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名曰《公有制比例不是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文章作者是怀疑探索者。

看过这篇文章后，给我的印象是论点错误，论据片面，结果就是论证荒诞。

为了证明我所做的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下面我就结合怀疑探索者的论证过程，来进行一下归谬。

首先我先将怀疑探索者的文章论证部分以截图的方法公开，并逐段进行分析和论证。

怀疑探索者说：

 

我对怀疑探索者这一段文字所论证内容的点评：

文章作者怀疑探索者首先以资本主义国家丹麦为实例，论述了私有制在提升人民福利方面的优越性，得出了私有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并不能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相反还会极大的促进社会高福利化。

接着，怀疑探索者开始引用其他学者的论点，试图进一步强化他的论点的正确性。

怀疑探索者引用了李洪林的观点：

 

李洪林的这段论述，其观点主要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选择经济体制，其论点是，无论公私比例如何，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富裕和幸福，就是坚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把这种社会形态定义为“功能性社会主义”。

 

怀疑探索者以李洪林这段话中的论述做为论据，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论点，即“公有经济的比例不是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

 

怀疑探索者继续对李洪林的话进行发挥：

 

怀疑探索者接着利用王占阳的论述做论据：

 

怀疑探索者接着引用徐景安的观点：

 

在这三段文章里，怀疑探索者通过进一步引用了学者王占阳和徐景安的论述，来支撑他“公有制比例不是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的论点。

其中，王占阳和徐井安的第一个论点是：

功能性社会主义将人民普遍幸福作为核心目标，只要达成这一目标，便符合社会主义的要义。这一理念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高度契合。

而王占阳和徐景安的第二个论点是：

功能性社会主义涵盖了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诸多重要价值。因此“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实现其他价值提供物质基础；”这段话隐含的结论便是公有经济占主导的社会主义并不具备“效率”，所以社会主义应该采用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的“功能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最终怀疑探索者做了如下结论：

 

下面是我对怀疑探索者的反驳：

一、在怀疑探索者文章的第一段，怀疑探索者首先以资本主义国家丹麦为实例，论述了私有制在提升人民福利方面的优越性，得出了私有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并不能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相反还会极大的促进社会高福利化。

问题是这样吗？

按怀疑探索者的论证逻辑，资本主义国家丹麦已经跨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一步到位的迈进了社会主义门坎，实现了比世界上任何制度都先进的“功能性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此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在他的著作《李光耀观天下》里认为，欧洲的高福利并没有前途，高福利制度只会让欧洲逐步的走向衰落。

欧洲的高福利制度，虽然为其本国公民生活提供了较高质量的保障，公民幸福感很高。但丹麦人拥有的高福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高税收。

虽然丹麦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2%，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然而丹麦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 45%-55%，并有高消费税约25%，结果高福利所需的费用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而丹麦的人口仅566万，丹麦的经济实力，主要得益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发优势，表现为在科技创新、绿色能源以及高效率的农业生产这些方面。高积累再加上人口少，导致其高福利程度仅次于人口少，地下拥有取之不尽优质石油资源的科威特。

可见，丹麦和科威特的高福利与它们是否实行私有化毫无关系，二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

虽然目前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逐利性决定了社会资源不可能完全平均分配，其存在的内部矛盾依旧是难以调和。

 

关键问题在于，在私有制为主导的社会里，当在债务危机来临之时，所有的高福利和养老金都将不复存在，此时的高龄老人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老无所依。

并且，由于私营企业的趋利性，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的高福利现状，无论经济是否衰退，也必然会对企业维持高税收，因而会引起企业和政府的对立，导致产业外移，资金外输。其所产生的影响，只能让政府疲于应付，只能通过减少税收来安抚企业，结果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最终失掉选票，导致执政党的下台。

而新上台的政府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来消除所面临的危机，从而一笔烂账永远都无法结清。

虽然丹麦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2%，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然而当经济面临衰退时，大量的工人会失业，未失业的工人工资也会削减，在此情况下，丹麦高达5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还能实行下去吗？此时依靠高税收来维持的高福利政策还有条件实施下去吗？

而且高福利国家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局限性。首先私有制占主导的高福利国家的国土和人口不能很大，大规模的国土和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维护，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国防开支等。其次，民族多样性会增加社会管理的复杂性，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文化融合和社会稳定工作。而如此巨大的资源成本的投入，仅仅依靠对私营企业的高税收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的趋利避害性会导致私营企业在企业负担过重时资本外流。

