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小镇在谈“K字签证”引发的舆论时，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这种激烈的网络反对舆论，本质是不自信。一方面是部分民众面对外国人不自信，速胜论和投降论频繁转换；另一方面是民众担心政策制定者和落实者不自信，偏离“以我为主”。
先说部分民众方面，不自信的典型表现就是难以做到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地讨论具体政策，陷入了西方政治正确式的价值观对立。
不去讨论一项政策到底应该怎么做，而是停留在为了反对而反对上，而为了论证反对有理，就设想出很多荒唐的情景。
比如默认一出台“K字签证”，外国人尤其印度人就会山呼海啸地冲进来，抢中国人的就业。但忽略了中国目前就业有多难，多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外国人先不说具体能力，语言、习惯、认知乃至社会网络关系，相比中国人都没有优势，又如何做到大规模抢中国人的就业？用人企业不是搞慈善的，就算搞慈善也没有只针对外国人的道理，还想不想在中国继续经营了？
之后，某些大V就炮制出为了方便“润二代”回国的话术，说这是某些力量为了自己后代回国，搞出来的政策。这就更荒诞了，跟部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深层国家”是一个性质，如果所谓的某些力量有这么强大的能量，都能凭空搞出来一种新的签证，那为什么不去干脆弄一张R字签证来解决自家后代回国问题，处理私人的具体问题，总比搞出来一个影响全国的大政策更容易吧？
还要说一个基本事实：整体上，国内已经不存在“裸官”了。2010年前后“裸官”问题发展到巅峰，成为特别突出的严重腐败问题，之后就被作为重点整顿的对象。2014年开始强化打击“裸官”，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台针对“裸官”的限制性规定，2014年修订《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第24条第四款明确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实际执行比规定更加严格，也产生了一些矫枉过正的新问题，所以2019年再次修订《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增加了“除特殊岗位需要外”这个前提；2017年实行最新版本的个人事项申报制度，也特别强化了近亲属的申报审查。
都2025年了，还说“裸官”，认知太落后了。从全球来看，中国应该是唯一一个针对“裸官”进行了制度性限制的国家，反观欧洲各国，“裸官”才是晋升的捷径。
还有一些其他错误理解，不一一列举了。
小镇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错误理解，归根到底是因为过去外国人确实享受过“超国民待遇”，担心“K字签证”会导致产生新的“超国民待遇”。
“超国民待遇”的确有政策和执行的问题，毕竟当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为了吸引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和人才，确实提供了特殊待遇，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跑偏。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当年全中国普遍存在高看外国人的心态，那个时候能做到平视外国人的，甚至会被认为狂妄自大。
现在网络上担心“K字签证”，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惯性自卑，觉得外国人高人一等，潜意识觉得这些政策就会给外国人提供“超国民待遇”，但内心又抵制，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反对情绪。小镇很想做个调研，验证下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对“K字签证是否会给外国人提供超国民待遇”做个统计，猜测80前、8090后以及00后，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不自信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民众的不自信。虽然感慨于中国崛起速度之快，最近举行的九三阅兵也极大提升了国家自豪感，但潜意识还是会觉得中国不行，出现了速胜论和投降论的快速转变，一会认为中国特别强、美国也比不上，紧接着看到“K字签证”，又担心外国人会抢走中国人的资源，这种心态就很矛盾。
不自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政策制定和执行时，能否真正平视外国，关键就在于敢于对外国人提出明确要求，明确体现主观选择的倾向。
实际上，除了极少数顶尖人才，如能够拿到中国“R字签证”的人才，其他级别的人才虽然也值得引进来，但归根到底，是这些外国人才更渴望获得中国的机会，是他们求着中国。
一个大国的崛起，归根到底依靠自己本国培养的人才。
人才重要，令人才发挥能力的平台更重要。
中国就是典型，从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间大量精英人才出国不归，甚至这些人才不少是同龄人中的顶流。但这些顶流人才离开中国后，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停滞，而是依靠那些在选拔体系下，弱于顶流的人才照样实现了超越。
人才的成长和能力的发挥，依赖平台和经历的磨砺。
那些跑到美国的顶流人才，基本能力确实强，但到了美国，因为钱学森等前车之鉴，很难获得充分信任，职业天花板并不高，让自己衣食无忧、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没有问题，但想要一展所学，那就难了。反观留在国内的次顶流人才，虽然基础能力可能差一点，但能够获得源源不断地锻炼机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能力，超越曾经的顶流人才，太正常了。
