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明：村庙与戏台

 

 

城市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古老的乡村却依然背负精神的重负，深陷在传统的泥淖中踟蹰不前。尽管科学早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信仰的迷雾并没有从日常中散去，至少在我老家乡亲们的头脑中，鬼神仍然占据着相当牢固的地位。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异类。

 

也许因为我童年、少年时热衷阅读宣传科学的书，或者说我真的接受了中学政治课上唯物主义的教育，总之在我十五六岁时，我就已经坚定地相信世界上并不存在鬼神。记得小时候遇到敬神一类的活动，大人们总是十分虔诚地烧香、跪拜，而我始终毫无敬畏之心，有时还说出一些冒犯鬼神的狂言，惹得大人们十分生气乃至呵斥。我的这种从小就不信神的态度，一度引起奶奶、母亲的担心，生怕这种牛心古怪的脾气，会给我之后的人生带来什么灾祸。然而无神论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灵，大半辈子到访过许多民俗或宗教场所，见过无数尊高大威严的神像，但我只是一个观光赏景的游览者而已，从来没有作为香客去做过任何敬拜。不信鬼神，也从不算命，一切从科学出发，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但我的这种信念或信仰，至今让我与我的乡亲们貌合神离，格格不入。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意味着对他们的背叛？虽然在血缘上我与他们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我也一直想真正地融入他们，倾听他们卑微的欢乐或痛苦，然而在精神上，我却总是与他们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约每一个村都会有一座庙，其中都会供奉着一尊神，有些村庙里的神还不止一个。这些神当中有玉皇大帝、观音菩萨，也有关羽、岳飞这些历史人物，甚至还有孙悟空这样的文学形象，总之是来历不凡，各有一套动人的说法。村庙的功能和用途，简而言之，就是给人和神提供一个可供交流的平台，谁有什么重要的愿望不容易实现，或有什么难言之隐装在心里不踏实，就到这里烧几炷香，朝神像磕几个头，祈求神灵保佑或化解，心里也就释然了。不过，传统的农民秉持实用主义，一般并不专门信服某一个特定的神，而是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总之是礼多神不怪。因而，每一个村庙里所供奉的神一般也都不一样，究竟主要供奉哪一尊神，可能与先祖们的崇拜偏向或现实需求有很大关系。

 

比如，我老家的村庙供奉的是关羽，村上人也称其为关公庙。这庙究竟从何时就有了？没有人能说得清，年纪最大的长者说他能记事时，就见到那庙已经在那里了。为什么会供奉关公，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神？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我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修梯田时，曾经从地里挖出过许多锈迹斑斑、尚未完全分化掉的马刀，以及村上遗留着一处大约能容纳数百人避乱的土城堡来推断，此处在古代某个时候曾经是拼杀激烈的古战场，因而村庙可能修建于战乱年代。那时的先民常常受到匪祸袭扰，生死就在旦夕之间，虽然一般认为玉帝、菩萨法力无边，但毕竟没听说过其能上阵御敌，于是惯使一把大刀、威风凛凛的关公，便被先祖们从戏台上请下来，到我们村庙里来做守护神了。但这只是先祖们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庙修建了，神也请了，香也烧了，灾难却并没有被挡住。就说我家吧，1957年夏天，不知建于何时的那座土城堡，其脚下的山体突然大面积滑坡，也致使土城堡发生垮塌，造成我爷爷与其他几个人遇难，当时他们正在维修通往水泉的山路。而据奶奶说，爷爷正是那种虔诚地相信神灵，每年都不忘去庙里烧香拜神的人。

 

“文革”中破“四旧”，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掀起了强劲的拆庙风，我们村及其周边村里的庙都被拆掉了。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各地恢复了民俗与宗教活动，原来被拆掉的庙也陆续得以重建。现在到乡村去你会发现，所有“文革”中被拆掉的庙，又都原模原样地被恢复了，而且显得比原来更加豪华和气派。我作为无神论者，对于大规模重修村庙有不同意见，因为这不仅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观念相悖，同时也耗费了一定的物力。但一想到自己有不信神的自由，别人同样也有信神的自由，况且这些庙一般也都由民间信众捐资重建，因而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在这里并不想说村庙到底该不该重建，而是想说说与庙关系十分密切的戏台，到底该不该再与庙重建在一起。

 

