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龙：毛泽东的虎猴论与革命的辩证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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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成龙：毛泽东的虎猴论与革命的辩证法
2025-07-30
【摘 要】由“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出发，爬梳毛泽东有关虎、猴的论述，可以发现其革命辩证法的深刻表达。革命者在开展社会革命时，更应始终不忘自我革命，此即革命的辩证法，如此才能避免革命者在取得成功后堕落为革命对象，陷入历史周期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中国的“虎”，为避免因糖衣炮弹的进攻而堕落为“纸老虎”，毛泽东频频呼唤“猴”的精神，即主张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回顾和探讨毛泽东的虎猴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自我革命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由来，不忘初心，永葆生机。
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响彻全球，除了其显而易见的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批判之外，是否有更深刻的意涵，值得推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实践家葛兰西曾经指出：“大活动家并不是在从表面上分类的观点来看显然应当是最‘合乎逻辑的’那种形式中，而是在完全另一种表面上看成好像是与他不相干的领域中更有成效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葛兰西提示要从政治家的政治论著中理解其哲学思想。对于毛泽东这样极为擅长政治修辞的革命家而言，运用葛兰西提示的方法，便可以发现其“纸老虎”诗性表述中蕴含的政治理念。
一、“虎”与“猴”：得势者与反对者
“虎”在中国文化中为得势者之符号，毛泽东早年给萧子升的信便提到当时人人以为“去桂军”有如“去虎”。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之际，法、美、英等战胜国国内爆发罢工风潮，但毛泽东认为既然工人无意变革国家的根本政制，“从老虎口”中“讨碎肉”，终究杯水车薪。1920年，毛泽东致信黎锦熙，在谈及中国国内变革时也用了同样的比喻，认为应该考虑“根本解决”，而不再“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何况当时局势“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若不彻底改变政制则没有出路。
在封建主义和近代军阀的双重统治之下，许多官吏在民众看来“如狼似虎”，“农民畏官过于虎狼”。湖南农民运动爆发后，人民短暂地成为主人，转身为“虎”，有些土豪劣绅若抽烟则“罚款游乡”，所以毛泽东指出“从此湖南农村谁也不敢在虎头上捉虱，再干那吞云吐雾的勾当了”。看来，“虎”没有特定的价值优劣，而是实力者的一种符号象征，用于指代某一范围内拥有强大实力的一方。所以虽然1933年红军仍非当政者，但毛泽东注意到国民党军阀一讲到红军就“谈虎色变”。同年的查田运动枪决了群众认定的“大老虎”，即“12个反革命分子”，有的村子则捉拿作为“大老虎”的“豪绅地主分子”。
日本大举侵华后，毛泽东关于虎的论述便不再局限于国内政治的叙事。面对日军入侵，毛泽东强调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呼“暴虎入门，懦夫奋臂”，以为“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断不可取。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形势的可期，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转而指出法西斯势力已成为孙悟空，反法西斯力量将在“世界性的围棋”中形成“如来佛的手掌”，并可能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把这些“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可见，毛泽东把虎猴论的符号象征移用至国际形势后，仍以“虎”指代实力强大的一方，而未赋予价值判断。与之相应，“猴”指的是秩序的反对者，当它推翻现有秩序旨在建立邪恶秩序时（如法西斯）就是负面的；当它要推翻现有的邪恶秩序而旨在建立良好秩序时（如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者），自然就赢得毛泽东的青睐。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说：“前一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我们没有那个本事，可也走了二万五千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点正契合孙悟空（猴）的脾性。1942年，毛泽东在评点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时便透露出猴气：“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毛泽东对这种后来称之为“帕金森定律”的机构自我派生问题颇有自觉的问题意识，1949年之后毛泽东以虎气为主而又游走于虎气与猴气之间的关节也正在于此。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提到，“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进一步提及柳宗元所说的“黔驴之技”，“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比喻：“孙行者和小老虎”与“老虎”是一对矛盾。以反动派“老虎”为革命对象的革命者，既是孙行者（猴），又是“小老虎”，是潜在的执政者，很有可能会成长为取代反动派的新老虎。为了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整风运动规定写反省笔记是一项铁的纪律，党的纪律“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另一方面，抗战后期，有投降日本之意的阎锡山“视人民为猛虎”：“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同时，毛泽东注意到日本想要拉拢国民党背叛抗日建国事业，而国民党也有与之妥协的倾向，于是指出“日寇把中国人民看作‘猛虎’，而把国民党政府看作‘猛虎的囚笼’，以至声明不以重庆军为敌”。
可见，虽然有时中国共产党或人民被视作“老虎”，但大多数时候都是针对反动派“老虎”的“孙行者和小老虎”；而革命者之所以最终能够取得对老虎的胜利，就在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纸老虎”一词由来已久且大量出现在近代政治论著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蔡和森、恽代英、谢觉哉都有所发挥，但直到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命题的出现，中国共产党才对“纸老虎”有了系统论述。毛泽东有关“纸老虎”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全面抗战初期。1937年，毛泽东就在《统一论》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统一战线主张与国民党“统一论”是相互对立的。国民党“借统一之名，行专政之实”，“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其统一论就是“亡国的统一论”，而中国共产党强调的则是“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批驳和对抗国民党的统一论，就是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毛泽东在1940年又重申这一点。