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民国真幸福？地主也不聊生啊！

 

 1938年，上海，伙计用推车载老板上班

 

建宁位于福建西北部，位于闽赣两省交界，是一个山区县，在历史上被称为穷山辟野，交通闭塞，旧社会更是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清末民初，县城北边的黄坊有户姓徐的人家，几代人承租家族的祭田和学田。

 

传统上，祠堂族产的收支，主要是四项：宗族祭祀活动，资助族内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救助贫苦族人，其他公益事业。为保证专款专用，祭祀和学堂都有专门的田租。

 

徐家就是以此为生的，到了徐明修这代，好不容易家里供他考上了秀才，科举却中断了。没办法，徐明修一边种田，一边当私塾先生，还开了豆腐坊和米房。多种经营，脑子灵光，逐渐富裕起来，有了属于自家的田产和林地，并且越来越多，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富户。

 

 

土改展览会上对地主家的“情景复原”

 

按照今天不少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路数，这样的富户，妥妥的地主兼工商业资本家，还不得幸福满满吗？

 

这个问题，其实解放后，很多人也问过徐家的少爷徐伯贤：“你家在解放前很有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吧！”

 

但徐伯贤可乐不起来，说到这些，他不禁回首往事，长吁短叹：“那是什么样的世道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官匪一家，荼毒乡民，穷百姓们苦日难熬，自不待言，就是殷实之家，若不与地方恶势力勾结，又怎能安宁？哪来日子好过？”

 

换言之，徐家盘剥穷人，也同时遭受军阀、官僚、恶霸、土匪的压榨。民国的社会生态链，完全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

 

 

1941年，成都龙泉驿，一位老人在堂屋看书

 

在农村基层更加如此，国家政权涣散，乡村秩序崩溃，在乡村中占有资源优势的乡绅阶层，开始政治化、组织化，县以下出现乡绅阶层主导的基层政权，乡绅隐性权力逐渐转为显性权力。所谓“乡贤”，“贤”的程度，只看其财力与武力，相较传统的读书人，新的“乡贤”更加武化，具有投机性和逐利性，同时也缺乏个人威望，急需国家政权的认可。

 

这时候，“保甲制”搞起来了，农村设立了新的机构和职位，基层控制力薄弱的政府，只能依靠“乡贤”，谁拳头大，谁就是政府的大宝贝。劣绅的逆淘汰就不可阻拦了，他们由此得以占据这些职位，从而使自己在乡村的统治披上了国家合法性。由乡绅控制的民团、保卫局、自治会、乡约等组织性力量成为了乡村中的基层政权，很多乡绅也借由这些组织成为不受约束、胆大妄为的“土豪劣绅”。

 

劣绅来了，不但老百姓受害，“良绅”也就是那些相对遵纪守法，手段不那么极端的地主、商人，也成为砧板上的肉，而且相较穷人，他们的财产更多，“出栏率”更高，劣绅没有理由，不去宰割他们。

 

 

1941年，成都龙泉驿，农人赶集，这位老人乘滑竿（轿子）

 

以黄坊徐家为例，也能看出民国时代，一般地主、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1927年，土豪刘蟹溪以“打击土匪”，“维持地方治安”为名，组织民团，穷人出丁，富户也跑不了，人有了枪得你们买，还有各种组织经费也得你们出，不出？后果很严重，你就是“匪”，你就是不稳定因素，人家有枪有人，还不随时修理你？于是徐家被迫缴去银元500块。

 

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地最辛苦的矿工和运输工人，月薪也不过两三块银元，我们就算相当于今天两三千块吧？五百元基本就是五十万了。

 

民团组织起来了，总该能维持治安，撵走土匪了吧？

 

 

著名的孙美瑶匪帮

 

1928年8月，徐家却被土匪连续抢劫了三次。其中一次，徐明修的三弟也被抓了“肉票”，也就是人质。各种残酷折磨不说，还要徐家拿出重金赎人，否则就撕票！

 

经人说和，几番讨价还价，最终给了土匪1200元的赎金，才把人赎回来。

 

经此一劫，徐明修觉得黄坊待不住了，徐家已经被各方势力盯上了，谁来都要割肉吃。惹不起，咱还躲不起？没办法搬家！翻过一座山，徐家举家搬到北边的江西黎川，落户在一个叫樟村的地方。

 

这下太平了吧？

 

1928年4月，割据闽北的土著军阀，土匪出身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中将师长卢兴邦，以“造福地方，兴办交通”为由，组建了闽北六县公路委员会，开征了公路捐，声称要县县通公路。

