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 ：第一代红色通信人从上海走出

 

巨鹿路391弄12号（原巨籁达路四成里）

 

上海巨鹿路391弄，一座石库门建筑“四成里”。弄内12号，如今是一座普通的民宅，而在1930年，这里是党中央建立起的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所在地，我党的第一批20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就在“四成里”培训授课。

 

党的第一个无线通信培训班

 

 

交错纵横的小巷穿梭于一大群石库门建筑中，似乎天生就是秘密电台的最佳庇佑。

 

 

近百年已然过去，在岁月痕迹的洗刷之下，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激情澎湃的故事已经渐渐远去。但是从这里诞生的我党第一位报务员、第一批报务员、第一批电教员，他们的故事如红色电波的星星之火在神州大地散播，永远无法被扑灭。

 

与李强组成“黄金搭档”

 

1928年，秘密交通员在上海和江西革命根据地之间往返一次，需要两个多月时间；党中央决定率先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台。10月，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恩来匆匆赶到上海。周恩来托付了两个人，一个人钻研制作无线电收发报机，另一个专门学习收发报技术，一个负责硬件，一个负责软技术，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强和张沈川，这对“黄金搭档”承担起周恩来交给的重任。

 

 

李强（左）和张沈川（右） 图源：网络

 

在新的使命降临之时，张沈川正沉浸在上海法商电车3000多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喜悦中，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中共上海法南区委通知，当晚到公共租界三马路（今汉口路）惠中旅馆，周恩来要约他谈话。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张沈川对当时的对话记得十分清楚。张沈川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地下”无线电波》回忆文章里，记录了与周恩来的谈话。

 

“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活动？什么时候入的党？由谁介绍的？”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张沈川的情况，并向他布置了重要任务：“党现在派你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明天起，你归黎明（顾顺章）领导。”周恩来说着，指了指坐在一边的顾顺章。

 

在国民党大院学成发报技术

 

1928年10月下旬开始，李强潜心钻研技术，组装收发报机，而张沈川则开始寻找学习发报技术的方法。与研制电台不同的是，收发报是一项技巧，如果没有好的实践环境，很难熟练掌握。

 

1个多月后，张沈川寻觅到一个好机会。国民党6军司令部办的无线电学校招生，“巧”的是，台长兼校长刘鹤年是他在青岛反帝斗争组织“青岛惨案后援会”中的旧识，张沈川也因此顺利成为无线电学校的学员。

 

深得刘鹤年信任的张沈川不但以优异的成绩在无线电学校第一期结业，还获得留在第6军电台见习收发报的机会。见习期间，张沈川不仅把第6军电台经常使用的密码背了下来，还在深夜一个人值班时将两本军用密码表全部抄了下来，交给了党组织，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套电台密码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张沈川在第6军电台工作中还经历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一天深夜，张沈川值班时抄下一份明码电报，“国民党第4军李明瑞师长电告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拨款3000大洋，委托张沈川帮助领款后代购书籍”。机智的张沈川到中央银行拿到宋子文的拨款后，一转眼就把3000大洋给了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这段“借花献佛”的故事每每被提及都会令人津津乐道。

 

掌握收发报技术后，1929年7月，张沈川在已经引起敌人怀疑的情况下离开了第6军司令部大院，而他也从此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无线电报务员。

 

第一批“红色通信人”

 

不得不赞叹，党的无线通信事业走过的每一步严丝合缝，不差分毫。

 

就在张沈川学成收发报的同时，李强成功制作出一部功率约50瓦的发报机和一部3灯收报机，张沈川的发报技能有了用武之处。

 

 

20世纪30年代的发报机

 

张沈川与李强“双剑合璧”，开始筹划秘密电台的第一次正式发报。1930年1月初，在前期测试成功的基础上，党的无线通信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上海党中央第一次与千里之外的南方局正式成功通报，而上海电台前坐着的正是张沈川。此次发报成功为红军在瑞金开设电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红军缴获了一部100瓦功率电台，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终于建立起无线电通信。

 

1930年之前，虽然党的无线电台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但在李强和张沈川的组织下，无线电报务员的秘密培训已经在上海全面铺开，接受培训的人员分散居住，由张沈川上门施教，这样做的好处是，安全性更高，不容易被国民党特务识破。第一批学员包括黄尚英、喻杰生、王子纲、王有才等十多人。

