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泓：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理论阐释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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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泓：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理论阐释
2023-02-13
【摘要】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形成，基于近代民族实业对现代劳动伦理的初步探索、延安时期对革命劳动伦理的建构探索、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劳动伦理的深入探索，实现“马克思劳动伦理主线贯穿”“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创新发展”与“市场经济伦理互鉴融合”的辩证统一。它具体表现为国家责任伦理“共享发展、公平正义、敬德爱民”、企业经营伦理“创造财富、造福社会、报效国家”与劳动职业伦理“勤劳敬业、进取创新、全面发展”三者一致。
劳动伦理指劳动过程中人与其他要素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是对劳动关系的伦理概括，反映着劳动者、劳动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特点与发展规律。劳动伦理在整个伦理体系研究中居于“元问题”位置，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动力，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制约着社会道德、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内容。由此，基于劳动伦理“元问题”与“中国伦理学故乡”文化理论自觉的基本定位，需要着力强化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理论阐释。本文尝试将中国特色劳动伦理定位于：贯穿马克思劳动伦理主线、根植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由立足中国国情的“国家责任伦理、企业经营伦理、劳动职业伦理”构成的统一体。
一、近代、延安时期与新中国以来的劳动伦理发展
现代劳动关系伴随现代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而产生，在我国发端于近代民族工业。从中国劳动伦理的历史形成与发展传承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劳动伦理经历近代民族实业救国对“造福社会、报效国家”企业经营伦理与“劳资合作”伦理开始初步探索；延安时期对“艰苦奋斗、劳动光荣、科技重要、互助合作、劳资两利”等丰厚的革命劳动伦理进行建构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劳动模范伦理探索，社会转型期中国伦理信念体系构建，新时代信息网络平台经济、现代科技人工智能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推动着劳动伦理新发展，并逐步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劳动伦理。“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侵略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华民族陷入了国势衰微、国民道德萎靡的境地，……折射出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与民族命运的深层关联。”（陈泽环、谢伏华，第2页）中华民族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实业救国推动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譬如，提出“实业救国”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发展实业从吃穿入手”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被称为“中国重化工之父”的范旭东、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于一身的“企业大王”刘鸿生、探索通过“产业、交通、国防、文化”运动推动“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中国船王”卢作孚等民族实业家，通过兴办实业、教育、医疗及公益事业等，推动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革命救国”的近代思潮与实业发展，形成关于“造福社会、报效国家”企业经营伦理的初步探索。伴随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现代工业起步，劳动者数量增加、工作时间长、环境差、工资微薄，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得到关注，并成为历次罢工运动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有关劳动问题的研究开始出现，譬如，陶孟和对“北平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调查，陈达对国民党南方政权的劳动法规予以研究，马俊超从中国社会经济转变、劳工现况、社会思想进步与劳工运动关系、旧时行会、新式劳工组织、工会发展、工会分裂与取缔、工会整理与改组等对劳工运动史予以梳理，史国衡对昆厂劳工从工人来源、技工内移、内地劳动力的退化、劳动态度与效率、工资、工人生活、工人保养、厂风、劳工安全等角度深入调研。第一个直接从道德伦理角度考察劳动的陈振鹭，提出应研究劳动问题的道德理由，指出劳动者非人地位是道德沦亡的祸劫，同时要考察劳动问题与伦理学关系，并且论述童工、女工，工时、工资，劳动公害与职业病，工会、罢工、调解与仲裁，失业、社会保险，劳动问题的发生与解决等。（参见陈振鹭）与此同时，对“劳资合作”的伦理探索伴随着工业实践而产生并发展，民国实业家穆藕初提出“劳资两方团结一气”。劳资问题虽然如“半天霹雳”，但是“惟有劳资协调，始足以维持于永久，亦惟有劳资协调，我国工业始有发展之机会”（《穆藕初文集》增订本，第227页）。就此来看，其“劳资合作”思想体现着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工人利益，促进着劳资关系协调。无锡申新三厂作为近代企业重视“劳资合作”、达成良性互助的典型，近代民族实业家荣德生与一生创办66家企业、担任41种公职的薛明剑，通过试行“生活共同体”性质的劳工自治区，通过办夜校、女工养成所、机工养成所、职员养成所等提高员工素质，通过荣氏工商中学培养年轻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员工等，着力于劳工教育、福利及生活管理，不仅塑造新式工人，而且塑造着“劳资合作双赢、互相包容促进、工人以厂为荣”的劳动伦理。延安时期，为了战胜国民党重重封锁造成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抗日军民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指导方针。由此，“艰苦奋斗”成为延安时期革命劳动伦理建构探索的最显著特征。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提出：“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132-2133页）1939年，他在“五一”劳动大会再次提出“我们的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随后，边区中央发起的“树立典型，表彰模范”延安劳模运动，农业生产战线出现的吴有满、马杏儿，工业生产战线出现的锅炉工赵占魁、炼铁工温贤良、工程师沈鸿、边区化工工业创建者钱志道，军队出现的李位，合作社出现的刘建章，机关中出现的黄立德等劳模英雄，被毛泽东称为“人民的领袖”，发挥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573页）。同时，延安时期高度重视“科技生产”。1940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强调：“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9页）为了适应抗战建国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为未来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既从事科研实验，又重视科研教学，并通过建立机械实习厂、化工实习厂、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等，大力培养科技生力军。《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提出“自然科学大众化”，标志着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的启动，对于改变民众愚昧落后意识与推动实践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自然科学大众化”推动过程中，马兰草造纸术诞生、玻璃试制成功、大量中西药品研制、边区地质矿产自然资源开发等，有力地改变了边区物质匮乏的状况。