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场关于我们共和国历史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存在着一个看似“细枝末节”、但实则关系到“国本”与“法统”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定位毛泽东主席，在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那独一无二的、开天辟地的伟大地位？
当我们这些对毛主席怀有最深厚阶级情感的革命后代，发自内心地将他尊称为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父”时，总有那么一些“公知汉奸走狗”们，会立刻跳出来，以一种发现了“惊天大秘密”的、自作聪明的姿态，对我们进行“指正”和“驳斥”。
他们所拿出的“杀手锏”，往往是这样一个看似“铁证如山”的“逻辑链条”：“你们怎么能称毛泽东为‘国父’呢？这是在‘胡乱编造历史’！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毛泽东自己都尊称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先生为‘国母’。既然宋庆龄是‘国母’，那么她的丈夫孙中山，自然就是唯一的、法定的‘国父’。毛泽东的地位，又怎么能够与‘国父’孙中山相提并论、甚至是更高呢？这在伦理上和法理上，都是不可以的！”
面对这样一种充满了形式主义的、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我们确实常常会感到一种有理说不清的“憋屈”和“无语”。
然而，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这种以“国母”的尊称，来反向“论证”孙中山“唯一国父”地位的论调，绝非什么严谨的“历史考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最典型的、旨在以“形式”的“礼仪”，来偷换和否定“实质”的“功绩”；以“资产阶级”的“法统”，来解构和颠覆“无产阶级”的“道统”的、最阴险、也最恶毒的“政治和思想的诡辩术”。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最锋利的“阶级分析”的手术刀，去彻底地解剖和粉碎这种建立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腐朽地基之上的“名”；并最终理直气壮地去捍卫那个建立在“人民共和国”坚实大地之上的“实”——即，毛泽东主席，作为我们这个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唯一的、真正的、也是当之无愧的“国父”！
一、“国父”的“定义权”之争：是“形式主义”的“尊称”，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定性”？
要戳穿敌人的诡辩，我们首先必须从最根本的“定义权”入手，去搞清楚，究竟什么是“国父”？
1.1 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名分”陷阱
在那些“公知”们的、充满了封建和资产阶级陈腐观念的头脑里，“国父”是一个类似于“皇位”的、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名分”和“尊称”。他们将这个“名分”，与孙中山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进行了一次形而上学的、永恒的“绑定”。
于是，他们便构建起了那样一个看似“严丝合缝”的“逻辑陷阱”。这个陷阱的全部“机关”，就在于它故意地将一个具体的、充满了复杂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情境的“社交礼仪行为”（即毛主席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而对宋庆龄先生的尊称），错误地，上升和等同于一个对历史功绩和地位的最终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政治裁决”。
这是一种典型的、只看“名”而不看“实”；只看“形式”而不看“内容”；只看“现象”而不看“本质”的、最肤浅、也最反动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
1.2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标准
而我们，作为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否称得上“国父”时，我们所依据的绝不是任何虚幻的“名分”或“尊称”。我们所依据的，是、也只能是一个最客观、最冷酷、也最具有决定性的“实质”标准。
这个“实质”标准，就是：这个历史人物，他是否领导了一个先进的、革命的阶级，通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摧毁了那个旧的、反动的、压迫人民的“旧国家”，并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进步的、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新国家”。
1.3 两个“国家”，两个“国父”
有了这个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质”标准，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孙中山和毛泽东，其历史地位的“高下之分”，就变得一目了然了。
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实际上先后诞生了两个在阶级性质上根本对立的“共和国”。
第一个，是由孙中山先生所开创，并最终被蒋介石反动派所篡夺和代表的、那个短命的、失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民国”。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第二个，则是由毛泽东主席所缔造的、那个至今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强大的、独立自主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因此，所谓的“国父”之争，其本质根本就不是两个“个人”的地位之争，而是这两个在阶级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共和国”，其“历史合法性”与“历史功绩”的根本对决。
1.4 一场“革命”，对另一场“革命”的“扬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继承”关系。它是一种更深刻、也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扬弃”的关系。
也就是说，由毛主席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它既“继承”和“完成”了由孙中山所开创的、但却未能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同时，它又以一种更先进的“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更彻底的“革命纲领”（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和更强大的“革命手段”（人民战争），从根本上“超越”和“否定”了那个早已腐朽和失败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全部的狭隘性与反动性。
