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在福州曾经居住过的“绛雪山房”，现在成了“聚春园驿馆”】
【吴石遗书（部分）】
【安放吴石夫妇骨灰仪式后的合影】
【北京福田公墓吴石夫妇墓碑】
吴石幼年就读于新式的开智小学，少有才名。此时很多福建仁人志士追随孙中山先生，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有林觉民、方声洞等19位福建英烈。吴石幼小的心灵，由此萌发了效法先烈、投笔从戎、救民众于水火的报国之志。
昆仑关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王牌第五师团，喜讯传出，举国欢腾，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一战成名，吴石也因之名声大噪。然而，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吴石没有什么深厚背景，加之蒋介石偏听偏信，吴石一直未被提拔重用。
1947年初，吴石在上海真正走上革命道路。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吴石的牵线人是其挚友何遂。此时，何遂担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十分特殊的关系。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何遂对国民党完全失望，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带来未来和希望。何遂在爱国、抗日、反蒋问题上的立场与吴石十分一致，他与吴石的交流也没有丝毫隐瞒，因而对吴石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何遂把吴石的政治情绪及思想动态向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张执一作了介绍，张执一随后向上海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汇报。中共中央上海局非常重视何遂介绍的吴石情况，通过何遂试探吴石是否愿意见面，吴石很爽快地答应了。
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和张执一与引荐人何遂及何康（何遂之子，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农业部长)在后来改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会见了吴石。
这一年吴石53岁，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开始。会面后，中共党组织指示何康与吴石保持单线联系，秘密联络地点为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遂住所。
通过接触，吴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日益加深，主动提出向中共方面提供急需而重要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此外，吴石还是中共隐蔽战线吴克坚系统的重要情报关系。
此时，吴克坚是中共代表团（对内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负责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即原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组组长。中共代表团是1946年5月从重庆随国民政府迁到南京的，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代表团一直坚持到1947年3月，才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吴克坚留在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情报工作，他通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吴仲禧的介绍，已对吴石有了较多了解。吴石也很早就觉察到吴仲禧为中共方面从事秘密工作，但他从不探问，后来则主动配合，为吴仲禧提供支持和帮助。
吴仲禧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整条战线的军事部署标注得清清楚楚，便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
为把情报尽快送出，巡视中途，吴仲禧托病回南京就医。吴仲禧离开徐州后，便立即赶到上海向潘汉年汇报了他在“徐州剿总”获得的国民党军事部署情况。吴仲禧后来回忆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按照中共党组织指示，吴石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军事核心机密收集与传递，参与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发展组织骨干、策反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等大量工作。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期待，吴石不惧身处险境，以其独特的身份为掩护，给人民解放军军事和情报部门提供了大量情报，给奄奄一息的蒋家王朝以致命一击。
吴仲禧曾回忆说：
“对他（吴石）在解放战争期间通过几条渠道为我党所做的工作，我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形势逐步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我提供条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何康回忆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的分量之重，迅速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担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
1949年2月，吴石被委任为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在此任上，吴石配合中共福建情报组织，为福建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年春，党的情报部门派谢筱迺找到吴仲禧，请他帮助与即将赴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建立联系。吴仲禧便约吴石在其广州家中彻夜畅谈。
吴石到福州就任后不久，就与谢筱迺取得了联系，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得到中共中央和第三野战军的高度重视。
1949年5月，吴石亲自找到何遂，将包着重要情报的包裹交给了他。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统计资料等，且都是铅印的机密情报。
6月下旬，吴石又辗转从福州经广州转赴香港与吴仲禧会面，此时他已获悉自己即将到台湾任职，要在赴台前确定一个可信赖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渠道。