 

 

国民党的“孙魁元（孙殿英）同志”

 

可直到1939年，卢兴邦老家——尤溪至尤溪口公路，也只挖了不足10公里的路基。其他几个县，比如沙县被搜括去7万余元大洋，却一寸公路也没修。

 

相反，被反动派称作“匪”，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红军在解放了闽西北和闽北的几个县，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后，即发动群众，对原有古道、驿道进行改建、拓宽，计有14条，长达1000余公里，初步改善了闽西北各县之间及与闽西之间的交通状况。

 

至于县县通公路，处处天堑变通途，直到1958年才实现，这更是解放后人民政府的功劳，与反动派毫无关系了。

 

这就是差距，有人说国共都一样，纯属扯淡！谁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谁心里有人民，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心里有杆秤。

 

 

1941年，成都龙泉驿，水牛拉碾子给谷物脱壳

 

这里多说一句，“教员”同志对这个卢兴邦，印象极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陈是陈国辉，也是土匪出身的福建土著军阀，都和我们的红军交过手，是手下败将。即便长征到了陕北，“教员”同志对卢兴邦仍念念不忘，笑着向美国记者斯诺吐槽这位“老朋友”：“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无知，曾在他的辖地里张贴告示，悬赏‘缉拿苏维埃，勿论死活’。卢宣称此人到处滋事生非，必予除之。”

 

虽然打不过红军，但鱼肉乡里、危害地方的本事，却是极大的。

 

1929年，借口修建邵武到光泽的公路，卢兴邦又想他所控制的闽北各县摊派筑路捐，建宁县共派了银元58000元。

 

 

1941年，成都龙泉驿，出入西大门的人们

 

什么，你不是没修路吗？怎么筑路捐，派了一笔又一笔？而且离开当地，只要跑不远，你就还得交，否则“红帽子”批发一顶，那可是吵架灭门的“罪过”！

 

民团团总刘蟹溪，就是那个此前向徐家摊派过买枪捐的土豪劣绅，又把魔爪伸过来了。各家各户都得缴纳筑路捐，谁也别想跑，徐家割过肉，刘蟹溪更知道徐家肉多且厚，岂能撒嘴？于是派了民团，荷枪实弹，跑到樟溪村，登门索要银元3000块。

 

这次是跟你“客气”，修桥补路是善举，别给脸不要脸，如若不交，可就不体面了。为了免受关押之苦，徐明修又不得不卖出一部分山地、林木，才如数凑足缴纳，只当是破财免灾吧？

 

1939年11月，土匪王衍繁又对徐家下手，在建宁毛坊，把徐明修绑走，又是悬梁吊打，又是用香头烘烤前胸。这次开价银元1500块，要求半个月内赎人，否则等着收尸！

 

 

与卢兴邦齐名的福建土著军阀陈国辉

 

徐明修实在扛不住各种酷刑，最后写了信，叫家里尽快赎人。找政府没人管，好不容易花钱运作，多次宴请找到管事的人了，开价比土匪还狠。别无他法，只得再次卖山、卖粮，才凑足赎金，将人赎回。

 

1940年，王衍繁被国民党建宁县政府招安，因为有人有枪有地盘，过来就当上了庆安乡的乡长。

 

有了官身，土匪就成了官匪。1943年，王衍繁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为借口，强迫徐家购买“同盟胜利美金公债”500元。

 

当时，国民政府为解决庞大的财政需要和通货膨胀，决定用美国对华5亿贷款中的1亿美元作为发行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法币20元。人民以法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政府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

 

说得好听，当然实际上真按照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老百姓也是有利可图的，毕竟在当时的重庆，1美元兑换法币的实际数额，在1942年8月为36元，12月为45元，1943年8月为80元，12月升至85元。但群众怎么可能相信，长期言而无信，算了不说，说了不算的国民党呢？我今天买了，到日子你不给我兑换，怎么办？

 

于是，基金发行到了基层，群众纷纷用脚投票，大多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既然“给脸不要脸”，你们拒不上当受骗，那国民党只能采用老章程，强迫购买，说白了强行摊派，用枪杆子讲话的传统套路了。

 

徐明修为人老实，家里又有钱，躺着地，又做生意，关键是在政府没有人，手里更没有枪，也不勾结土匪，完全是“裸富”状态，所以不宰你宰谁？

 

500元美元就等于法币10000元，徐家早就搬到了江西黎川，那里的地方政府还算讲道理，派了50美元的美券，相当于法币1000元。

 

 

法币

 

