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与新时代的共同富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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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与新时代的共同富裕
2023-06-22
【摘要】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产生社会（生产）关系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斯大林、毛泽东依据苏、中社会主义实践，丰富了这一理论。生产方式理论及信用制的二重性可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扩大物质财富生产。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回报三者的紧密结合，是生产方式产生生产力效率的根本原因。以劳动为中心，引导鼓励自主联合劳动，巩固高质量生产方式，这个过程，也是在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指导下实现生产与分配统一的共同富裕过程。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包括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学术界对此有广泛的讨论，本文着重从文本理解和指导实践角度作一些考察。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用的认识
如何认识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作用和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不断深入的认识和阐述，其认识轨迹近似于螺旋式上升。1846年完稿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初稿“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一定的个人”修改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当年年底，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提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翌年，在《哲学的贫困》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这个阶段，顺序侧重于：新生产力－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生产（经济）关系。1859年马克思把他的研究总结为：人们发生着“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1867年资本论一卷中被修改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明确地规定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等价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要“相适应”于生产方式，两者是兄弟关系。在1872年开始出版的《资本论》法文版中，将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修改成为“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曾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有过解释，“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这样，生产方式产生生产关系，二者成了父子关系。马克思去世后，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把“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放在决定历史基础因素的首位。
二、斯大林、毛泽东对生产方式理论的丰富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方式理论，是立足于英法德欧洲资本主义，对唯物史观原理的具体阐述。斯大林和毛泽东则对照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实践，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革命后大幅度解放生产力的生产方式特点入手，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这个理论。斯大林认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依赖。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强调了三者不可分割。斯大林的贡献在于，在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框架内，论述了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新生产关系是“在旧制度内部”，“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前辈人工作的结果，二是人们在改进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因素时，只是想谋得直接可感触的益处。以苏联工业化成果的实践呼应了马克思评价工人合作工厂时提出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是马、恩关于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理论的一定程度的具象化。但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论述只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危机，否认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否认阶级存在，埋下了苏联解体危机的早期伏线，这一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毛泽东捍卫了斯大林批判雅罗申科分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观点，批评了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凝固的、相对静止的判断，提出了两对矛盾的社会主义大系统。这是对马克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另一方面，总结中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想：1、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社会生产力的不同；2、创造性地提出，所有制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内，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生产、分配关系的变革是无穷的；3，创造性地提出，公有制“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这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放入了科学的矛盾范畴，大大丰富了马克思“生产方式产生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
三、生产方式理论及信用制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
关于信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只涉及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不包括它和公共信用之间的联系，以及详细的信用制度。由此可见，所涉及范围以外的信用制度，是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性质不明的，这一部分与社会化生产联系的内容，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发掘、发挥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对资本信用的二重性分析，指出了在社会主义中扬弃运用信用制度的思路。一方面信用是私人资本转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可以发展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可以“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劳动合作企业的手段。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股份制的过渡，具有“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的特点，即具有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应性、容纳性，同时存在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在马克思说了导向共产主义的话36年以后，恩格斯在去世前一年，具体回答了的这个问题：“……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2018年5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宣判世界500强的安邦集团董事长吴晓晖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财产一百零五亿元，国有独资公司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与其它两家国有独资公司，注资接管安邦集团“近两万亿的资产”。安邦结局实质上是全民族对私人资本的扩张垄断“实行剥夺”。这个案例结局说明，资本信用制度，可以组织各类所有的资本以未来剩余价值为目标，快速筹集资金，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直至垄断。而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充分运用公共信用，运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等手段，消除欺诈，驾驭各类资本，组织起充分发挥生产力要素作用的生产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生产的集中十分迅猛，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托拉斯。1960年毛泽东评价，“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 196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提出是“一项重大改革”，这是借鉴资本信用产生的规模化管理的开始。1986年11月14日，我国领导人把新中国首发的飞乐股票赠送给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由此标志着对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信用的接纳，这种接纳对私有资本的扩张刺激，在九十年代加速。表一所反映的1998至2015年私营工业所有者权益增长190倍是多重因素的结果，其中资本信用的扩张是其生产方式的基本手段。国有资本对安邦的接管，是对资本信用二重性的实践，标志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驾驭资本，组织社会化生产方式上的进步。