华为、贸易战等，彼此相关，组成了美国其针对中国的“连环计”。鉴于此，下文将对美国在香港所使用的手段与其对苏联的攻击手法，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希望有助于大家看清形势。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美国政府曾长期针对俄罗斯爱国者和拉美左派进行攻击，进而据此经验提出“混合战争”概念。顾名思义，“混合战争”概念不仅包括正面的军事战争，且大大超出了简单的经济措施的范围——它包括鼓励分裂主义，给敌对方施加经济压力，发起网络战争，利用经济政策中模糊不清的地方获得敌对方买办阶层的支持，控制敌对方大部分媒体，以及利用外国非政府组织（NGO）等等。“混合战争”的本质是，上述攻击措施应结合一起，而非仅仅利用单个攻击点。但鉴于篇幅有限，关于“混合战争”的更多细节就不在这里赘述，下文将仅就美国针对香港的攻击手段进行详细分析。除此之外，还将简要分析这种攻击手段与其他攻击形式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对此，笔者在俄罗斯有过亲身经历。当时笔者在俄罗斯有一个消息来源，这个人是中国人接触不到的——他隶属于西方反华势力，而早期的反俄势力最初以为我支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攻击，因此，这些势力公开告诉我他们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话他们是要小心地向中国人或俄罗斯人隐瞒的——后来，当我发表文章后，这些消息来源便停止了同我的接触，但那时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因此，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我将在本文中添加一些我的个人生活经历，以使大家对美国对付中国的手段有更一步的认识。美国目前乱港所使用的策略并非新招。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源自英国在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过程中战略和战术，随着美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这些战略和战术被美国效仿和发展。事实上，香港当前乱局背后的历史背景，显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殖民统治中国部分地区遗留下来的遗产。但要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就有必要纠正对英国殖民统治形式的误读。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窃取了香港，随后英国加大对中国的攻击，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烧毁圆明园。英国如此粗暴的公然军事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一些人认为英国统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主要是靠武力。为了论证这一点，2013年中国互联网上就英国历史进行了一番研究探讨。最后，该研究表明，英国几乎侵略了世界上近90%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约200个国家中，只有22个国家从未被英国侵略过。下图红色区域标注了历史上遭受英国侵略的国家。尽管有关英国军事侵略的论述完全属实，但这并未真实地反映英国统治其殖民地方式的全貌，也就导致很多人未能抓住香港局势的一些关键特征。当然，历史上为了维护帝国统治，英国曾毫不犹豫地使用最暴力的手段，大英帝国用来对付中国的那种公认军事暴力，只是他们在全球殖民过程中众多类似行为之一罢了：
•1857年，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被英国军队残暴镇压，英军残酷地屠杀了数十万受害者，其中包括将受害者绑在大炮桶上，然后将他们炸成碎片，以及迫使他们去舔沾上之前被处以绞刑的死者污血的建筑物。
•大英帝国曾通过阻止外来粮食供应，甚至把饥荒肆虐地区的粮食对外出口，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饥民。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末的印度饥荒导致至少1300万人死亡，1845-1849年的爱尔兰饥荒导致150万人死亡，随后数百万人移民，使爱尔兰成为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人口少于19世纪中叶的国家之一。•三个世纪以来，英国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在此期间至少有1200万人被从非洲运走成为奴隶。
这数千万人的死亡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实质内容，而这些东西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及其中国代言人们不希望人们注意到的。
尽管见识过英国的大屠杀和冷酷无情，人们还是大大低估了英国殖民主义，认为它仅仅依靠镇压来统治殖民地。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岛屿，英国从未拥有仅仅通过镇压来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的足够的军事力量。因此，其对殖民地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大英帝国善于支持或创造社会分化，并引导这种分化进一步加深。英国对加深这种社会分歧有两种标准方法。首先，扶持一批“买办精英”，即在其所统治的国家扶持一个小的特权集团，允许其在英国统治下发家致富，拥有一些特权。但即便这样，英国高级社会也只会把这样的人视为二等公民，不会把他们视为真正的自己人。在印度，印度王公被允许保留地方权力，在维多利亚女王或者她的特使面前骑大象游行，加入英国的板球俱乐部。在香港也是如此，英国统治者任命少数本地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允许这些中国香港人变得富有，也允许他们加入高级的英国俱乐部。
当然，这些“买办精英”所拥有的权力，并不等同于英国统治者拥有的权利。在香港，从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港督选举；在印度，从来没有选举过总督。这就是英国谴责香港的现行政府制度时令人荒谬的原因，因为现在的香港，特首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因此，中国曾底气十足地回应末代港督彭定康：“谁选你上台的？”
