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授衔的57名上将中，陈士榘早年的经历，是他那个时代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一个缩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井冈山、长征、八年抗战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是经过多年的枪林弹雨，一步一个台阶，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优秀的将军。
然而，1949年之后，陈士榘的人生却呈现了与其他人不尽相同的轨迹。1952年，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在这个位置上度过了23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之中，陈士榘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作为一名中共高级将领，一个兵种的第一把手，这样的经历是十分罕见的。
0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朝鲜战争以及国内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工程兵部队。1952年，一份工程兵司令员的候选名单，摆在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面前。
陈人康：当时在人选上，据说提出了两个人，一个是陈伯钧上将，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陈士榘上将。当时军委把这两个人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我父亲的资料以后，拍板定了我父亲，因为我祖父是清军的工兵管带，曾经有过工兵的传统，再有就是在红军长征中渡赤水河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受命跟工兵营在赤水河上架浮桥，他当时是教导营营长。
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四渡赤水是他的运动战思想的得意之笔。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是陈士榘第一次接受工兵任务。
陈人康：我父亲就用他们的渡船架的浮桥，而且还很成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这个工程兵司令就非陈士榘莫属了，就这样我父亲从南京到北京来组建工程兵。
主持人：之前毛泽东对您父亲熟悉吗？
陈人康：非常熟悉啊，因为我父亲一生都是跟随毛泽东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陈士榘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那个时候，他是一名普通士兵，而毛泽东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陈人康：那时候我父亲只是听说毛委员这人，没见过。毛泽东从敌人那里逃出以后来找卢德铭，我父亲当时正在站岗，这是他跟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他领着毛泽东去见卢德铭，毛泽东穿着蓝大褂，留着长头发，围着围巾，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这是毛泽东留给父亲的第一印象，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让陈士榘难以忘怀的，还有随后发生的“三湾改编”。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改编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建立了党支部，实现了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构想。
陈人康：发展党员，我父亲属于第一批的六个人，毛泽东作为介绍人主持入党仪式，领着他们宣誓，这对他又是一个终身的影响。那时候党旗还不是镰刀斧头，是CCP，学苏维埃。CCP这几个字母对父亲他们来讲无异于天书，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讲CCP是什么。这个难忘的入党仪式，基本上奠定了父亲一生跟随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基点。
1927年，陈士榘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40多年之后，毛泽东在接见军队主要领导人的时候，曾经拉着陈士榘的手说，要说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的，都是井冈山的嘛。
陈人康：父亲作为一个红军战士，从最基层开始，秋收起义开始，跟随毛泽东。在他的意识深处，跟着毛泽东，就打胜仗，就有饭吃，就有根据地，毛泽东不在领导岗位上，就吃败仗，根据地也没有了，很狼狈。
主持人：毛泽东信任他吗？
陈人康：信任，举一个很明白的例子，“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第一把手来讲，你说哪个军区、哪个省委书记不受冲击，当然也有造反派到我们家贴大字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父亲自始至终是工程兵党委第一书记、工程兵司令员，自始至终在那儿发号施令。
02
1964年10月16日，是一个让中国人心情激荡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原子弹的爆响，无疑为中国增添了巨大的战略砝码。这一年的岁末，在北京举行的首都军民联欢晚会上，突然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当他看到陈士榘和张爱萍的时候。指着他们两个人说，你们一个坐窝一个下蛋，配合得不错，你们都立了大功，从此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开始算数了。
陈人康：其实两弹工程呢，一开始并没有工程兵介入，而是归炮兵陈锡联司令员负责，但是陈锡联觉得由炮兵承担两弹基地的建设，有些力不从心，另外当时二机部的李觉副部长也曾经找上门来，说他们压力很大，怕任务完不成，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技能和施工的部队，因为他是搞科研的，具体来做工程，来搞施工，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就建议他们给中央打报告，然后由工程兵来接手两弹工程，包括勘察以及后来的设计施工等。
1958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一支代号为“7169”的特殊部队——“特种工程兵部队”正式组建，专门从事导弹基地的建设，陈士榘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久之后，这支神秘的部队又承担起了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的建设任务。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从北京的总部“失踪”了将近六年的时间。
陈人康：因为机密程度太高了，就连我们家里人都不知道我父亲去哪儿了，长年累月、半年半年见不着人，我们只知道他去西北了。
主持人：怎么知道他去西北了呢？
陈人康：因为我们也去过西北，我父亲曾经带着我母亲，还有我的两个妹妹，在酒泉两弹基地生活过，那里是后勤基地，保障往大漠里运送各种物资设备，我母亲后来还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
