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改革有八层，你期待的是哪一层？

 

填一个坑，也是一直有读者留言询问的“分配改革”。对此读者们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国家已经很强大了，这次阅兵也展现了超越性的实力，应该把更多资源用在分配和改善民生；有的认为造福人民是根本价值取向，但在高质量发展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不宜过早去做分蛋糕的事；还有的持中间观点，希望能够兼顾做大蛋糕和分蛋糕。

 

小镇今年5月在《国际变革要快，国内改革要稳》，以一段话简单谈了下小镇对“分配改革”的看法，认为至少可以分为八个层次，既“国际分配、国家初次分配、资本投向分配、城乡区域分配、行业阶层分配、公共服务供给分配、代际家庭分配、生态资源分配”，今天就展开谈谈这八个层次指的是什么。

 

开头需要做一下基础铺垫。

 

“基尼系数”大家应该听过，定义是“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实际数据介于0到1之间，越接近0，收入分配越平均，越接近1则越极端。

 

具体还可以分为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前者根据家庭收入进行统计，后者则根据家庭总资产，这两个往往偏差很大，这背后是掌握资产的富豪阶层与工薪阶层巨大的财产差距。

 

比如北欧国家，收入基尼系数常年在0.25左右，看起来很平等，但财富基尼系数普遍超过0.8，甚至在0.9以上，以均贫富、高福利著称的瑞典，财富基尼系数几乎稳居位居世界前三；但要知道就在10年前，北欧国家的财富基尼系数还在0.7左右，是如何做到的在收入分配基本平均的情况下，财产不平等扩大如此之快？

 

又如美国，收入基尼系数略高于中国，2024年为0.485，但疫情前财富基尼系数在0.85左右，这几年美国搞大放水，华尔街等富豪资产迎来了新一轮爆发式增长，财富差距就更大了，财富基尼系数正在逼近0.9。

 

对比而言，2024年中国收入基尼系数是0.462，财富基尼系数在0.7左右，不同机构公布的数据差别比较大。高的如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认为是0.73，供参考就行了，相比收入，财产的统计难度更大。

 

由于家庭资产来源很复杂，难以统计，又是长期积累导致的，所以往往倾向于看收入基尼系数，也方便观察每年的变化情况。所以提到“基尼系数”，默认是“收入基尼系数”。接下来本文提到的基尼系数，也指的是“收入基尼系数”。

 

网上关于基尼系数常见的有两个谣言：

 

一是拿国外的收入基尼系数对比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说国外是0.3左右，而中国是0.7，这就纯属恶意了。

 

财富基尼系数0.7对一个还在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比例，因为要发展，就必须倾向于投资、倾向于效率，但能够保持在0.7而非发达国家以及如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普遍的0.8以上，恰恰说明中国在努力调节贫富分配。

 

而且西方基尼系数统计，并不适合中国这样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国家，多数资产是私有的，而中国的国有和政府资产至少占全社会财富的一半，如果把这一部分也纳入基尼系数的计算，中国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平等程度会大为改善，这就是小镇在《就算身无分文，仍然很有“钱”》一文提到的“个人总财富=私人财富+获得的公共财富“。

 

二是造谣说中国近几年不再公开基尼系数。

 

实际上每年公开的《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都会公布上一年基尼系数。这种低端造谣，要么是不学无术，要么就是恶意了，简单一提就罢。

 

接下来就要进入正题了。

 

以基尼系数为切入口观察全球近年来发展，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全球、全世界范围看，人类世界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从1988年的0.666下降到0.57，但如果从单一国家来看，多数国家内部的基尼系数并未改善甚至持续恶化。

 

是什么导致的全球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呢？

 

这就是统计学中名为“辛普森悖论”的常见现象，指分组数据呈现某种趋势，但合并后整体趋势可能完全相反。

 

201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办的《世界发展》期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全球收入不平等发展报告（1988-2015）：中国和印度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文，就回答了发生了全球基尼系数上的“辛普森悖论”，研究认为：1988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是全球基尼系数下降的主要原因，虽然与此同时，中印两国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了。

