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岸英同志诞辰100周年】
那是一个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1922年，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领导了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年幼的毛岸英随父母辗转于上海、广州、武汉、湖南等地。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屠杀。共产党员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两个弟弟在长沙县板仓一带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10月中旬，杨开慧不幸被国民党逮捕，8岁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监狱成了小囚徒。11月14日，29岁的杨开慧被杀害。毛岸英目睹了母亲与敌人进行的不屈斗争。
【毛岸英兄弟】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被营救出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达上海。1931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毛岸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过着暗无天日的流浪生活，小弟毛岸龙不幸得病夭折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相依为命，当童工、卖报、推洋包车、捡垃圾，苦难的经历，锤炼出他们顽强的意志。后来，党组织找到了他们，于1936年托东北军爱国将领李杜将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送往法国。次年1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康生从巴黎把他们接到了莫斯科，进入国际儿童院。
【在苏联的毛岸英（左）毛岸青（中）蔡和森女儿（右）】
经过生离死别，革命洗礼，毛岸英迅速成长。他在给二叔毛泽民的信里这样写道：“二叔，我现在对革命有新认识了，那就是像爸爸妈妈和你们那样，将来为穷苦大众干革命，才是人生的目标！”革命的种子在毛岸英的心中深深扎根，在血与泪的灌溉下发芽生长。他勤奋学习，积极上进，不久担任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毛岸英3次上书斯大林，要求参加苏联红军，上前线与德军作战，始终没有得到回信。当时，中苏两党有过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的约定。但毛岸英仍坚决要求参战。他找到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曼努伊尔斯基将军，1942年5月，被批准去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军事。1943年1月，毛岸英从快速班毕业，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并且被授予中尉军衔。
与此同时，21岁的毛岸英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4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老师娜佳所作的入党鉴定是：“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志向，可以入党。”
后来，毛岸英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学期间，被任命为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卫国战争的战略反攻，长驱数千里，冒着枪林弹雨，驰骋于欧洲战场。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后，毛岸英随部队凯旋，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斯大林高兴地说：“谢廖沙，你这位毛泽东的儿子很勇敢。”毛岸英回答说，“报告斯大林同志，我和英雄红军一起作战，只不过是普通一兵。”谈话结束之后，斯大林亲手赠给毛岸英一把小手枪。
战后，毛岸英被分配到苏联的外国语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已经23岁的他十分思念祖国，无法抑制要投身祖国解放事业中去的愿望。
毛岸英收到信后也思量许久。毕竟血浓于水，亲情重压。但他清楚，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恋亲不为亲徇私，倡导“人情”走向有利于人民的途径。半个月后，10月24日，毛岸英回信表舅向三立，不打圆场、不和稀泥，鲜明地亮出共产党人观点，批判权贵思想。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毛岸英的这封家书，情真意切。表达了他对人情世故、当官发财认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崇高境界。 杨开智读了外甥的信，同时也接到了表弟向三立的信，思想上深受触动。不久后，杨开智听从政府的分配，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先后担任过省农业厅技师、研究室负责人、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等职，一直在湖南农业领域干到退休，最高行政级别为副处级。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 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
此时我才知道毛岸英是新婚燕尔。他的妻子叫刘思齐。毛岸英每次谈到自己的新婚妻子，总是眉飞色舞。我看得出来，他俩感情很深。后来我才知道，毛岸英入朝前夕，刘思齐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没告诉妻子自己要到朝鲜去，只说“我这次出门时间长一点”。入朝后，虽然志愿军司令部和国内的电报往来不断，国内来人也不少，可他一直没给她写信。他感到，不告诉她不好；告诉她，又怕她担心。他还说：“父亲常说：战争时期，儿女情长，会误大事的。”
他的组织观念很强。虽然留过学，又有特殊的身份，可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该自己管的事情一丝不苟，不该自己管的事情从来不指手画脚。
有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俩都是团职干部，按照规定，两名团职干部有一位公务员负责日常勤务。派给我们的公务员才18岁，刚参军不久，他负责给我们打洗脸水、烧开水、扫地等。当时我们的驻地在山上，要到山下取水，小战士走一个来回要一个小时。山路崎岖，遇到飞机的话就更加危险。毛岸英看他来回跑很累，而且担心他的安全，就跟我商量说：“咱们节约用水吧。让他一天只打一桶水，不要两桶了。”于是，我们早晨洗脸、白天喝水、晚上洗脚，都用这一桶水。一茶缸水，都想象不出他是怎么用的：先用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刷牙；剩下的多半缸，先喝进去，不咽下，再往外吐。一边吐一边洗脸。这样，一缸水，刷牙洗脸都有了。
赵南起说，虽然这都是一些小事，却令人非常感动，表现了毛岸英有情有义的高尚品质。
1955年春，大榆洞后山上的金达莱开了。一个风和日煦的好天气，志愿军首长带着几个战士，准备把毛岸英和高瑞欣的坟墓从大榆洞迁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还没等他们动手挖土，朝鲜的老大娘朴真真手扯着小龙女和许多阿妈妮就赶到了。他们听说志愿军要迁坟，朴真真便像英勇无畏的守护神挡在坟前说：“志愿军同志，这是我儿子的坟，不能迁走啊！我老了，就由我孙女小龙女看护这座烈士坟；孙女老了就由她的后代看护，我们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看好这座烈士坟的！”
