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到底是真降还是假降？

 

PS:首先要衷心感谢双石、牛戈、阿蒙、李昕等诸多同好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一并鸣谢（排名不分先后），以下是正文：

 

记得那是2024年5月下旬，电影《援军明日到达》预期公映前，出品方投入大量宣发资源为影片造势，满心期待该片未映先红，尔后再赚它个盆满钵满。

 

但资本万万没想到，其剧透的影片情节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有消息称片方在剧本送审通过后，在拍摄过程中对剧本进行了大改，以至于成片和送审剧本几乎是两码事，属于典型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欺诈行为）。

 

当时，笔者因受组织严格限制与监控，尚未开自己的公众号，遂于当年5月28日（或29日），借好友的号发了篇《关于衡阳和方先觉，有些话不吐不快》，但很快便被平台以“违规”为由删除。我记得这位好友也曾多次就衡阳和方先觉的问题在公众号上发表观点，同样惨遭封杀。(今年笔者开公众号后，曾将此文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成功地在本号发了出来，链接在此《对这位“抗日名将”的评价，为何严重两极分化？》)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方先觉和衡阳保卫战，竟然都成了敏感词，甚至到了文中有这样的字样，平台审核就无法通过的地步。以至于今年笔者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后，不得不用指代词替换掉那些所谓的敏感词，并将文章标题改为《》后，方才得以重见天日。

 

前几日，曾于去年帮笔者刊发此文的好友，转来了他的一位读者发来的知乎链接。笔者至此方知去年笔者和这位好友评方先觉的文章相继刊出后，有一个网名叫“罗有锣”的，于2024年5月31日在知乎上“为方先觉的清白”,在文中极尽撒泼打滚、胡搅蛮缠之能事。文章下面还有三个捧哏的，在与驳斥他们荒唐观点的网友磨嘴皮子。

 

这文章在知乎上挂了已有16个月了，迄今为止只得到了76个“赞同”，这非常令人欣慰。笔者的好友不屑理会这等只会撒泼打滚、胡搅蛮缠之辈。但笔者一直以来总听人对知乎这个平台的评价不高，因此从未去过那里，更没有知乎账号，因此不是这位好友转来链接，笔者尚不知道早在去年5月31日，就有人对此发起过挑战。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如今既已知晓此事，若不回应恐被那帮人认作“无言以对”，因此决定著文回复一次。

 

笔者已有28年网龄，深知这样的隔空辩论，哪怕你逻辑再严密，证据再充分，也是不可能说服那些“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改变自己观点的。网络辩论的意义和价值，是让那些持中间立场的读者通过对比双方的论据和论证，澄清一些模糊认识。

 

 

 

关于方先觉和衡阳保卫战的方方面面，去年5、6月间那场热度空前的网络讨论，已经呈现得一清二楚了。

 

其实从当年衡阳保卫战结束后，一直到2024年《援军明日到达》舆情事件，无论是当年的国民政府内部及民间，还是逃台后那个伪政权内外，都对方先觉有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方先觉在最后关头降日，是否“情有可原”，是否应该给予“理解与同情”。至于方先觉是否曾投降日军，此前从未听说过有争议。

 

但是《为方先觉的清白》一文，开历史之先河，直接否认了方先觉曾经投降日军的历史。其开篇就开宗明义，要求认为方先觉曾经投降的人，“要拿出证据来”。并且在服部卓四郎编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断章取义地摘出一句话，并强行曲解为“日军在战后明明承认，方先觉就是假降”。

 

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首先明确一下，什么是“投降”？

 

笔者查阅了《辞海》1979年缩印版和1987年两个版本，均未找到“投降”这一词条。

 

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1314页上对“投降”一词的解释是：“停止对抗，向对方屈服”。

 

那么请问“罗有锣”们，从1944年8月8日开始，方先觉是否停止了和日军的对抗，是否向日军屈服了？如果是，那就是妥妥的投降无疑。

 

至于方先觉投降是否有苦衷，是否无奈，他于12月中旬逃回重庆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那都是另一回事，与他是否曾经投降日军无关。