当然有人会说，不管是法币一千元，还是一万元，在1943年都不算啥钱，不过一只鸡和十只鸡的差距罢了。但您要知道，法币购买力虽然在狂跌，但主要反映在城市，而在偏远地区，贬值了依然值钱，毕竟我们是农业国，农副产品在那时候不值钱。比如在贵州安顺，1943年的十二个月平均粮价仍在60元/石，即60元可购米120斤。大家可以根据市场里的米价，由此自行推算了。

 

既然徐家的户籍在江西黎川，而且已经按指标购买了美券，原户籍并没有留下任何户籍人口，所以就没有必要担负双重义务。王衍繁作为福建建宁的乡长，强行摊派徐家5000元，既不合理，更不合法。何况，派额之大，徐家又怎能负担得起？

 

因此，对庆安乡的派款，徐家抗拒不交。

 

王衍繁生气了，觉得你不给面子，别以为我现在不是土匪，就不能勒索你了，我有的是招儿！遂强行把徐家在当地的土地、房产和商铺，统统充“公”，还在两地交界处的所有道路上，以安庆乡公所的名义，立下告示木牌，上书：“徐明修抗交美金公债，视同汉奸，该户在该地界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一律标封，充抵公费。”

 

 

美元

 

不但明抢，还扣上“汉奸”的帽子，徐家忍无可忍，只得向国民党各级政府，从重庆中央，到福建、江西省政府和建宁、黎川县政府等各处衙门上诉。

 

结果呢？

 

不是官官相护，就是互踢皮球，状子转来转去，拖了一年多时间，钱没少花，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摊派费用，问题也没有解决。

 

没办法，有人指了条“明路”，说王衍繁当年招安的“接引道人”，是现在的建宁县参议会议长丁美学，你找他说合试试？

 

丁美学是当地闻人，跟王衍繁是私塾同学，丁父是私塾先生，关系极佳。丁美学的岳父也是做生意的，两家跟徐家都有交情。丁美学后来毕业于江西私立政法学校，后来从政，当过几个县的区长、科长，跟青帮也有联系，同时经营木材生意，在建宁县城有百货店。王衍繁被他招安后，能当上乡长，也是丁美学前后运作的，所以在建宁很有势力，没人不给面子。

 

 

孔祥熙

 

徐明修请求丁美学说情，丁美学的面子果然十足，不但王衍繁暂时不找麻烦了，国民党建宁县政府也特事特办，出奇高效地下了新批文：“饬令庆安乡公所：将所查封之徐明修产业开封，公债免派。”

 

当然，这些也是需要付出代价，你懂的。

 

经此折腾，徐家彻底走上了下坡路，到解放前夕，国民党各路神仙“群贤毕至‘’，纷纷雁过拔毛，再加上苛捐杂税愈演愈烈，各种财产已经折腾得差不多了……

 

所以，回忆民国，曾经的“大少爷”徐伯贤，没有任何幸福感，他说：“刘蟹溪、王衍繁都是土豪恶霸，都是国民党的宠儿，受他们迫害的，远不止我一家人。不是新中国，解放了，我们都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者最终没有好下场。

 

 

左起：孔祥熙、宋美龄、蒋介石

 

刘蟹溪先当民团团总，欺压乡里，后又投卢兴邦部，当上连长，为虎作伥，1931年在江西被红军击毙。

 

王衍繁先当土匪，打家劫舍，后当乡长，作威作福。解放初期，又重操旧业，成了政治土匪，幻想反攻倒算，替蒋介石当马前卒，有美国人撑腰，他们还能宠信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没蹦跶几天，民兵就抓住了王衍繁，1951年经群众大会公审后，被人民政府镇圧，大快民心！

 

说到建宁剿匪，我还想提到一个特殊人物，叫饶仕端。

 

说起来，饶仕端也是“老红军”，十二岁参加革命，十四岁当上少共建宁县委儿童局书记。红军长征走了，反动派轮番“清剿”，饶仕端叛变革命，做了国民党的乡长，干过许多坏事。

 

 

1941年，成都龙泉驿，招待来客

 

1950年2月11日，在红军北上15年零9个月之后，建宁第二次获得了新生。

 

饶仕端也幡然醒悟，第一时间就去找人民政府和解放军自首，从此死心塌地的跟定我们，他缴了枪，反映匪情，瓦解土匪，经常为解放军带路，在剿匪斗争中功劳很大。

 