不过，真正使世人记住“纸老虎”一词的，是毛泽东接受斯特朗采访时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从战时的合作逐渐走向战后的对立。1946年6月，斯特朗第五次访问中国，毛泽东接受了她的采访。在谈话时，毛泽东指出原子弹固然是极其危险的武器，但不过“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因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所以大可不必陷入对“新式武器”的崇拜和恐惧。毛泽东进一步给出那个著名的命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与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作“泥足巨人”如出一辙。谈及“一切反动派”，毛泽东显然不只是指美国，他还作了历史的回顾和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表明“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二战的历史也证明“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希特勒也“是一只纸老虎”；与他们一样，“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1957年，毛泽东回顾与斯特朗的谈话，指明“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重申要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纸老虎。1959年，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谈及原子弹战争的威胁，再次回顾与斯特朗的对话，又结合台海危机点明“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1961年接见蒙哥马利时，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原子弹是纸老虎”。1964年，毛泽东跟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他回顾之前所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希特勒是纸老虎”，接着又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苏联因为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与帝国主义的美国一并被毛泽东视作“纸老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纸老虎”都有原子弹。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何以拥有先进武器的大国竟是“纸老虎”，这是很让人疑惑的问题。1958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转载了《世界知识》杂志摘录的《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组论述。10月27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做了一些补充和调整，改题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加了一个按语，指出这一系列论述中“首先和主要的问题”，就是“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看来，若要了解拥有先进武器的大国何以成为“纸老虎”，还需要整理毛泽东有关“真老虎”的论述并与之合观。
三、真老虎与纸老虎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二年（1965），斯诺问毛泽东“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回答：“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可见，毛泽东并非意识不到原子弹这一最新武器的杀伤力，只是提示人们注意不要陷入“唯武器论”的思维陷阱。这与其全面抗时期批判“唯武器论”的表述一脉相承。
抗战以前，唯武器论大张旗鼓，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亚比西尼亚[引者按：今译埃塞俄比亚]。抗战以后，这种议论表面没有了，但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
毛泽东在批判“唯武器论”时就指出，日本拥有强大的武器，不可小觑，但因其发动的战争是不得人心的非正义战争，终将落败。与这一思路一致，毛泽东在两个意义上谈论反动派的“真老虎”和“纸老虎”身份。第一，从反动派的自身发展看，其历史上曾作为一种积极力量发挥作用，是为“真老虎”；可一旦夺取权力后又逐渐沦为了新的腐朽的统治者，终究会被人民推翻，是为“纸老虎”。在此意义上，1958年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就指出：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此文不再单纯指认历史上的这些旧势力都是“纸老虎”，转而指出他们也曾经一度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只不过他们最终会转化成“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
1958年，毛泽东与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会谈时指出大国与小国应该平等相待，并进一步设问“鹿和老虎谁比谁强？”毛泽东自问自答：“老虎不一定比鹿强。”对于了解“逐鹿中原”的国人而言，自然知道在中西竞逐的世界舞台中，中国也近乎成为被“逐”之“鹿”。然而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弱国虽是小“鹿”，亦有可能战胜已经沦为“纸老虎”的美帝国主义。毛泽东又讲：“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做的，经不起风吹雨打。”“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1966年，毛泽东还特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加入一段话：“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针对美帝国主义指出，“我们骂它是纸老虎”，很多人不理解，以为美国各方面资源丰富，为什么说它是纸老虎？“就是说它这些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固的基础上。”相较而言，中国或曰社会主义的基础才更为稳固。但问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也沦为了“纸老虎”，“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一味地追求经济和军事实力，失去了群众基础。所以，毛泽东反复说“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
第二，从革命者对待反动派的斗争来看，1958年，毛泽东和巴西记者马罗金、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就指出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但是“在战术上和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将其视作“真老虎”。
