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认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必将打败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它千方百计地要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而中国也有人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提倡按照资源配置的绝对化概念来构建我们的经济制度，也要改掉我们基本的经济制度。这种思路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崛起不是僵化的资源配置观念的成功，也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的成功，更不是自由贸易的成功。美国经济的成功不是《国富论》的成功，而是对《国富论》说“不”的成功，是美国学派的成功，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说“不”的成功。我们提倡学习世界一切成功的经验。为此，就不能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不能从那个概念出发，而必须认真地研究美国崛起的真实经验，要向美国一样向资源配置的僵化观念说“不”，而从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需要来推动经济改革。
在贸易战中，美国要拆散中国的“政府干预体制”，国内也有人说，这是迫使中国改革。在美国精英口中所谓中国的“政府干预体制”，其实就是指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将打败美国，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以要中国改革成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体制。没想到许多中国精英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在当今世界，市场原教旨主义，也称新古典经济学，或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个经济流派的声音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比较式微了，在中国却异常宏大。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把政府和市场完全对立起来，把市场配置资源的看法绝对化和僵化，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就是要在经济活动中砍掉“看得见的手”。作为一个学派，它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假设上，然后用严格的逻辑演绎出来，从而具有非凡的自我推销能力。我们知道逻辑演绎其实就是自我证明，结论已经包括在假设之中了。它的基本弱点就是，它是建立在先验的假设而不是建立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上面。
这种经济思潮既违背了西方成功的历史过程，也没有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成功的钥匙。为什么?因为它的方法论是先验的和唯心的，至少是脱离实际的。这个脱离历史的方法，就注定了它是失败的经济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试图以此来指导经济制度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那么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者，却没有一个能够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成功的历史。它们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理论不是试图去解释经济历史的，在那里你看不到真正的历史，因为它无法面对历史。西方的是这样，中国的也是这样。
现在我们就要用历史事实来证伪这个经济学流派。
美国崛起的历史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说“不”的历史。
一、《国富论》和大英帝国的崛起没有关系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典是《国富论》。《国富论》是一部充满思想光辉的著作。但是，它不是大英帝国赖以崛起的理论基础，也不是大英帝国崛起的经验总结。许多市场原教旨学派的经济学者们，试图非常牵强地把二者联系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
首先，大英帝国崛起在先。《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时，大英帝国已经是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航海业中心、世界贸易中心，伦敦还是世界金融中心。当时的大英帝国包括了爱尔兰、非洲的黄金海岸、北美殖民地、中美洲殖民地、加勒比海殖民地等。殖民地为大英帝国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食品，同时又为英国制造业和加工业提供了巨大市场。所以，大英帝国的诞生同《国富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其次，它不是对大英帝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的终结。稍微了解一点经济历史和经济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推动大英帝国崛起的是重商主义。所谓重商主义，就是政府权力和商人的结合，政府权力和市场结合，加上保护主义、国家力量的增强、产业政策。在许多方面，它有一点像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它就是保护主义。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国家对市场和经济的干预与规范，以达到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的目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是大英帝国崛起的重要时代。她是通过推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而完成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的。她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政府的工作重点从宗教转移到经济和贸易。此前，政府花很多资源处理宗教事务，而把经济职能留给了私人，包括农场主、商人和资本家。伊丽莎白一世期间，政府极大地增加了经济职能，在经济发展中不再是扮演一个旁观者或守夜人的角色，而是一个积极的、重要的参与者，推动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成了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看得见的手”开始在经济和贸易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其中包括保护主义。第二。大量发展军事力量以控制海上交通，达到保护国际贸易和防止国际贸易被其他国际干扰的目的。比如，她推动议会通过《贸易和航海法案》，发展了强大的皇家舰队和大英帝国的商船队。第三，把发展现代制造业定为基本国策。这相当于今天产业政策，相当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最大规模的、完整的重商主义政策体系。大英帝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政策下被催生出来的。
西方那些研究大英帝国崛起的历史的学者，没有人谈论什么资源配置的那些僵化观念，没有人讨论资源配置是如何推动大英帝国崛起的。他们研究的都是政府是如何建立强大的无敌舰队、如何保护国内市场、如何用军力开拓海外市场、政府如何同商人和资本结合、如何推动制造业等。总之，讨论的是政府政策如何推动了经济崛起。