他还带来两份极为重要的机密文件：一份是国民党军队在川滇湘粤闽的兵力配置，一份是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各地的番号、驻地、兵力、装备、部署等。吴仲禧迅速将这批情报交给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吴仲禧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吴石)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为加强情报联系，吴石在香港除与吴仲禧会面，还与中共中央华东局驻香港负责与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联络的万景光见了面，确定了吴石赴台后的工作任务安排。万景光向吴石表示，台湾是国民党退守的最后据点，希望他为“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作出自己的贡献。
离开祖国大陆赴台湾前，吴石还巧妙设计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留下了一批极有价值的秘密档案。1948年秋，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计划将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一批军事机要绝密档案直接撤运台北。
吴石想尽办法将这批档案留在祖国大陆，他向陈诚提出“暂移福州，进则返京（南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的建议，被陈诚采纳。12月下旬，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由南京运往福州。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福建，已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电促吴石将这批档案速运岛内，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由，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往台湾。
6月上旬，吴石密令亲信副官聂曦和随从参谋王强将余下的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福州仓前山麦园路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好友、民主人士、研究院院长黄觉民作了交代，要他妥为保管。8月14日，吴石接到总统府侍从室发来要其赴台的电报。
15日上午，吴石密召随从参谋王强到福州住所，向他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
1949年8月14日的电报，是总统府侍从室主任林蔚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命令吴石即日携家眷赴台。考虑再三，为了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吴石毅然决定将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王兰成留在祖国大陆，携妻子王碧奎和年龄尚小的一对儿女前往台湾。
1949年8月16日，吴石乘机离开福州飞赴台湾。8月1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王强即把这批档案移交给第十兵团司令部。如今，厦门大学图书馆成为这批“末次资料”的最后归宿。
1984年，这批档案资料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
而吴石作出了选择：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
在台湾，经过吴石的精心运作，秘密情报工作进展很快，他多次派人向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报送重要情报。但这种情报传递极易被察觉，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为确保吴石这条重要情报线的畅通和安全，中共中央华东局曾考虑派何康担任交通员赴台，但上海解放后何康身份已公开，遂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达台湾。在台湾，吴石与朱枫多次秘密会面，有关国民党军事机关及部队主官名册、国民党东南区域驻军番号和人员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数量等人民解放军急需掌握的重要情况，均通过朱枫传回祖国大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台湾的态势，加强了台湾的军事防务，强力督导国民党特务机构加紧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渗透破坏，台湾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尽管蔡孝乾没有与吴石直接接触过，特务们还是在他的记事本上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而在此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姓吴的副部长不多，身居高位的吴石一时还没有彻底暴露。然而，朱枫还没有离开台湾。
万分紧急之下，吴石安排老部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帮助朱枫搭乘国民党军机飞赴舟山。吴石这一举动无疑冒着巨大风险，很可能因之而暴露，但他寄望于朱枫能顺利离台。然而不幸的是，已飞往舟山的朱枫虽然离祖国大陆咫尺之遥，仍没能逃出国民党特务的魔掌。
1950年3月1日晚，吴石在台北家中被捕。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主审。在国民党保密局监狱三个月10天的日子里，吴石遭受百般酷刑，导致一只眼睛失明，但始终坚贞不屈。吴石心里知道，他几乎没有希望走出深牢大狱，断断续续在一本画册背面写下了遗书。
在遗书中，吴石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回顾了自己和妻子、儿女的情感历程。他写道，自己一生清廉，生活简朴，唯一的资产就是书籍。希望诸好友能为他设立小规模图书馆，以作纪念，让他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并反复叮咛儿女知自立，与人为善，谨守清廉俭朴家风…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下午四时，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进行秘密审判，吴石等四名“要犯”匆匆过堂，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吴石从容走下刑车，临刑前留下绝笔：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时针指向下午4时30分，国民党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吴石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吴石以自己对党的赤诚之心，坚守了革命气节。
党和国家始终没有忘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吴石。吴石遇害后，虽然出于保密需要没有公开宣传报道，但在党组织的关怀照顾下，吴石留在祖国大陆的子女走上了父亲所向往的、所引导的光明之路。1973年11月15日，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5年2月6日，吴石家属收到了《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纪念证》。
吴石骨灰在寺庙中放了41年
1950年1月29日，台湾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虽逃脱，但暴露了中共华东局情报员吴石的潜伏身份。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震怒，下令立即逮捕吴石。2月28日，吴石被捕，夫人王碧奎受牵连也遭被捕。