 

为了论证中印两国对全球收入平等发展的贡献，研究者采取了反事实推测方法，也就是假定中印两国人均GDP、基尼系数和全球人口份额保持不变，再计算对全球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大家可以用微信自动翻译以上图片。简单介绍，这张图下方标注的五个线条，分别指包括中印在内145个国家、中国保持不变、印度保持不变、中印保持不变、中印以外143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涂黄的部分就是中国对全球基尼系数下降做出的贡献。

 

说到这就可以谈小镇认为的分配改革第一个层次：国际分配。

 

在大学国际贸易学的第一课，讲授的最基本常识就是国家间不平等远大于国内不平等，也就是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富国穷人过得比穷国富人更好，就类似现代中国随便一个工薪阶层，生活水平就要超过古代的大地主，当然如果有人就是喜欢人上人的相对优势，那就另说了。

 

以中国2001年入世为界，2000年G7国家GDP合计22.1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5.27%，当时中国占3.6%，印度占1.39%；2024年，G7国家GDP合计上升到45.9万亿美元，但全球占比下降到43%，而中国占比上升到17.75%，印度上升到3.66%，中印合计占比超过21%。

 

如果把全世界各国分为G7、金砖、其他国家，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三分天下。而考虑到物价和实际购买力等因素，变化就更大了。

 

过去，全球范围内不平等情况的改善，主要依赖中国的贡献，而现在随着中国科技和产业进一步突破，抢占原来被G7等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的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还把原来大量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化石能源等转移给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真正开始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崛起，可以预期，未来全球范围收入分配会进一步平等化。

 

这对建立在剥削基础的西方国家而言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这就是小镇说的收入分配的第一步，可以理解为从全球范围切下来更多的蛋糕，给中国、给G7等少数国家以外的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也包括如俄罗斯、塞尔维亚、西班牙、匈牙利等在内的欧洲国家。

 

这是美国难以容忍的，对美国来说，如果中国愿意加入美国领导的全球剥削集团，那也就罢了。可偏偏中国要真的“解放全人类”，践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所以美国一直试图拖中国下水，比如煽动菲律宾等小国挑衅中国，就是期待中国能够像美国一样对小国使用暴力。可万万不能上当。

 

说完第一层次的“国际分配”，其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第四层的“城乡区域分配”。

 

国家间不平等远大于国内不平等，在中国，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平等，也远大于城市或地区内部。比如2022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32，低于全国的0.47，如果具体到北京某一个区，就更加平等了。

 

中国现在全国范围基尼系数是0.462，收入分配不均的大头主要来自于城乡分配，相信这个道理不用多说吧。小镇之前总结，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缩小的三大差距就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体制内外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是20多年来国家改革的重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八七扶贫”，到2001年至2020年的两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及次一级的三农建设、养老、医保、教育、公共服务普及等等，都是致力于发展农村，缩小城乡差距。

 

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农民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城镇居民，注意这里说的是增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3年的3.2:1，下降到2024年的2.34:1。

 

虽然全球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是1.6，但中国太大了，部分发达地区已经达到跟美日媲美的程度，这跟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国家难度截然不同。当前农村人口实在太多了，以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难大幅提高人均收入，而城市承载能力也有限，只能以历史耐心，慢慢实现农民的市民化。

 

在这个过程中，第六层“公共服务供给分配”的重要性就凸显了，主要也是城乡之间的分配。

 

最典型的如小镇之前在《目标2035：努力保障农民享受城里人的养老待遇》提到的农村养老问题，这就是公共服务的典型差距。目前中国城市有2亿多常住人口没有城市户籍，也就无法享受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仅仅取消户籍是没用的，本质是资源不足。

 

现实所迫，只能对农民的市民化保持历史耐心，那就必须努力在农村提高公共服务保障，也就是公共服务要跟着人走，这也是近些年的工作重点，比如目前正在推进农村的“三清四改四通五化”，还要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都是要解决公共服务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接下来还有两层分配，可以放在一起，那就是：国家初次分配、资本投向分配。