英国的例子在西方不是孤立的。重商主义还是促使荷兰、西班牙、法国经济成功的基本政策。后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等，都是现代版的重商主义。它的经济崛起的历史带有浓厚的政府干预的影子。所以，西方的崛起基本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同市场、同资本结合的结果。以日本为例，它是在进入高收入社会以后，才在外力的推动下实施了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几十年的经济停滞。
那么，重商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欧洲近代历史上的强国都是依靠“看得见的手”而崛起的。“看得见的手”不是万恶之源，是推动国家崛起的动力。只是在自己成为霸主以后，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就大肆宣扬自由贸易，宣扬要砍掉“看得见的手”，不允许后起的国家通过政府来推动经济的崛起。早期的西班牙、荷兰，后来的英国、法国等都是这样。目前的美国对中国不也正是这样吗?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这也是重商主义思潮在大英帝国衰落的原因。到了18世纪晚近的时代。大英帝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中心。为了避免其他国家复制它的成功，它就在宣传上抛弃重商主义，大肆提倡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看得见的手”。因为从自己的历史中，它知道政府干预在经济崛起中的重要性。《国富论》就在这个时候诞生，并取代重商主义成为大英帝国的主流经济思潮。它反映的是大英帝国和帝国内资产阶级在全球的利益需求，同时也表达了资本在崛起以后试图摆脱政府控制的企图。
但是，即使在那以后，重商主义的政策依然持重。欧洲宗主国对殖民地经济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殖民地哪里有贸易自由，到处都是宗主国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从18世界末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政府什么时候彻底放弃过重商主义，放弃过政府那双“手”?为了为过剩寻求海外市场，政府和军队变成了主要的推销员，撬开全世界的大门。政府对国内和世界经济的干预处处可见。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是在1980年以后才算是告别了重商主义。目前特朗普的美国经济政策其实就是重商主义，而不是《国富论》的观念。
二、美国在发展道路上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说“不”
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国富论》是同年发表的。美国独立以后，大英帝国力图向新生的合众国兜售砍断“看得见的手”的理念。目的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已有叙述。这颇类似于现在美国向中国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资源配置的僵化观念。
早期的美国关于发展道路有过激烈争论，最后代表美国利益的一方战胜了代表霸主(英国)利益的《国富论》。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讲得非常形象。他对大英帝国说：“喔，你们依靠政府干预爬到楼上了，现在，你们要把楼梯撤掉以防止我们也爬上楼来。我们不干。”
美国历史上政府介入经济发展、介入市场、介入资源配置，有着坚实的理念基础。它有100-200年的历史，不是几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这个经济理论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它既是指导美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又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自由市场的发展道路说“不”。
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他们是从国家的政治独立来看待经济独立的，来看待政府和经济的关系的，而不是从教科书上。政府介入市场和经济的观念，在美国奠基者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关于经济独立和国家政治独立的看法，同毛泽东对二者的看法非常相似。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确保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不会因为在经济和金融上依赖欧洲强权而丧失，甚至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和授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需要。有人研究美国制宪会议发现，“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预经济发展”是制宪会议得以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一个主题。那些草创美国宪法的与会者认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推动科学技术发明、推动产业进步至关重要。它被当成惠及全民、使经济达到足够强盛从而掌握自己命运的关键。
如前所述，在此之前，西方政府介入市场由来已久。伊丽莎白一世的重商主义就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军事和市场的结合。北美殖民地作为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这种政府对经济的关系，可能对美国建国那一代人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在邦联时代，缺乏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任的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独立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独立，驱使他们在经济独立的思想道路上，认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是从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从美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战略远见和经济思考。
三、美国200多年的经济教父不是斯密，是汉密尔顿
美国学派的奠基者是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对美国历史、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家。他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越许多总统。为了写作《大国兴衰》，笔者曾经花了许多时间，收集研究汉密尔顿的经济文章。他的经济思想奠定了美国200多年经济发展的观念基础。大家不要认为他的思想难懂高深。他的经济思想其实是非常简单而正确的，简单得让许多人“失望”：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基础。他反对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极力推动美国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其实，那些真正的利国利民的经济思想，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是常人都能懂得的常识。它们建立在常识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即使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可能混淆的假设之上。比如说，究竟有几个人能讲明白全球化价值链最大化的真实含义呢?
