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虎生 郑元泰：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实践——兼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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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虎生 郑元泰：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实践——兼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2025-10-06
【摘要】延安十三年，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工作提升至关乎全局的战略高度，确立了巩固农业基础与发展工业并举的建设方针，通过广泛动员群众，有效巩固了生产基础并改善了农民生活，同时逐步建立起以自给为导向、现代机器生产与传统手工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由此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呈现出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极大释放了经济活力。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实践，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确立的核心原则与积累的主要经验，也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1935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党在各个方面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统筹兼顾、重点突出地推动农业、工业发展，独立自主地探索并建构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其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坚持群众路线、处理不同经济成分关系等宝贵经验，对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历史镜鉴意义。
一、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实践的
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因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确立理论遵循，在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获得智慧启迪，在审视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客观处境中洞悉变革导向，在直面根据地生存发展现实需要中明确战略目标，为党的经济建设实践奠定了必要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引与中国化实践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担当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和所有制变革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擘画革命道路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锚定中国经济核心问题，剖析内在成因，明确发展导向。党成立之初便旗帜鲜明地主张“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并在革命实践中发掘农民与土地问题在中国经济中的关键性意义，进而提出“均分土地”的经济口号。这对整个中国经济乃至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具有颠覆性意义，将矛头直指封建经济与帝国主义经济的控制，契合了近代中国以农民为社会主体、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现实境况。但是由于党尚未实现自身的成熟，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把握尚不透彻，出现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倾错误，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挫折与教训，促使党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国家内，绝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是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道路。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征程，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相结合，“从土的出发，从延安出发，不从伦敦出发，不从上海出发”，逐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首要课题，就在于如何科学地认识近代中国经济的总体水平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其实现历史性重塑，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必要物质保障。这些认识的阐发充分体现了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把握现实情形、坚定革命理想、制定科学策略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党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延安十三年，党关于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必然产物，有效地回答了党围绕经济问题所提出的诸多时代命题，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总体规划与具体实施提供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也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涵与党的经济建设经验提供了实践参考。
（二）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性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智慧、获得精神力量的源泉与依托。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文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与治理经验，既有“尽地力之教”“精耕细作”“不误农时”等生产观念，也有着“与民生息”“民惟邦本”“耕者有其田”等价值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启迪。
“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与坚定弘扬者，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启迪。党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农业大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根基和内在机理均在于传统的农业经济，这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决定的。因此，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割裂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不乏“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这样超越时代又历久弥新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需要与价值诉求高度契合。这种思想上的内在贯通，为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经济实践中搭建了桥梁，为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形成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因此必然带有社会历史性和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则推动其与时代需要相结合，与具体实践相匹配。延安时期，通过将“变工”“札工”等传统劳动互助形式与合作社经济相结合等具体举措，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形式创新与内涵丰富，有力证明了党不仅善于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善于对传统经济思想进行革命性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种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政治品格，为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保障。
（三）经济困境与民族危亡的时代呼唤
