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地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加之一系列政治运动后，领导力量元气大伤，格外缺乏干部，请示从城市机关和重点企业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加强贫困县的领导工作。经李富春、陶铸批准同意，“（省委）决定从洛阳大工厂调出原由地方支援工业的25名干部，加强重灾县的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引自杨珏著《怀念建勋同志》）当年6月，焦裕禄担任了尉氏县委副书记。12月，由于他工作表现突出，又被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处第二书记，负责主持全县工作。
焦裕禄在田里劳动
“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焦裕禄赴任前，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明确告诉他：兰考是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要在思想上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
面对“三最”，焦裕禄的回答是：
“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焦裕禄一到兰考，他就把消极阻止灾民外出逃荒的“劝阻办公室”改成向老天爷宣战的“除三害办公室”；他以“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豪言壮语激励干部、农民和技术人员开展大规模的调研试验；他发现并树立了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四杆红旗”，即“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作为全县人民的榜样；他默默地为困难户帮工，令困苦百姓交口称赞；他公私分明，不允许子女白看一场电影；他一贫如洗，至死都没来得及还清探家时欠战友的200元债务…… 1963年3月，分管农业的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到兰考视察，焦裕禄同志向他汇报说，兰考县已连续几年受灾，1962年又遭到内涝、盐碱、风沙的袭击，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少干部丧失了信心，纷纷要求调离兰考。灾民已到了住无房、食无粮的地步，不少生产队的干部为了让灾民活下去，就带头外流，刹也刹不住。 何伟听完汇报后，便让焦裕禄陪同察看了80多个大小风口以及沙丘和低洼盐碱地，随后他对焦裕禄说：“兰考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三害’，就要针对沙、涝、碱的不同特点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还提醒焦裕禄：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就没有尽到责任。 焦裕禄则表示：
“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解决这个问题。”
焦裕禄查看庄稼长势。（吴江提供）
临别时，何伟拉着焦裕禄的手说：
“救灾如救火，人命关天哪！有你这样的干部，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困难省委、省政府会帮你们解决。”接下来，兰考县委和全县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很快投入了战胜“三害”、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战斗中。 4个月后，何伟于7月中旬再次来到兰考。他看了兰考县委全面治理沙、涝、碱的规划模型，又亲自到仪封、三义寨、张君墓、固阳、南彰等公社实地考察。他看到了三义寨搞的作物“三蓬楼”（即上面栽树，中间压条子，下边种花生）以及仪封园艺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看到了南彰公社坑坑有藕、荷花满塘，何伟高兴地说：“兰考的面貌真的变了！”他在县委会上赞扬道：
“你们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外流人口也大大减少了，干部思想稳定了，生产有了起色，兰考人民是有志气的，照这样干下去，不出三五年，兰考会大变样，那时，火车来来往往就不会拉你们外逃的人了，而是向外拉你们的木材、花生、大枣了。”何伟回到郑州后，向省委常委详细介绍了兰考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大家认为焦裕禄是位有理想、有干劲、有水平、又能埋头苦干的好干部、好“班长”。经过集体讨论，省委正式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焦裕禄和泡桐树。
1964年春天，何伟第3次来到兰考，他看到泡桐树郁郁葱葱，沙地栽上了紫穗槐，盐碱地里挖了排碱沟，防治“三害”已初见成效。可焦裕禄却因劳累过度病倒了。何伟让焦裕禄一起回郑州治病，还指示有关人员：一定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治好他的病。（引自陈传统、霍震、 何生著《何伟同志在河南》）
焦裕禄到郑州入院治疗前，被安排住进省委第一招待所。一天晚饭后，刘建勋叫上公务员黑留长，二人步行穿过3个小区和3条马路，前去探望了焦裕禄。刘建勋代表省委领导叮嘱他务必要树立信心、安心治疗。（引自黑留长2013年9月11日晚的电话回忆记录）
5月14日9时45分，焦裕禄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42岁。
全省性会议为他改变议程
1964年5月22日，兰考县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同时为焦裕禄举行了追悼大会。
此时，河南省的沙区造林工作会议正在百里之外的民权县举行。大会上第二个介绍的就是兰考的经验。发言者是主持兰考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他除了介绍造林防沙﹑翻淤压沙的具体情况和经验外，重点讲述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以及焦裕禄与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会议原规定发言不得超过一个小时。
当张钦礼介绍到焦裕禄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时，张钦礼已是泣不成声。
会场上，许多同志流下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也被深深感染，他站起来说：“讲！不受时间限制。”就这样，张钦礼讲了两个半小时，全场泣不成声。中午休会时，王维群宣布：“转变会议主题，下午全体讨论焦裕禄的事迹。”
报道会议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凭着职业敏感性，当即进一步深入了解了焦裕禄的事迹，并向分社领导做了汇报。
8月29日，兰考县委向河南省委递交了8000字的《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该报告引起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重视。很快，省委就作出决定，同时向全省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