随着全球化进程，制造业已经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导欧美国家的就业市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随着制造业的衰退，欧美各国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为例，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风起云涌的罢工和抗议运动，原因是因为马克龙政府为了缓解财政拮据，加征了燃油税，结果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损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直接诱因是因为资本的逐利性致使制造业外流，导致法国国库早已出现亏空，而执行高福利政策所需要的投入资金入不敷出，长期执行下去必然导致政府破产。

所以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决策要遵循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逐利是资本追求利润的自然特性，它严格遵循着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哪里有更高的利润，资本就会流向哪里。反之，资本则会流出。比利时的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就指出，欧洲正面临着大规模去工业化的危险。

从中可见，虽然资本的逐利性确实能增加经济活力，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与民选政府当局为了讨好选民，选择与现实财政状况脱节的福利支出的共同作用，是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在国库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当局只能选择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维持收支平衡，具体表现为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增加税收，所以为了避免财政危机，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都主张大量削弱福利开支。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高福利社会，其高福利政策的执行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经济一旦出现衰退，如产生经济危机会对高福利和高税收政策形成压力，作为国家税收主体的私营企业由于获利程度受到负面影响，结果就会另寻它路，其持有的资本和技术就会出逃海外，从而导致政府税收锐减，政府的财政状况因而出现亏空。结论就是，高福利和国民经济私有化没有一毛钱关系！

二、学者王占阳和徐井安把“三个有利于”和“功能性社会主义”等同起的来，就好像所谓的“功能性社会主义”天然就具备“三个有利于”的属性一样。然而“三个有利于”和“功能性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吗？下面解析一下。

“三个有利于”的内涵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按怀疑探索者与王占阳和徐井安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丹麦完全可以称作“功能性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个伪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三个有利于”了吗？

摘取我的第一条论证的结论可知，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高福利社会，其高福利政策的执行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作为国家税收主体的私营企业就会改换门庭，另寻它路。

假如丹麦那种实行个人收入高税收的蓝白领阶层也会面临公司裁员，工资收入被大幅度削减的困境，因而导致个人所得税率50％的极端状态无法再维持下去，由此政府就会陷入财政拮据囧状。此时的所谓“功能性社会主义”还能践行“三个有利于”吗？

结论就是，所谓的丹麦式的“功能性社会主义”根本无法保障“三个有利于”的践行，王占阳和徐井安的观点是非常牵强的，有种强行拉郎配的味道。

三、再引申到王占阳和徐景安的第二个论点，即:“功能性社会主义涵盖了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诸多重要价值。”

试想一下，如果所谓的“功能性社会主义”并不能保障“三个有利于”的践行，那么“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诸多重要价值如何得以体现呢？

拿境外私企为例，由于资本的趋利性，西方国家的私企干过许多坑蒙拐骗的勾当。

 

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如美国军工巨头雷神技术公司下属企业雷神公司受到欺诈政府和海外行贿指控，同意支付超过9.5亿美元罚款。检方指控雷神公司在合同谈判过程中虚假抬高成本价，欺骗美国军方多支付超过1.1亿美元“冤枉钱”。

 

在美国，有12家美国民众最讨厌的私营公司。在这12家公司中，互联网和有线电视公司康卡斯特名声最差。许多客户向政府监管部门抱怨，康卡斯特公司向他们收取了许多巧立名目的费用，但他们并未购买这些产品或服务。许多客户反复向康卡斯特公司投诉，然而累积打了数小时长的电话都无法解决问题，客户还抱怨康卡斯特公司的服务人员表现恶劣，甚至干脆挂断电话。

美国的Mylan公司生产出一种能救命的EpiPen药品，但是因为追逐不当的高额利润，陷入一场涨价丑闻，因而成为美国民众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药品刚上市时，两剂EpiPen在2007年时只卖94美元，但该公司在2016年的一次涨价行动中，竟直接将价格提升到608美元，价格因此翻了六倍还多，此举令消费者愤怒不已。

2016年，美国富国银行陷入虚假账户欺诈客户的丑闻。富国银行在未经顾客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为客户开设了数以百万计的账户，以达成公司的销售目标，并且以此为理由，非法向客户收取服务费，因而不正当获利。富国银行的违规行为共导致了多达1600多万消费者利益受损，数千消费者失去了汽车和房屋。CFPB局长罗希特·乔普拉说：“富国银行接二连三地违法，已经伤害到数百万美国家庭。”