吴石被捕前一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一周后彻底叛变。从他口中，国民党特务组织不但确认了朱枫、吴石潜伏身份和活动的轨迹，还掌握了台湾地下党所有的名单，包括主要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员被逮捕，连同左翼分子、外围人员，被捕总数达1800多人。
吴石夫妇被捕后，有一次，在监狱放风时偶然邂逅，他们只能以眼神示意。后来，吴石还是想法走得离妻子更近一步，悄声说：“我今天加餐了。”那时候监狱伙食很差，他和妻子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为了让妻子稍微安心些。
吴石遭受各种酷刑，被反复审讯，一只眼睛因此失明，但他坚贞不屈，随时准备牺牲。6月10日，蒋介石亲自“核准”了《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吴石保定军校同学，莫逆之交的陈诚、周至柔都不敢求情。吴石、朱枫、陈宝仓（民革主席李济深和华南局领导的情报员）、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2个月后，吴石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也被害于马场町。
吴石夫妇被捕后一周，16岁的次女吴学成、7岁的幼子吴健成被赶出家门，流浪街头。吴石的部下、同族侄孙吴荫先侠肝义胆，不怕被牵连，收留了这对无依无靠的姐弟。
尽管吴石在国民党军界工作了几十年，有比较深厚的人脉，但迫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许多人虽心存同情、怜悯，但不敢公开出面相助，就连不少亲属都不敢公开出面认领亲人的遗体。这时，又是仗义热心的吴荫先，不顾受牵连的危险，四处奔走，携带年幼的吴学成、吴健成姐弟，到台湾“军法局”申领吴石遗骸。他们领回遗体火化后，把骨灰寄放在台北郊区寺庙中，一放就是41年。
吴石就义后，夫人王碧奎仍被关押，直到1950年秋，经吴石故旧营救，她才得以出狱。每年清明，王碧奎都要带着在台的次女吴学成、幼子吴健成赶到郊外为亡夫上香，以寄托无限的哀思。
吴石牺牲成为国家最高机密
出狱后的王碧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上初中的吴学成不得不辍学打工，以补贴家用和供弟弟读书，后来她为减轻养家的压力，不得不较早成婚。1977年，吴健成从台湾大学毕业，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把母亲也接到美国。吴石的骨灰仍留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由在台湾的女儿吴学成照看。
吴石还有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吴石去台前，吴韶成在南京大学读书，吴兰成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吴石曾通知他们同行，但他们仍留大陆学习工作。建国后，兄妹俩靠政府助学金平静地学习和生活。
1950年6月，吴韶成偶然从一份叫《字林西报》的英文报纸上看到了父亲在台湾遇害的消息。不久，他的朋友也从香港带回一张6月12日的《星岛日报》，证实父亲的确已经不再人世了。吴韶成十分伤心，把这条消息剪下来，保存了60年。
吴石牺牲后不久，中央指定何康（吴石情报传递人之一，后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与他们兄妹谈话，报告吴石牺牲的消息，并以此为国家最高机密，要求不作公开纪念，也不要向别人透露。
1952年，吴韶成从南京大学毕业后，何康吩咐他，国家安全部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保存了吴石的全部档案，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通过组织对他的身份出具证明。但由于吴石的档案涉及很多仍留在台湾的人员，希望他不要向任何人透露相关信息。吴韶成从此对家世守口如瓶。
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吴韶成、吴兰成曾受到歧视和冲击，1972年吴韶成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求助信，要求对其父亲吴石正式做出结论，以恢复他被停掉五年的组织生活。在周总理和叶剑英亲自过问下，中央派出专人赴河南调查，并向有关部门出具了组织结论。1973年11月15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追授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从此以后，吴韶成才得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吴兰成也历经坎坷，上世纪50年代初期，她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被发配到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的呼伦贝尔市牙克石林区，在牙克石森林管理局医院（后改名为林区中心医院）工作了20多年。
周恩来念念不忘吴石后事
1991年12月10日，长期在周恩来身边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在接见吴韶成、吴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吴韶成）在动乱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的题词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党和政府给了吴韶成、吴兰成相当的荣誉。吴韶成退休前是河南冶金建材厅高级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吴兰成退休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
1981年12月，在郑州的吴韶成和在北京的吴兰成一起乘机飞赴美国洛杉矶，与在那里的小弟吴健成和母亲团聚，小妹吴学成也从台北赶来，一家人没来得及开口，先抱头痛哭。81岁的吴老夫人颤巍巍地亲自下厨，为孩子们做了一桌子福州菜，一家人吃着，说着这几十年来的往事。
也许是过去的生活太过艰难，在台湾长大的吴学成和吴健成的言论中有很多抱怨，对父亲当年所做的一切非常不理解。直到后来，吴学成和吴健成多次到大陆探亲，看到了大陆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态度才逐渐转变。
1991年，吴学成与其丈夫夏金辰把父亲的骨灰从台湾带回郑州。从吴荫先冒死领尸，到偏安寺庙，到最终离台，进而送归大陆，经历了整整41年。吴韶成把骨灰供放在书房里，父子俩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在郑州一起生活了3年。王碧奎一直期待着择期让自己丈夫入土为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她90岁离世时也未了却心愿。
1993年，王碧奎在美国逝世，骨灰也被带回国。翌年春，国家安全部出面为吴石选择了墓地，把吴石夫妇的骨灰合葬在北京香山福田公墓，并举行了简朴的合葬仪式。墓前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其上铭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墓后刻的碑文是由吴韶成撰写、罗青长修改审定的，简略地介绍了吴石的一生。
也许是过去的生活太过艰难，在台湾长大的吴学成和吴健成的言论中有很多抱怨，对父亲当年所做的一切非常不理解。直到后来，吴学成和吴健成多次到大陆探亲，看到了大陆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态度才逐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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