延安时期倡导的“劳动互助”被视为“第二次生产制度革命”，毛泽东指出：“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1页）不仅如此，在“劳动互助”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合作”，成为“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在劳资关系方面，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劳资两利”思想。1941年11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同上，第808页）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现状，倡导劳模精神极大增强了建设国家的凝聚力。1950年9月，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464名劳动模范被表彰，激发广大劳动者积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开拓新世界的事业中去。1953年，伴随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完成，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生产劳动“统包统配”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国家高度重视突出政治伦理导向的新中国劳动伦理探索，在传承延安时期革命劳动伦理的内涵构成与价值特征基础上，通过“倡导劳动光荣、树立劳动楷模、开展劳动竞赛”等多种形式，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构建，树立了王崇伦、王进喜、时传祥等新中国劳模。同时，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思想融合的王府井“一抓准”“一口清”技艺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成为社会主义职业伦理与经营伦理的典范。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历一个转型期，西方价值观良莠并入、原有道德体系发生变化、建国初具有浓厚政治导向的劳动伦理受到冲击，基于“市场经济”与“伦理建构”的劳动伦理探索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同时资本趋利增殖的自然本性也给现代劳动伦理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促使中国特色信念伦理体系构建，既成为以世俗道德伦理立信的中国道德文化长期面临的传统问题，更成为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浪潮迅猛冲击所带来的“世俗化社会如何建构道德共识与信念理想体系”的现实问题。（参见万俊人）伴随现代信息科技发展，互联网成为经济“倍增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经济，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全域化、个性化、精细化水平。平台经济在为生产力注入新动能的同时，需要不断积累强化“多元共享共治”的劳动伦理深度探索。人工智能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引发全社会关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是使更多劳动者面临失业的危机？还是使劳动者从繁重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解放”不仅是马克思人类解放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劳动伦理的根本旨趣，人工智能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争取“劳动解放”为价值导向。与此同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延安“互助合作”劳动伦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传统的“文明交融互鉴”，也将不断丰富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内涵。
二、马克思、中国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劳动观
从理论渊源看，中国特色劳动伦理以马克思劳动伦理为主线，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与市场经济文化交流互鉴融合中，逐步确立形成，因而是“马克思劳动伦理主线贯穿”“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创新发展”与“市场经济伦理互鉴融合”的辩证统一。(一)马克思“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体面劳动与全面发展”的主线贯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资本以其巨大的推动力创造了现代文明。然而，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逻辑驱使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页）。“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同上，第432页）。这一系列具体论述，无不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增殖逻辑对人们追求“诗意栖居”美好生活逻辑的剥夺。马克思劳动伦理的根本旨趣是“劳动解放”。“体面劳动”就是实现劳动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劳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实践着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每个人的体面劳动得以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习近平，2007年，第150页）这就需要“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09-710页）。驾驭和利用资本，为“人民”所用，帮助人们实现本真化的生存之维，使人“诗意地栖居”。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绝大多数劳动者不仅难以追求生活的“诗意栖居”，而且从事的是非体面劳动。“几乎所有的工场都十分拥挤，空气很差，对健康极其有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08页）。“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63页）马克思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确定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路径，“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89页），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始终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二)中国传统“德性主义、义利统一、勤劳敬业、恒产恒心”的创新发展中国伦理学自先秦诞生始，便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致用的文化抱负，劳动伦理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崇尚劳动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最根植于人心的伦理精神之一。代表中国文学起源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七月》《臣工》《大田》等诸多篇章，真实反映了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尚书·蔡仲之命》讲“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泰誓》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劳动致富，劳动光荣。《大戴礼记·武王践作》提出“慎之劳，劳则富”，要认真严谨地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富国富民。《尚书·大诰》提出“天閟毖我成功所”“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勤奋的人会得到更多的回报，上天会实现勤劳者的志愿，由此形成“天道酬勤”思想。孔子从“仁者爱人”的性善论出发，指出“义利之辨”。《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重义轻利”德性主义价值取向。《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提出“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如果能够爱民如子，百姓们就会更加勤奋努力；如果能够招集工匠，国家就可以财务充足。管仲从趋利避害的“人本自利”论出发，《管子·牧民》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并在《管子·禁藏》提出重视劳动者“自利之心”，使其“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勤劳敬业”是劳动者的优良素质与内在动力，不用推动自会前往，不用引导自会跟从，不用烦扰自会富足。