另外，作为全球食品和饮料巨头，美国雀巢曾被指控，上世纪70年代，雀巢公司为了取得利益最大化，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在营养方面存在巨大缺陷的婴儿配方奶粉而非母乳，因而导致公司名声扫地。虽然雀巢奶粉造成了婴幼儿的营养不良，然而雀巢公司既没有如实地告知消费者，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及时改正，竟然还继续告诉消费者，自己的婴儿乳制品营养全面，没有问题。如此非但没有接受人们的批评建议，反而对这些建议和意见采取冷处理的态度，因此导致了持续时间长达十多年的全美大规模抵制雀巢公司的运动。

2023年初，美国劳工部指责亚马逊公司为了节省开支，未能优先考虑仓库工人的安全，导致多起严重的工伤和死亡事件。亚马逊的纽约仓库工人甚至投票决定成立该公司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会。

2017 年，曾经风光无限的日本制造不断被曝出多个严重丑闻，涉及了日本企业曾经引以为豪的多个私企。如生产严重问题气囊的高田公司以次充好，置消费者生命安全于不顾，为气囊充入低成本、低可靠性的劣质充气剂，再加上高田气囊本身结构设计、制造的明显缺陷，造成了正常行驶车辆气囊起爆的严重问题。从 2008 年起，这种严重缺陷的气囊已经造成了多起全球范围内消费者的伤亡事件。而这不是高田仅仅存在的严重问题，高田还坑惨了多家友商，截止2015年，高田曾因为装配了低成本的塑料ABS插口，造成了超过800万辆汽车被召回。但这家黑心企业后续的态度是，变本加厉，继续为了利润放弃良知，使得全球汽车厂家累计召回了超过1.2亿辆汽车。

 

另外，为多个行业多家跨国企业提供钢材的日本私企神户制钢旗下一家子公司、三家工厂，长期以来一直篡改相当产量的铝制品、铜制品检验报告，使得根本不合格的产品在书面上达到了客户的要求，其中一些严重的造假行为已经持续了10年甚至更多。

日本缺德的企业还包括根本无资质人员进行质量检验的日产汽车，安全检查造假长达30年的斯巴鲁，造假技术参数的三菱材料，肆意涂改测试数据的化工巨头东丽化工。此外，磁悬浮铁路的建设过程也被曝出丑闻。

BIG MOTOR的公司是日本最大的卖二手车的私营公司，根据他们内部员工和已经离职的员工爆料，当员工离职时，BIG MOTOR公司会强制员工签一个保密协议，原因是因为怕公司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被曝光出来。这家公司干的缺德事非常多，比如在遇到车主进店维修的时候，MOTOR公司员工会想出各种方法来扩大车辆的损伤，来让车辆的定损金额能最大化；这其中包括了扎胎、拿布套套着高尔夫球砸漆面、配件用旧件替换损坏的配件。原因是因为资本逐利性所导致BIG MOTOR的公司管理层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经常设立一些超出市场环境需求的任务量，完成不了轻则罚款，重则降职降薪。这也是为什么过来修车保养车的车主们会被收过高的费用的原因，店员不完成任务，自己就要被罚款，只能死命的坑车主了。

OVO Energy能源公司，是一家英国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商公司。中国留学生肖壵爆料，由于服务较差，他和三个同学想换一家电力公司，结果这家公司竟然给他们开出500英镑一个月的天价账单！三个人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才把这个金额改回来。期间他们还不断质问客服，伦敦一个月用500英镑的电费合理吗？客服竟然说合理！这种为了利润坑消费者的行为，在欧洲私营公司中是屡见不鲜的，它们不仅坑消费者，而且也坑自己的员工。

 

不知内情的人一直都以为德国的小公司都很严谨，然而曾在德国一家小公司上班的阿拉soda巴卢云爆料，德国的私营小公司两极分化严重，好的像天堂，坏的就跟地狱差不多。当大环境不好，他那坑爹的前东家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就开始拖欠工资。比如，本月的工资要拖到下个月三四号才能到账。同事们去找老板理论，结果老板居然说：“没事少休假，多攒攒钱就能按时交房租了，少来烦我！”这是什么鬼逻辑？！