这就类似于“一县之才，足以治国”，建立西汉的能臣大将，原本不过是狐朋狗友，刘邦47岁还在看狗打架，樊哙是狗屠，曹参是狱卒，韩信受过胯下之辱，张良不过是落魄公子，但短短几年，经过实践锻炼，很快成长起来。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依靠南阳班底，明太祖朱元璋依仗淮西人才，新中国也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1955年到1965年授衔，仅湖北的红安县就实授61位将军，而实际培养能够称得上将军的估计近300位，才有了徐向前元帅题写篇名的《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个人能力和时代机遇，缺一不可；但人才常有，时代机遇不常有。
因此，对外国人，就应该敢于提要求，甚至可以说爱来不来，从一开始就不能以降低要求的方式吸引外国人才，这样时间长了形成惯性，再想调整就麻烦了。
比如“K字签证”，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对情绪，关键是两个标准存在疑问：一是“境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二是学士学位以上。
如果标准足够高、足够明确，比如提高到硕士甚至博士，或者在公布的时候提一句会以我为主，明确“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定义，都会好很多。
当然也能理解，“学士”仅仅是提交签证申请的最低标准，实际审核签证申请的时候，完全可以从严，让实际通过签证的普遍在博士以上，只有少数确实优秀的能够以学士学位获得签证。但毕竟没有明确的说法，大家感到担忧也是正常的。
而“境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也一样，这些年网络上对于QS排名和国内高校盲目提高外国学生占比存在很强的反对情绪，如“山大学伴”之类被网络谣言抹黑扭曲，也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学伴”制度确实存在，但绝非网络谣言编造的黄色、低级，当然谣言之所以肆虐，跟组织者错误地宣传也有一定关系。
一个政策落实好还是坏，关键取决于具体的细则。尤其是这个“知名”的定义，到底采用什么标准？现在网络上特别担心的就是万一使用QS排名怎么办？这种担忧也很现实，毕竟过去国内在很多领域确定人才引进的时候，往往使用QS排名作为基准。
但QS排名非常水，主观评分占比极高，是典型的收费买排名，英联邦国家排名尤其高，而一些基本没有多少科研成果的境外高校，竟然能够年年迅猛提升，甚至有的在短短几年内冲进了QS百强。具体小镇在《不能让外国人来决定中国的前进方向》《排名都是生意》已经谈过了。
打消公众顾虑，就必须在具体的标准上体现以我为主，体现平视国外。进一步开放是我们要坚持做的，但更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是积极主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反过来套国外的标准。
既然是吸引STEM青年科技人才，那就应该聚焦理工科研，像QS这类综合性、主观性强的肯定不适用，也不能把一些强文科弱理科的大学列入“知名”范围。
尤其国外高校跟国内不一样，国内高校虽然不同专业之间实力差距很大，比如清华学科多数为A类，但也有C类的大气科学、科学技术史、交通运输工程等理工类学科，但终究是有底线的，想考上也得大幅超越重点分数线；但国外的大学，学院、学科之间差距极大，甚至达到清华和民办大专的差距，有些人就钻了这个空子，去国外知名大学就读特别烂的专业，回国就有了QS前一百的背景。
所以，中国推出“K字签证”，所有的标准和要求就必须由中国掌控。
更要把制度设计好，关键是形成多重制衡。
比如目前外国人想要留在中国合法就业，需要三证齐全，包括签证、就业许可证、工作类居留许可，这三个证必须同时有效才行，而三证由不同部门管理，分别是出入境管理部门也就是现在的移民管理局、科技或人社部门以及公安部门，三个部门工作依据的法律和职责不同，就形成了制衡。
但未来随着进一步开放，外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进入中国，也应该引入新的制衡关系，比如把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引入进来，在外国人就业居留方面，增加来自一线实际管理部门的声音。
只要心态调整过来了，就不用担心，目前也有大量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
比如可以把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引入“K字签证”。
上海的积分落户就很有参考性，分为应届生落户和社会落户两大类。
前者考察毕业生个人要素和用人单位要素两部分，满分72分可以申请。个人要素包括学历、学习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荣誉称号、竞赛获奖、发明专利、国家就业项目服务期满等；用人单位要素包括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和引进重点领域人才、承担重大项目、自主创业三大部分。
社会落户就更加复杂了，由基础指标、加分指标、减分指标构成，满120分就可以申请。
在总分达标之外，也存在某项指标特别好，可以无需积分直接落户，比如应届生如果是博士，那符合基本申报就可以直接落户；而社会落户方面的减分指标就堪称一票否决，因为只要被扣分，就很难凑够120分了，比如行政拘留5年内每次扣50分，一般犯罪5年内扣150分，严重犯罪直接取消资格。
把这项成熟制度，直接引入“K字签证”，稍加修改，又如何会引人担忧？
也不会引起外国人才的反感，毕竟不用所有的项目都得分，只要总分达标就可以申请，然后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发放，也避免大量无效申请。
比如有的是创业天才、汉语说得非常好，那么就算学士、院校差一点，也可以获得“K字签证”；而有的申请者毕业于全球知名理工科高校的王牌专业，目前博士在读或者已经取得博士学位，那就可以无需积分，直接获得签证；或者申请本人积分不够，但得到了高级别人才的认可，也可以获得加分。
有这样一套公开透明的标准，再加上一些扣分或者兜底的条款，避免被钻空子，相信网上的担忧会少很多。
这种对政策的理性讨论，也需要建立在民众和政策的制定、执行者都能够更加自信、尤其面对外部自信的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冲突，把更多精力用在研究如何把“K字签证”这样的具体事情做好。
相比民众，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更需要自信，最大的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作者：镇长本人；来源：大树乡谈 微信号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