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打仗一边吵架，黄克诚和贺昌准备吵20年

 

 

黄克诚

 

临时中央错失窗口期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宁都起义等一连串事件爆发，我们的革命形势被外力推着进入了高潮。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人，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宁都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

 

此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高涨，人民的情绪激昂。如果我党顺应时代，延续这一大好形势，必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

 

然而，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选择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提出一致抗日的主张。

 

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又缺乏具体计划部署，在执行过程中还受到了左的干扰。

 

同时，临时中央还夸大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现在看来也很搞笑的口号。

 

我党既脱离了实际，又脱离了中国人民。

 

从此丧失了利用大好形势推进革命的窗口期。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开始被排斥。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

 

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经理部长范树德。

 

范树德，后来叛变了。所以历史上没有名字。

 

随着中革军委成立，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撤销，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

 

1931年12月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毛泽东的尴尬地位

 

这时，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

 

一方面他被免除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一方面又给了他临时中央政府执行主席的职务。

 

起初，毛泽东仍随红一军团行动，他还曾试图利用自己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来发生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无可奈何，毛泽东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

 

临时中央一大批人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逐步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苏区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

 

在上面，瑞金的《红色中华》、《红星》、《斗争周刊》等，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碍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批判文章才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

 

在下面，他们找出了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同志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罗明路线，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毛、谢、古运动。

 

毛泽东，被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临时中央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

 

· 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

 

· 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 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 干部政策上，提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撤换掉。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示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

 

黄克诚应对肃反的策略

 

几个月没见，红三军团的师级干部黄克诚已经沦落到在彭德怀的司令部当秘书了。

 

黄克诚本来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第二次肃反时，黄克诚接受了前一次的教训，意识到逼供、杀人是错误的。

 

这次，肃反委员会又给第三师交来了AB团分子的名单，要抓起来审讯。黄克诚知道，凡是抓走的人就不会再回来了。于是，他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

 

黄克诚对肃反委员会说：以前说是地主、富农叛变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你们要抓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都是工人、农民出身的，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指挥员，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两个连政委

 

第三师有两个连政委，也在AB团分子名单上。

 

一个名叫石文祥，是井冈山上的小鬼，原来是当号兵的。

 

一个名叫曾彬农，农民出身。

 

这两名连政委都是黄克诚到第三师以后提拔起来的。

 

现在肃反委员会一定要抓这两个人，黄克诚一看硬顶无济于事，便让两名连政委暂时上山躲起来。肃反委员会找不到这两个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石文祥、曾彬农在山上躲藏了有两个星期的时间，黄克诚每天派人给他俩送饭。打起仗来，就派人把他俩叫回来，各回自己的连队带兵。

 

两名连政委明知上面要抓捕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仍是勇敢地冲锋陷阵。

 

多么可爱的同志！

 

黄克诚更加决心要保护他们。

 

但是，隐藏二人的事情还是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两名连政委还是被抓走杀掉了！

 

黄克诚也因此被牵连，被怀疑有问题，一会说黄克诚是AB团，一会说是托陈取消派，反正是决定抓起来审查。

 

师级干部得靠彭总来保护了。

 

彭德怀得知情况后，进行了干预。彭德怀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要抓黄克诚。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是证据来，只好说黄克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彭德怀于是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能抓、杀呢？

 

这样，黄克诚幸免于被杀头，但兵是不能带了，被撤了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没有事情可干了，彭德怀就让黄克诚到三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去了。

 

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

 

一条赣江两条支流，章水自南向北，贡水自东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

 

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马崑，早年曾与朱德共事过。

 

红军参加攻打赣州城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红三军来参战。

 

1931年12月，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有所纠正，黄克诚秘书收拾好行囊，官复原级，到第一师当政治委员。一到第一师，就赶上打赣州。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

 

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1932年1月10日下达了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各参战部队陆续开至赣州城郊阵地。

 

攻打赣州战役，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一军团红四军担任打援任务。

 

同时，调江西、闽西军区的5、6个独立师担任游击、警戒任务，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任总指挥。

 

1932年2月4日，战斗打响。

 

红三军团的部署是，红七军攻打城东门；第三师位于城东门与南门之间，占领附近一带高地，监视守敌动向；第二师攻打城南门；第一师攻打城西门。

 

攻城的方法是掘坑道爆破和架梯爬城强攻。

 

第一师首次进攻，爆破未成功而受挫，攻城部队受到很大伤亡。第一次攻城受挫以后，黄克诚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建议，但未获批准。

 

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力促红三军团加紧攻夺赣州城。

 

于是，各攻城部队在坑道内增添了大量炸药，再次实施爆破。

 

位于城东门附近的红七军首先将炸药引爆，爆炸后冲起的砖石泥土飞起来有100米高，落下来时正好压住了预伏在城下的突击部队，一支200人的突击队被埋掉了。

 

