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的自留地：高玉宝真的 “忏悔” 了吗？让我们一层层剥开其中的真相

 

去年刷抖音时，曾刷到一条 “高玉宝临终忏悔” 的视频，当时曾动笔写过一段文字想反驳，后被杂事打断，便一直搁置了。

 

今天中午，又在老付的朋友圈又看到了他转发的同类内容，来自另一个名为 “心若阳光” 的账号。应该是在昨天14点发布的，点开后仔细看完，发现内容与去年所见完全一致 —— 不确定是否是同一视频的转发，有19万的播放量，且点赞量和留言数都不少。其中有几条留言格外扎眼，限于篇幅，我仅摘录一条来自 “河北山人” 的留言：“东北瓦房店，高玉宝老家，冬天冷得能把耳朵冻掉，地里光秃秃，哪有庄稼？大半夜去地里干啥？还‘半夜鸡叫’？纯粹瞎编！高玉宝就是挑动阶级对立的急先锋，坏到骨头缝里了。”

 

看完这条留言，我连饭都没咽顺，索性放弃了中午的午休，打开电脑，决定把心里这点疙瘩写出来，写完整，省得堵得慌。

 

 

01一个视频引发的愤怒与疑惑

 

“写《半夜鸡叫》，让我心怀愧疚。”

 

其实，早在2023 年秋末，这条所谓的高玉宝 “临终忏悔” 配文，随着一段经过剪辑的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病毒式传播。视频中，放着高玉宝坐在轮椅上的照片，画面被刻意处理，字幕赫然打着 “冤枉了周家，遗嘱中向周家后人道歉” 的字样。当时，我看到评论区就炸开了锅：有人连发三个 “震惊” 表情，感叹 “被课本骗了几十年”；有人却在借机嘲讽 “阶级斗争全是编造”；更有甚者直接攻击土地革命是 “制造了一场无意义的仇恨的运动”。

 

 

作为一名熟知近代史的人，我看到这段视频的第一反应就是内心有一种冲动的愤怒 —— 愤怒于有人竟敢如此轻佻地消费一位已故前辈的声誉，用拙劣的伪造手段践踏着历史记忆；第二反应是深深的疑惑：高玉宝先生 2019 年以 92 岁的高龄早已逝世，这位从放猪娃成长为军旅作家、一生获得 6 次大功的老战士，真的会在临终前否定自己耗费半生心血创作的一部经典作品吗？

 

带着这份愤怒与疑惑，我从曾经展开了了好长时间的搜集资料的过程。通过朋友和网友查阅了一些原始档案的档案资 料，在网上看到了有记者的专业学者对高玉宝亲属与研究专家的采访。同时，我还溯源网络谣言传播链条……查看了一些平台上发布的关于高玉宝的视频，最终的结论清晰而沉重：这场 “高玉宝忏悔”的叙事，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有预谋、有套路、有明确政治指向的历史虚无主义骗局。

 

 

02真相：谁在说 “高玉宝忏悔”？

 

1. 全网检索：权威信源的集体沉默

 

当然，为了验证有关高玉宝“忏悔” 说法的真实性，我以 “高玉宝忏悔”“高玉宝半夜鸡叫道歉”“高玉宝遗嘱周家” 为核心关键词，借助专业数据库检索了 2015 年至 2025 年 9 月间的所有公开信息，覆盖了近些年来权威媒体所有的报道、学术论文、官方文献三大类，结果呈现出鲜明的 “三无特征”：

 

权威媒体无提及：新华社 2019 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军旅作家高玉宝逝世 曾创作〈半夜鸡叫〉》讣告，详细回顾其生平与创作历程，未出现任何 “愧疚”“忏悔” 表述；《人民日报》2020 年刊发的《高玉宝：笔尖下的初心》纪念文章，引用其晚年访谈 “我的作品写的是人民的苦难”，明确体现其创作立场；解放军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同样找不到任何有支持 “忏悔” 说法的一字半文。

 

学术研究无记载：我特意注册了会员，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学术平台上检索了相关论文，共找到近50篇研究高玉宝创作的文献，其中 有19 篇涉及《半夜鸡叫》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影响。这些论文均提及作品的典型化创作手法，但没有一篇提到 “高玉宝否认周扒皮原型” 或 “向周家道歉”，反而有多篇引用其不同时期的访谈，佐证其对创作初衷的坚定坚持。