时代危机是推动经济结构深层变革的强大动因。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实践的历史，本身就是近代中国反抗侵略、摆脱经济困境、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篇章。在落后生产方式和帝国主义侵略双重影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救亡图存的经济道路进行了探索，党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经济的转型方案，这成为党构建独立自主经济形态的直接动力。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血泪史。鸦片战争后，各国列强企图将中国转变为殖民地，以索要战争赔款、要求片面最惠国待遇、操控中国海关、在华设企开厂等形式，源源不断地掠夺中国的财富，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经济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成立了以“兴亚院”为代表的经济统制机关，在其占领区进行了毁灭性的经济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与灾难。作为中华民族利益最坚决的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率先走上武装抗日的道路，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主要根植于工业基础薄弱、传统农业占绝对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基础上存在着巨大差距。与国民党政权在经济上依附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革命性质，决定了其必须也只能够走上一条摆脱外部控制、实现经济自主的道路。
“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引发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相反，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使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小农经济这一落后的生产关系得以畸形延续。高额的封建地租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致使农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不仅限制了农业的积累，更导致本应流向工业的资本被地主用于买田置地，其结果便是中国经济整体结构的畸形化与低效化。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起使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使农业经济中的无效资本积累向工业生产流动，并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水平，以增强提供工业所需生产资料的能力。基于这一目的，党必须逐步改造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并积极改造农业和手工业等传统经济，以促使其与经济变革方向相匹配，与时代发展所需相契合。
（四）应对根据地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生存与发展中的现实挑战始终是驱动发展变革的主要因素。作为一个将根据地建设视为革命立足点与战略基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顶住了根据地发展的巨大现实压力，根据客观形势要求调整与完善自身经济政策，以应对根据地建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构成了党在延安时期经济建设的核心议题与首要任务。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根据地，普遍建立在中外反动势力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这在有利于根据地保存自身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彼时中外反动势力往往以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作为自身的区域统治中心，集中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产业，控制了区域经济的核心，附近广大区域通常需要依赖城市提供日常所需产品。相比之下，根据地通常位于广大农村地区，这些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关键物资的生产能力远不及城市地区，因此很难在供应大批脱产或半脱产的党政军人员。于党而言，若想维系根据地的存续，就需要在政权有序运转与生产顺利进行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基于此，党充分发挥政治智慧，从脱产人口规模影响生产开展这一现实矛盾出发，探索出一条动员全体军民参与生产、激发劳动热情的有效路径，扩大劳动力的总体规模，优化劳动力的分配结构，提升劳动力投入经济的总体效能，以克服自身发展的内在不足。
“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的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比起内部经济发展的种种矛盾与困难，外部经济的封锁对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消极抗日的同时，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对根据地采取了经济封锁、贸易操纵、金融捣乱的手段，妄图彻底扼杀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虽然在根据地军民的团结一致下，三次反共高潮被先后击退，但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依赖外部供给以满足自身需求，无异于将自身生存发展的战略主动权交由外人掌控。因此，中国共产党积极谋求实现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尝试提出在主体上独立、在实践中可行且能够更有效促进根据地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构想，以对抗外部封锁的日益收紧，最大限度地确保自身的经济安全。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客观动因。
二、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
经济建设实践探索
经济建设是一项强调系统性、协同性、复杂性的工程，并非一日之功，在延安十三年的长期历史实践中逐步塑造形成。中国共产党结合根据地客观发展条件，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协调工业与农业的发展，谋篇布局、起而行之，逐步构建起一整套有着鲜明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的经济体系。
（一）强调经济关键意义，综合布局经济发展
经济工作事关根据地生存发展，事关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建设提升到关系革命全局的战略高度，结合革命实践的客观形势与具体所需制定经济总体方针，初步形成了一套开展经济调控的指导思想与制度体系，在党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探索历程中彰显出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经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深刻认识到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经济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推进是否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关系到党能否赢得并巩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因此，党始终强调经济建设在各项事业中的关键地位，明确提出经济工作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其他各项工作均要围绕经济工作开展。为此，党号召全体党员干部提升自身经济能力与水平，力求使广大党员干部都成为开展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为党在未来领导全国经济建设奠定了干部基础和实践经验。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经济政策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问题的判断与把握，是指导经济实践的依据来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等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了经济建设政策框架。在革命战争环境下，物资问题直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对于经济政策慎之又慎，强调一定要挖掘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每一分潜力，促使有限的资源切实转化为支持政权建设和革命战争的经济力量，从而为党创造“以弱胜强”的历史奇迹奠定必要基础。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延安十三年，围绕经济建设的总体方针，中国共产党结合根据地经济实践的具体情况，形成了规范和推动经济建设的经济制度体系，涵盖运行调控、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市场秩序、财政金融等经济建设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经济制度的创建与完善对于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党将“以物资供应为中心”的理念贯穿经济建设全过程，围绕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对强化物资供应体系进行规范与调整，实现物资供应在各环节间的高效流转，切实增强物资供应的总体能力。另一方面，党将“把握经济规律”的认识融入经济发展各领域，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强调不能忽视客观物质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带动作用，积极探索发挥行政手段与运用市场规律相结合的方式，以更有效地实现对根据地经济发展的良性调控，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总体水平稳步提高。