9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在副社长张应先的带领下，深入兰考对焦裕禄的事迹进行采访。众多知情者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记者很快就写出人物消息上报给了新华社。
11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的专题通讯，文中特别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这篇通讯是中央级旗舰媒体最先报道焦裕禄的文章。
两天后，按照省委决定，《河南日报》也全文刊发了此文，并配发了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随后，《河南日报》专门开辟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专栏，每周一期，连续刊发了14期。1965年2月，《河南日报》发表了《焦裕禄啊，兰考人民怀念您》作为专栏的结束语。
彭真拍板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966年2月7日，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原、冯健等人执笔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人民日报》长篇通讯
2002年，穆青在回忆发表这篇文章始末由来时说：
我们写焦裕禄的文章是在1966年初。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做主。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已经被搞得有点紧张了。 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兰考的灾荒敢不敢写，困难时期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敢不敢写？我是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还是大胆地写了。我说，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就不要发表。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第二个，我没写阶级斗争，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但是我没有写，因为在焦裕禄那个地方没有搞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是阶级斗争吗？不能算是阶级斗争，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应该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瞎写。这篇文章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改了7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了。 当时新华社社长是吴冷西同志，他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这个典型太感人了。但是要发表，对于上述的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请示中央领导同志。他去找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看了后，拍板了。怎么谈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彭真同志拍板的。他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中央日常的工作都是他管的。他一拍板，我就敢发了。随着长篇通讯的发表，焦裕禄的名字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但是斗争却并没有因此终止。河南有人趁机大肆污蔑焦裕禄，无端指责文章“不讲阶级斗争，只讲生产斗争”，甚至还攻击主创人员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应该把他赶出兰考！” 穆青和周原很快就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省委随即召集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的领导赶到郑州汇报。 一天后，时任兰考县委书记在省委会议室里放了第一炮：“焦裕禄是个好同志，但他改造兰考的计划才开了一个头，他就死了，后面的任务大着哩，我可没本事给他填这个坑。”说完，他再次重复了兰考“灾、难、病、苦、死、逃……”的所谓三句话、六个字，接着将向省委索要物资的报告递给了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等所有人的发言都结束后，刘建勋开始讲话。他说：
“目前，学习焦裕禄精神有三种情形：一是悲痛万分，认真学习，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自己的学习计划、工作计划；二是黄河里尿泡尿随大流；三是不但不好好学习，还制造流言蜚语，说焦裕禄的坏话，干扰新华社的工作，制造麻烦添乱子。焦裕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你们倒好，一张口就是500台机器、100万元钱、50万公斤粮食，省委没这些东西给你们。你们说焦裕禄的计划才开了个头，省委认为这个头开得好，万事开头难，一开头就不得了！按你们说的，马克思也算不了什么，他支持的巴黎公社只有几十天时间就被反动派打垮了。可是巴黎公社的精神却永放光芒。如果焦裕禄的计划都完成了，要你们去干啥？躺在人家功劳簿上享福睡大觉？……” （引自北京日报1999年7月1日《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太阳岛》杂志1998年1、2期）刘建勋代表省委的这番简短、犀利的即席讲话，明确支持了新华社领导和记者的报道文章，坚决回击了反对者的奇谈怪论，使焦裕禄的事迹得以继续在中州大地传播。 穆青在1998年1日13日写给笔者的亲笔回信中，也专门说到：
“1965年我去兰考报道焦裕禄时……当时河南有一部分人反对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而省委却坚决支持我们报道……”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穆青还曾当面对笔者感慨万分地讲：
“建勋同志那些年辛苦啦！……”尽管当时刘建勋的讲话和省委的决定把那些反对焦裕禄的人顶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改过自新。他们只是在观云测风、等待时机。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公开发表9天后的1966年的2月16日，刘建勋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根本改变河南面貌而奋斗》的报告，向全省的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河南的战斗号召：