 

“罗有锣”坚称，“日军在战后明明承认，方先觉就是假降”，这是在赌绝大多数网友不会为此去查证原始资料呀，因此张嘴就来，瞪着眼睛说瞎话。

 

既然这样，那笔者就呈上日军方面的说辞，供广大网友鉴别。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 编著）第55页

 

 

 

 

 

看清楚了，日方战史资料白纸黑字地写着“7日以电话与步兵第120联队正面曾有联系，说重庆第10军参谋长以下人员有意投降 ”

 

“（8月7日）至21日左右，孙鸣金参谋长和师长级模样的将官2人举着白旗来到西禅封高地请求停战”

 

“此后，重庆兵开始陆续走来向我方投降，集结于大西门附近的队伍估计有数千人”

 

“半夜，重庆军派军使来到学校高地转达方先觉中将要求正式投降之意。翌日（8月8日）晨，堤中将在战斗司令部附近的天主教堂接见了师团参谋大阳军胜中佐陪同前来的方中将，在确认正式投降后，采取了停战的措施。前来投降的将官有第10军军长及该军参谋长、第3、第100、预备第10以及暂编第54师的师长，此外尚有190师的参谋长”

 

在《为方先沉的清白》文下，有网友贴出了当年华北日伪报纸刊发的《渝将领无条件降服》新闻，“罗有锣”认为这是“敌伪自说自话的宣传”，不足采信。

 

 

 

衡阳战事结束后，攻城的日军第11军于1944年8月8日15时拍发给日军大本营的电报，当年可是机密通讯件，是不能登报的，那么这份“报捷”电报总不可能是“敌伪自说自话的宣传”吧？

 

 

 

在这封电报里，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白纸黑字地明确“第10军军长方先觉、军参谋长、第3师师长、预备第10师师长以及暂编第54师师长均已投降”。

 

怎么样，这铁板钉钉的证据，还容否认吗？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个“罗有锣”断章取义，强行曲解服部卓四郎的原则，那也是有充分证据的。

 

 

 

以上便是二战时期曾任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于1953年编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1119页至1120页的截图。其中，在1119页倒数第4行，白纸黑字写着“8日黎明前，敌军长方先觉带领4名师长也来向我投降，然而一部分敌军仍在继续作最后的抵抗，其斗志确实不可轻侮”

 

这话的意思非常明确，方先觉是主动前往敌方控制区投降的，而且在他投降前，第10军部分分队及个人已早于他向日军投降。日本人所谓对第10军的夸赞，认为“其斗志确实不可轻侮”，这是对在军长方先觉，以及全部4个师长已经投降，并且对部队下达了缴械投降命令后，不愿随这些降将附逆，对方先觉下达的投降令嗤之以鼻的第10军部分忠勇官兵产生的敬意。后世有一小撮人移花接木，将这句夸赞强行栽在方先觉头上，那是对真正忠勇的第10军爱国官兵莫大的侮辱！

 

至于“罗有锣”引用《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120页第二段“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这句话，恰恰说明方先觉在投降后直至脱逃前，在日本人面前都摆出一付顺从合作的态度，这才会有“态度伪装得很巧妙”这么一说，才会让日军放松对方的看管，方才有机会脱逃。

 

《大东亚战争全史》成书于1953年。这个时候，服部卓四郎是否还有坚持“战时宣传”的必要呢？

 

也就是说，甭管怎么为方先觉洗地，他与日本人合作过，并在这一点上曾得到日军的认可，是不争的事实。

 

对《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对方先觉投降描述故意视而不见，并强行曲解服部卓四郎的原话，“罗有锣”这么做，居然还在文章中腆着脸说什么“谈史贵于诚实，此乃第一品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铁脸皮功夫，当真是练到家了！

 

笔者注意到，《为方先觉的清白》一文作者“罗有锣”，虽然系统显示发文IP地址在湖南，但在其文中第三问下的第三行，用的是“4100名忠烈战死”这样的表述。这绝不是大陆的语言习惯，而是湾湾的。毕竟在那个小岛上，还建有“忠烈祠”。