（二）巩固农业首要地位，推动农业组织变革
农业是根据地经济的主体，是根据地粮食供应的最主要来源，是根据地生存发展的命脉。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关革命全局的战略性高度制定农业政策，聚焦生产发展的紧迫性需要优化农业组织，以巩固群众基础为目的改善农民生活，共同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的长远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农业问题，能否制定符合具体形势的农业政策，事关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全局发展。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及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与关键议题的转变优化调整农业政策，促使农业政策由“打土豪分田地”，逐步转变为“不没收富农的土地与财产”，继而发展为“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确立土地改革的法律与政策。农业政策的变化与土地政策的调整，反映的是党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坚持自身革命理想的同时并不教条地制定自身经济政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在总结上一阶段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将正确认识进一步融入经济新政策中，以实现经济政策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与完善，充分彰显了党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
“边区虽然是一个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社会，由于党的领导和组织，现在已经走上在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化的道路。”变革小农生产方式，是提升农业效率、组织广大农民、探索未来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关键一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中运营与高效分配为着眼点，赋予“变工”“札工”等传统农业互助形式以新的价值取向，积极推动根据地建立起劳动互助的合作社组织形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根据地合作社体系，促使根据地农业初步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这在客观上缓解了因大量青壮年参与革命事业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矛盾，并通过现有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的统筹规划、组织形式的重组优化，提升根据地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激发农业的创新发展潜力，增强农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以推动农业的转型发展。广大农民的集体化观念与合作化意识也得到了初步培养，促使农民熟悉合作模式，适应集体生活，形成共同认知，为农业发展准备了初步的思想和组织条件。
“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农民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体，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能否满足农民的经济诉求，是唤醒农民力量投身革命浪潮的关键。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将回应农民的经济关切作为经济建设的关键乃至中心工作，明确提出要废除“苛捐什税”，进行“减租减息”，开展“赈济灾荒”，降低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经济上，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农民有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扩大农业再生产过程中，农业产量增长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政治上，党对农民利益的关注与维护，使党与农民群众之间建立了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农民纷纷以人力或物力的形式表达对革命的赞同与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三）着眼工业长远发展，探索工业发展模式
工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引擎，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与动力源泉。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领导工业建设的实践道路，引入和发展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工业，稳定并促进手工业的发展，为保障根据地的日常所需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党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
“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中国共产党在工业经济政策的制定上经历了一些曲折。根据地创立初期，党提出了重点发展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着力发展手工业等近代工业，鼓励企业家投资工业。随着外部对根据地的封锁加剧，党提出了重点发展重工业，发展大盐业、大军工的政策主张，但因种种原因未真正实现。党很快认识到问题所在并调整了政策，强调要着力发展符合根据地现实条件的自给工业，特别是涉及人民日常所需的工业，同时，注重对工业企业管理政策的改善，强化其经济属性，加大产业投入力度。从工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善于在实践中学习，从挫折中成长，把握住了发展工业的客观规律与具体条件，制定出更切合根据地实际的工业发展方针。
“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采取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工业，是工业社会的基础与核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初步建立了一批机械厂，形成了根据地工业建设的“母机”。随后，机器生产被运用于石油开采、煤矿挖掘、兵工制造、钢铁冶炼等多领域，为根据地工业生产增添了现代化因素。相较于传统手工业，现代工业的生产效率可达数倍乃至数十倍，产品的标准度、可靠性也更高，是提升根据地物资供应能力的重要依靠。在管理与经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初步积累了发展现代工业的核心原则与实践经验，成为日后发展现代工业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崭新一步。
“我们的机器生产，受机器本身和原料供给的限制，即使充其量去发展，它的生产品对于我们作战部队的军火补充，还只能起辅助的作用。”由于根据地客观条件的限制，致使现代工业很难得到广泛发展，因此根据地工业仍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中国共产党从手工业生产在工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出发，将推动手工业稳定运行、提升手工业生产效率作为发展手工业的主要导向，在磨坊、杀坊、豆腐、皮坊、炭窑等领域建立了一批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虽然生产效率较低，但其发展门槛更低，更具普遍性与灵活性的特征，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同时，根据地紧迫的内外部形势，决定了党不能脱离现实，将有限的资源全部投入现代工业，而必须充分利用和改造庞大的手工业部门，使其成为对现代工业生产的有机补充，共同构成根据地工业的完整体系。
三、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