其次，培养买办精英的“奴隶心态”。因为这些买办精英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崇拜自己的英国统治者，他们被允许享有优渥的生活作为回报——英国也会保护他们免遭老百姓驱逐。但由于经济资源的限制，买办精英能够享有优渥生活的人数相对较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则是被“分而治之”的方法困在“奴隶心态”中难以自拔。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被选中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可能不高，但他们会被洗脑看不起另一个更差的群体，从而忽视他们并不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奴隶心态”，即崇拜英国统治，是通过某个社会群体看不起和鄙视同一国家的其他人这种方式来实现的。举一个例子，在爱尔兰，被给予特权的新教徒受到教唆看不起占多数人口的天主教徒；在南非，英国鼓励亚洲人移民，后者被鼓励在仰视白人的同时看不起非洲人；在香港，一些本地社会阶层受到教唆认为自己优越于中国内地人，从而忽视被英国占领的事实。当然，香港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很多，但英国总是尽其所能去制造“分而治之”的氛围。后来，随着美国资产阶级崛起成为这个大国的领袖，他们忠实地借鉴了英国的“分而治之”策略。在美国国内，美国南部大多数州，“贫穷的白人”生活贫困，受当地统治者剥削，但因受到教唆而看不起黑人，丧失了挑战当地统治者的念头——典型的“奴隶心态”的例子。美国随后也将这些政策用在对付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美国自己总是以最残酷的方式，处理分裂主义。1860年南部邦联解体时，美国全部的军事力量都被部署到了那里。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的林肯，当时准备采用最具破坏性和最残忍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分裂主义者。决定美国内战命运的重要将军谢尔曼，提出对美国南部发动“全面战争”——其目的不仅是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而且通过无情地燃烧、掠夺和摧毁美国南部来摧毁其经济。林肯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反分裂主义斗士——但是，当然，美国出于自身目的，试图掩盖这一事实，以防被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效仿！
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对付其他国家时总是设法推广分而治之，并将分裂主义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就像英国早前所做的一样。美国的战略是在一个国家内找到一个比该国家或地区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稍高的群体，宣传策略则是设法说服他们不应该寻找一种方法来帮助提高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即爱国的做法，而是应该选择“逃离”——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忽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这是美国攻击苏联时使用的方法，后来也用在其他东欧地区。
回到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时期，即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担任总统期间，在当时不难推测出，中国的政策会取得成功，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则使苏联陷入灾难——笔者从1985年开始就坚信这一点。关于分裂主义的具体问题，1987-1991年美国时任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在他的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之《波罗的海国家带头》章节中，详细描述了美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分裂主义者的关系。从分裂主义者第一次与他会面开始，作为美国的代表的马特洛克并没有掩饰美国的目的，甚至在分裂主义者告知马特洛克他们的目标后回答称：“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将与这些领导人保持经常的联系。”与此同时，马特洛克与俄罗斯资本主义复兴国家领导人叶利钦保持着联系。叶利钦自然支持分裂主义者，宣称他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攫取主权”。尽管1991年3月的公投中，占绝大多数的苏联人民支持维持苏联联邦制度，但1991年8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其第一次关键行动中正式承认了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这是分裂主义胜利的第一步，也导致1991年12月苏联解体。
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仍继续推动分裂主义，以此削弱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经济仍然依靠与俄罗斯经济的联系，来实现其潜在的繁荣。但美国全面支持乌克兰的反俄政策和武装力量，最终在2014年2月推动政变发生。在这场政变中，乌克兰民选总统被推翻，随后乌克兰亲美政权对乌东部讲俄语的地区发动军事攻击。这起针对乌克兰俄语人口的野蛮恐怖袭击，是首先通过共产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带动民众起义，然后是俄罗斯的干预，才得以停止——至于这些人是否是俄罗斯政府所称的“俄罗斯志愿者”，还是是西方所宣称的“俄罗斯正规军”，均无关紧要。因为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们在基辅政变后阻止乌克兰东部发生大屠杀方面，发挥了正面作用。
美国持续干预的结果，是在乌克兰制造了一场经济灾难——1992年至2018年乌克兰GDP下降26%，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经济体中遭受的最严重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但美国的外交政策自然对乌克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因为这项外交政策成功实现了其目标——首先是支持乌克兰分裂主义，然后令乌克兰与原本的经济伙伴俄罗斯的距离渐行渐远。
