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底武汉会议以后，毛主席在调研中敏锐地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自1958年11月开始，他连续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以及第二次郑州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直至庐山会议召开前夕，他始终致力于纠正那些已经显现的“左”倾错误。然而，毛主席的这些努力却遭遇了党内部分省部级官员乃至一些中央高层的抵制，他的声音难以穿透层层阻碍抵达基层，“左”倾错误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无奈之下，毛主席开始亲笔撰写《党内通讯》，直接与省委书记乃至最基层的小队长展开对话，试图让自己的声音能够直抵基层，唤醒更多人的觉悟。遗憾的是，随着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毛主席此前的纠“左”努力最终被逆转，由此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一段难以忘怀的悲剧。
党内通讯（一）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郑州）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大会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仓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每队一人。外加着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到地方即刻放出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党内通讯（二）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武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合队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同志来此，和王××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省原有三万二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做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北两省均主张从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那一种主张比较好？或者两者可以并行呢？据王××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重大，关系到三十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单位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感到勉强的，则宁可采取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间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党内通讯（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武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五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属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同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陶××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工暇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做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专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曰上午七时于武昌
党内通讯（四）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不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至极。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讯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党内通讯（五）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市、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来源：快乐如风的光影说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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