 

官方档案无记录：通过网友“燕子的海”在大连图书馆特藏部查阅了保存的高玉宝 2015 年至 2018 年的口述史料，有录音带、有文字整理稿。她都给我拍了一些照片，只发现高玉宝在 2017 年的一次口述中明确说道：“有人问我周扒皮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他们，周扒皮不是某一个人，是旧社会地主的样子，半夜鸡叫这种欺负长工的事，我亲眼见过不止一次。” 此外，还通过网友“沉默的羔羊”查看了瓦房店市党史办保存的高玉宝晚年参与地方党史编纂的座谈记录，也从未出现过任何自我否定的言论。

 

 

2. 谣言溯源：自媒体的 “创作狂欢”

 

排除了这些权威信源后，我还将重点转向传播 “忏悔” 说法的自媒体账号，通过时间线梳理发现，这场谣言传播有着清晰的扩散路径：

 

始作俑者

无出处的口播视频：最早的相关内容可追溯至 2021 年 7 月，某粉丝量不足一千的短视频账号发布一条 1 分 23 秒的口播视频，画面为网络下载的高玉宝晚年照片，配音称 “著名作家高玉宝临终忏悔，承认《半夜鸡叫》是虚构，冤枉了辽宁周家”。该视频未标注任何信息来源，既无采访画面，也无文字材料佐证，发布后仅获得数十次播放，未引发关注。

 

发酵阶段

“细节填充” 与账号联动：2022 年 10 月起，一批专注 “历史揭秘” 的自媒体开始转载这一说法，并不断添加 “细节”。某账号声称 “高玉宝在祖坟前烧掉自己的著作，痛哭流涕”，另一账号则编造 “周家后人拒绝高玉宝家属送来的 20 万稿费”。这些情节完全无中生有，但通过 “老人忏悔”“家族蒙冤” 等戏剧性元素，逐渐吸引流量。

 

爆发阶段

蹭热点与算法助推：2023 年 10 月，恰逢《高玉宝》出版 68 周年，部分自媒体将此前的谣言重新包装，配上 “课本骗局被揭穿”“历史真相终于大白” 等煽动性标题。在算法推荐机制下，这些内容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仅某头部账号的相关视频就获得超 500 万播放、10 万余条评论，由此形成规模效应。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传播谣言的自媒体存在明显的关联特征：多数账号注册时间集中在 2021 年前后，经常交叉引用彼此内容，且除了攻击《半夜鸡叫》外，还发布过 “雷锋事迹虚构”“抗美援朝英雄故事夸张” 等同类内容，形成了有组织的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矩阵。

 

3. 家属发声：“这是对父亲的公然污蔑”

 

2023 年 3 月，面对愈演愈烈的谣言，高玉宝之子高国栋曾主动接受《大连晚报》采访，首次公开回应争议。这位退休干部在采访中情绪激动却条理清晰，用三个 “绝对没有” 驳斥谣言：

 

“第一，父亲临终前两年虽然身体虚弱，但意识始终清醒，我们兄妹三人轮流陪护，从未听过他说过‘忏悔’二字，反而常说‘《半夜鸡叫》能让后人记得旧社会的苦，我写得值’；第二，父亲的遗嘱是 2018 年在律师见证下立下的，内容主要是捐赠藏书和资助贫困学生，根本没有任何涉及周家、道歉的内容，遗嘱原件现存于大连市公证处，随时可以核查；第三，所谓‘向周家后人道歉’纯属捏造，我们家人与周家素无往来，更不存在道歉一说。这是对父亲一生名誉的公然污蔑！”

 

在一些采访视频中，高国栋还主展示了他父亲的遗嘱复印件和 2019 年临终前的护理记录。遗嘱中确实仅有捐赠条款，而护理记录显示，高玉宝晚年谈话内容多围绕 “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读书” 等话题，从未提及对作品的否定。

 

至此，证据链已完整闭合：“高玉宝忏悔”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网络谣言，其诞生于自媒体的虚假创作，传播于流量至上的算法助推，却始终得不到任何权威信源的佐证。但由此产生的“毒流量”，不仅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它污染了网络信息池，扭曲了部分受众的价值观，在无形中也破坏了社会信任，让很多人面对很多网络信息会下意识地选择“不相信”。