而且，公司的设施真是差到爆！有的同事的工位竟然在没暖气的走廊里，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像蒸笼。更可气的是，公司竟然没有健康保险，结果在新冠流行那年，全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感染了新冠。老板为了省钱，要求员工隔两三天自己去做检测，只要阴性就得来上班，不管你舒不舒服。阳性的员工还得把PCR测试结果发给公司，看他是不是真的变阳了。本来生病就够难受了，领导层还问症状严不严重，如果不严重就赶紧来公司拿电脑回家办公，可见只要资本逐利性的特征存在，号称民族性格严谨的德国也有无人性的公司。

从以上所举的诸多例子中不难发现，所谓的学者口中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所谓“功能性社会主义”其实就是镜花水月！所谓的“功能性社会主义”并不能保障“三个有利于”的践行，全盘私化能实现所谓“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之论，其实就是骗人的鬼话，天真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当真。

相较之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践行“三个有利于”呢？

至少公有经济不会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因为受公有经济体制节制的国企老总大多都不敢为了私人集团的利益，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实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规模盗取人民的共同财富的肮脏勾当。

当前中国拥有46万家国企，其中有些是垄断企业，有些是竞争企业。而国企的共同点就是属于国有资产，而国企的实际控制权由国家掌握。由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国企的决策来影响整个经济。比如，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政府可以通过国企的投资来提振经济，甚至不惜因此而导致企业亏损，从而避免经济下滑。

反观私有经济，私企的投资决策是以市场形势为导向的，因为私企所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所以无法用牺牲个人企业利益的方式来呼应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

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会综合考虑国企发展与国计民生需要之间的关系。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国内的各个行业，就会发现有许多行业都要需要经过长时间，很大规模的长期资金投资，才能够研发出等同或超越国外那样的先进技术。由于大多数私企都是追求肉眼可见的利润效益的，这种长时间没有收益的研发，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就是一场煎熬，也是一笔无法承担的义务。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对国企利润的要求是，“国企应为国家发展和民生作贡献，而非单纯追求利润。”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它会义无反顾的承担起这种对行业进行长期培养的责任，这无疑体现出国企在国计民生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其实西方不喜欢中国经济制度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国企的大股东是国家。因此，相较于私营企业只上缴税费，国企不仅上缴税费，而且同时还向国库上缴利润，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国家财政。同时政府在没有上缴利润需求时，国企会把大部分利润变成了储蓄，从而导致中国拥有超高的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是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而高储蓄会带来高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企拥有“只投资不花钱”的特性。

而越要发展实体经济，越需要大量的投资。同时也越需要有规模优势，利润率低下的产业，比如传统制造业，新能源等行业。国企虽然在创新方面相较私企不具备突出的优势，然而国企会把自己的利润储蓄转化为投资，哪怕是回报率很低，只要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建和研发，国企也会不惜血本的进行资源投入。相较之下，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化是资本逐利性所产生的后果。

拿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来说，美国想搞制造业，却很难实现，因为投资制造业后，在短期内无法产生效益，只投入不产出的日子，对于过惯了靠收割其它国家来度日的美国人，是非常难受的。况且美国财政的大部分收入是被高消费消耗掉了，所以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的缘故，导致美国很难实现其所制订的发展目标。而中国国企不计回报率的投资，大幅度拉低整个经济的资本成本，使制造业、地产和基建等重资本行业能在很高的负债率下持续不断的融资，把一切规模化产品变成白菜价，让西方企业倍感压力，这种优越性是以私企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西方国家总是指责中国发展国企，总是嫌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影响经济增长。担心中国不实行全盘私企化，就会使发展遇到阻碍。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在采访中表示：“显然，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一些挑战。而且增长已经放缓……他们已经脱离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现在更多的是国有企业（为主导）。而且中国经济仍然与房地产投资等事宜有太多的联系。”

美国前财长耶伦在演讲中也表示：“中国国有企业作用过大会限制增长，安全机构作用过大会阻碍投资。”因此她呼吁我国转变经济方式。

问题在于，难道中国经济越来越好，美国人才会感到开心和幸福？这显然是大多数国人都不会相信的结论。

 

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和美国的本性，决定了美国绝不会为中国的利益鼓和呼，只能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中国现今的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非常显著的竞争优势，完全碾压了西方社会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竞争力，这种经济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我国的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因而迅猛发展壮大。因此，骄横霸道的西方政客认为我们的国企损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所以才对中国国企耿耿于怀。

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根本上进一步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中也揭示了全盘西化，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后尘之路，根本就行不通。这种不经意间和美西方政客所产生的遥相呼应，其结果必然是削弱中国的发展能力，替西方背了书。