“战争如果打起来，在战争初期和表现形式上，它可能是铁老虎，可是到后来便会成为纸老虎”，因为美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人民”而“不得人心”，所以“人民反对它”，“它只能是在铁老虎的形式中包含纸老虎的实质”，注定灭亡。所以，毛泽东指出不要“轻视敌人”，“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进而给出细致辨析：“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据此，毛泽东提出了类似《论持久战》中的对待帝国主义“纸老虎”的主张：“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有趣的是，1974年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尼雷尔化用“纸老虎”的说法，指出“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对“真老虎”与“纸老虎”的辨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面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大国时采取一种“武器的批判”的态度，正是深知“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才强调战略上蔑视纸老虎的同时，战术上还要努力寻求富强，以图最终将其战胜。不过，毛泽东有关“真老虎”与“纸老虎”的论述，不只是“武器的批判”，还暗含“批判的武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示我们：“批判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够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四、虎猴易位与革命的辩证法
判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源于毛泽东对武器的批判，即意识到要摆脱“唯武器论”的枷锁，破除对西方物质实力的迷信。但既然反动派都曾是“真老虎”而最终堕落为“纸老虎”，革命者取而代之后又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黄炎培就注意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提出同样的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毛泽东读后提出要“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毛泽东从反动派由“真老虎”到“纸老虎”的堕落历史，思量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要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1945年，经中共七大修改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如何实现自我批评？这可以借助毛泽东的虎猴论来理解。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信江青：“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法国学者阿兰·鲁林解读为：“老虎是山中之王”，雄武勇猛，力破万难；猴子则“灵活迷人”，“擅长变化之道”。此说似嫌力道不够，或可将毛泽东的“虎气”“猴气”之论与前文所述“真老虎”“纸老虎”之辨合观。
从毛泽东17岁时写就的《七绝·咏蛙》已可窥见其虎气为主的心性：“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在虎与猴所代表的一对矛盾之外，世上还有第三种人，即“独立”与“遁世”者。毛泽东1913年在长沙求学时，就据周易大过卦“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而记下：“独立不惧，遁世不闷。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遁世不闷之谓也。”早年毛泽东就是这“独立”的第三种人，集中体现是“独立寒秋”（《沁园春·长沙》），然而这一诗句也正透露出其转折，因为“湘江北去”，正是告别“独立”与“遁世”，要主动进击，从革命的南方去往保守而又充满变动契机的北方，由此也开启了其革命与自我革命的一生：革命（猴）-执政（虎）-自我革命（猴）。作为执政者（虎）而展开自我革命（猴），正是毛泽东虎猴论所提供的“批判的武器”。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古语“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鼓励一些年纪大的党员干部也要对学习抱以希望，积极参与到“延安独创”的“无期大学”的学习运动之中，即在党校终身学习。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有意思的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忽报人间曾伏虎”都意味着55岁的毛泽东（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尚未满56周岁）带领中国共产党打虎（推翻三座大山）成功，使得“旧中国变为新中国”，实现了从“孙行者和小老虎”（革命者）到“真老虎”（执政者）的身位转变，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按照矛盾论，即“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三大战役胜利后行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在思考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如何抵制“糖衣炮弹”的进攻，避免如国民党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堕落为“纸老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毛泽东明确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就在于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
毛泽东早年《讲堂录》笔记中所记苏东坡《颜乐亭诗并序》之论可以与之呼应：“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焉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趸，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大事乎。”毛泽东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穿过枪林弹雨走来的开国将兵，确有可能无法抵御糖衣炮弹的进攻，不可不慎。1951月11月，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全党、全国开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通过“三反”运动“打尽老虎”。二人被判执行枪决两个月之后，新中国就出台了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作为革命者的“孙行者”体现出革命者的政治自觉，而取得革命胜利后成为执政者（“虎”），则是一种政治的自在处境，未必由此形成自觉认知，懂得如何执政治国。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出各种尝试，由此产生一系列经验与教训。毛泽东再次呼唤“虎”和“猴”的辩证法，是希望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一种政治自觉，在全新的城市工作和国家治理中时刻不忘革命的初心。