主持人：作为孩子，你在那边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陈人康：我们在酒泉基地住的时候，我父亲仍然很少回来。在我童年的印象里，酒泉是一个很陈旧、很贫穷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我跟母亲上街，看见好像有咸菜，就想吃那咸菜，母亲没给我买，后来我还耿耿于怀，而且至今我还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住的是招待所，一张床，一个洗漱间。那时候出门最好的车是华沙，我父亲坐的是华沙车，另外还有吉普车，苏联的嘎斯69。我记得去过嘉峪关，就是一个黄土高坡，绿树很少。总而言之，就是挺清贫的一种生活。
陈人康那个时候还不到10岁，他当时并不太清楚父亲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到遥远的荒漠工作。几年之后，当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陈人康当初的谜团才得以破解。
主持人：后来原子弹实验成功之后，他有没有告诉你？
陈人康：那当然可以告诉我了。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很兴奋的，不管怎么说，他对于参与这项工程是非常自豪的。
主持人：他怎么跟你说的？
陈人康：他说两弹工程接受以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选址的问题，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什么地方可以搞原子弹的实验，当时谁心里也没有谱，这需要实际考察选址。我父亲作为一把手，对此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他携带着包括苏联专家和我们最好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班子，坐着飞机，实地考察，飞遍了中国的大西北，找地广人稀的地方。
根据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实验基地最初是选定在宁夏的一处沙漠中。不过，作为工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陈人康：当时我父亲还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施工部队进去以后要生存，没有水不行。靠外头拉水是不客观的，所以必须解决就地取水的问题。当时，罗布泊是有水的，所以最终选择了将罗布泊这个地方作为核实验基地。
1958年下半年，大约有10万人的工程兵部队陆续开往新疆，他们的目的地是戈壁深处的罗布泊，带队的就是他们的司令员兼政委——陈士榘。
陈人康：父亲对那段经历有刻骨铭心的印象，谈到这段生活的时候非常自豪，说包括苏联专家都很佩服他。因为他去勘察的时候没有戴军衔，很多苏联专家问，你是什么级别的呀？有人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上将，司令员。苏联专家都大吃一惊：好家伙，你们的上将司令员亲自跟着我们一块儿干！人家都特别感慨。
03
1968年年初，毛泽东在首都体育馆接见解放军代表，当他看到陈士榘的时候，主动走上前，把陈士榘拉到自己身边。毛泽东的这个举动，让身为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非常激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动荡的时期，陈士榘的地位也没有丝毫变化，尽管如此，这场运动给陈士榘和他的家庭带来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陈人康：尽管父亲没有被下放、被打倒过，但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本人，对我们的家庭，对他后来的一些任命，可能都有影响。
陈士榘有一段时间不敢也不能回家，因为造反派就在他家里蹲守，等着和他辩论。陈士榘是工程兵的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属于实实在在的当权派，正是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陈士榘的家中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陈人康：我母亲因为说了江青几句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了，当时正好造反派就是纠犯倒臣，把你身边的人打成“反革命”再来搞你，这样的话我父亲受到的冲击很大。我母亲在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多少年，后来我父亲自己表态，跟我母亲划清界限，离婚，在那种形势下只能离婚。
1966年，陈人康被父亲送到河北怀来的部队参加锻炼，因为全国都在停课闹革命，他已经没有学可上了，那一年陈人康14岁。
陈人康：我回来时人家告诉我：你妈被逮走了。当时我几个哥哥当兵了，不在北京，我和妹妹在家，我当兵去了几个月，回来一看妈妈没了，俩妹妹也没了。我爸爸先是把两个妹妹送到一个海军老战友家里，最终送到南京我叔叔家里去了。这样的话等于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所以当时对我的思想冲击确实很大。后来我就写了几条标语，满世界地贴在电线杆子上，正好被人看到了，于是把我逮到了。
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对于写了“反动”标语的儿子，陈士榘最终选择了亲自把他送到工程兵保卫部。
“联动”是“文革”中的一个红卫兵组织，14岁的陈人康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但是由于他所写的标语内容和“联动”的口号相同，因此他被公安部的人带走，关押在北京宣武区的看守所中。在短短几个月里，陈士榘的家中同时出了两个“反革命”。
陈人康：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关的何止是我一个人啊，当时所谓的“联动”分子都在里头，包括刘少奇的儿子、董必武的儿子，等等。
主持人：后来怎么处理的？
陈人康：后来这个事又归结到毛泽东这里来，毛泽东有批示。因为我们当时是在监狱里，所以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只记得3月8日我被送到宣武区那个看守所，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多钟，我是第一个被叫出来的，因为那个看守所是一个胡同，一个走廊，走廊两边有很多的号子，我是最里头那个。他们挨个号子叫，把“联动”的干部子弟叫到那个看守所的篮球场集合，然后分成三四辆大轿车，把我们集体拉到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陈人康见到了周恩来，还有江青、陈伯达等人。陈人康还记得，周恩来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所有被捕的“联动”成员一律释放。
陈人康：我回去的时候父亲不在家，因为我回来得很突然，包括我父亲大概事先都不知道。父亲正好中午下班回来了，看见我非常高兴，说小人康，你这是上哪儿了？我说我上公安部去了几天呗。他说你不简单啊，你这个事毛主席都知道你小人康啊，你现在可不得了啊！你这事出了以后啊，有关方面曾经写过一个报告，毛主席看到之后，专门批示大义灭亲，立场很好，所以毛主席都知道你。后来我父亲跟我长谈了一次。父亲非常高兴，不管怎么说，通过我这件事情，他在毛主席那又得到了认可，得到了肯定。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陈士榘进入了中央军委的核心部门——军委办公会议，不过他仍然担任工程兵司令员，职位和职责都没有变化。1976年之后，陈士榘被免职并受到审查，不过中共中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他犯了政治错误，但是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1995年，陈士榘在弥留之际，陪伴在他身边的第二任夫人轻声询问他：“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陈士榘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三个字：“毛泽东。”
（文稿来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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