 

03文学与历史的边界：周扒皮是 “虚构” 吗？

 

谣言的泛滥，暴露出了一部分人对 “文学典型” 与 “历史真实” 边界的刻意混淆。要戳破这场骗局，就必须厘清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半夜鸡叫》中的 “周扒皮”这一形象，究竟是纯粹的虚构，还是源于现实的艺术创作？

 

1. 高玉宝的终身回应：从创作之初到晚年访谈

 

事实上，关于作品的真实性问题，高玉宝从创作《高玉宝》伊始就有明确说明，且这一立场贯穿其一生。

 

1952 年，高玉宝在部队完成《高玉宝》初稿时，就曾在附言中写道：“书中人物多有原型，但姓名、事迹均有合并，意在讲清旧社会的苦，不是写某一家的事。”1955 年作品正式在正式出版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曾就 “周扒皮” 形象与他进行了沟通，他明确的表示：“这个人物身上有好多个地主的影子，有我老家的，也有我逃难时看见过的。”

 

1990 年代后期，周春富的后人首次公开质疑时，高玉宝就曾在《辽宁日报》的专访中进一步作出了解释：“周春富是黄店屯的地主，我确实知道这个人，但‘周扒皮’不是他。我写的‘半夜鸡叫’，是见过别的地主用类似办法催长工上工，把这事安在周扒皮身上，是为了让形象更鲜明。”

 

2005 年央视《大家》栏目对他的专访，更是留下了非常经典对话。当主持人问： “有人说半夜鸡叫不符合生物学常识，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时，80 岁的高玉宝声音洪亮地回应：

 

“我亲眼见看见过地主用木棍捅鸡窝，鸡受惊了就叫，长工们以为天亮了就不得不起床干活。那些说不符合常识的人，是没见过旧社会地主们有多坏！文学不是养鸡手册，我写的是人，是地主的坏，是长工的苦，不是要研究鸡什么时候叫！”

 

即便是在 2018 年他接受地方媒体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仍坚持：“艺术创作要典型化，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的，我写周扒皮，就是要让后人知道封建剥削是什么样。”

 

从青年时期的创作到晚年时期的口述，高玉宝对 “周扒皮” 形象的定位始终如一：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的文学典型。这种创作方法，正是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特征 —— 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揭示社会本质。

 

 

2. 文学典型的基本常识：原型≠本人

 

周家后人与部分自媒体始终抓住 “周扒皮” 与 “周春富” 的关联做文章，坚称 “高玉宝就是在写周春富”，其核心错误在于混淆了 “文学原型” 与 “现实本人” 的概念。

 

文学创作中的 “典型化”，本质是 “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的艺术手法。鲁迅先生在谈《阿 Q 正传》创作时就曾说：“阿 Q 的原型不止一个，有乡下见过的，也有城里碰到的，把他们的特征都合起来，就成了阿 Q。” 没人会认为阿 Q 就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更不会有 “阿 Q的 后人” 出来喊冤。同样，老舍笔下的 “祥子” 凝聚了旧中国人力车夫的共同命运，曹禺笔下的 “周朴园” 概括了封建资本家的本质特征，这些形象都有原型却不等同于原型，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常识。

 

高玉宝在《我是怎样写〈半夜鸡叫〉的》一文中，早已说得很明白：“周扒皮这个名字，是我把几个地主的特点综合起来创造的。他姓周，是因为我见过的地主里姓周的多；叫‘扒皮’，是因为他们剥削得太狠，把长工的皮都快扒下来了。但他不是黄店屯的周春富，我没在周家当过长工，也没见过周春富做过这事。”

 

周家后人所谓的一些“证据”，也着实经不起推敲：周家老宅被设为阶级教育展览馆，是地方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宣传举措，并非作家高玉宝的个人意愿；连环画中的人物形象是画家的艺术创作，与现实照片相似纯属巧合；高玉宝曾在黄店屯生活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笔下的人物就必须指向当地某个人。这种 “对号入座” 的逻辑，本质上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无知。

 

3. 学者视角：周扒皮的历史价值在于揭示本质

 

对于 “周扒皮” 形象的历史价值，史学界与文学界有着高度共识：这一形象的意义不在于记录某一个地主的具体行为，而在于集中揭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性。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在《文学典型与历史真实》一文中明确指出：