他不是一个从抽象教条出发的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践家。他是第一任财政部长。在他就任的时候，美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既是大英帝国的工业品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又是世界多种货币竞相逐鹿的乐园。当时，许多美国精英要走比较优势的道路，认为比较优势是发展的捷径。比如，杰斐逊就振臂高呼“把工业留在英国”。当然，究竟举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就因观察者的立场而异了。杰斐逊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同“造不如买”，把大飞机、高科技、芯片留在西方，心有灵犀呢?当时，他这位财政部长权力可大了。他不仅推动保护主义，为了征税甚至建立起了当时美国国内最有组织和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之一——税警。通过国家权力保证税收。除了掌管国家财政以外，他还掌控着美国的金融。当时美国人手中有欧洲的许多种货币，就是没有美国货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类似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国(第一)银行，从而有了美国自己的货币。这个银行的建立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的精英大多数非常反对，为什么?因为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另一个金融工程就是，把债务变成了权力。当时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都债务缠身，难以自立。如何解决债务问题是美国生存的问题。他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用联邦债务收购当时的州债务，然后让国内外的投资者认购美国联邦债务。他认为，当那些投资者变成联邦债务的拥有者的时候，他们就同美国在同一战车上了。美国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他是通过债务把债权人变成美国的“奴隶”的。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美国难道不是把美元和美国国债变成了控制全世界金融和经济的权力吗?债务人美国难道不是比许多债权人更有权力吗?
另外，他还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他的思想真是太简单了。首先，他不赞同当时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分工，他要发展美国的工业和技术。他认为保护主义可以保护美国幼小的尚不成熟的工业和技术免受英国强大而成熟的工业和技术的打击;保护主义带给美国企业高盈利，高盈利带来高利润，高利润带来高工资，高工资带来高消费。而高消费形成的市场又反过来推动高就业和美国工业与技术的发展。他的逻辑是如此简单实用，勾画出美国的发展蓝图。研究美国经济历史的人，可能会常常迷惑：同英国相比，为什么美国在漫长的发展中一直是高工资?正是这个高工资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原因就在这里：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导致工资向下的竞争。与此相反的发展战略，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开放战略。这个开放战略的前提是承认和固化现有的国际分工，放弃产业升级，专注于如何用自己的落后分工来赚钱。所谓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其实就是全球分工的最大化，就是比较优势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放弃突破现有价值链的分工。这个增长战略的关键就是你必须打造你的低工资“洼地”。因为低工资是你的比较优势。所以，这个战略就是放弃高端产业和技术，尽量压低工资，低工资导致低消费，低消费导致国内市场相对不足，导致企业盈利不足，导致出口导向。而出口导向面临的价格竞争又依赖低工资。所以，这个战略是一个低工资战略。这个低工资同新中国早期的“低工资”不同。当时的低工资是为了高积累，为了完成工业化必需的原始积累，它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全面崛起。
所以，美国200多年的经济教父不是亚当·斯密，而是汉密尔顿。
四、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其实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争论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早期美国和在中国一样，争论非常激烈。从历史记录看，争论的双方都是主要的决策者。也有些在美国历史上打上自己烙印的著名政治家，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比如安德鲁·杰克逊、马丁·范希伦、詹姆斯·波尔克这三位总统，坚决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反对的理由同今天有些中外经济学家相似：过度的政府干预“垄断”了经济，等等。其实，就其实质，是因为他们代表着种植业主的利益，而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大着力点，就是政府支持“现代产业”的发展。在当时的美国，实行奴隶制度的南方坚持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新兴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北方，却是政府干预思想和实践的大本营。这种争论后来导致了南北战争。南方崇尚自由贸易，崇尚纯粹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它们反对政府干预固然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就是要继续让南方成为英国的棉花产地。它们认为政府干预有利于北方的制造业，却损害了南方的种植业。发展道路的讨论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最终以内战作为句号。发展道路的争论有时候沦为利益的争论。内战结束以后，林肯全面实施美国学派的政策建议。在漫长的经济竞赛的长跑中，政府干预始终占据上风，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围绕美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些提倡分裂、提倡州权、提倡弱化中央权威的政治流派都反对政府干预和介入经济，反对美国学派。关于州权和联邦权力的争论，关于国家统一和分裂的争论，同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以及政府干预的争论结合在一起。中央政府干预经济，介入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巩固，美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点。在邦联时代，中央政府无力干预经济发展，没有权威在全国范围内介入经济发展，美国可以说是一盘散沙，表面上是一个邦联，实际上四分五裂。在联邦时代的最初一段时间，那些反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势力几乎都同时反对联邦对各州的经济干预。这个争论通过内战才得到解决。