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克服了“片面性”，革命者既了解其自身，也了解革命对象；然而，一旦成为执政者，很有可能面临韦伯提出的“无可逃避的普遍官僚化”问题，失去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毛泽东已经感到人民群众对于当时过度宣传的某种心理落差，社会上或多或少有一种视大跃进为纸老虎的隐微心理。此前，毛泽东在谈到“圣人”难得因此要接受批评时，也提到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指出不要让人觉得“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不让人说话。他说：“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就是强调劳动人民和下级干部可以挑战既有权威。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由“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担忧，也正呼应了《为人民服务》中所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间，毛泽东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北京，十分注重深入地方一线调研，倾听人民心声，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正是其精神气质的充分展现。从矛盾论的角度看，矛盾着的各方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为此，毛泽东讲明，“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但要“对人民讲王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时会体现出其“猴气”的一面，就在于他阅读“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知道历史上的“真老虎”往往会变为“纸老虎”，最后被推翻。为了摆脱这种历史的宿命，作为执政者的“真老虎”，就必须内在地包含一种反抗老虎的革命精神。所以毛泽东时而表现出“孙行者”的形象，自我转化为一只“小老虎”，“小老虎”的目标是要成为“真老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由此可以永葆生机活力——革命时期，中共执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而国民党政权则从推翻北洋军阀时的“真老虎”转变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代言人的“纸老虎”。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两个“纸老虎”，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外交战略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者的“猴气”。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通过汇总毛泽东散见于各处的虎、猴论述并加以具体地分析，可知其虎猴论共有三层含义：第一，作为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历史叙事。革命者（“孙行者和小老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纸老虎”）的压迫，革命有理。第二，革命者与革命对象地位相互转换的矛盾论。按照矛盾论，“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相反相成”。鉴于反动派虽然曾经是“真老虎”，但在历史发展中堕落为“纸老虎”，通过持久斗争，革命者最终取而代之，建立新中国，成为“真老虎”。第三，革命的辩证法与治国实践。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国内的革命者都在斗争中转化为虎，为了避免像反动派那样堕落为“纸老虎”，就需要革命者的自我革命（猴气），此即革命的辩证法。这一哲学理念落实到治国实践，不只要求以党内法规和纪检监察的外在手段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还要求党员干部灵魂深处自觉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早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就写下笔记：“人类之目的在实现我而已”，然而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自我牺牲”，胜利后则更加要注意“自我批评”（自我革命）。按照革命的辩证法，自我牺牲和自我革命都不是对自我的否定，而是扬弃，通过反命题促成合命题（自我实现）。梁漱溟曾化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之言认定毛泽东是“以其道易天下者”，这个道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易天下”的方式便是革命的辩证法。
杨慎曾有词曰：“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看破作为历史春秋的规律固然可喜，然而若已是白发的局外人则未免可惜。毛泽东的诗词恰恰提供了超越的气象：“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如何做到“踏遍青山人未老”，永葆生机活力？这便须回望毛泽东虎猴论最后落脚的自我革命。
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共产党人〉发刊词》所提出的“三大法宝”，首先提到的便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六中全会顺着毛泽东的表述进一步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阐明：“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武器的批判”强调用物质的力量推翻反动派“纸老虎”，此之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批判的武器”则要求理念革新与自我革命。毛泽东的实践论要求“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就是既要致力于社会革命，也不要忘记自我革命，“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该命题的核心论证也契合由“内圣”而“外王”的儒家逻辑。由此，“自我革命”也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内圣”即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性矫正和自我革命；“外王”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是反帝、反霸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一言以蔽之，即“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这一命题早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一篇就已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志向始终念兹在兹：
改良是补缀方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历史时刻，重新回溯毛泽东的虎猴论，有助于澄清“自我革命”的历史资源和思想由来，不忘初心、永葆生机。
（作者系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现代哲学》2025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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