美国和其盟友在其他东欧国家和地区，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例如，承认斯洛文尼亚独立（南斯拉夫较富裕的地区），促使南斯拉夫解体等等。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了干预，包括1999年袭击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确保南斯拉夫进一步解体。美国这些鼓励分裂主义的策略，同目前香港局势实际上的同一性是显而易见的。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政府支持分裂主义这一议题的分析均独立于美国政府对其他社会发展的支持。鼓动分裂主义者与制造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但了解鼓励分裂主义与美国试图在社会主义国家推动资本主义复兴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也至关重要。要了解这两种之间关系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形式是中央集权，即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国家不仅起着支配性的政治作用，而且起着支配性的经济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称，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分权的体系——经济控制权属于个体资本。因此，分裂主义通过分裂统一的国家，直接有助于这类资本主义力量建立分权制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资本主义复兴领导人叶利钦与分裂主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1991年8月，在苏联资本主义复兴的关键时刻，新的资产阶级和分裂主义者果断地走到了一起。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向人民传达了西方将“英勇地”保卫俄罗斯议会和“俄罗斯白宫”的观点，但事实完全不同。俄罗斯新贵为“白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物资和所有必要的物质。而更为广泛的社会则是被懵逼、欺骗和利用，傻乎乎地当着“白宫保卫者”。直到后来，当苏联被摧毁，俄罗斯发生经济灾难时，一切才变得明朗。
1991年8月，我最亲密的俄罗斯朋友之一守在白宫。后来，她明白自己完全被出卖了——2007年叶利钦被宣布死亡时，她拒绝在与此相关的会议上支持叶利钦，并说“我为什么要支持摧毁我国家的人？”，当时这件事还引发了一场争议。当时，苏联的所有分裂主义势力都支持叶利钦。分裂主义者和新买办资本家一起成了支持叶利钦的核心力量。
分裂主义者和买办资本家摧毁了苏联
这些分离主义者与新买办资本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于1991年8月明确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然后成为联盟的核心力量，在1991年12月实现了分裂主义者摧毁苏联的最终目标。到1991年12月，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前苏联所有共和国都宣布独立。与此同时，叶利钦接管了俄罗斯政府。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了《白拉维拉协议》，宣布苏联解体。当时我在莫斯科，我记得我的朋友们被他们的国家——苏联被彻底摧毁的消息震惊了。打个比方，就如同一夜之间不仅台湾省或香港脱离中国，而且许多省份均宣布脱离中国独立。1991年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外的所有苏维埃共和国代表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确认了各项协议。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宣布将所有剩余的权力移交给叶利钦。
继苏联分裂主义彻底取得胜利后，1992年1月叶利钦启动了基于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以恢复俄罗斯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导致俄罗斯遭受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1991-1998年，俄罗斯GDP下降40%。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前加盟共和国分裂主义者与新资本家走到了一起，以复兴前苏联地区的资本主义。
同样的势力还勾结在一起，挫败了俄罗斯立法机构阻止休克疗法的最后尝试。1993年10月，叶利钦下令军队包围俄罗斯议会大楼，随后进行炮轰。俄罗斯绝大多数的买办资本阶级和西方也放弃民主的假象，即放弃以复兴资本主义为幌子，支持军方摧毁俄罗斯议会。整个前苏联地区的分裂主义者当然也为叶利钦而欢呼。
在攻击苏联时，美国利用了与买办资本家和分裂主义者的核心力量相结合的其他势力——可以看出，与分裂主义者和买办资本家一样，美国试图在对付中国时使用同样的势力。正是由于这种策略在多条战线呈现出的综合特征，俄罗斯爱国者和拉美左派将其称为美国的“混合战争”。这种“混合战争”不直接采取军事打击，尽管它可能包括引发部分军事冲突，但它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手段。美国为对付苏联所利用的势力包括：•支持“圣战”的恐怖分子——奥萨马·本·拉登和其他圣战分子首先是通过美国在阿富汗的援助才坐大（详情见拙文《浅析美国外交政策与“圣战主义”间的肮脏秘密》）。当然，现在美国转向支持新疆分裂主义领导人，并试图实质上为“圣战恐怖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创造条件——美国在这一点上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中国在新疆的政策。
•拉拢的亲美媒体势力——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重要媒体被支持资本主义、分裂主义和西方的势力接管。同样，美国也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试图赢得中国部分大众传媒的支持——不过幸运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近来要达成目的难度有所增加。•在大学中传播西方“边缘主义”经济思想——大量苏联经济部门被哈耶克、科尔奈和其他反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追随者接管。美国在中国也在尝试同样的策略。•大学也被用来传播美国支持“普适价值观”的谎言。在私下里，买办资本家实际上支持智利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模式——正如他们对我所说的那样，他们错误地认为，我是西方人，我会支持对俄罗斯的攻击。根据这些人的字面意思，如果老年人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就应该自行解决自己的生命。可惜的是，无视美国所发起的一切战争和行为，“美国的一切都遵循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一神话依然在中国大行其道——尽管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已经打破了许多这样的错觉。•经济压力被用作政治武器——以苏联为例，里根治下进行大规模军备建设，并非为了打一场战争，而是为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并借此削弱苏联经济；以中国为例，特朗普强行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和针对华为等等。•1985-1991年，互联网并不像目前这么重要，但既然现在互联网日益重要，根据混合战争概念，美国无疑会发动互联网、网络战争等。
