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涛教授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拓者和奠基人，我卓越的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宋涛教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他治学严谨，研究领域广泛，对中国理论经济学学科发展和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和楷模。2024年12月5日是宋涛教授110周年诞辰，深切缅怀宋涛教授。
宋涛（1914—2011），安徽利辛人，原名侯锡九，参加革命后改名宋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改革有极为深入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当代帝国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等著作中。1950年，宋涛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并担任经济系主任，校党委委员、常委，2009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自1980年起，宋涛历任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等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普及和发展以及学科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宋涛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规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为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涛教授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种信仰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是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考察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得出的系统、科学的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宋涛教授强调，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墨守成规、僵化、保守；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不能离经叛道、弃守、西化。没有坚持难谈发展，没有发展也不可能真正坚持。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需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也就是不受任何不符合实际的书本上个别观点和过去做法或外国经验的束缚，而是根据特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具体情况和问题，提出已有的和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应对方法以解决问题，使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他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防止和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防止和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仅不能指导社会主义实践，而且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僵化，最终背离马克思主义。二是要反对西化。他反对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指出，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套用在我国的实际经济工作中是不对的，更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宋涛教授以身作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在他主编的《当代帝国主义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著作中，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出现一定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得到加强、经济危机呈现新表现形式的状况，他认为，不能只看到其表面现象，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这些现象内部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垄断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增强了资本垄断集团的实力，使得其运用资本的能力得到增强。国内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促使垄断资本集团开发高新技术，再加上科学理论和技术本身也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最终促成了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并进一步引发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此同时，国家采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也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暂时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宋涛教授对当代帝国主义经济的新发展、新现象和新问题的系统研究，揭示了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中各种新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了这些经济现象的规律性，阐明了当代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宋涛教授认为，《资本论》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大生产主导的生产方式，也是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因此，他把对《资本论》的研究同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他先后撰写和发表了《运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结构和体系》《运用〈资本论〉的理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资本论〉的市场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调节作用的比较》等一系列文章，阐明了《资本论》理论和方法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导意义。他认为，《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表现形式及其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阐明了市场机制的构成要素、作用机理和市场运行的规律性，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作为经济理论科学工作者，宋涛教授一直主张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早在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就深入调查研究并先后撰写、发表了《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关于生产队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问题》等论文，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必然性，强调应尊重并利用价值规律以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违背它。由于他反对当时盛行的浮夸风、“共产风”，曾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错误批判，并一度被停止工作，但他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深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总结了我国“三大改造”后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根源，那就是在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时存在“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必然导致主观唯心论，导致以人的意志“随意”组织、变革生产关系。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他指出，“以人的意志组织起来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不能起积极作用，反而起破坏作用”，因为“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也就破坏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本身运动的规律，那就是破坏了经济规律。破坏经济规律，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宋涛教授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现出来的经济现象非常复杂，其中许多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未曾提出过。他意识到，“只有全面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并且又能正确地加以利用，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地发展”。他坚信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获得了适当的实现形式，才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历史地获得，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内，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宋涛教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市场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市场经济的含义、性质、机制和作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体制结构都作了科学而系统的阐释。他特别指出，市场经济作为企业进行商品生产的调节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形式上有些是共同的，这是由这种经济活动必须经由的过程决定的，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在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作用形式和弊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调节同样也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缓慢性和不平衡性等缺陷，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能否克服市场调节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的有效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展开的竞争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和力量。他特别强调公平竞争，在他看来，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发挥竞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针对苏东国家在改革中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宋涛教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探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实现同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的实践和问题》等著作和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对社会主义来说，公有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使其内容、形式和存在的范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宋涛教授对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力求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他撰写和发表一系列论文，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改革战略和步骤、改革措施等作了分析和探讨。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宋涛教授尤其关注国有企业的改革，对如何搞活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问题一直进行跟踪研究。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他曾先后发表了《要加快国营工业企业发展速度必须调整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调整国营工业企业内部的关系发挥劳动者班组和个人的积极性》《提高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在晚年，他对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企业改组、转变国有企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有企业管理水平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使其关于企业改革的理论更加系统化。 宋涛教授深知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和经济理论人才的重要性，早在1947年华北联合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期间，就对如何培养经济学专业人才进行了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宋涛教授长期担任高校经济系的领导职务，为完善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1950年，宋涛教授参加了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工作，并任经济系主任。半年后，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经济系合并到计划系，他负责筹建并主持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宋涛教授继续担任经济系主任的职务。他不唯教条，不唯权威，敢于大胆探索人才培养的新路子。他在主持经济系工作期间，围绕人才培养，在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和教研机构的配置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宋涛教授认为，经济系培养的学生，知识面要宽广，视野要开阔。无论哪个专业，首先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此坚持把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作为主干课。但他并不排斥西方经济学，认为对西方经济学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照抄照搬，要摒弃其庸俗的一面，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他最早在经济系设立了外国经济学说史教研室。1957年，正值全国高校纷纷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时期，他率先聘请了从美国学成归国的高鸿业教授开设西方经济学，足见他独到而超前的见解和大胆探索的勇气。他根据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创设了世界经济专业和世界经济教研室，聘请吴大琨教授等教授世界经济，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急需人才。同时，本着理论与历史统一的考虑，创设了经济史教研室。他还较早提出并在经济系开设高等数学、统计学等课程，给学生提供研究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在宋涛教授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学说史、中外经济史为核心课程，兼顾部门经济和经济数学、统计学方法工具类课程的经济学课程配置和教学体系，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奠定了基础。作为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和领导工作的教育家，宋涛教授深知，一流的教育，需要有一流的师资。为建设、培养一流的教师队伍，他任系主任期间，先后从国内外引入吴大琨、高鸿业等学者，培养了大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工作者，并努力创造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吸引大批著名学者加入经济系教师队伍。在他的领导下，经济系云集了吴大琨、苏星、徐禾、卫兴华、胡钧、高鸿业、李宗正、吴易风、孟氧、吴树青、何伟、方生、张朝尊、孙健等一批经济学名师大家。20世纪60年代，宋涛教授特别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名誉主任，定期为学生和教师进修班学员讲课。为促进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宋涛教授十分注重经济学研究和交流平台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学位制度，宋涛教授担任了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为推动全国经济学交流和教学研究，他主持或直接参与了多个全国经济学学科交流研究平台的建设，如创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当代经济研究》等刊物，牵头成立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牵头组织和举办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同时担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北京经济学总会会长等职。通过艰苦工作和不懈努力，他把全国广大经济学者动员和团结起来，凝聚力量和共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在宋涛教授的教育生涯中，他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培养我国建设事业需要的经济学专业人才。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但对待学生满腔热情，坚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扶植和鼓励他们健康成长。他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鼓励学生在学术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敢于与自己争论，超过自己。他认为，一个老师如果不能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就不是好老师。几十年来，他为数以万计的学生授过课，其中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进修生、专修生等，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工作者，其中很多人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党政机关的领导。宋涛教授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六十余载，硕果累累，桃李满园，为党的教育事业和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作者陈享光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来源：“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微信公众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公众号（2024年11月4日）；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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