 

1929～1930年间，张沈川白天走街串巷培训电报人员，深夜则要从事收发报工作。

 

 

党的第一个无线通信培训班

 

1930年的上海，党的红色通信事业在这里蓬勃发展，中共中央不断物色和寻觅政治可靠、学历较高、有专业基础的青年党团员来到上海，秘密接受无线电培训，伍云甫、曾三等我国无线通信早期重要人物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学习无线电的。

 

与此同时，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沈侃夫、程祖怡、毛齐华等也回到上海，一时间，上海的红色通信“人丁兴旺”，我党的第一批无线电报人才在这段时间迅速成长起来。

 

“福利电器公司”事件

 

正当上海集聚了一批电报人才，并打算为瑞金、武汉、天津以及全国各地输出更多无线电人才的时候，一场灾难悄然逼近，党的无线通信人才几乎半壁江山被捕，刚刚有所起色的红色通信事业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击。

 

1930年10月，急功近利的顾顺章拍胸脯保证自己在巡捕房有人，可以保证无线电培训班采用集中方式授课。该模式改变了李强和张沈川一直坚持的分散授课形式，规模虽然扩大了，但危险也悄然而至。

 

中央特科的无线电训练班地址选在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的一座三层石库门里，大门口悬挂着掩人耳目的“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牌子，二楼、三楼是教室和寝室。李强、张沈川为教员，学员共16人，都是来自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委委派的优秀青年。

 

 

巨鹿路391弄12号（原巨籁路四成里12号）

 

1930年12月7日，法租界的中外侦探突击搜查“福利电器公司”，猝不及防的张沈川正在二楼教学员收发报，侦探们用枪顶着张沈川、方仲如、李元杰等人，将电键、电池、耳机、蜂鸣器等收缴起来作为“罪证”。

 

当天，无线电训练班共被捕20人，被迅速“引渡”到国民党监狱关押。《IT时报》记者在采访中独家拿到了张沈川写于1980年的一封信，该信写给1930年前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要处工作的张纪恩，信中提到，1931年党中央曾委托一位代号“妹夫”的人三次前往南京监狱看望他，党中央曾组织过多批次营救，但最终没能成功，至于这个“妹夫”究竟是谁，包括李强在内都不知晓，至今仍留下一个谜团……

 

 

张沈川回忆了1929-1931年间，上海秘密无线电培训班和他入狱后党中央对其营救的部分细节。

 

直至1936年八九月间，经党组织不懈援救，在“福利电器公司”事件中被捕的同志，包括张沈川在内的16人先后出狱，所有被捕的20人中没有一人招供，沈侃夫等4人受尽严刑拷打，在狱中被敌人活活折磨死。

 

 

1934年，红军依然需要大量无线电通讯人才，这是长征开始前，瑞金苏区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布告

 

从第一座秘密电台诞生到1931年，党中央在上海最多时有4部地下电台，但由于敌人破坏等各种原因，电台数量一直很不稳定。1932年1月28日，淞沪会战打响，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部分电台必须从战区撤出。对上海大大小小的马路都十分熟悉的毛齐华，多次转移地下电台，保证地下通信畅通。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的所有地下无线电台全部遭到破坏。1935年中秋节，毛齐华得到通知，党组织决定让他撤走，走时他为上海留下了2部电台。至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重新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党的红色通信事业迎来新的高潮。

 

附：

 

“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之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失败,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中共特工组织就更加隐蔽,甚至连组织档案都可能没有,因为党的秘密机关时刻有被敌人破坏的危险。所以,像中共特科这样的秘密组织,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组成,都是极为秘密的,并且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保密纪律,每个工作人员各自的活动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包括自己的亲属。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中共中央意识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并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1925年11月，共产国际在广东开办特工训练班，学员20多人。12月，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派傅烈、杨殷负责情报工作。1926年春，傅烈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派遣，领导情报小组在广州、黄埔、东莞、石龙等地搜集情报，使区委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1926年9月25日，党中央派顾顺章、陈赓和陆留前往苏联学习特工工作。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记载：“陈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以后，陈独秀接待了陈赓，并和陈赓谈了话，告诉了他去苏联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经验。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顾顺章，一个是陆留……陈赓他们离开了莫斯科到达苏联远东地区，被安排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葳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为了党的事业，陈赓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相当优异，他没有辜负周恩来对他的期望，成为中国的‘契卡’。”