因此，作为一场更高级、更彻底、也更成功的革命的领导者，毛主席，其历史地位，必然地、也无可辩驳地，要远远地高于那场不彻底的、最终失败了的革命的“先行者”。
二、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与“阶级局限”：伟大的“先行者”与失败的“建国者”
我们在进行这种比较时，绝不意味着要否定和抹杀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历史功绩。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者，必然会像毛主席本人所一贯坚持的那样，对孙中山先生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抱以最崇高的历史敬意。
2.1 一位，推翻了两千年帝制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是在中国这片古老的、被封建专制所禁锢了数千年的土地上，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并领导了“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统治。
这无疑是开天辟地、振聋发聩的伟大历史功绩。
2.2 一个，无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软弱的阶级”
然而，我们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也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手术刀”，去深刻地剖析他之所以最终必然会失败的深刻“阶级局限性”。
孙中山先生所代表的，是中国那刚刚诞生的、极其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天然的、不可克服的“两面性”：
一方面，它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另一方面，它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无法割断的联系；它本身又是一个“剥削阶级”，因此它又极端地恐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真正的、彻底的觉醒。
2.3 三大，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
正是这种阶级上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决定了由他所领导的这场革命，必然会带有三大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
第一，是不敢彻底地反帝。他始终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同情”与“援助”。
第二，是不敢彻底地反封建。他始终不敢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来真正地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第三，是没有、也无法建立起一支真正由自己的阶级所领导的、忠于革命的军队。他只能去依赖和联合那些最终都必然会背叛他的旧军阀和投机分子。
因此，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其胜利的果实，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篡取，中国陷入了更为黑暗的军阀混战时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但他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建国者”。
三、毛泽东的“历史超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再造中华”
与孙中山先生的悲剧性失败，形成最鲜明、也最光辉的对照的，是毛主席以其更先进的阶级领导、更科学的革命理论、和更彻底的革命实践，对前者的全面“历史超越”。
3.1 对“三大缺陷”的“全面补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主席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恰恰是精准地补完了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那三大致命的“短板”：
第一，在“反帝”问题上，是最彻底的。毛主席从不对帝国主义抱有任何幻想。他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第二，在“反封建”问题上，是最彻底的。毛主席通过一场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将数亿的农民都动员和组织到了革命的旗帜之下，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最深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
第三，在“建军”问题上，是最成功的。毛主席亲手缔造了一支与以往任何军队都有着本质区别的、由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与人民鱼水情深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3.2 从“完成”，到“超越”
然而，毛主席的伟大还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完成”了孙中山那未竟的“民主革命”事业。他更重要的，是领导着这场革命，继续向前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
他所要建立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依然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共和国”。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并最终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这在革命的性质、深度、和最终目标上，都是对孙中山的一次根本性的、质的“飞跃”与“超越”。
3.3 “生父”与“养父”的譬喻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或许不那么恰当、但却很生动的譬喻，来形容这两位伟人的关系。那么：
孙中山先生，就如同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孩子”的“生父”。他让我们摆脱了“封建帝制”这个腐朽的、令人窒息的旧家庭。但是，他却因为自身的软弱和局限，而无力抚养和保护这个“新生儿”，眼睁睁地看着他落入了军阀和买办，这些“人贩子”和“恶邻”的手中，受尽了欺凌和折磨。