 

既然对方极有可能来自台湾，那咱们就用那个岛上的“官方”认证来打脸。

 

湾湾“国史馆”于2015年7月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贰）军事作战》第276页的截图如下：

 

 

 

瞧见没，倒数第二行“8日黎明，方先觉带领4名师长向日军投降”。请注意这个措辞“带领”，也就是说，湾湾官方认定，方先觉是这一众降将的头目，投降是主动行为，不存在不想投降的他，被想投降的部下挟制的问题。

 

笔者提请读者注意，《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贰）军事作战》是湾湾于2015年出版的官修战史。当时是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尚不存在民进党上台后篡改史籍的可能性。

 

其实自国民党残渣余孽败逃台岛以来，岛上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均一心抱紧美国大腿，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渗透。但时值2015年，台湾当局仍然这般“不开明”，官方认证方先觉投降，活脱是那群拼命为方洗地果粉的猪队友呀！

 

所以，“罗有锣”们应该去喷1953年仍在史书中坚称方先觉投降的服部卓四郎，以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应该去喷直到2015年仍然官方认证方先觉投降的台湾当局，去要求他们“还方先觉清白”。

 

“罗有锣”在《为方先觉的清白》一文中称，“方先觉一边向日军交涉停战，一边将俘虏的47名日军俘虏全部杀光，不留活口，你觉得方先觉是真降还是假降？”并反问“哪个投敌变节的人，会这样做事？”

 

关于方先觉是真降还是假降的问题，后文再议。笔者要指出的是，经过遍查资料，“罗有锣”声称所谓“方先觉投降前夕将俘虏的47名日军俘虏全部杀光，不留活口”，出自《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四册》《陆军第十军守备衡阳战斗要报（1944年5月29日～8月8日）》，截图如下：

 

 

 

在这里，“罗有锣”将原文中的43名日俘错记为47名，这算小节，无伤大雅。但问题是，这个杀俘资料仅见于这份文件。除此之外，所有的国民党、日军战史资料，以及参战中日两军将校、士兵的战时日记，多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乃至方先觉等一众降将日后的自述中，都没有提到这个。

 

按理说，就算当时第10军杀俘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对此事严格保密，但事后控制了衡阳城，俘虏了13300余名第10军官兵的日军，是不难知悉此事的。如果知道了，怎么可能在各种史料里绝口不提？

 

所谓“孤证不举”，是研究历史最起码的常识，因此这不能成为证明方先觉“假降”的证据。

 

非但如此，在同一份文件中，竟然声称“讵料八日拂晓，激战愈烈，情势愈急，正在踌躇未决，忽被敌军冲入军部，当以时间急迫，突围不可能，自杀又未遂，因之我各高级将领均被俘”，其截图如下：

 

 

 

这就太荒诞不经了，其他各方资料，都互相映证了早在8月7日晚，方先觉就派出军使与日军联系所谓“停战”，其实就是投降的诸项事宜了。8月8日，他率众降将前往敌军所在地，说是“商谈投降条件”也好，说是“迄降”也罢，总之都是去了敌军控制区才完成的投降流程，断然不是被日军冲入第10军军部被活捉的。

 

由此，又大幅拉低了这份史料的可信度。考虑到这份《陆军第十军守备衡阳战斗要报（1944年5月29日～8月8日）》，是由方先觉的部下执笔撰写的，因此有充分理由怀疑其在《战斗要报》中作假是为自己投降行为开脱。

 

同样，这份《战斗要报》中称“总计我战前参战官兵伕（配套部队在内）（合计）壹万六千余员（常德会战尚未补足），除阵亡及伤重殒命与负伤后被炸、被烧而致死者计共一万一千余员，另有负伤未愈者约三千余员名，最后实有健壮官兵约计一千余员名”，恐怕亦不可信。否则的话，日军到哪里俘获13300余名第10军官兵？

 