总结：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势不可挡的状况中，明显可见，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与西方纯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较量中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因此，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才最有希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高福利社会的目标，践行“三个有利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公有制特性所决定的。

举例来说，国企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因而通过降低制造成本来压低市场价格，降低资本投机行为对消费者的危害。这样一来，人民都可以享受到公有经济优惠。比如电信基站的建设以及中国邮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中国国企可以不惜血本开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之下，由于成本关系，美国私企对在偏远的地区建设电信基站是嗤之以鼻的，这就导致了在美国的国土之内很多地区都没有网络覆盖，也没有手机信号，所以美国网民在小红书上表达出对中国网络建设成果是很羡慕的。

另外，在灾难到来的时候，国企可以第一时间发挥作用，保证群众的安全，也可以在关键时刻维持市场价格的稳定。而美国的情况是，由于电信和交通等行业属于私营企业，在灾难到来时，甚至有些企业会坐地起价，大发国难财，致使灾民雪上加霜。

而全盘私有化并不能消灭垄断。以英国为例，国有企业股分的私有化并没有真正消灭垄断，因为垄断机制依然存在。等来的只是私营资本的垄断取代了国有资本的垄断，私企垄断的结果，依然会使服务质量大幅度下降。

拿英国铁路公司私有化为例，来民众对此寄予厚望，都觉得把巨无霸的英国铁路公司给拆分了，服务和效益就都解决了。结果呢？自拆分之后，英国铁路的运行事故急剧提高，因为私营化的铁路公司在股东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压力之下，只顾压低成本而减少在维修和建设上的投入，还聘用了大量素质低下领低工资的员工。结果在运营过程中，不仅没有降低国家财政的负担，反而坑蒙拐骗现象非常严重，浪费大量的国家补助，最终英国轨道公司不得不在2001年重新国有化。由此可见，国企私营化并没有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因为取决于国企公有制的特性，所以相较于私企只上缴税费而言，国企不仅缴纳税费，而且还上缴利润。国企利润分配需先弥补亏损，然后再给投资者分红，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后，剩余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说明，国企的营收上缴给国家财政的比例远多于仅上缴税费的私企。而国家财政的钱大都运用于事关全民福利的国计民生的建设项目。

而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国企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在市场竞争的摸爬滚打中逐渐历练成熟，并逐渐克服了自身的弱点。以一汽为例，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汽车企业集团，面临着众多公私汽车企业集团参与的激烈市场竞争，而今的竞争力并不输于私企。2024年，一汽的整车销量突破320万辆、营业收入5550.1亿元，自主品牌整车销售81.9万辆，同比增长14.7%，整体效益水平在同行业中连续领先。这个事例，进一步说明了，私有制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并不一定会必然超越公有经济。

世界500强企业中，前四中国独占其三。总数也超越了美国。最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国企，这才是中国抗衡美国的硬实力。

中国通过控制国企投资的能力，创造出比西方经济体更强大的对抗危机的宏观管理工具。

例如，没有国有经济撑腰的法国在陷入疫情危机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痛定思痛，说出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这次疫情启发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食物、防护、医疗和生活环境托付给别人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控制权。”

说白了就是让法国重新建立掌控命脉体系的国有经济。

综上所述，怀疑探索者的所谓“跳出传统社会主义认知的框架，以更全面、更具前瞻性的视角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抛弃现今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实行私有制为主体的所谓“功能性社会主义”。然而西方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功能性社会主义”实践已趋于破产的边缘，如果我们还依然盲目的拾人牙慧，抛弃现行的、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的先进经济体制，转而实行已趋于腐朽没落的全盘私有化经济制度，必然会消解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给美西方以喘息翻盘的机会。

诚然，福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高福利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终极理想。但是，从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来看，全盘私有化背景下的高福利制度弊端显然是十分突出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的强调，经济的发展要遵循自然和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脱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脱离中国国情，盲目的羡慕西方，必然会遭遇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以私有化为主体的所谓“功能性社会主义”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而且还会阻碍社会发展。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不像欧美那么纯正，我们有强大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统一组织实施和推动经济发展。我们有五年计划产业规划政策，国家集中投资，正是这些西方国家没有的东西，造就了中国强大的工业体系，还有无与伦比的世界级基建水平。

包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精英们不得不承认和哀叹：“除非美国学习中国的制度，否则在和中国的竞争中永远没有赢的机会。”

以上论证，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怀疑探索者文章中所言的“公有制比例不是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的论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作者系昆仑策网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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