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出于统一的需要干预经济在中国也有漫长的历史。比如西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分裂势力而推行盐铁官营(盐铁论)。在更早的西周初年，虽然大行分封，但是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控制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此我们不可以只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待，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从几十年、几百年的角度来看，来不得半点短期的实用主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可以想象当中央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大幅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之时，就是中央权威大幅下降之时，政令不出、政令不从，迟早会产生，可能是离散趋势开始的时候，国家的统一就会受到威胁。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因此必须从国家的总体战略来思考。
当一个社会多元化以后，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争论，甚至经济体制构成的争论等，其实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社会也已经演化成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任何经济政策的背后其实都是利益集团的博弈。一项经济政策究竟是为哪个利益集团左右的，只要看它的成本效益分配就知道了。哪个利益集团负担主要成本而收获比较少的边际利益的集团?哪些利益集团支付极少的成本而收获最大的边际利益?
究竟是哪个利益集团在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呢？他们的利益又在哪里？
五、美国精英认为美国学派是对《国富论》说“不”
美国学派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指南针”。
中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许多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们，一方面高喊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却对真正促使美国成功的美国学派却闭口不谈。好像它们在历史上不曾存在。这种无视历史，而沉溺于概念游戏的方法，不是真正开放的方法和心态。
美国学派产生于美国发展的需要，是哲学、政治、政策的组合，是对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哲学的否定。制宪会议以后，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为了干预经济，从政策角度对美国政府介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介入市场进行思想和实践的开拓。在历史上产生巨大作用的有两位：一位是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他的基本哲学是，只有获得经济独立，美国才可能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只有美国在几乎所有必需的产业上获得自足，美国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只有在政府的强力支持和干预下，美国才可能在几乎所有的产业上摆脱英国的控制获得自足。结论就是，为了美国获得完整的独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另一位是亨利·克莱。1812年战争以后，美国参议员亨利·克莱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具体的政策选项和经济学思考。这就是“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说。它的核心内容，成了美国后来100多年发展的政策选择，也是后来美国学派的核心内容。克莱的“美国制度”是专门同“英国制度”（British System）相区别而提出来的;作为一种学术派别，它是针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提出来的。在当时的世界，已成了同《国富论》彼此竞争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国富论》是对英国道路的总结。美国对《国富论》说“不”，简言之，就是对英国制度和发展道路说“不”。美国要走同英国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一个以政府支持为特点的发展道路。从根据国情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角度看，“中国道路”是对“华盛顿共识”说“不”，正如“美国制度”是对“英国制度”说“不”一样。中国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点同年轻时期的美国相似。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既有伟大的人民，也有能够识破历史密码的伟大的“掌舵人”。
历史的发展证明，美国早期政治家为美国经济发展奠定的理论、政策和制度基础是符合美国国情的。内战以前由于政府的更迭而有所变化，有时候有些反复，但是这条基本的道路被坚持下来了。如果美国照抄当时最强大、最富裕的英国的经济模式和理论，美国可能什么都是，就是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的强国。由此可见，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在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基础上是多么重要。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可以为后来的选择者提供一种警醒，正如做几何题的时候，一条添加的辅助线，可以帮助你找到正确的答案。在历史研究中，有时候“如果”就是这条辅助线。
在美国独特的发展过程中，在上面的政策和战略选择的基础上产生了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伟大的实践都会有自己的历史总结和前瞻的理论概括。美国学派包括下面几点核心内容：
1. 政府支持和资助产业。实施保护主义，包括高关税、政府补贴和支持新兴产业免于国外竞争者的扼杀、政府补贴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
2. 政府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
3. 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服务工商业，包括用国家权力规范信用和债务市场，抑制金融泡沫和金融投机。