行文至此，只怕“罗有锣”们又会急赤白脸地跳脚了，又要大谈特谈什么“假投降”，什么“有条件终止战斗”了。

 

这是典型的“白马非马”的荒唐逻辑。投降嘛，按有无先决条件，可分为有条件投降和无条件投降两种。但是，有条件投降难道就不是投降了吗？难道有条件投降，比无条件投降更光荣、更高尚吗？

 

说什么投诚，说什么“有条件终止战斗”，说什么“有条件放下武器”，那都不过是投降一词的遮羞布而已，只能自欺欺人，自我安慰一番，自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罢了。争论这个，就如同梗着脖子硬说“性工作者”不是妓女，不是婊子，这三个词语有天壤之别一样荒唐可笑。

 

关于第10军官兵在衡阳47天的血战，已经谈论得够多了，本文不再赘述。笔者想问问“罗有锣”们，这些官兵为国尽忠，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就为了有朝一日在军座大人率领下向侵我中华、无恶不作的兽军投降？就为了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军座大人的投降行为开脱？就为了证明方先觉投降是合理的？强行将这些爱国官兵和方先觉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罗有锣”们看似嘴硬，实则心虚的表现。

 

关于方先觉是真降还是假降，网上已经讨论得够多的了，笔者只想就此补充几点。

 

所谓假降，也叫作诈降。正如笔者此前在《马占山到底是诈降还是真降？》一文中所写的那样：

 

什么叫“诈降”？最为人们熟知的典型案例就是黄盖。他以投降为幌子，非但没有投降的事实，还借以火烧曹军战船，达成已方预定目的，这才叫诈降。

 

像关羽那样，甭管提了多少条件，但他事实上进入了曹军阵营，接受了官职，为曹军做了事，那就是真降。至于后来他反出曹营，回到刘备身边，站在刘备阵营的角度，那叫“反正”。即曾经的自己人在降敌后，再次回归已方阵营。

 

也就是说，即使是真降，也有可能事后反悔。不能说只要投降者事后反悔，就可以证明当初投降时是假降。是这个理不？

 

说方先觉是“假降”的，有个巨大的逻辑漏洞，是无论如何也圆不过去的。

 

湾湾“国史馆”2015年12月出版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8月7日～9日记载如下：

 

 

 

8月7日 日军突入衡阳，双方展开巷战

 

今晨，日军由北城突入衡阳，即在城内展开巷战，国军官兵死亡殆尽，衡阳遂于8日陷落。先生以衡阳战况告急，特督令战车部队急进增援，并电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告以“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不料下午3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同参谋长孙鸣玉、第三师师长周庆祥、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等来电称：“敌人今晨突入以后，即在城中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截。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先生阅后忧心如梦。旋于4时许，据衡阳电台报称：“情势暂时转佳”。至5时又报称：“在混战中。”继又报称“敌炮在猛攻中。”迄黄昏时，据空军侦察回报：“城西北角似有战争，其他符号则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

 

先生记曰：“综核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突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不致不能挽救之势局。只有督促援军明日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必可如期成功也。”

……

 

 

 

8月8日 得知衡阳陷落，至感悲痛。

 

先生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凡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4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5时犹得衡阳电讯，讵15分钟之后，电讯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10时许接获空军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先生因记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未有也。”

 

 

 

请注意，方先觉那封著名的“来生再见”电报，发出于8月7日15时之前，但直到8月8日5时15分，国民党方面与衡阳城中的第10军军部的电报联系方告中断，因此“来生再见”绝非“最后一电”。

 

那么，方先觉发这封电报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是当真下了以身殉国的必死决心，故与校长大人做最后的诀别吗？当然不是。

 

虽然在众人的回忆中，此后方先觉曾做出了欲自杀状。但对一个军人来说，尤其是对衡阳守军最高军事长官来说，若当真铁了心想自杀，那有的是办法，任谁也拦不住，也防不住的，又何必非要召集一帮人搞“当众自杀”这等把戏呢？这和“刘备摔孩子”有啥区别？不都是演戏给旁人看吗？