 

“契卡”是“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它是前苏联著名的情报机关“克格勃”的前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3天之内，已有300多名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反动派的枪口下，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激进群众被关进监狱，有5000多人失踪。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中共中央机关便从上海迁往武汉。

 

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布了《密字第一号令》：“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国民革命之进行……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亟清叛乱。”

 

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穆欣：《陈赓大将军》）。

 

就在1927年5月间，为了不使中央重蹈在上海的覆辙，由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科”（一说为“特务工作处”，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顾顺章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特务科科长。

中央军委特科下设4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是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是李剑如；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负责人是李强，成员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他们都成为随后组建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匪运股（土匪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一说为胡伦，又名胡步三，见王健英编著《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第90页）。

 

中央军委特科虽然仅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却相当的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长沙叛变、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中央军委特科都事先拿到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中央军委特科又在疏散转移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创建中共中央特科

 

1927年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6月，刚刚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韩步先、省委委员黄竞西，因交通员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韩步先叛变，并指认了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的身份。7月2日傍晚，韩步先又带领密探抓捕了代理江苏省委书记的赵世炎。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被敌人杀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公然提出在国民党内“清共”的主张：“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第64页）。至此，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失败，武汉三镇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7月19日，赵世炎在枫林桥畔被杀害。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建立了人民军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在这次会议上，顾顺章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周恩来是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澎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德林公寓召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讨论了中央驻地迁移的问题。原则确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多大进展时就去上海，等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站住脚再去广东。9月21日，中央派戴琨赴上海布置住房，着手建立机关。

 

9月28日，苏兆征启程前往上海。10月1日，瞿秋白与中共中央出版局负责人郑超麟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客轮，于10月5日抵达上海。李维汉在武汉安排了善后工作后，也于10月9日抵达上海。不久，曾在中央军委特科工作的顾顺章、李强等人也陆续抵达上海。此后由于“两湖暴动”没有能够建立起红色堡垒，中央机关便决定秘密建立在上海。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在租界区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种“国中之国”的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11月9日至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周恩来和罗亦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分别称作“中央组织科”“中央宣传科”“中央军事科”“中央特务科”等。会议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李维汉3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分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

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中央军委特科的基础上，创建中共中央特务科（一说为“中共中央特别工作科”），简称“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

 

为了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委”），统一领导全党保卫、情报等工作。特委是决策机构，中央特科是执行机构。特委由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政治局常务委员、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并亲自领导和指挥特科工作，顾顺章担任特科负责人。

 

特科先后设立了4个科，通讯科为其中之一。

 

1928年6月周恩来利用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的机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同共产国际商定了由“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中共电讯人员问题，并决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抽调学员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周恩来等人向共产国际推荐了10名“劳大”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经考试录取了6位。他们是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和程祖怡。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正式发布命令，批准涂作潮等6人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后，便在当月为中央特科设立了无线电通讯科（简称“通讯科”），任命李强为通讯科科长。

 

通讯科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通讯科首任科长李强。1930年12月17日，通讯科在上海四成里举办的无线电集训班被敌人破坏，李强等人的身份很可能暴露。紧急关头，中央指派陈寿昌接替李强任科长，负责领导地下电台和交通联络工作。

 

通讯科主要成员：

 

张沈川、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蔡叔厚、黄尚英、王子纲（建国后曾任邮电部部长）、伍云甫（又名吴晋生，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曾三（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克坚、程祖怡、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于昆、喻杰生、王有才、邱德、宋濂、乐少华、王平、孙巨芳、夏明、李志超、李云（电台报务员）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面的特科工作人员名单很不全面，甚至还有错误，还有待于进一步搜集补充和考证。在那个风云变换、大浪淘沙的年代，特科中的人，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坚持下来并且成为建国栋梁，有的叛变革命成为无耻的叛徒，但是，更多的是在历史中“失踪”无迹可寻，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

来源／《IT时报》转自开国将士后代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