 

“‘周扒皮’形象的生命力，在于它精准捕捉了封建租佃关系下的剥削本质 —— 地主通过控制劳动时间、压低劳动报酬等方式，最大限度榨取农民剩余价值。‘半夜鸡叫’只是这种剥削的具象化表达，即便具体情节有艺术加工，也丝毫不会影响其反映的历史本质。用‘鸡会不会半夜叫’这种细节问题，来否定整个土地改革的正当性，是典型的以枝节否定主流，以个别否定整体。”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教授也亮明了自己的观点：“高玉宝作为从旧社会底层走出来的作家，其作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底层视角的历史记忆’。《半夜鸡叫》之所以能影响几代人，是因为它真实传递了长工群体的苦难体验，这种体验不是虚构的，而是无数农民共同经历的历史真实。”

 

这些观点清晰地表明，评价 “周扒皮”这一地主形象，不能陷入 “细节真实” 的迷思，而应看到其背后的 “本质真实”。这一形象早已超越了个体层面，成为封建剥削阶级的符号化代表，这正是其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核心所在。04周家后人喊冤：能否推翻阶级叙事？

 

“高玉宝忏悔” 谣言的传播，与周春富后人长期的 “喊冤” 行动密切相关。2011 年，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出版《半夜鸡叫：揭开地主 “周扒皮” 的真实面目》一书，成为谣言的 “理论源头”。那么，这本书中的观点究竟能否成立？所谓的 “好人地主” 叙事，真的能推翻历史形成的阶级叙事吗？

 

 

1. 孟令骞著作的三大硬伤

 

孟令骞在书中提出三大核心观点有：周春富是 “勤俭持家的好人”，“半夜鸡叫” 情节违背科学，周春富在土改中被 “冤杀”。但仔细核查其论据与逻辑，就不难发现其有三大硬伤：

 

硬伤一：证据单一且存在明显偏见。书中支撑 “周春富是好人” 的核心证据，是所谓 “佃户孔宪德的回忆”：“在周家干活，一年挣八担粮，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 但经网友查证核实，孔宪德并非普通佃户，而是周春富的远房亲戚，且这段回忆是孟令骞 2008 年单方面记录的，无其他证人佐证。更关键的是，瓦房店市档案馆保存的 1964 年 “四清运动” 调查材料显示，孔宪德当时就曾承认 “那段话是周家后人让我说的，实际不是那样”。

 

硬伤二：混淆文学与科学的边界。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证 “鸡不会在半夜打鸣”，引用所谓 “农学专家的观点” 称鸡的生物钟受光照影响，半夜不会叫。但如高玉宝所言，作品中鸡叫是 因为被“地主捅鸡窝” 引发的受惊鸣叫，而非正常啼鸣。这一点上，我们小时候家里的鸡圈中常有黄鼠狼来，遇到这种情况下，鸡也会打鸣。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符不符合生物学的规律，而在于其所表达思想情感。用农学的标准来要求文学创作，本身来说就是一种逻辑上的谬误。

 

硬伤三：以个体案例否定整体历史。书中以 “周春富被批斗致死” 为由，称在土改过程中“制造的冤案”。但历史学者早已明确指出，土改运动在局部地区确实存在有扩大化、简单化的问题，这是需要正视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能以个别案例否定整个土改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 正是通过土改，中国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让 3 亿农民获得土地，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该书出版后，史学界普遍的持否定态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土地改革史研究综述》明确将其归为 “非学术性著作”，指出其 “缺乏档案支撑，样本选择存在明显偏向，逻辑推理存在严重跳跃，不足以作为研究土改史的依据”。

 

2. 档案中的周春富：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

 

要了解真实的周春富，不能只看后人的 “喊冤信”，而应依据当时的原始档案。有专家学者在瓦房店市档案馆查阅到 1947 年黄店屯村土改工作组填写的《阶级成分登记表》，这份由多人核实、签字确认的档案，清晰记录了周春富的真实状况：

 

经济地位：有8个孩子，五男三女，全家 20 口人，占有土地 247 亩，而当时黄店屯村平均每人占地仅 3.2 亩，周春富一家占地是全村平均水平的 38 倍；拥有耕畜 6 头、大型农具 12 件，均为全村最多。

 