志愿军首长耐心地向她解释：“阿妈妮，这是志愿军烈士墓，我们是奉命来迁移的，把它安葬到志愿军烈士陵园去……”
朴真真打断志愿军首长的话，像普通农家妇女一样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大声哭号：“他是为朝鲜人民牺牲的，他永远地埋在我们朝鲜人民的心中。他是我的儿子呀，我要看着他、照顾他一辈子，这坟谁也不能迁！”
为什么朴真真老大娘不让迁毛岸英的坟墓呢？
1950年10月，志愿军司令部有一名大个子翻译，同时还担任着机要秘书，别人都叫他“刘秘书”。
一天志愿军司令部周边的民房被敌军的飞机轰炸起火，刘秘书急忙冲进火海，救出了一位朝鲜的老大娘。
老大娘被救后拼命地呼喊，自己的小孙女还在房间里，刘秘书马上把自己全身浇湿，冲了进去，在房子被火烧塌以前，将小女孩救出。
这位老大娘就是朴真真。从此，朴真真老大娘将刘秘书当儿子一样看待。
可惜，没多久这位刘秘书牺牲在敌人的轰炸中。朴真真就做起了守墓人，她带着自己的小孙女，每天都要到这里祭拜，墓前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次，看到要把刘秘书的坟墓迁走，她死活不同意。
面对朴真真非常坚决的态度，志愿军首长只好实话实说：“阿妈妮，你知道这位志愿军烈士是谁吗？他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啊，毛主席的儿子……”朴真真像被电击了一下僵立着不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忘记了一切，只是泪流满面，嘴唇不停地抽搐。过了片刻，她面向北京方向，深深地施了一礼，又面向毛岸英的坟头施了一礼。突然，她抱住志愿军首长的胳膊泣不成声。
在破土移棺时，大榆洞的乡亲们一直留在现场。朴真真把葫芦里的水洒在棺木上，小龙女一声连一声地喊着“志叔叔”。她们和大家一起把毛岸英的灵柩抬上车，然后望着越走越远的灵车，就像为远行的亲人送别一样久久伫立不动。灵车渐行渐远，朴真真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如泉涌，又号啕大哭起来。
于是，在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便增添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在墓碑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大字，在墓碑的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撰写的一段碑文：
桧仓人像朴真真一样，对志愿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地守护着志愿军烈士的陵墓。 60多年后，有一位记者曾采访了土生土长的桧仓人，其中一位年长者讲述了他与志愿军的亲身经历：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五〇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时朝鲜非常贫穷，缺吃少穿。记得小时候经常和一大群镇里的孩子到志愿军总部去看演出，饿了就到志愿军食堂吃饭。志愿军吃饭时十来个人围成一圈，其中一个人读报，其他人边吃边听。当时志愿军纪律非常严明，毛主席指示志愿军只能用朝鲜的水，不能动用朝鲜的一草一木。为了救济我们，志愿军每顿都吃稀饭，后来又搞戒烟运动，把节余下来的粮食发给老百姓。1957年，当时我的父亲在矿上工作。一天下班时父亲因胃病倒在路上，是志愿军战士发现后用担架抬到志愿军医院救治的。现在有我这样经历的老人不多了，我要把志愿军的事迹讲下去，讲给志愿军的后代，也讲给我们的后代，教育他们不能忘记志愿军，让朝中鲜血结成的友谊世代相传。
毛泽东在1941年1月31日写的信中说，年轻人记忆力好，精力充沛，应该“多向自然科学学习”。“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政治是要谈的”，但以“少谈些政治”为宜。他强调：“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他和蔼地告诫：“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同时，毛泽东以平等协商的恳切态度袒露自己的心声：“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
毛泽东还给毛岸英兄弟和其他在苏联的革命家的后代寄去了包括中国小说、史地图书与哲学著作在内的21种共计60本图书，希望他们把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知识同中国国情融会贯通地结合在一起。
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送他上中国的社会大学，拜农民为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成长，做革命的接班人。
毛岸英要参军抗美援朝。毛泽东为儿子向彭德怀求情，让他上前线。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的当天，彭德怀即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电报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周恩来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并附信说：
主席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注意指挥机关的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起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战场多立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 1951年2月21日，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回国，当面向毛主席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并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多年后，毛泽东也向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周士钊谈了为什么要送毛岸英上前线，他说：“你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但你想一想，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1950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更加关怀儿媳刘思齐，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为了尽快减轻刘思齐沉痛的心情，改换一下环境，同意她赴苏留学。毛泽东对刘思齐一直有信必复，抬头不是称“亲爱的大女儿”，就是“思齐儿”。 在毛泽东的敦促下，刘思齐于1962年初，与空军学院教师杨茂之重建了家庭。毛泽东还亲手书写了“贺匾”：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1990年，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全面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就在这次清理工作中，人们意外发现：在仓库的一个柜子里有几件衣物。原来，这几件衣物是毛岸英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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