总的来说，美国对付中国的手段并没有什么新招，只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战术上有所差异而已。尽管这些用来对付苏联的势力，现在又用来对付中国，但不管是对付中国，还是对付苏联，美国发起的“混合战争”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推翻共产党，复兴资本主义，令国家遭受灾难，而这一切成功与否的前提是分裂主义取得胜利。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接受并屈服于这些攻击，而中国共产党却没有。由此产生的影响，将在下文进行分析。从上文可以看出，除了一个决定性的例外——政府的作用，在遭受美国攻击时，苏联/俄罗斯社会力量联盟与中国的社会力量联盟面临特朗普政府攻击时是相同的。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就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对特朗普政府“经济侵略”的反应，进行了极为正确的分析：“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高度拥护国家对美国霸凌主义行径的反制政策，当下的恐美情绪主要存在于部分社会精英层中。”在俄罗斯和中国，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的立场是一样的，决定性的差异在于两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我不仅是从外部角度分析俄罗斯社会群体，而且也用我自己的眼睛见证了这一切，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完全可以提前预测到其所面临的灾难。我曾多次解释过我能分析到中国经济当时能取得成功的原因，这在我1992年所写的俄语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中有详细的介绍。由于可以提前预测中国的政策会成功，同理也可以预测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会引发一场灾难。因此，在苏联解体的几个月前，我就去往了莫斯科。我在那里和上至政府部长下至普通家庭的不同社会层面的人在一起，这令我得以亲眼目睹那些只能从理论上分析的事件。另外，如上文所述，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我在俄罗斯体会到了一种不同的经历，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作为西方人的我会支持美国和西方攻击俄罗斯！因此，买办势力并没有如提防俄罗斯人一样对待我，反而公然告诉我他们的目标——但在我发表上文所提到的文章后，他们便停止与我接触。我在这一时期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以一种生动的方式令我体验了只能从理论上分析的社会力量的本性。中国人可以判断自己国家是否存在同样类型的势力。稍后将对此发表一些看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可怕的记忆是战胜纳粹德国的那一代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待遇。众所周知，在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伤亡2700万人——这一比例甚至比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还要高。人类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并且在战争结束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仅举一个例子，因为被杀的男人比女人多，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妇女永远找不到生活伴侣。这一代人不仅拯救了自己的国家，而且拯救了整个欧洲免遭法西斯主义的蹂躏。
和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一样，这一代苏联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他们进入暮年后，尊重和照顾他们应该成为国家的最高职责之一。但事实上呢？当他们六七十岁时，他们的养老金被通货膨胀抵消了，他们被迫在街上站上几个小时，以设法卖掉一支香烟或一个在家里做的馅饼。大家没有看错，是要设法卖掉一支香烟，而不是一包香烟。
我还亲眼见证了俄罗斯老百姓的爱国主义。世界上我最钦佩的一个仪式是，俄罗斯新婚夫妇结婚当天，总是会自发到他们当地的无名烈士墓前献花，借以提醒自己，他们拥有的快乐生活，是那些为解放祖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用命换来的。
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爱国精神，与那些误以为作为西方人的我会支持反俄看法，进而将我当作他们同伙的俄罗斯亲西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前所述，他们称，如果这些领取养老金的人，即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国家的那一代人，不能适应资本主义而死，那就再好不过了。他们直截了当地解释说，如果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苏联，并随后统治俄罗斯的话，情况会更好，因为这样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就可以更快地复兴——这相当于中国人宣称他们希望中国输掉抗日战争，因为资本主义的日本会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5月9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因为这天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用来纪念那场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 这一天也尤为鲜明地反映了亲资本主义的买办阶层对自己国家的蔑视。
现在，因为战胜德国纳粹的那一代人大多数已经去世，俄罗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就是“不朽军团”游行活动——在游行队伍中，俄罗斯人会手持参加过卫国战争亲人的照片。因为今天是这么一个庄严的日子，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地方政府，都会举行浓重的仪式纪念烈士。由于明显的原因，严肃的活动，而非轻松的娱乐节目，在当天占主导地位。但为了表达对自己国家的蔑视，