剥削行为：常年雇佣长工 6 人，农忙时雇佣月工 30 余人，长工年工钱仅为 2 担粮，不足其劳动产出的 1/5；放高利贷年息 30%，远超当时 “正常利息”（一般不超过 10%），全村有 17 户农民因借高利贷被迫抵押土地；开设染坊、粉坊、杂货铺，通过垄断经营抬高物价，从中牟利。

 

社会关系：档案 “群众评议” 部分显示，有 11 位村民反映 “周春富苛刻”，其中长工李占山称 “冬天天不亮就叫上工，晚上看不见才让歇，饭里全是沙子”；佃户王贵生说 “租他的地要交六成租，遇灾年也不减，逼得人没法活”。

 

这些档案与孟令骞书中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更值得注意的是，档案中明确记载孔宪德是 “周春富表侄”，其在土改中的 “正面评价” 因 “与多数群众反映不符” 被工作组注明 “不予采纳”，并非如孟令骞所言 “因说真话被制止”。而因是贫农出身，孔宪德仍对土改时期的斗地主行为表示支持，并说：“那时地主都狠，也有好的，但好的不多。”

 

此外，还有学者公布了他查阅的 1948 年《复县土地改革总结报告》（复县为今瓦房店市前身），其中记载全县地主平均占地 120 亩，周春富的占地规模远超平均水平，属于 “中等偏上地主”，其剥削行为在当地具有典型性。

 

 

3. 阶级叙事的本质：制度而非个人

 

周家后人与部分自媒体的核心误区，在于将 “阶级叙事” 等同于 “个人道德评价”，试图用 “个别地主是好人” 来否定整个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这一逻辑在史学界早已被明确驳斥。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中指出：

“封建剥削是一种制度性压迫，而非个人品德问题。评价地主阶级，不能看个别成员的道德表现，而要看这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地主阶级不从事生产劳动，依靠占有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通过地租、雇工、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农民，这是其本质特征。即便有个别地主‘勤俭’或‘厚道’，也改变不了整个阶级的剥削性质。用‘好人地主’叙事否定土地改革，本质上是以道德评价替代制度分析，是对历史的刻意曲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克垚先生也认为：“土改的正当性，源于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 —— 占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占有70% 以上的土地，这种土地集中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生产停滞。土改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即便周春富个人品德没有书中写的那么坏，也不能否定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历史必要性。”

 

历史事实清晰地表明：土地改革不是 “制造阶级对立”，而是解决早已存在的阶级压迫；不是 “否定个人”，而是摧毁不合理的制度。周家后人的 “喊冤”，本质上是用个体记忆替代制度分析，用道德评价否定历史规律，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05历史虚无主义的三大套路

 

“高玉宝忏悔” 谣言的传播，并非只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典型表现。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惯用的三大操作套路。

 

1. 伪造 “权威背书”：制造 “当事人否定历史” 的假象

 

历史虚无主义者深知，直接否定历史难以令人信服，于是常常伪造 “当事人忏悔”“权威人士爆料” 等内容，制造 “历史真相被揭露” 的假象。“高玉宝忏悔” 正是这一套路的精准复刻。

 

这种套路的核心手法有二：一是利用 “死无对证” 的优势，将伪造的内容设定在 “临终前”“私下谈话” 等无法核实的场景之中，如谣言中 “高玉宝临终忏悔”“遗嘱道歉”，既无法由当事人本人直接驳斥，又能引发情感共鸣；二是包装 “权威来源”，如声称 “据高玉宝家属透露”“根据档案馆未公开资料”，实则无任何依据。

 

类似案例在近年来屡见不鲜：从伪造 “雷锋日记是代写的”，到编造 “黄继光堵枪眼是夸张宣传”，再到 “高玉宝忏悔”，历史虚无主义者始终热衷于用 “当事人否定” 的叙事，试图从根源上来进一步瓦解人们多年来形成的历史记忆。但这些谣言有一个共同的弱点 —— 经不起任何权威信源的核查，一旦家属、档案馆、研究机构等出面澄清，谣言便不攻自破。

 

 

2. 偷换叙事框架：将阶级压迫转化为 “个人冤案”

 

在 “高玉宝的忏悔” 谣言的传播中，历史虚无主义者巧妙地偷换了叙事框架，将 “阶级剥削与反抗” 的历史叙事，转化为 “作家冤枉了好人” 的个人冤案的叙事。

 