 

笔者以为，方先觉发出“来生再见”电报，是在给校长大人施压。因为此前余程万守常德因擅自撤退而下狱，方先觉想突围却又心有余悸，故而在校长大人8月7日上午亲自向其保证“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但又自觉难以再坚持一天的情况下，干脆对校长“以死相逼”，其潜台词是：你说的援军呢？我没见到呀。我顶不住了，眼瞅着要死了，要不你允许我突围吧？

 

不过，蒋介石显然没有接这个茬，于是见撒骄卖惨未见其效的方先觉，便开始瞒着校长大人开始与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了。

 

如果方先觉当真一开始就是“诈降”，那么他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将自己的“诈降”计划电告蒋介石备案，以免校长大人“误会”。但方却并未这么做，而是隐瞒不报，到8月8日5点15分，干脆主动掐断了与已方的电报联系。所谓反常即妖，这个“诈降”的谎，是无论如何也圆不过去的。

 

退一步说，如果方先觉当时担心向蒋汇报自己“假降”计划，却不被蒋允许，故而选择了隐瞒不报，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蒋真不允许，但方却执意要“假降”，那这还能是“假降”吗？妥妥的铁了心要投降好不好！

 

咱再退一步，方先觉投降前未向蒋汇报，但其投降后发表在日伪报刊上那篇讲话，可谓影响极其恶劣。尤其是在意大利已经投降，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美苏盟军正在摧枯拉朽、向德日法西斯最后的巢穴高歌猛进之时，中国战场上一溃千里，丧师失地不说，方中将居然还发表了这样一篇谈话，其国际国内观感如何，还用得着说吗？

 

“罗有锣”们对此的辩解是“身不由已”、“言不由衷”，甚至说是日伪借方先觉的名号，将子虚乌有的谈话内容强加在方先觉头上的。

 

但问题是，如果方先觉当时身陷敌营，有口难辩，那么当他于12月中旬脱逃回重庆后，应该如“伍豪事件”那般，公开发表一个澄清声明以正视听！但是，别说当时，就连几十年后在台湾备受指责和白眼，晚景颇有些凄凉的方先觉，撰写回忆录时也没有公开、明确地加以澄清，这就耐人寻味了。

 

还有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就是方先觉于1944年12月中旬脱逃回重庆后，按程序应该到主管部门报到并当面讲清实情。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自衡阳失陷后，一直不厌其烦、不厌其细地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大量与方先觉相关的各种消息。连第10军团长梁子超的汇报内容都记载得很详细。但在1944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徐永昌只写了 “方先觉来报告其经过情形”这句话。至于方先觉报告了些啥，徐永昌却一个字也不提。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蒋介石为了顾全自己的脸面，已经在公开场合为方先觉投降行为背书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方先觉当真汇报自己是“假降”，那么徐永昌还至于对汇报内容一字不记吗？

 

 

 

“罗有锣”们以保全伤兵为由，替方先觉投敌开脱。但问题是，衡阳城中缺医少药，空投药品品类不对，派不上用场，这些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又不是直到8月7日晚间，第10军才有大批官兵负伤得不到救治，怎么非要到这个时候，方先觉这才想起要保全受伤的部下来了呢？早干什么去了？这不是借口还能是什么？

 

至于“罗有锣”说：“因为，日军再怎么禽兽不是人，也不希望再看到未来的道路上，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衡阳！！！对于第10军，即使再凶残暴虐、不可一世的日军，也不能不收束它们的兽性。除非它们想通过屠杀第10军全部被俘人员，来硬生生在中国军队里边逼出更多第10军！”，则更是荒唐。

 

南京大屠杀总是不争的事实吧？不仅南京无辜百姓，城中那些被打散，失去建制，脱下军装化妆成平民的南京守军，不也被搜出来屠杀了吗？这等兽行，可曾逼得国民党军此后在正面战场上均死战不降？真正死战不降的国民党军，不是说绝对没有，而是少之又少。而打“罗有锣”脸的是，汪兆铭及诸多国民政府高官，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以及上百万的国民党军队，正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降日的，都被鬼子的残暴吓破了胆。