经济建设实践的内在特征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经济形态是一种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首要特征，由公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等多种经济成分构成，注重以群众运动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追求塑造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些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环境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延安十三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其核心是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并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这一论断为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一方面强调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展和壮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正视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提出要保障一切正当私有财产，从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
国营经济，或称公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发展国营经济是党的必然选择，不仅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资本、技术和政治独立性上存在局限，无法承担主导建设国家现代工业体系的重任；更是因为国营经济规定了经济的发展导向与根本要求，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才能不使其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它既承载了党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初步探索，也蕴含着推动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内在趋势，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提供了连通渠道。
合作社经济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本质上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通过将分散的个体经济按照合作互助的方式组合起来，合作社在制度上整合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提高了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效率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通过限制互相倾轧、赢者通吃的自利倾向，构建起经济建设中的新道德与新规范，实现了经济伦理的革新发展，成为根据地的基层经济关系的重塑力量。
私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也涵盖了广大小生产者的个体经济。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局面，指出应采取“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态度。私营经济在近代经济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并且其中已经蕴含了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如果贸然废除私营经济，既不利于培育和发展先进生产力，也容易导致社会经济动荡，使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私营经济者转变为革命的反对者，与党团结一切力量推动经济建设的初衷相悖。基于经济与政治考量，党提出在政策实践中要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调动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
（二）贯彻群众路线，激发经济建设内在潜力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群众蕴含着推动经济发展的无穷力量，贯彻经济建设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鲜明特点，是这一经济形态产生重要效果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经济建设实践都是为了维护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经济建设与人民福祉紧密结合在一起。党的一切经济主张与建设实践，是从亿万中国人民的现实生计出发，在土地分配、减轻负担、保障供给等方面真正做到了“群众有所呼，发展有所应”，充分体现了党的人民底色与为民情怀。将经济建设与争取群众相结合，是党在经济建设中把准前进方向的关键所在，为党从局部执政走向执掌全国政权赢得群众支持。
中国共产党坚持经济建设要汲取人民群众智慧、依靠人民群众力量的原则，将“依靠群众”的原则具体化为组织与宣传两种动员手段。在组织层面，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生产运动，党引领号召广大群众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根据地的供给短缺问题，凝聚起强大的团结力量。在宣传层面，党注重挖掘表彰经济建设中的劳动模范，在人民群众之中树立起了新的劳动观与价值观，即经济发展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人民才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人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建设的榜样先锋。通过将个体贡献与集体荣誉和革命事业相结合，党极大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群众对根据地政权的政治向心力也不断增强。
（三）追求独立自主，保障必要经济安全
“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和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才能发生作用。”实现独立自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挑战，也是延安十三年党维系生存的迫切需求。前者表现为摆脱帝国主义经济控制、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根本诉求；后者则是在国民党经济封锁和日军“扫荡”下，保障根据地军民供给的现实军事与政治任务。二者共同指向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依靠自力更生为经济安全提供必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对于实现经济独立自主的意义体认，是在根据地不断遭遇外部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延安十三年的经济建设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经济独立的奋斗史。在1939年国民党加强经济封锁之前，根据地的部分物资尚可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然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加剧和日军残酷的“扫荡”，使得根据地陷入了极端的财政与物资困境，甚至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在这一背景下，党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道路，继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经济上的自力更生从一种选择，转变为事关根据地存亡的核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以自力更生作为实现经济独立自主的具体方式。党在经济建设中的自力更生核心逻辑在于，最大限度地动员根据地内部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先发展农业和与战争直接相关的手工业轻工业，以求在粮食、被服等基本物资上实现自给或半自给，从而减少乃至摆脱对外部输入的依赖。延安十三年，党在经济建设实践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总结回应了近代以来多种救国方案的经验教训，在与国民党及日军的残酷斗争中开辟了全新道路，为党夺取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谋求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实践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推动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积累锻造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原则与实践智慧。其核心的制度设计、政策工具与价值理念，不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的历史起点，更对中国式现代化诸多重大原则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参照。