《墨子·兼爱下》从“公利”层面将“义利”统一起来，着力强化“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同时，《墨子·非乐上》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依靠自己力量才能生存，不依靠自己力量就不能生存。《孟子·滕文公上》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国家仁政必须让百姓拥有“恒产”，百姓拥有“恒产”就会常存善心。后代相继传承，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讲“人富而仁义附焉”，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唐代白居易《观刈麦》讲“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讲“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南宋翁卷《乡村四月》讲“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讲“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清代阮元《吴兴杂诗》讲“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等，无不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劳动”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习近平，2015年a，第4页）劳动伦理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要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在中华大地蔚然成风，并成为中国精神的时代引领。(三)市场经济“利己仁慈、正义规则、价值尊严、劳动天职”的互鉴融合斯密认为：“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斯密，第107页）。一方面，他强调基于“利己自爱”但客观上促进社会繁荣的“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认为正义规则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为此，在“利己自爱”的同时，“同情公正、仁慈良心、正义规则”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情操追求与伦理支撑。“斯密在《国富论》中只确认经济领域的自私自利行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又确认道德领域的人可能有某些同情心和利他行为，这便形成一个‘经济-道德’二元悖论”（程恩富，第23页）。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道德领域与经济领域出现结构性脱节，涂尔干从“道德个人主义、群体组织和国家政体”角度提出重建社会政治方案，将宗教“价值、尊严与权利”与社会“正义契约、职业伦理及公民道德”相互契合，形成“道德力学结构说”并指出“职业伦理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涂尔干，第10页），强调职业尊严的价值。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起到重要作用，并形成“劳动天职、精明勤奋、自制节俭和积极进取”等劳动伦理，认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韦伯，第12页）。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现代劳动，是有帮助的。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譬如，“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增进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沿线国家在劳动关系协调模式上各有不同，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梳理分类和比较研究，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提供决策参考，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提供有益启示（参见韩喜平、张嘉昕）。譬如，以阿联酋为代表的西亚劳动关系的“法律主导”模式，与该国“政教合一”、伊斯兰教注重“勤劳务实、创造财富”的特征紧密相关；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劳动关系的“法律协助”模式，呈现出劳动“照亮心灵、完善灵魂与凝结情感”的特征；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劳动关系体现为“集体谈判”模式；新加坡呈现“东西方文化、多民族文化、传统现代文化”多元融合的突出特征，劳动关系体现为更具现代性的“三方协调”模式。在文明互鉴中，为构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劳动伦理提供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有益经验。
三、国家责任伦理、企业经营伦理与劳动职业伦理相统一
基于劳动伦理是对劳动关系的伦理概括，笔者从“劳资政”三方主体角度，将其内涵确定为“国家责任伦理、企业经营伦理、劳动职业伦理”三个部分。基于上述历史发展与理论渊源的考察，中国特色劳动伦理具体表现为国家责任伦理“共享发展、公平正义、敬德爱民”、企业经营伦理“创造财富、造福社会、报效国家”与劳动职业伦理“勤劳敬业、进取创新、全面发展”三者一致。(一)“共享发展、公平正义、敬德爱民”的国家责任伦理马克思指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1页），而共产主义国家是“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9页），共享发展成为马克思国家责任伦理的突出特征。新时代“共享发展”国家责任伦理的目标追求，集中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真正使“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40页）。“共享发展”是当代发展伦理的“中国表达”，更加关注人民的劳动获得感和成就感、生活幸福感和舒适度。马克思重视公平正义，认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29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436页）。“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3页）在这里，“公平正义”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尤其与劳动伦理须臾不离的“效率公平、分配公平”，促使“共享发展”的目标追求在“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下得以根本性实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习近平，2018年，第17页）以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为“敬德爱民”的国家责任伦理奠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中华文化中包含“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等“敬德爱民”思想，这是国家责任伦理的文化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责任伦理定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二)“创造财富、造福社会、报效国家”的企业经营伦理从企业存在的使命角度看，“创造财富”是企业经营伦理的本质基础，而“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4页）。就此来看，如果使企业成为生产力发展中的“真正的财富”，就必须成为“发达的生产力”，这就需要通过创新来创造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从而以“发达的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实现个人发展与生产力发达的辩证统一。企业是追求和创造财富、增加物质积累、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除了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为国家提供收入之外，也应该包含争取提高企业自身（联系到企业的全体职工）利益。”（蒋一苇，第16页）无论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国家提供收入，还是企业自身利益、企业全体职工利益，都需要通过“创造财富”来实现。斯密认为，企业家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这种后果远比他们最初的设想更为有效。“造福社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增长”是企业经营伦理的更深层内涵。