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和军:掌握大量材料就能发现真理?马克思说未必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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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和军:掌握大量材料就能发现真理?马克思说未必
2025-09-21
从一定意义上讲,“用”还是“说”,
才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摩尔根在不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情况下何以能够在它指导下开展工作,而且还能得出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这只能说明,原理之为原理,关键在于它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指导原则的作用;至于原理在词句上的表述,甚至原理是否被感知存在,都处于次要地位。
对此,马克思早就教导我们,要消灭词句。从一定意义上讲,“用”还是“说”,才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提供教条,而是提供思维方式;它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还是那句话,问题的关键不是词句,而是遇到问题有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
当然,这样说绝不代表对原理的学习不重要。实际上,原理是理论思维的集中表达。没有原理,何谈理论思维?西方近现代思潮中的实证主义以拒绝形而上学、放弃理论预设而闻名,但其似乎忘记了,经验证据都是在一定的理论观照下得以成立的。不是实证的经验成就了理论原则,而是理论原则使得经验证据成为可能。
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
理论思维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受实证主义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学就曾把历史学的任务视为证据学、考古学、材料学意义上的“整理国故”。如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记录者、植物学家和植物标本收集者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理论思维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诚如吴承学先生所言,许多重要的“新学问”的兴起,有时候并不待新材料的“发现”,而在于对传统学术与文献的“发明”。若没有新眼光和新识见,哪怕面对一批重要的新材料,恐怕也发现不了问题。
以李嘉图、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掌握了大量而充足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文献性材料,但为何他们写不出旷世巨著《资本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理论思维的滋养,没有马克思极其重视的“抽象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戏谑地称实证主义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
在与恩格斯的一封通信中,马克思也强调: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的“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因此,当他对孔德和黑格尔进行比较时,他认为孔德仅仅是在细节上比黑格尔强,而在理论思维方面,黑格尔不知道要比孔德强多少倍。
马克思主义正是指引我们前进的一面旗帜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自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做到了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一个最为形象的比喻——行动指南。德国经济学家韦尔纳·桑巴特就表达过因放弃马克思主义原理而产生的不知所措:“当我们失去了那种在复杂的生活中至今还是我们指南的、令人安慰的原则时……我们感到就像淹没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直到我们找到新的立足点或学会游泳为止。”原理正是在这种指南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形式上、方向上、战略上的指引。没有这种指引,我们就会迷茫于前进的方向。南辕北辙的故事告诉我们,技术装备再先进、细节考量再周到,把握不住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是枉然。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旗帜就是方向,马克思主义正是指引我们前进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正是源于对理论的坚守与自信,放弃理论指导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的必将是方向上的颠覆性错误。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来源:“理论周刊”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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