“自力更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也是改变河南面貌的根本途径。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出上几身汗，实干、穷干、苦干、巧干，有钱要干，没钱也要干，才能在中州这个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彻底改变我省的面貌！”在报告的结束部分，刘建勋又一次提到了焦裕禄的名字，他代表河南省委和到会的各级干部，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誓愿：
“同志们！我们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南局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树雄心，立大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根本改变河南面貌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十天后的1966年2月26日，遵照焦裕禄的生前遗愿，他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成千上万的乡亲，黑压压聚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在冬日的寒风中肃立…… 根据刘建勋的提议，河南省委为焦裕禄重新购置了上好的棺木，并派纪登奎等领导全程参加了迁坟仪式。（引自黑留长2013年9月11日晚的电话回忆记录） 而穆青多年后的回忆则更加准确清晰：
“以后把焦裕禄的坟，由郑州迁往兰考，也是省委决定的。当时出面的是纪登奎和赵文甫。但实际拍板的却是建勋同志。为此，我曾向登奎同志表示过对建勋同志的感谢，但始终无缘见面。”（引自穆青1998年1日13日写给笔者的亲笔回信）多年来，穆青老人那无尽抱憾之情，在他清秀隽永的字里行间飘逸荡漾，久久地撞击着我的眼球和心扉…… “焦书记，你就像那泡桐树巍然挺立”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政府追认焦裕禄为革命烈士。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云并合影留念。同年10月1日，毛主席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这种体恤和殊荣在我党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1966年，毛主席接见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 方梦旋提供
但是，在“文革”期间，一些对焦裕禄心怀不满的人起来“造反”。在他们的操纵和煽动下，上万册宣传焦裕禄的书籍、刊物或化作灰烬，或变成纸浆，焦裕禄纪念馆的大门被推倒，有人还扬言还要扒焦裕禄的墓。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红旗”也被宣布为“修正主义的黑旗大队”。大批当年跟随焦裕禄战天斗地“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干部和群众被游街示众。1967年初，共计有1200多人被抓进了监狱。再后来，被焦裕禄树立的“四杆红旗”的带头人中有三位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人被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许多焦裕禄的战友和下属都遭受了不白之冤，他们当中，不仅有县委领导同志、机关一般干部和科技工作者，还有社队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群众，而受到株连者更是难以计数。
更想不到的是，到了“文革”结束后，宣传焦裕禄精神的重要窗口和阵地——《焦裕禄事迹展览馆》竟然自1978年至1990年，也被省里某位领导人强行下令关闭，而且这一关闭，竟是古人称为漫长“一纪”的12个春夏秋冬！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焦裕禄和他那一代人的。党也是不会忘记焦裕禄和他那一代人的。“当周原为了焦裕禄这篇通讯要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书记（应为候补书记——笔者注）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
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吗！’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
（陈健著《父与 子——深切悼念爱国华侨王唯真同志》）
上世纪70年代初，刘建勋（中间穿白衬衣、不戴帽者）视察兰考时，在焦裕禄墓和焦桐前。
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兰考时，亲笔写下题词并向焦裕禄墓地敬献了花圈。
1994年，胡锦涛同志在兰考纪念焦裕禄逝世3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2009年9月14日，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视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这就为全党、全国人民重新认识和学习焦裕禄精神指明了方向。他在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时动情地讲道：
“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5年前我到兰考参观了焦裕禄同志事迹展，今天来再次深受感动，引起心灵的共鸣。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的事迹永远为人们传颂，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古有民谚“芝麻官、千钧担”；史有古训“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架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纽结”部位，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也正是“一线总指挥”。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
“每块墓碑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焦裕禄短暂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宏伟长卷中的灿烂篇章。
焦裕禄伟大的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们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习近平）在纪念焦裕禄逝世55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近他，缅怀他，学习他、尊崇他吧！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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