城墙被炸倒，守敌一个连被炸死，但敌人很快作了调整，加强了突破口处的守备力量。第二次攻城又未奏效。

 

此后，红三军团又连续组织了两次爆破攻城，均未奏效。屯兵坚城之下，屡攻不克，伤亡越来越大。

 

火船阻援

 

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派第11师师长罗卓英率部自吉安驰援赣州。敌援兵到达遂川以后，继续南进，架设浮桥渡江。

 

我军发现敌援兵进抵赣州附近时，用火船去烧毁敌军的浮桥和渡船，阻止敌援兵渡江。

 

红军战士非常勇敢，驾驶小船直冲敌阵，快接近敌人时，即将煤油浇在船上点燃，驾船的战士跳下船往回游。

 

敌人密集火力向战士们射击，驾船的战士们纷纷中弹落水。

 

用火船阻止敌人渡河根本无济于事。敌渡船见火船漂来，即将渡船划开让过火船，连浮桥也没有烧着。

 

敌第11师一部渡江后，由北门潜入赣州城，加强守城兵力，另一部分则包抄我军侧后。

 

黄克诚直接向彭德怀建议撤围，批评彭德怀是半立三路线。

 

但彭总依旧不予理采。

 

敌11师夜袭

 

敌第11师一部进城后，乘夜在城墙底下打了许多洞口，下半夜两点钟光景，敌人从洞口出城，向我军发起反攻，城外敌援兵也乘机向我进攻，内外夹击，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而且我军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会在夜里出击。

 

侯中英师长已经睡熟，幸好黄克诚还没睡，隐约听到枪声，感到不对头，立即把侯中英唤醒。

 

黄克诚则带着通讯排长和通讯班，离开师指挥所，走出100多米，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设立了新的指挥所，立即架线与红三军团司令部联系。

 

接电话的是军团参谋长邓萍，他却告诉黄克诚不准撤退。

 

敌人已经打到附近来了。黄克诚只好抗命，先让走路很困难的大胖子师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江华带领师直属队撤到南门以东的山上去。

 

然后，黄克诚让通讯排长通知特务连速作应急准备。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特务连刚撤离原来的师指挥所，敌人就到了那里。

 

黄克诚见原来的师指挥所火起，就带领通讯班离开了临时指挥所，摸索着向前移动。路上碰到一个连政治委员带着部队仓惶往后撤退，黄克诚严厉地批评了他，命令他就地抵抗，掩护指挥机关先撤。

 

这个连就在原地散开，阻击敌人，坚持了一阵子，赢得了一些时间，但该连全部壮烈牺牲了。

 

黄克诚继续往前走，发现军团部原来派在第二师和第三师之间负责联络任务的特务团一个营还在原地未动，就让他们赶快撤走，留在这里等于白白送死。

 

营长姚喆因未接到军团部撤退命令，不敢撤走。

 

黄克诚说，你赶快带领部队撤走，一切由我负责。这样，姚喆才带领全营撤出险地。

 

黄克诚带着通讯班继续去寻找其他被打散的部队，黑夜中辨不清方向，到了南关外，恰巧碰见一师师长侯中英正在那里指挥部队撤退。

 

黄克诚说，师长我们应该与第二师联系一下。但侯中英说他还要到前边去看看，说完就走了。

 

黄克诚只好自己赶到第二师指挥所，见到师长郭炳生之后，就建议他指挥部队撤离。郭炳生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不能撤离。因为郭炳生曾是黄克诚的上级，他不肯撤，黄克诚也不便多说什么，便转回南关外去找侯中英。

 

后来才得知，一师师长侯中英已被俘。

 

四周都是敌人。河边的城楼上，敌人的两挺机枪对着街面猛扫，红军部队已被打散，失去了指挥建制，乱跑一气。

 

于是，黄克诚带领通讯班的几名战士钻进临街一家店铺里，关上前门，打开后窗子跳了出去，一气跑到城南的山上，才得以脱险。

 

恰好，红五军团及时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红三军团才得以重新收拢部队，撤出战斗。

 

赣州之役，历时月余，我军遭到巨大伤亡，红三军团损失在3000人以上，第一师损失掉900人，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遭杀害。

 

唯一幸运的是，事后上边并没有追究黄克诚擅自组织撤退的责任。

 

江口会议，继续夺取中心城市

 

1932年3月中旬，在赣州东北的江口举行苏区中央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

 

结果，与会多数同志都不赞成毛泽东的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东西两路分兵，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江口会议之后，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进至赣江以西的上犹、崇义，继而进至湘南的汝城、桂东、茶陵一带活动。

 

东路军入闽后，首取漳州，1932年3月20日占领漳州城。

 

红三军团批判黄克诚

 

西路军过赣江之前，在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下，在田村召开会议，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说黄克诚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说黄克诚主张打土围子是右倾机会主义。

 

黄克诚不服，在会上与他们争论。

 

过赣江向西一路走，一路批判黄克诚，黄克诚就同他们争吵了一路。

 