（一）确立了党在经济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在延安十三年的局部执政实践中，党首次系统承担起一个区域的经济治理重任。在应对战争、封锁和贫困的多重挑战中，党领导根据地群众依靠双手探索经济出路，构建起一套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支懂得经济管理的干部队伍，催生了一系列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制度雏形。党经过实践历练，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因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鲜明特征和最突出优势。
“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自诞生之初，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在延安十三年的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本质上决定了党领导构建的经济形态必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在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政治方向和经济原则，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实践与不断发展，在新时代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将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标准。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延安十三年，党坚持将人民群众作为经济建设的核心力量，在群众性生产运动中激发人民群众的奋斗热情，在表彰劳动模范中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这种根植于人民的执政理念与工作方法，为延安十三年的根据地发展巩固提供了根本保证，也深刻塑造了党百余年来的政治本色。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生动践行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最大限度惠及人民群众。
（二）孕育了推动创新发展的经济建设理念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一方面通过减租减息、组织劳动互助等方式巩固和提升作为基础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力，另一方面则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努力创办公营工厂，培育现代工业的萌芽。党在经济建设中强调创新、注重实效、追求内生增长的核心原则，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观念形成的历史来源。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延安十三年，党秉持着这种“善于建设”的精神，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培育创新因素，通过发展根据地工业体系、壮大国营经济、推广农业合作社模式等一系列举措，为生产力的发展、领导力量的确立、组织形式的创新等深层次变革探索了有效路径。这种敢于打破常规、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在新时代展现出了新内涵。“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创新驱动，党将创新思维深度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构建了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机制工作创新为重要组成的新质生产力创新体系，明确了要以做好创新这一关键环节来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导向，对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起到了方法论指导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延安十三年，党紧抓基础生产领域，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与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传统生产力的巩固，也为先进生产力的落地生根创造空间。这种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立场，构成了党的经济建设思想的鲜明主线。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以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挖掘新质生产力，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等重大论断，为指导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理论支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
（三）塑造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活力的经济建设导向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强调在经济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要挖掘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潜力，调动一切力量推动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导向，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经验借鉴。
“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和肯定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作用，将公有制经济视为全体人民的共有财富。延安时期，党着眼于解放生产力的长远目标，将壮大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创办了如边区贸易公司等一批骨干企业。这些企业在保障根据地供给、稳定市场、巩固党的经济领导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构成了“经济建设为人民”这一理念的早期实践。在延安时期确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作为领导力量并服务于全局战略的这一基本原则，历经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与完善，在今天集中体现于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战略部署中。新时代以来，党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为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抓手，明确了国有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推动国有经济更好发挥自身战略支撑作用，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党强调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意义，致力于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延安十三年，党坚持对私营经济的保护与支持态度，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将私营经济纳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大格局中，促使根据地私营经济由曾经的“夹缝中生存”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民营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助力。延安时期成功处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关系的宝贵经验，为改革开放以后党重新制定民营经济方针，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进入新时代，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对开拓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营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了推动作用。
（作者：何虎生，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郑元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长白学刊》2025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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