戏台，也可以称之为舞台，即专供演戏或举办其他文艺活动的设施。听熟悉乡村民间文化的专家讲，过去农村的戏台，是不能随便修建在某个地方的，而必须作为庙的附属物，一律修建在庙旁。也就是说过去的戏台，主要是为敬神、娱神而修建的，唱戏是取悦于神的一种重要方式，人们看戏不过是沾了神的光，顺便搭车娱乐一下。但现在是新社会了，新社会也已经有70多年历史了，如今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戏台或舞台的主要功能、作用，定位在服务和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上。这样一个本质的区别，决定了戏台作为村上重要文化设施，应该与村委会、学校等修建在一起，也就是建在村上政治、文化中心才合适。这样不仅搞起文艺活动来方便，没有演出时还可以将舞台挪作他用，避免长年闲置而造成浪费。农村戏台使用率非常低，一年唱戏一般都不会超过两次，但戏台又不是一般的建筑，其在设计、材料等方面都有特殊要求，因而造价比一般建筑要高很多，缺乏经济实力的村子往往承受不起。

 

我上小学时，正处于“文革”中期，村上的舞台恰好与学校修建在一起，应该说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舞台的使用率问题，还节约了有限的建设资金。将舞台与学校修建在一起，应该是一项十分完美的设计，唱戏时舞台从前面打开门就是戏台；不唱戏时关闭前门，从后门出入就是教室，这样可以让舞台一物二用，一取两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教室就设在舞台上，而舞台正门前面的空地就是学校的操场，唱戏时正好供观众站立。而且，那时村委会（当时叫大队队部）也正好就在学校旁边，村上开群众大会时，常常也将舞台作为主席台使用。将舞台与村学、村委会、卫生站以及供销社等建在一起，在那时农村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是村上政治、文化建设的一种标配，记得我舅舅、姑姑家所在的村子都是如此。

 

然而，这样一种本来十分合理、协调的格局，却随着村庙的重建被打破了。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老家一带的农村经济上取得一定的发展，由此也催生了一股重修村学、村部的热潮，自然也相应地涉及到重修舞台的问题。以前村上的公共设施，限于财力一般都十分简陋，况且大部分现在都破旧不堪，无法再继续使用，现在经济上宽裕了一些，新修时普遍追求高端大气上档次。2000年前后，我老家的村子重修小学，规划了一栋三层教学楼，建设费用预算40万元。虽然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多少积累，向上争取资金也是僧多粥少，但由于我们村是全乡乃至全县有名的建筑工匠村及苹果栽植村，不仅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农民企业家，甚至还出了一位在海外经商、在县上设立过奖学金的华侨，结果村委会振臂一呼，村民以及有关系的人纷纷捐款，资金问题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过了几年，村上又张罗着重修戏台，预算大约17万元，仍然通过动员公众捐款解决了建设费用。

 

然而令我诧异的是，新戏台最终不是修建在村委会旁边，也不是修建在村文化广场，而是又与村庙修在了一起。“文革”中毁弃的村庙，重修时仍然建在原来的地址上，位置在村庄西南方向的沟边，不仅偏离村上中心地带，而且距离村委会也比较远。这地址最初是由阴阳先生勘定的，据说谁也不能随意变动，否则便会灾祸临头。不光是我们村，重建舞台时仍然建在村庙旁，几乎所有的村都是如此，仿佛接受了一个统一的命令。如今从我老家一带的村庄走过，几乎家家都是崭新的砖瓦房，有些人家还是两层的小洋房，的确呈现出一片富足的景象。然而你如果细看，便会发现这些新院落的门楼，无论装饰得多么堂皇气派，大门却多数都是斜着开的，如同一个脸蛋还长得不错的人，嘴巴却像中风了似的歪在一旁。不熟悉乡村民间社会内情的外人，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会如此，这其实都是阴阳先生的“杰作”。村上的戏台，在离开了村庙几十年后，如今又返回村庙旁，回归到它最初敬神、娱神的本位，自然也是阴阳先生的“功劳”，由此你不能不感叹迷信力量的强大。

 

其实，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村委会作为基层政府的延伸，不能按照科学、先进的文化观念，决定将舞台修建在村委会旁，而是失去应有的立场，竟然听从或迁就民间落后的意见，按照迷信的要求或阴阳的标准，将舞台重建在村庙旁，这样的结果实在令我悲哀。时间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为什么迷信的力量在乡村仍然那样强大呢？为什么我的乡亲们，白天可以来到村委会，兴致勃勃地听专家们讲致富经，晚上则又会悄悄地去庙里，虔诚地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挣大钱呢？为什么村委会可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却不能阻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信仰寄托到村庙里呢？我实在无法理解，科学与迷信，为什么会在我的乡亲们头脑中虽然处于矛盾状态，却又最终能达到一种奇妙的平衡？

 

对以上疑问，我思考了许久、许久，至今没有得到答案。

 

作者：张黎明，自由撰稿人；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