而毛泽东主席，则更像是这个“孩子”的“养父”与“再生之父”。他以其强大的力量，赶走了所有的“人贩子”和“恶邻”，治愈了这个孩子满身的创伤，并最终将他抚养和教育成了一个健康的、强大的、独立自主的、顶天立地的巨人。
请问，对于这个重获新生的“孩子”来说，谁才是他心中那个更值得他去发自内心地尊称为“父亲”的人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四、“国母”称呼的政治智慧：是“自降身份”，还是“统一战线”的艺术？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毛主席尊称宋庆龄先生为“国母”，这一被“公知”们当作“杀手锏”的历史事实呢？
4.1 对宋庆龄先生的崇高敬意
首先，我们必须对伟大的、革命的、坚贞不屈的宋庆龄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她绝不仅仅是“孙中山的夫人”。她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她坚定地继承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与那个早已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最彻底的、最勇敢的决裂。她是我们党最忠实、也最可贵的“党外同志”和“革命战友”。
4.2 “统一战线”的伟大艺术
因此，毛主席，以及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尊称她为“国母”，这首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她个人那伟大的革命品格和历史贡献的崇高敬意。
但更重要的，是这更是一种充满了无产阶级政治智慧的、最典型的“统一战线”的伟大艺术。
通过尊崇宋庆龄先生，我们党实际上就是在向全中国、也向全世界宣告：
第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才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最忠实的“继承者”。
第二，那个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才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最无耻的“背叛者”。
第三，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爱国民主人士，来共同建设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4.3 不是“自降身份”，而是“彰显格局”
因此，毛主席对宋庆龄先生的尊称，非但不是什么对其自身历史地位的“自降身份”或“自我否定”。恰恰相反，它最深刻地彰显了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那种海纳百川的、团结一切的、无比宏大的“政治格局”与“革命胸怀”。
而那些试图用这种充满了革命情谊和政治智慧的“尊称”，来作为“证据”，去从形式逻辑上进行“套娃”式的推理，并最终妄图去否定毛主席历史地位的“公知”们，其所暴露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那在思想上何其地狭隘、僵化、和可笑。
五、“历史的判决”与人民的选择：谁是“新中国”真正的奠基人？
最终，一个历史人物，其真正的历史地位，绝不是由任何个人的“尊称”或“自称”所能决定的。它只能、也必须由那最客观、也最公正的“历史的判决”和“人民的选择”，来最终加以确定。
5.1 人民，是历史的最终“裁判官”
所谓的“国父”，这个称号，其最终的“授予权”，既不掌握在任何“历史学家”的笔下，更不掌握在任何“法律条文”之中。
它最终只掌握在那个创造了历史的、真正的“主人”——人民——的心中。
5.2 人民，选择了谁？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问一问，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曾经世世代代都是文盲、都是佃农、都是包身工的、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及其后代：
究竟是谁，将你们从那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数千年的黑暗中解放了出来？
究竟是谁，给了你们土地、工厂、和当家作主的权力？
究竟是谁，让你们和你们的后代，能够第一次挺直腰杆，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而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于这个问题，人民早已用他们最朴素、也最真挚的情感，给出了那个唯一的、也是最响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毛泽东。
5.3 “国父”之争，是“国体”之争
因此，今天这场关于“国父”名分的争论，其本质，就是一场关于“国体”的斗争。
那些顽固地坚持孙中山是“唯一国父”的人，他们，在内心深处，所认同和怀念的，依然是那个由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民国”的“旧法统”。
而我们这些理直气壮地尊称毛主席为“国父”的人，我们所捍卫的，则是这个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法统”。
这是一场关于“历史解释权”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调和”的余地。
结论
综上所述，那种企图用“毛主席称宋庆龄为国母”，这一充满了“统一战线”智慧的社交礼仪，来从形式逻辑上否定毛主席“国父”地位的论调，是一套彻头彻尾的、旨在“以名乱实”的、反动的、也是极其可笑的“诡辩术”。
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两位伟人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进行了最客观、也最深刻的阶级分析之后，我们必须得出那个唯一的、科学的结论：
我们无比地尊敬孙中山先生，这位伟大的、推翻了千年帝制的“革命先行者”。
但是，我们更无比地崇拜和爱戴毛泽东主席，这位领导我们砸碎了整个旧世界、并亲手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解放者”。
对于那个早已被历史所抛弃了的、失败的“中华民国”来说，孙中山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国父”。
而对于我们这个由亿万劳动人民所当家作主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毛泽东主席，是、也只能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也是永恒的“国父”。
说出这个名字，绝不是在“编造历史”；恰恰相反，这是在捍卫我们这段用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所写就的、最真实、也最光荣的历史！
（作者：子珩墨 ；来源：星语秘境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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