俄罗斯亲资本主义的买办势力偏偏选择这一天大搞娱乐活动和派对。
俄罗斯人在游行中高举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亲人照片，意为“英雄不朽”
我还发现，亲西方的所谓知识分子并不诚实。当宣布休克疗法将于1992年1月1日实施时，我顺势写了一篇关于此的分析文章——准确地预测它将造成一场经济灾难。结果是，这篇文章难以被发表。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与《消息报》（俄罗斯最重要的报纸之一）一位编辑的讨论。他说，他们拒绝发表我的文章，是因为文章预测1992年俄罗斯的通胀率将远远高于政府所订的250%的官方目标。他说不会发表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一些价格已经在下降，如酸奶油（俄罗斯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果，1992年俄罗斯的通胀率为874%，完全符合我的预测。最终，这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党报纸《真理报》上，但任何亲西方的媒体都不会发表完全准确的预测。
这和我在中国发现的一样。在我开始写文章和发布微博之前，
高层买办认为我会支持美国对付中国。
因此，他们更愿意向我坦露真实的目的。
他们声称，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时我非常清楚，1949-1978年中国预期寿命增长最快，而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进步水平的最好指标。他们更喜欢用彼此用英文名字相称，大概觉得英文名字比中文名字更优越。
他们认为，中国应向美国投降，即接受美国的所有要求，就如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大战绥靖政策达到顶峰期间）英国政府听从希特勒的所有要求一样。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关键的区别在于，苏联戈尔巴乔夫/俄罗斯叶利钦政府屈服于美国的所有要求，给自己国家带来一场灾难，而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保护自己国家，选择对抗美国。再回到香港问题。因为我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所以香港一些人就如上文所述的俄罗斯亲美势力一样，误以为我会向他们分享西方的目标，因此对我公开他们的看法。在此我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毕竟我讲述的真实故事有可能冒犯了他们。但这也表明，英国统治香港所造成的问题非常严重。我曾和一些香港人共事。当我和他们一起去内地餐馆就餐时，他们坚持要自己清洗盘子，因为他们不相信内地人能把盘子清洗干净。当然，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结束了与他们的合作关系。我从微博上得知，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发现他们受到一些香港同事的歧视，因为他们的香港同事接受过英国教育，认为自己优于大陆人。这一事实是“奴隶心态”带来的结果——一方面，部分香港人认为自己优于内地人，另一方面则自认自己低西方人一等。例如，我的文章《脱欧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挑衅及开始对华为》发表引发热议后，随后一位香港爱国者发表了题为《一位香港市民致信观察者网：儿子一句话让我忧心忡忡》的文章。我从这篇文章得知，这位作者的儿子——一位年轻人更喜欢看我的英文原文——显然，用英文发表的东西被认为比用中文发表的东西更好。也就是说，俄罗斯、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存在着同样的一群“社会联盟”。正因为如此，根据我自身经验，我可以证明王文的分析属实。
那么，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在上文谈到了，我在俄罗斯和中国认识了许多令人厌恶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反爱国势力。但我也认识了许多全心全意爱他们国家的俄罗斯人，其中一些人至今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这些人并不害怕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例如，1993年10月叶利钦指挥坦克炮轰俄罗斯议会时，他们尽己所能的保卫俄罗斯议会。在这次事件中，我看到了个别俄罗斯人的难以置信的勇气——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坦克和议会之间，希望他们能够阻止士兵执行叶利钦的命令。
我还曾与准备为自己的国家履行职责的俄罗斯高级官员会过面——例如，我记得，我曾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过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他在1993年5月阻止叶利钦早先发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993年10月叶利钦发动政变之前，我与俄罗斯议会的高级顾问定期会面。这些人是我个人最尊敬的人。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服务国家，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但他们无法实现不可能的目标。面对美国的全面进攻，他们无法弥补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共的投降所造成的局面。这些人展现了拯救国家所需的勇气和智慧，但这只能成为从戈尔巴乔夫带来的历史灾难中恢复过来的第一步。