但是，这一次虽然批判得很严厉，但是没有给黄克诚处分，也没有撤职。

 

红五军

 

不久，红三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番号，邓萍任军长，贺昌任政委，黄克诚任军政治部主任。

 

红五军编为三个师：

第一师师长 洪超，政治委员 江华；

第二师师长 郭炳生，政治委员 彭雪枫；

第三师师长 彭遨，政治委员 徐策。

 

此外，红三军团所辖的红七军，军长张锡龙，政治委员张纯清。红七军在上犹收编了一批地方武装，编了第19、第20两个师，分别由李显、龙云任师长。

 

1932年6月，西路军接到命令，要同东路军会合，解决进犯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之粤敌，并相机攻夺赣江流域中心城市。于是，即回师赣南，向南康、大余开进。

 

同贺昌争论20年

 

行军途中，黄克诚和贺昌一起走，贺昌继续批判黄克诚是右倾机会主义。

 

黄克诚就同贺昌争吵，吵得很厉害，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

 

黄克诚对贺昌说，要准备同他争论20年。

 

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俩人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

 

多美好的革命同志关系啊！

 

水口战役

 

1932年7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闽西两军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水口战役。

 

在南雄以东之水口地区击溃由信丰撤退及由南雄增援之敌十个团。粤军的战斗力比较强，同粤军作战是硬碰硬，不符合我军历来坚持的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原则。

 

水口之役打成了击溃战，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也没有缴获到多少东西，红军自己还受到一些伤亡。

 

这对红军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乐安、宜黄战役

 

水口战役之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1932年8月8日下达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定首先消灭盘踞在乐安、宜黄之敌高树勋第27师，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

 

1932年8月8日，毛泽东被中革军委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2年8月17日，红一军团攻占乐安，全歼守敌一个多旅。

 

1932年8月20日，红三军团攻占宜黄，歼守敌近两个旅。

 

乐宜之役，我军共歼敌高树勋第27师三个旅，俘敌5000余，缴枪4000余。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取得乐宜战役重大胜利后，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去攻打中心城市，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使我军保持了战略主动。

 

红一方面军全部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这时，红三军团又撤销了红五军番号，邓萍继续回到军团部任参谋长，贺昌调到中央工作，黄克诚则又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

 

宁都会议，批判毛泽东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对毛泽东进行系统的批判。

 

会议指责毛泽东是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的方法指挥战争。

 

宁都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在敌人新的围剿开始之前，以自己的进攻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再次被免除，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广昌批判黄克诚

从师干部到营干部

 

宁都会议之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集中对黄克诚进行批判。

 

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出席了广昌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讲话。

 

广昌会议之后，黄克诚被撤销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调到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个星期以后，又被下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教导营设在广昌，黄克诚在教导营工作了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谢振华当时在教导营学习，那时才15、6岁。

 

教导营营长叫张翼，后来叛变投敌了。

 

贺昌重新提拔黄克诚

 

1932年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又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贺昌回来之后，立即把黄克诚从教导营调了回来，任命黄克诚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

 

这样，黄克诚又与贺昌在一起工作了。

 

俩人重新相处之后，都还是老样子，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每天吵架，贺昌骂黄克诚一通，黄克诚回敬贺昌一番。无非是贺昌批黄克诚右倾，黄克诚批贺昌盲动主义。

 

但是，彼此之间相处得就是很融洽。

 

郭炳生叛变事件

 

1932年秋，红三军团发生了郭炳生叛变事件。

 

前文说过，郭炳生是黄克诚的老上级，他曾参加过平江暴动。乐宜战役后，部队决定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

 

当时，郭炳生是第二师师长，他趁部队撤退转移之机，拉走一个团和师特务连去投奔了国民党。

 

第二师政治委员彭雪枫闻讯后，立即前去追赶，把那个团追了回来。

 

师特务连是郭炳生的老部下，都是湘潭同乡，便跟随郭炳生一起走掉了。

 

郭炳生叛变以后，蒋介石委任了他一个第七师师长的头衔，其实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几个兵。

 

国民党利用郭炳生叛变这件事大作文章，到处散发传单，企图瓦解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当时确有个别干部受到诱惑而发生动摇，相继跑掉了几个人。一个是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舒适，一个是军团供给部长陈宗实。这两个人跑到南京以后，蒋介石委任他们为上校参议。

 

舒适，毕业于湖南讲武学堂，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团副，后来他参加红军就带有很大的投机性。舒适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素质，又当过红军的高级干部，为蒋介石提供了不少红军的情况和材料，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解放战争时期，舒适先在东北任国民党军第52军副军长，后来当了杜聿明的参谋长。

 

舒适在徐州剿总任参谋长时，改名舒适存。淮海战役结束时，正赶上他奉杜聿明之命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而幸免被俘。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以后，舒适曾任台湾警备副司令。

 

作者：东南陈楠；来源：八达街行走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