这一套路的操作流程清晰：首先，聚焦具体个人，放大其 “苦难经历”，如突出周春富在土改中的遭遇，回避其剥削行为；其次，塑造 “对立形象”，将高玉宝描绘成 “名利双收的造谣者”，将周春富塑造成了一个“被冤枉的老实人”，制造 “弱者对抗强者” 的戏剧冲突；最后，偷换了核心概念，将对 “文学典型” 的讨论，转化为对 “个人名誉” 的争议，进而引申出 “土改制造了冤案” 的结论。

 

这种叙事框架的偷换，极具迷惑性。它避开了 “封建制度是否合理”“土地革命是否必要” 等核心问题，转而用 “好人也被冤枉” 的情感故事来打动受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受众。但正如历史学者指出的，即便周春富个人的遭遇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也不能用来否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本质，更不能否定土改的历史意义。这种用个体叙事替代整体历史的做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历史碎片化的解读。

 

3. 选择性使用证据：用 “个别证言” 颠覆 “档案史料”

 

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另一核心套路，是对证据的选择性使用：对支撑其观点的 “个别证言” 极力放大，但对与之相悖的 “档案史料” 则视而不见或刻意曲解。

 

在 “高玉宝忏悔” 事件中，这种套路表现得淋漓尽致：

 

刻意放大孔宪德的 “正面回忆”，却隐瞒其与周春富的亲戚关系，以及其回忆被档案注明 “不可信” 的事实；

反复引用孟令骞书中的观点，却回避了该书未被史学界认可的事实，将其包装成 “权威研究”；

抓住高玉宝 “周扒皮不是周春富” 的表述，歪曲为 “承认作品虚构”，却无视其 “源于真实剥削” 的完整论述。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们对瓦房店市档案馆的《阶级成分登记表》、大连图书馆的高玉宝口述史料、权威媒体的报道等硬核证据，要么声称 “档案是伪造的”，要么干脆就避而不谈。这种 “只看证言，不看档案；只看个体，不看整体；只看细节，不看本质” 的做法，违背了最基本的历史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 “孤证不立”，必须通过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才能得出结论。历史虚无主义者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用单一的、有偏见的、未经核实的 一些零打碎敲的“证据”，试图颠覆由档案、文献、多方证言共同支撑的历史结论，这种做法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在逻辑上也漏洞百出。06我们为何要坚持历史真实？

 

 

戳破 “高玉宝的忏悔” 的谣言，不仅是为了还高玉宝先生一个清白，更是为了捍卫历史的真实。在当前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土改的历史正当性不容否定

 

“高玉宝的忏悔” 谣言的最终指向，是否定土改的正当性。但无论从历史背景、运动过程还是实际的效果来看，土改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之一。

 

从历史背景看，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据《中国土改史料汇编》记载，1949 年全国土地占有状况为：占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富农占有 70%—80% 的土地，而占人口 90% 的农民仅占有 20%—30% 的土地。这种极端不均的占有状况，导致农民极端贫困，农业生产停滞，社会矛盾尖锐。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成为亿万农民的迫切愿望。

 

从运动效果看，1946—1952 年的土改，使全国约 3 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近 7 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每年免除地租就达到了 3000 万吨粮食。这一变革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让农民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据统计，1952 年全国粮食产量较 1949 年增长 42.8%，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正如任何历史运动都有局限性一样，土改在局部地区也确实存在扩大化、简单化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了错斗、打人等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党和政府在后续工作中进行了纠正，如 195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法》明确规定要“保护中农利益”“严禁乱打乱杀”，1952 年又开展了土改复查运动，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

 

承认这些具体错误，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用这些个别地方的错误来否定整个土改的正当性，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用 “周春富是不是好人” 这样的问题，来否定 “废除封建剥削” 的历史必然性，本质上是对亿万农民翻身解放历史的无视。近年来，一些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地主被描绘成仁慈的好人，而贫困的佃户则被塑造成懒惰的恶人。这种刻画暗示了他们的贫穷并非制度不公所致，而是由于他们自身的不努力。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将贫困归咎于个人的道德品质。这种叙事不仅简化了复杂的社会问题，还可能误导观众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理解。

 

 