4. 政府通过建立公共大学来支持科学技术发展。
5. 通过政府干预发展“利益和谐”（Harmony of Interests）的经济，包括“阶级和谐”与产业和谐（工业、农业、商业的和谐）。这个产业和谐颇有一点按“比例”的意思，产业和谐需要政府干预。
六、土地国有是美国成功的关键之一
美国崛起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说“不”，还表现对完全的土地私有说“不”，表现在选择了土地国有。建国初期，美国没有今天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建议的所谓产权明晰的“土地私有”。
市场原教旨主义大力在中国推动土地私有化。在那些有复杂概念层层包装的土地改革建议中，核心的一条就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或者土地私有概念缺位的情况下实现土地私有的种种功能。他们认为，土地产权的核心是土地产权的明晰。他们认为土地公有导致产权不明晰，所以，必须土地私有。他们还认为没有土地私有就没有市场经济，土地私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有些人甚至提出，美国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从建国开始就实施土地私有。
这不符合历史和现实。更直白来讲，那些经济学家们在讲假话，在故意诱导决策程序。
美国建国之际选择的是土地国有。现在美国联邦政府依然拥有大约28%的国土。
为什么说土地国有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呢?李嘉图有一个“稀缺原则”，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加值倾向于集中到生产中最稀缺的要素的所有者。为什么?因为他在分配中处于支配地位。土地就是这样的要素。为什么稀缺要素可以起支配作用呢?因为它的供给是不完全竞争的，甚至是垄断的。人可以竞争上岗，技能可以培训，技术可以更新，设备会老化，新设备会代替老设备，而土地的位置却不可以替代。土地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主要体现为它的位置。而一个特定位置上的土地基本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位置上的土地是没有竞争对手的。除非土地拥有者要价太高，土地租金太贵，对购买者或租赁者缺乏经济意义。在这个限度内，土地所有者支配着土地价格和分配。所以，土地的供给往往是垄断的;而土地的需求则是完全竞争的。这种不对称的垄断和竞争关系决定了土地市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竞争市场。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如果完全私有，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好处就会通过级差地租的形势落入少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如果公有或国家所有，那么经济发展带来的级差地租就会大部分回归社会。
比如，由于城市的发展，地铁或高速公路的建设，一块地（A）原来的价格是1000万元，现在变成了10亿元。如果土地公有，那么这增加的9.9亿元就归于社会或集体；如果土地私有就归于私有者。这会导致社会财富的急剧集中，还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成本。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完全私有也是不公平的。比如，除了上述的A地以外，还有B地。B地远离地铁或高速公路。在经济发展以前，两块地的价格机会相近。现在A地极大地增值了，而B地的价值依然如故。A地的增值是社会经济建设的结果，不是其所有者带来的。所以，将A地增值的部分完全归于私有甚至小集团，对B地即全社会是不公平的。
所以，土地市场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不是完全的竞争市场，不能够简单地套用市场的产权原理。
这就是土地国有的简单道理。它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美国从建国开始采取的土地国有对美国经济发展、大萧条时期反危机、政府有效刺激经济、政府对科技的推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相反，南美许多国家独立以后采取土地私有，结果土地被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极大地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关于土地国有的理论和土地国有对美国经济的作用，详情请参考《制度与繁荣》。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推动的许多公共工程是建立在国有土地上的。所有工程开支不包括土地费用一项。相同的公共支出对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100亿元的工程开支，如果土地私有，征地可能花掉20亿元，真正拥有刺激经济的只有80亿元。而土地国有则避开了这个土地私有带来的巨大成本。还比如美国修建铁路等。更重要的是美国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联邦收入主要靠关税、举债、烟酒税等。还有一项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保证了美国长期实施低税率，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土地的公有。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快速的城市建设，才有那么多城市建设的资金。假如，中国没有实施土地改革，土地是私有的，那么我们不可能有过去40年的发展，也不可能有过去7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公有给地方带来的土地财政，刺激了地方的发展和建设，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归功于市场改革。没有这个土地制度因素，改革开放不可能带来如此巨大的成就，甚至可能面临南美和印度的问题。现在，有人想通过种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废除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看看南美和印度的例子，那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带来的恶果可能是颠覆性的。
如果是美国和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土地公有的优势，那么南美和印度则是土地私有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
七、美国精英如何看待美国学派和英国的经济模式的差别
总之，美国学派是一种把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的宏观经济哲学和政策选择，中心就是要使美国实现经济独立和自足，迅速完成对英国的超越，反对没有政府支持和干预的自由市场，提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它是一种同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经济思想，是同市场原教旨主义对立的经济思想。美国学派的这种思想在美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这就是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得以大行其道，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经济和产业的干预持续至今。