这反映了一个现实：在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需要缔造一支能够领导国家走向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总结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在那场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斗争期间，经受住斗争考验的思想和政治势力得以留存下来，在这中间数百万烈士为中华民族复兴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正是亿万人的奋斗和数以千万的牺牲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列宁就他所在的国家走过的类似历史进程而指出：“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2】因此，与中国共产党一样，苏共也是经过了类似的历史斗争，包括数百万人的死亡，以及最激烈、最多样的斗争形式和思想考验，才得以成立。一旦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共垮台并被推翻，无论我在俄罗斯遇到的爱国者有多么英勇无畏和具有献身精神，他们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一支能够抵御美国攻击的部队。中国也是如此。除了买办汉奸，我还结识了许多爱国的中国人，我相信，如我在俄罗斯认识的一些爱国人士面临同样的绝望处境一样，他们也会表现出同样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坚持不住，尽管他们拥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也没有时间重建一个政治组织，使中国免受美国对中国发动“混合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总之，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这是我有幸从俄罗斯、中国和香港的亲身经历中得知的。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自一战以来，没有一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或右翼资本主义力量能够抵抗来自美国的攻击。为了说明这一点，下文将首先分析左翼力量，然后分析右翼力量。一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通过与德国反动派和军国主义者结盟来拯救资本主义，包括谋杀共产主义烈士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而拯救资本主义的结果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侵略横行，最后导致德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失败和近50年来美国与苏联针锋相对，给德国带来深重灾难。广义上讲，自从1914-1917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分裂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以来，社会民主党摒弃了社会主义，而现在，他们在欧洲建立的福利国家正因美国的攻击而被削弱。
同样，1999-2014年，一股左翼“粉红浪潮”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展开。当然，这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对。2014年之后，这股“粉红潮”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拉美最大国家和经济体遭遇了失败。左翼势力在委内瑞拉执掌政权，但在经济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未能向中国和越南等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学习，导致陷入困境，而美国的制裁无疑是雪上加霜。在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这两个国家，左翼力量采取了更为成功的经济政策，与中国联系更为紧密，得以保持了实力。但在拉美大国和经济体中是右翼掌权，其政权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当然，拉丁美洲的左右双方都有浓厚的社会基础，并有大量民众的支持。拉丁美洲的右翼政策是失败的，因此这为左翼力量重新掌权创造了可能性。如果真如此，左翼力量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他们的执政政策必须优于“粉红浪潮”时期，毕竟“粉红浪潮”时期他们无法应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后冲击拉丁美洲所带来的经济问题。
粉色浪潮的结果与古巴完全不同。古巴是一个离美国不到150公里的小国，那里由共产党执政，它成功地抵御了美国的攻击60年，取得了非凡的社会成就。古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预期寿命比美国长一年以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者不认同非共产主义的社会党人和左派爱国力量。相反，要实现社会进步，抵御美国的攻击，就必须团结起来。但“粉红潮”的失败再次印证了一百年来的教训——非马克思主义/非共产主义力量无法成功应对美国的攻击，并与之进行长期斗争。在欧洲，考虑到大量左翼力量的存在，在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的领导下，德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2003年德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国开始给施罗德使绊子，就像他们对付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一样。2005年，美国对付施罗德的行动取得了成功，默克尔击败德罗德，当选为德国总理。至于右翼力量，有许多例子证明他们无法承受美国的长期攻击。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基民盟执政时期，西德经济增速远快于美国。为阻止这种情况进一步发生，美国要求西德马克大幅升值，以提高其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并降低德国经济竞争力。西德不得不屈从于美国，因此其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急剧下降，从1970年代起，其经济增速大大放缓。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同样，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远快于美国。为了阻止这一点，美国要求日本兑美元大幅升值。此外，在1987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后，美国要求日本将利率降至极低水平，以便金融流出日本，稳定美国金融市场。在此期间，右翼自由民主党在日本政府中占主导地位。其结果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爆发“泡沫经济”，导致1990年后日本股市崩溃，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严重下滑，日本经济近20多年来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此也有详细的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2003年法国右翼总统希拉克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国开始像对付德国总理施罗德一样给希拉克使绊子，导致2007年他被更加亲美的萨科齐取代。