如果说，华为的工会集体持股是企业内部演变，自然而然产生的变革雇佣劳动的新的生产方式，改组安邦事件则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重重矛盾后，国家力量运用市场手段外部干涉的另一条典型道路。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回报三者的紧密结合，是生产方式产生生产力效率的根本原因。这是习近平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诠释马克思唯物史观在生产方式中的体现。毛泽东总结鞍钢宪法，从公有制的角度，提出关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改进的长期性，所有制要不断发展，指出了生产中技术组合与劳动组合的无限性。这些正是马克思说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调整，是发生在原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产生着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些原理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也是如此。华为、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等，在企业内部淡化层级，废除传统的绩效指标考核KPI(关键绩效指标)，实施自我驱动的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努力营造面向客户最大限度释放员工创造力，均取得了极优的竞争力和市场扩张能力。这些变革适应了科技创新，体现了生产组合中技术组合与劳动组合的丰富性，其过程充满了科技创新和劳动组合关系的矛盾运动。表一显示的私营工业所有者权益增长190倍的综合因素中，除了政策等因素，一些私有经济营造、模拟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回报的紧密联系，也可以解除官僚主义对生产要素的束缚。但是，这些运用包括信用制度等的生产方式调整，被新自由主义解释为私有产权的原因，竭力营造私有经济高效率的假象。在企业中，生产方式的调整对企业效率的作用是直接的，由所有制决定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效率发挥深层次的作用，也通过适应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体现出来。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微观生产方式调整中的体现，也是不同价值观的矛盾相互依赖、作用的结果。淡化层级，是以“物的依赖”下的哈耶克式抽象虚伪自由的反映，也可以是鞍钢宪法中企业主人式的，干部群众平等关系所代表的劳动者个性解放；追求自我驱动，可以是个人至上驱动，也可以是传承家国情怀传统，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精神物质激励的主动创新劳动；面向客户，可以是营销策略下以牟利为目的的被动行为，也可以是命运共同体的以人民为上帝的宗教般虔诚与主动。不同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具有了不同的特点和效果。华为正是在解决这些具体的矛盾中，建立并巩固了员工持股的自主联合劳动，合乎逻辑地提升了人力资本，完成了所有制变革，营造了以员工为主体的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总结鞍钢宪法，重视劳动中不断调整人际关系，所有制需要不断发展的客观性，看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密切性。上世纪，在股东权益最大化趋使下，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不断改良，如英美股东对企业生产方式的干涉受到约束，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可变资本的成本占比降低，使企业更有条件加大科技创新和招揽人才，增加了生产方式中技术组合与劳动组合变革的自由度，从而延后了所有制变革的急迫性。另一方面，股东权益最大化又通过金融衍生物、房地产、金融资本并购等短期收益，阻碍产业资本企业的科技投入和有机构成提高，侵蚀企业未来生存空间，窒息生产方式变革，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些矛盾又呼唤着所有制为中心的生产关系革命。在美国垄断资本的夹缝中，存在着全员或部分持股的中小企业，这是马克思时代以来始终存在的现象。以上考察说明，生产方式产生社会生产关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也可以得知，所有制解放生产力的强度，首先取决于之前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约束程度，以及之后生产方式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回报的密切程度和持久度。在一定的所有制条件下，所有制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演变变革，离不开先进力量的推动，总体上是生产力释放度决定的结果，是生产方式的要求。正如马克思评价工人合作工厂时评价的，在少数勇敢的“手”的作用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在今天实质性推动共同富裕中，勇敢的“手”由优秀的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来承担了。
四、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意义
习近平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谈到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把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放在了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之前，强调了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客观性。1、把劳动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轴心，是共同富裕从实际出发的起点。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既做大蛋糕，又要追求有活力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标签出发。在“56789”的现实条件下，从谋求有生命力的市场主体入手，推动生产方式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这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割裂生产和分配并不矛盾。另一方面，需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上，因不适应市场经济转型曾出现过生产方式的阶段性、暂时性不协调，应纠正对其的夸大和凝固化，纠正由其产生的公有制缺乏效率，公有制原罪的片面性。2、着眼于以劳动为中心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主体有序竞争中，引导鼓励人力资本自主联合劳动，勤劳致富。资本是增殖价值的价值，在私有制的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劳动的增殖不归劳动者，因此人力资本是虚假概念，是西方经济学以人力资本概念否认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维护私人资本的工具。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随着生产力发展，有效率的技术组合和劳动组合不断涌现，新生产方式的巩固完善需要变革所有制。这些变革在劳动先锋者带领下，在市场经济中自然而然产生于工农业战线和城乡。对于这种演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是，敏锐地发现、鼓励、保护、倡导劳动者自主联合生产的生产关系变革。在高质量发展中，自己做自己的资本家，通过生产资料共有，使自己的劳动增殖，雇佣劳动也就升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了。这个过程，也就是实现生产与分配统一的共同富裕过程。应该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新生产方式的演变始终都在发生着，只要尊重劳动者主体，就可以避免拔苗助长和袖手旁观两种官僚主义倾向，避免对劳动二重性教条主义演绎，排斥人力资本概念，这就需要掌握新发展理念，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阶段的主要矛盾，取得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土地、技术、数据信息和管理等其他要素在私有制条件下参与生产以创造使用价值。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和GDP统计体系配套，其共性是隐匿剩余价值，是西方庸俗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坚持的观点。在唯心史观作用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采用边际分析法，主观需求法和大量的模型分析生产要素作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体上大多只能起到枝节求证作用或在经济衰退后的“验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劳动价值论展开，在剩余价值论前提下看待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的客观作用。在以人民为中心指导下，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的劳动创业和自主联合劳动为促进目标，对非劳动生产要素采用价值规律分析和利润最大化规律预判，力求在市场经济中正确运用，组合出有效的宏观和微观生产方式，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防范私人资本垄断和恶性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今大凡资本无序扩张、资不抵债的公司，大都存在前期借政府扶持，空手套狼，借鸡生蛋，主要债权追根溯源都是国有资本的贷款。在破产重组中，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资本，变革企业运营方式，回归人民产权，既是企业争取起死回生的一场革命，又是公有制回归主体的途径之一。能否吸取安邦等企业资本家个人贪婪支配下的资本无序扩张的教训，取决于恰当运用资本信用制度，把国有资本的运营和全体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市场机制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取决于能否紧密依靠工人群众，组织起所有制变革后的高效生产方式和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总之，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是通过新的生产方式引发的，是生产力推动的。反映在上层建筑中，存在着激烈的意识形态矛盾和斗争。为了克服片面性，需要从实践逻辑和历史角度深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关系的相关论述。（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原文刊于《〈资本论〉研究》第十八卷上，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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