比较英国的自由市场和美国学派两种制度的不同，林肯的经济顾问凯里曾经写道：“两个制度摆在世界面前……一个旨在制造贫困化和无知、灭绝人种，以及野蛮掠夺，另一个旨在增进富裕、舒适、创造性，以及行为与文明的结合……一个是英国制度，另一个是美国制度……”这反映了当时的美国精英对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看法，对英国和美国经济道理的看法。
美国学派在美国经济发展中作用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系，原教旨市场思潮在美国才开始流传开来。其原因同当年大英帝国向美国大力宣扬自由市场理论是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美国开始在世界推销自由贸易，但是对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介入包括对金融行业的管制一直持续到1980年里根时代以前。里根时代可以看作是美国学派在美国衰退的开始，尤其是美国政府对经济决策影响力衰退的开始。然而这也是美国衰退的开始。有一点必须指出，即使是里根以来的30多年，美国联邦政府依然在前述七个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介入美国经济，只不过在有些方面力度比过去减小了。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美国成功的基本框架：
1. 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中央政府在多方面对经济进行强有力干预。
2. 把经济战略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
3. 一个辽阔而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实施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和开放不是矛盾的。这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也不是两套对立的政策。把保护主义和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开放就不能保护自己的产业，是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的。保护主义是指采取某些措施推动和保护新兴产业。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实施保护主义，但它又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和经济。保护主义不等于闭关自守。在家里面装一个防盗门的人，并不都是自闭症患者。与之相反，闭关自守也不等于保护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时期的闭关自守，那不是保护主义，不是为了保护还比较幼小的现代工业。
4. 政府的有效监督管理。
5. 土地国有。
6. 中央政府及时调整战略以吸纳市场经济的过剩。
7. 政府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
8. 力图抑制金融泡沫（抑制金融泡沫的年代经济增长良好，放任金融泡沫的年代经济增长缓慢）。
八、结束语
可见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预测未来；既不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行的发展模式，也无法为美国走出当下的困局提供有效的方案。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它是如此贫乏、如此苍白，却又是如此故步自封。国内许多人主张资源配置绝对化来改革经济体制，按全球价值链最大化来搞开放。因为，理解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两个概念讲的是在现状下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我们的经济制度不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我们要追求产业升级。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在短期内可能是赔本的。要发现短期内利润最大化，就是“造不如买”;要追求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就是固化现有的国际分工。
这种从概念出发的主张究竟有多少历史的先例呢？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所谓资源配置绝对化作为一个流行的概念是晚近才有的事情。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资源配置这个书本里的概念是缺位的。美国没有按资源最佳配置这个抽象概念（因为没有）来设计经济制度。这个概念的缺位没有影响美国的发展啊。
我们在《制度与繁荣》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美国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干预产业和科技创新的。我不知道，世界上究竟有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是这样从书本上规划出来的。至少从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概念的缺位并没有影响美国的发展；反而许多新兴经济体按照这一概念来设计经济制度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市场原教旨主义20世纪在俄罗斯的实验是失败的。我们究竟是从实际出发来规划体制改革，还是从书本出发？国家的发展不是照本宣科出来的。
改革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上。目前关于改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资源配置的僵化观念出发；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即从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前一种是以那个绝对的概念来衡量改革，后一种是从国家经济的发展稳定、人民的幸福感来衡量改革。
【作者简介】黄树东，1958出生，旅美学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曾经参加上山下乡，后赴美留学，长期在华尔街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投资，著有《选择和崛起》《中国，你要警惕》《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制度与繁荣》等书。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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