企业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消费产品、创新改革要素、推动市场发展等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福利。“现代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孕育企业成长的母体。所以，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应该当好‘企业公民’，……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习近平，2007年，第251页）企业的经营愿景，必须包含社会大众的福祉，并将“造福社会”融入经营行为。基于“造福社会”与“企业利润”共同交织点的企业信誉追求，需要伦理道德的维系和促进，更需要制度建设的支撑和推动。制度化与伦理化的互为推动，形成根本的持久性机制。与此同时，近代民族实业形成的“报效国家”伦理必须发扬光大。从国有企业责任角度看，“作为企业法人代表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委托你在企业内部行使职权，你不仅代表一个企业的利益，首先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习近平，2015年b，第200页），也就是代表着全民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3页）在彼此有了分工、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国有企业作为受国家委托“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必然以财富报国为基本职能。从民营企业贡献角度看，我国不断创造经济社会发展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尤其以“报效国家”为己任的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带动亿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三)“勤劳敬业、进取创新、全面发展”的劳动职业伦理源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勤劳敬业”是劳动职业伦理的基础。“勤”表现为精益求精、勤勉于事业的精神行为追求，“敬”表现为对工作的热爱尊重以及对事业的不辞劳苦。“勤劳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90-91页）。“劳动光荣”是“勤劳敬业”职业伦理的情感体现，“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46页）。“工匠精神”是“勤劳敬业”在现代劳动发展中的鲜活表达，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综合表现。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一经产生便成为以效率和活力为突出特征的经济运行载体，“进取创新”就成为重要的劳动职业伦理。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现实中的人、活生生的人、面对发展挑战追求自己目的的人，恰是依靠“进取创新”不断突破自我的。“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51页）在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经济由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唯有“进取创新”，才能不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产生更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人的全面发展”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最根本内容是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等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全面协调发展。“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9页）旧式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以文化人”，用文化赋能，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习近平，2007年，第149页）“全面发展”是劳动职业伦理的重要内容。伦理是人类文化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成为政治和权利的基础，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在创造人的同时，展开各种伦理关系，成为伦理道德的“基点”。劳动伦理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元问题”，是劳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劳动关系中的体现。中国特色劳动伦理植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在劳动生产、社会生活和公共政治等领域产生广泛且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伦理学应当使大浪淘沙的历史变革所蒸馏的学术思想精华，积淀为当代中国伦理发展的“新传统”。尤其，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劳动伦理是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引、价值规范作用。新时代立足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为基础，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创新性建构与中国特色劳动实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劳动伦理，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使命。[1]古籍：《管子》《礼记》《论语》《墨子》《尚书》《诗经》等。[2]陈泽环、谢伏华，2017年：《论中国特色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载《伦理学研究》第1期。[3]陈振鹭，1934年：《劳动问题大纲》，上海大学书店。[4]程恩富，2003年：《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载《教学与研究》第11期。[5]樊浩，2019年：《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迈入“不惑”之境》，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6]韩喜平、张嘉昕，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关系协调分类研究》，载《管理世界》第4期。[7]蒋一苇，1980年：《企业本位论》，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8]李建华，2019年：《基于权利的劳动伦理重塑》，载《光明日报》6月3日第15版。[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8年，人民出版社。[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201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3]《毛泽东文集》，1993年、1996年，人民出版社。[14]《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5]《穆藕初文集》增订本，2011年，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201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7]斯密，2020年：《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8]谭泓，2020年：《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大考”锻造》，载《经济日报》11月2日第11版。[19]涂尔干，2000年：《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万俊人，2014年：《当代伦理学前沿检视》，载《哲学动态》第2期。[21]韦伯，1987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2]习近平，2007年：《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a：《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7年、2018年，外文出版社。
（作者系青岛大学劳动人事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山东省社科重点基地劳动人事研究基地主任，中国劳动学会劳动关系与劳动标准专委会副会长，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哲学研究》2022年第7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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