 

所以，所谓方先觉打痛了日军，因此坚信日军害怕此后“逼出更多的第10军”，所以只要方本人提出投降要求，日军肯定会善待第10军伤兵这一说辞是荒唐可笑的。

 

更有甚者，以前不少为方先觉开脱的文章，都有这样一段描述：“8月8日，早晨。在日军司令部里，方先觉与第10军四个师长见面，得知第10军尚有一万三千三百多名将士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随后痛哭失声，大叫：“早知道还有这么多人，我就不投降了！”说完，欲抢枪自杀，被日军监视人员抱住阻止。”

 

虽说近年来为方辩护的文章，基本都在回避这个细节，可能是辩护者中，终于有人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逻辑漏洞了，故而再为方先觉写辩护文章里，便弃之不用，选择性遗忘了。但网龄长的网友，一定还对这个描述有印象。

 

坦率地说，截至目前，笔者尚未找到这个细节的原始文献出处，但它无非有真假两种可能。

 

如果是假的，则说明为方辩护之人没有下限，更没有底气，非得靠刻意编造的谎言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来维系方先觉的“形象”，来为方开脱。

 

如果这个细节是真的，那就雄辩地证明，方先觉是真投降，而不是“假降”。因为只有是真投降，才会有“后悔”这么一说。

 

如果真是“假降”，那么方先觉应该庆幸百战余生的人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达到“假降”以保全官兵性命的目的呀！又何来“后悔”这么一说呢？当然，其前提是“保全部下”当真是目的，而不是借口。

 

如果方先觉当真体恤部下，想避免无谓的牺牲，而自己又确有军人气节，那么他在与日军接洽投降，得到日军善侍负伤部下的许诺后，他就应该以死明志。倘若他当真这么做了，那么他身后名声非但不会有争议，而且会令所有人肃然起敬，其历史地位远非如今所能望其项背。

 

 

 

但是，方先觉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先降后逃。说到底，方先觉种种行为表明，他爱惜的只是自己的生命。

 

所谓“论迹不论心”，“罗有锣”们用衡阳降将们彼此开脱的说辞，来为方先觉辩护。而4个随方投降日寇的师长中，有个师长日后的供述显然对方先觉极为不利，因此“罗有锣”们以此人与方有嫌隙，证言不足采信为由，试图混淆视听。

 

那既然这样，“罗有锣”们也不妨听听陈壁君是如何为汪兆铭辩护的，汪兆铭是如何为陈壁君开脱的，好不好？这种同案犯之间的互证“清白”之词，恐怕只有果粉才会腆着脸奉若圭臬。

 

至于有果粉说，方先觉此前抗日如此坚决，怎么可能真的降日呢？说这话前，不知它们想过没有，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位，当初不也是反抗异族压迫的大英雄？不也是万千热血青年的偶像？富家大小姐陈壁君不就是因为这个，到处撒钱找门路捞人，哭着喊着非他不嫁？但即便这样又如何？此人到头来还不是投降了异族，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说到这样，笔者想，有朝一日“罗有锣”们会不会将为方先觉辩护的说辞转移到汪兆铭头上？当人们指责汪是汉奸时，也会色厉内荏地要求别人“出示证据”，否则就别诬蔑汪的“清白”？他们大可以继续瞪眼说瞎话，说汪是被绑架到河内，继而被绑架到南京的。汪此后的广播讲话，报刊上登的讲话，都是敌伪宣传。汪就任伪职，是被逼无奈云云。

 

如果要为方先觉这样的人洗地，那么将置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张自忠、李家钰、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谢晋元、姚子青营、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七十二勇士等诸多民族英雄和抗日英雄群体于何地？他们若想在最后关头苟全自己的性命，哪一个不能找出比方先觉更理直气壮的借口？

 

作者：西西河的康夫    来源：西西河的碎玉轩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