 

“国家初次分配”指的是国民总收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也就是掌握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这五大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所有者，能够获得多少收入分配。本质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

 

目前国家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主要从做大蛋糕的角度考虑，目的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鼓励更多人通过市场竞争走上富裕之路，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更高效率的投资热情。

 

但现在这一分配原则带来的负面性越来越大，仅靠政府再分配越来越难以弥补。其中还存在一些非市场化的因素，比如权力、腐败等，所以国家接下来在这一方面重点仍然是推进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要挤压灰色空间，真正尊重市场规律，当然难度很大。

 

 

“资本投向分配”，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钱怎么分配，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在这两大方向之下，也要进一步权衡分配。比如同样是选择投资建设，是投资房地产，加大财政收储闲置房，还是往制造业和未来产业投入？这都是需要权衡的。

 

上述两个分配方向的不同，也就导致了第五层“行业阶层分配”的差异。比如这几年总觉得“温差”大，网上很多人都说经济不好、收入下降，但是在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领域，这几年增速特别快，也产生了很多新富裕人群。比如北京永丰地区，之所以房价逆势大增，就是因为周围规划的是新材料、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这几年特别红火的产业。

 

除了国家大力支持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大量线上新职业的收入暴增，如网红、直播以及内容领域等等。非常多的人滥用国家扶持实体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其营收本质就是个人劳务所得，但偏偏去蹭国家支持实体经济的小额免税，不仅大规模逃税，还不向社会提供与收入相匹配的就业岗位，这也是“行业阶层分配”不公的体现，所以从去年开始，从税务角度重点整治这些领域，比如偷税漏税的司马南等。

 

 

目前网上对分配改革，关注最多的其实就是“行业阶层分配”。

 

最后还有第七的“代际家庭分配”，第八层的“生态资源分配”。

 

“生态资源分配”，强调的是现代人的发展，不能以子孙后代为代价，要给后代少留下麻烦、多留下财富。那么就会带来哪一代承担环境治理和发展转型代价的问题，是当代人，还是儿子辈、孙子辈，甚至更靠后？

 

有很多国家选择让后代去承担，但中国已经转变了，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尽可能由当代人承担，这也必然影响到当前和未来的分配。

 

今年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七月出版了《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

 

 

“代际家庭分配”，在日本表现得特别突出，日本已经高度老龄化，2025年最新数据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9.4%。日本经济已经停滞30年，意味着老人的经济状况远好于年轻一代，泡沫破裂的冲击，也让很多日本老人消费颇为吝啬，这就导致日本的大量财富在老人群体闲置。

 

日本近年来的改革一个重点，就是想办法让老人消费，甚至这几年日本经济有所复苏，日本内部就有人认为是有钱的老人去世了，所以出现了财富的代际转移，年轻人拿到遗产后，敢于花钱，所以经济就复苏了。

 

 

中国目前还远未到日本的程度，毕竟中国的老人除了少数群体，并未经历财富大增长的时期，真正对应日本当前60岁以上的，大致是中国70后、80后群体，目前中国相当大比例的老人，甚至没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养老金。但随着时间推移，代际财富分配的问题，也将越来越重要。

 

从这个层面讲，“银发经济”也带有了代际分配的意味，要在满足老人消费需求、改善老人生活的同时，想办法把老人手中的钱变成中年、青年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增长。日本社会学家三铺展今年出版新书《第五消费时代》，谈的就是人口结构重塑下的消费改变，就提到主导消费的，不再是三口之家，而是银发族和单身者。

 

三铺展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推论，认为中国会比日本更快进入精神富足的第五消费时代，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三铺展更广为人知的是《下流社会》这本书。

 

篇幅有限，只能概括性地介绍下小镇理解的分配改革的八个层次。以后碰到合适的话题，再进一步展开谈。

 

（作者：镇长本人；来源：大树乡谈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