2. 文学的典型化创作权不容剥夺

 

这些谣言对《半夜鸡叫》的攻击，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文学是否有权进行典型化创作？答案是明确的：典型化是文学创作的核心规律，剥夺这一权利，就是扼杀文学的生命力。

 

高玉宝在《我是怎样写〈半夜鸡叫〉的》中写道：“我不是在写周春富，我是在写旧社会；我不是在写鸡叫，我是在写长工的苦。” 这句话道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 —— 通过具体形象来揭示社会本质。如果要求文学作品要必须 “事事有依据，人人有原型”，那文学将沦为历史档案的复制品，失去其揭示本质、引发共鸣的价值。

 

《白毛女》中的喜儿，凝聚了旧中国无数被压迫妇女的命运，没人要求必须找到 “喜儿原型” 才能认可作品的价值；《阿 Q 正传》中的阿 Q，概括了国民性的所有弱点，没人因为 “找不到阿 Q 本人” 就否定作品的深刻性。《半夜鸡叫》也是如此，它通过 “周扒皮” 这一形象，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本质，这种艺术感染力正是典型化创作的魅力所在。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 “半夜鸡叫” 情节的吹毛求疵，看似是质疑作品的真实性，实则是试图剥夺文学反映社会本质的权利。他们希望通过否定典型化创作，让文学失去批判现实、揭示本质的功能，进而让人们失去对历史的深刻认知。

 

3. 历史记忆的传承不容篡改

 

高玉宝曾说：“我写《半夜鸡叫》，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旧社会的长工有多苦，新中国的生活有多甜。” 这句话非常明确而直白地道出了历史记忆传承的重要性。《半夜鸡叫》之所以能入选小学课本，影响几代人，正是因为它承载了重要的历史记忆 —— 关于剥削与反抗、苦难与解放的记忆。

 

这种历史的记忆，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让我们明白，新中国的成立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人民反抗剥削、追求解放的必然结果；它让我们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之所以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它更让我们警醒，封建剥削的余毒虽已被铲除，但公平正义的追求永远不能停止。

 

历史虚无主义者篡改历史记忆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通过制造谣言、混淆是非，让人们对历史产生怀疑，进而动摇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如果 “周扒皮” 变成了 “好人”，“半夜鸡叫” 变成了 “谎言”，那无数农民翻身解放的历史就会被歪曲，无数革命先辈的奋斗就会失去意义。

 

传承历史记忆，不是要固守过去，而是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坚持《半夜鸡叫》的历史价值，不是要延续阶级仇恨，而是要铭记 “剥削必然被推翻” 的历史规律；捍卫高玉宝的创作初衷，不是要否定文学创作的多样性，而是要保护文学反映现实、传承记忆的权利。

 

 

07结语：让真相跑赢谣言，让历史照亮未来

 

2019 年 12 月，高玉宝先生逝世时，《解放军报》的讣告中写道：“他用朴实的文字记录历史，用真挚的情感歌颂人民，他的作品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今，面对针对他的谣言攻击，我们要有责任捍卫这份财富，还历史以清白。

 

写稿到至此，似乎真相已经清晰：高玉宝从来没有忏悔过，《半夜鸡叫》这部文学作品源于现实的艺术创作，“周扒皮”的形象则深刻揭示了封建剥削的本质，土地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不容任何人来否定。这场所谓的 “忏悔” 事件，不过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精心策划的骗局，其套路虽具迷惑性，但在硬核证据面前不堪一击。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谣言的传播往往比真相更快。但我们必须坚信，真相不会永远沉默。只要我们坚持用档案说话、用史实发言，只要我们厘清文学与历史的边界、识破历史虚无主义的套路，就能让真相跑赢谣言。

 

高玉宝先生曾说：

 

“笔能刻下记忆，但不能被谎言篡改。”

 

今天，他的这句话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历史不是短视频里的情绪宣泄，不是自媒体笔下的 “猎奇故事”，而是由无数档案、文献和人民记忆共同构成的坚实存在。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真相的守护者：不轻易相信没有来源的信息，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内容，在谣言面前保持清醒，在误解面前主动澄清。唯有如此，才能让历史的清明不被谎言遮蔽，让先辈的记忆得以传承，让历史的智慧照亮未来的道路。

 

 

来源：伏生的自留地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