但到镇反的时候，告饶仕端的状子也很多，甚至有些要求对他处以极刑。最后军地双方召开联席会，当面锣对面鼓，经过反复研究，说服教育，最终决定对饶仕端既往不咎，人民政府还安排他担任小学教员，让他走上重新做人的光明大道。

 

至于丁美学，虽然红军时期，帮着反动派打过我们，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但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民主同盟，成为民盟的秘密盟员。解放初期，又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的委派，返乡对股匪进行策反，协助剿匪部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所以解放后，被安置在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1941年，成都龙泉驿，买布

 

还有美金公债，即便是强行摊派，群众也不愿意去买，尽管打着“爱国”的旗号，也难忽悠住人心，正如时评所言：“并非是老百姓对政府法令不可乐于接受，实因过去政府资金对于债信，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信誉，眼前国内工商业处境的恶劣，实为前所未有，既受战争的痛苦，外加官僚资本的压迫，个个已弄到奄奄一息的状态。”

 

真正有钱有势的更不捧场，尽管拥有大量资金，却都忙着去抢购各种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全是为了能够大发横财，这种方式对他们而言更加有用和保险，当然不会有谁愿意去做这种看上去就是亏本的买卖。

 

1943年8月2日，财政部宣布从当日起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两个月后，孔祥熙以维护政府信誉为理由，秘密地向蒋介石呈文，要求美金公债销售结束。10月15日，中央银行业务局对外宣称发行的1亿元美金公债已经全部售完，可是实际却有一半的债券没有被售出。

 

 

左起：孔令仪、孔祥熙、宋霭龄

 

最后，无数个真心拥护“政府”的“徐明修”，也没有得到兑付和任何赔偿，爱国都打了水漂，真金白银都装到了国民党的腰包里。特别是主持发行债券的孔祥熙等人（孔祥熙占七成），更是发了大大的国难财。有资料显示，他们鲸吞法币，高达26亿元！

 

不久东窗事发，社会各界舆论哗然。美国政府也发出了不满的声音，表示此次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援助，没有起到任何明显的效果，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一如既往，普通人民生活困难，仅仅是一些投机者和囤积者获得利润而已。

 

时值国民参议会召开，以傅斯年为代表，大家纷纷对孔祥熙进行质询，蒋介石也表示要彻查到底。

 

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国民党方面最后的报告写得漂亮，说“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而且，债票已经追缴，吕咸、郭锦坤亦已免职”云云。真正涉及本案的关键问题，即涉案1660多万美元债票的去向，竟然只字未提。

 

 

宋美龄与蒋介石

 

反正主打一个：我说了，我写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至于你们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这番鬼话能骗住人吗？

 

当然不能！

 

即便是国民党内的“忠贞同志”，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也在日记里愤愤然写道：“人以是短蒋（介石），以其不辨是非、以护近亲也。”

 

蒋介石也心里有数，他也在日记里写道：“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孔祥熙的字）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像想［想象］也。”

 

 

宋美龄与孔祥熙一起参加外事活动

 

问题来了，反动派脸都不要了，人民怎么看？

 

此前，马寅初先生就在香港《大公报》上，这样吐槽他们：

 

“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又：昨天刚从旅顺回来，孩子最近在看日俄战争方面的书，我就跟他讲甲午战争，讲旅顺大屠杀，讲日寇对话大屠杀的开始。孩子很感兴趣，于是决定说走就走，来个“现场教学”，先祭拜了万忠墓，然后去看日俄监狱，还有白玉山、大和旅馆、肃王府、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军宪兵司令部……

 

孩子告诉我，在这里真正读懂了历史，读懂了面对侵略，反抗的意义，坚持的意义，当然还有现实的意义。

 

回到家，已经是周三，顾不得休息，赶紧写文章，然后是配图，这次由废了一个主题，只能往后延期。

 

周日我有个学习活动，所以无论如何，今天都得出来东西，否则这周就没固定收入了。两位医生朋友，好心约我去看看腿，也只能退掉，毕竟要养家糊口，对于自媒体人来说，这就是天大的现实，绕不过的坎儿。

 

此时终于完稿，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要说什么，想睡又睡不着，医生朋友看到时间，明天一定会骂我不要命了，但没办法，谁让我没本事，只能用最笨的办法谋生呢？

 

所以，拜托大家多多点赞、转发，当然能“搭尚”就更好了，这是我唯一靠谱的收入来源了。

 

好了，得赶紧去睡了，两小时后就得起床，给孩子做早饭，接着去谋生了，这周一出去学习，啥都耽误了，但是又真的想去看看，从来没去过的红色摇篮。

 

2025年10月9日4：10于郑州

 

来源：党人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