除此之外，美国在中东成功击败了一系列左翼和右翼民族主义政权——穆萨德克、纳赛尔、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等。在这些斗争中，美国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攻击手段，从直接军事攻击（越南、伊拉克、利比亚）、施加经济压力（德国、日本）、煽动内部混乱和政变（伊朗、乌克兰等），到利用政治破坏手段致使反对他们的人下台（施罗德、希拉克等）。除了正面的军事攻击，所有这些不同的攻击手段都属于混合战争的范畴，而这些手段现正被用来对付中国。当然，这些教训并不意味着非共产主义力量应受到排斥。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中国爱国的非共产主义力量组成统一阵线，在其他国家也应遵循同样的政策。当然，非共产主义力量领导的进步斗争也是有的，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教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非共产主义力量无法抵御美国的长期攻击。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力量（中国、越南和古巴），才能击败美国的长期进攻。对于中国来说，结论显而易见：美国反华势力现正决意阻止中国发展。中国现正面临混合战争的多条战线攻击。只有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克服这种局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继续带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抵御美国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失败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就如苏联所发生的一样。
当然，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对中国来说具有最直接的决定意义——中华民族能否实现复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取得成功。但现实情况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这场斗争，对全世界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美国，特别是特朗普式的侵略性政权，是对人类的直接威胁——正如其对中东的灾难性军事干预、其不稳定的放弃武器限制条约，以及对其放弃限制气候变化严重破坏性政策等等。中国正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也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这就是那些不是中国人的人对中国的成功，抱有如此直接兴趣的原因。根据香港局势分析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当然，只有那些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才能制定最好的策略——因为他们拥有最精确的信息。本文主要要论述的并非美国和英国的直接干预，尽管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对其他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英美所利用的那些香港势力，是受到英国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战略的长期影响。领导香港暴乱分子的势力并非一时糊涂，如果只是一时糊涂，他们还可以被理性说服从而放弃自己的分裂主义行为。相反，他们是顽固的分裂主义势力，只能交由法律来处理。香港绝大多数人明白，这些势力不会有成功的机会，重要的是要劝阻那些真正“一时糊涂”的人不去追随他们。另一方面，这些分裂势力的行动，严重损害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像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香港绝大多数人口，都想继续正常生活。有些人可能会对过度的不平等、高房价和租金等不满，但他们对注定要失败的分裂主义诉求一点也不感兴趣。分化这两个不同的群体，是香港的关键战略任务。由于分裂主义者没有获胜的机会，香港完成这个任务，只是时间问题。但香港的教训远不止适用于这个中国城市。这是“混合战争”的一个典型例子，它概括了美国政府对付中国的多条战线。在苏联面对这样的攻击时，戈尔巴乔夫从自身立场出发宣扬他的观点，即如果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它就不会有侵略性；美国政府不会将北约推进到苏联边界，以及美国政府没有与分裂主义者密切合作等等。结果，事实狠狠地甩了他一耳光。
总之，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即过分相信美国政府的话——其政策是基于“普适价值观”而非美国资本家的利益。提前预测这种观点将带来灾难是完全可能的，我亲眼目睹了这场预言中的灾难的发生——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在中国，我遇到了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制造灾难的一些类似的势力。但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屈服于这些攻击，而是积极地抵御这些攻击。中国正迈向民族复兴，中国正走向进步，这与我在俄罗斯和苏联目睹的灾难，形成了最令人舒适的对比。因此，香港局势及教训并非难以理解。相反，在类似形式的混合战争和其他国家遭受这种形式攻击的背景下，很容易看清。这些教训显而易见。针对中国的混合战争在香港发生，并将继续以其他形式发动。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保卫中国，确保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和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1】 Cited in Ren, J. (2014, May 30). China's democracy to prosperity. Retrieved October 2014, 21, from China Daily: http://usa.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4-05/30/content_17552875.htm【2】见习近平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01/c_1110054309.htm
（作者系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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