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春芳｜论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1949—1976）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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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春芳｜论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1949—1976）
2025-07-29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执政考验，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展开了一系列的艰辛探索，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实事求是；“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践行群众路线；“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运用辩证思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秉持独立自主。深入研究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如何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治理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且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客观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作出了不遗余力的艰辛探索。在新的时代形势下，深入研究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十分必要。
一、“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立足点。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有效推动了新中国的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新中国的客观情况，制定了治国安邦的多项决策。
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准确把握客观情况。为获得客观真实信息，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毛泽东就以石家庄接收问题为例，分析了调查研究与工作效果之间的关系，谈道：“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毛泽东对因不调查研究导致工作受阻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判，给了党内很多同志以警醒和启示。对于调查研究的态度，毛泽东指出：“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对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则认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为国家治理的具体事务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因此在重大决策制定之前，实事求是的、“下马看花”式的调查研究得到普遍推广，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皖北区在制定土改计划之前，就态度慎重地做了以下调查：“一、土匪敌特活动情况、土匪数目与分布情形；二、灾情；三、干部条件（数量、质量）、对土改的认识、思想作风等；四、群众发动与组织情况；五、政权改造情况。”这些周全细密的调查对于真实信息的获得和正确决策的制定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国家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有效依据。在新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上，毛泽东要求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执行不同的方针任务。如1950年西北区的冬学工作，就有所区别地依据老区、半老区、新区、游牧地区的经济程度、社会秩序、办学基础等要素，合理安排工作任务，从而取得了较好效果。在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毛泽东坚决反对不顾条件差异的“一刀切”做法，明确指出在条件好的新区要下大力气搞合作化，在个别民族地区或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则可以暂缓实施农业合作化，并就该问题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在国家建设发展的路线问题上，基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实际效果，毛泽东以其政治家的独到眼光，及时发展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里提到的“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设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地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重要决策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表现，对于顺利实现从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有着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
（二）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重大成就。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党的历史上曾给人民革命带来巨大破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着眼国家建设，正确考量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尊重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实事求是的国家治理之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上，在“一化三改造”政策的实施上，在学习苏联与独立自主关系的处理等一系列事件上，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深度阐释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迫切性，严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此次讲话表明了毛泽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坚定原则，体现了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鲜明立场，亦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普遍真理，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新中国成立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是不行的。尤其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意识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紧迫性。在边实践、边总结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深刻感悟：“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指导思想，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实现“一化三改造”的目标等新中国各项事业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毛泽东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高瞻远瞩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毛泽东关于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示，对于新时代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践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毛泽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群众路线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动力基础，也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力量来源。
（一）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向和力量依托。
一切为了群众，体现了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并为此付诸了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是为了人民；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三大改造”也是为了人民；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还是为了人民。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当中，毛泽东始终不忘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初衷。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特地强调了“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群众生活的真切关心。正如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的：“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将一切为了群众提高到党的奋斗目标的至高境界，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也展现了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中浓郁的人文情怀。
一切依靠群众，体现了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力量依托。在革命年代，斗争的伟力在于人民。在和平时期，建设的伟力仍然来自人民。毛泽东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以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来开展国家各项事业的治理工作。1955年7月，毛泽东就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一论断表达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也体现了在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人民群众所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之所以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如此重要，是因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手工业为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截至1956年，手工业创造了117亿元的生产总值，而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人数也达到了603.9万人，如果离开这些普通手工业者的默默付出，手工业不会创造如此多的物质财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不会完成得如此顺利。
（二）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了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智慧来源和严谨作风。
从群众中来，体现了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智慧来源。在充分了解人民群众愿望要求的基础上，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智慧上升到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是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方法。在贫困落后、满目疮痍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充分挖掘人民群众中内蕴的伟大力量，将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予以整理加工，最终形成理性认识，从而指导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其中，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典型代表。宪法的制订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起草时，毛泽东除听取部分干部的意见外，还征求了八千多位民众的意见。草案公布后，更是交由全国人民讨论，真正做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从而形成最终定稿。因此，毛泽东在1954年6月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谈道：“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和具体运用，对于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到群众中去，体现了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严谨作风。把从群众中获取的经验认识，再来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最终上升至政策方针的高度以指导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路。新中国刚成立时，可资借鉴的国家治理经验匮乏，苏联虽给予中国诸多帮助，但由于两国国情的客观差异，使得中国在国家治理的很多方面还需摸着石头过河。以实践来检验、修正、补充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经验认识，是获取真理性认识的有效途径。以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为例，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了群众意见的重要性，并要求刊登部分群众来信，根据群众的意见去改进新闻出版业的工作，避免官僚主义的错误。这种做法体现了新闻出版事业为人民、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的价值旨归，是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表达。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验积累，在1958年初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认为党的政策方针“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三、“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运用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毛泽东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和解决国家治理中的各种问题，为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理论。
（一）运用辩证思维要勇于面对矛盾
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分析。他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只有正确分析和解决矛盾，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中，存在着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勇于面对这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是合理解决矛盾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国内存在着矛盾。新中国刚成立时，还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和繁杂问题，能否巩固捍卫新生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经受各种执政考验是当时毛泽东在探索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客观难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又成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针对自始至终存在的矛盾状况，毛泽东冷静提醒中国人民不要迷失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以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1956年12月，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毛泽东以政治家的广阔胸怀，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客观事实，给新中国成立初期热情高涨的人们提供了理性认知，亦为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思想启示。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存在着矛盾。二战后日益加剧的美苏冷战，严重威胁着新中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状况。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关系和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使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的制裁力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打击。面对如此恶劣的复杂局势，毛泽东冷静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在矛盾重重的环境里，毛泽东自信饱满地正视了矛盾的普遍性，并教导大家勇于面对矛盾，不断克服矛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矛盾分析法，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智慧稳妥地处理了新中国在国际局势上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开拓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为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作出了伟大贡献。
（二）运用辩证思维要妥善处理矛盾
为妥善处理新中国存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作出了巨大努力。在各种实践探索之后，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鲜明体现了毛泽东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辩证思维。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中有关农轻重、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十大关系，是新中国建设发展过程中具体矛盾的突出表现。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妥善指出了处理十大关系的正确方针。在农轻重关系上，鉴于苏联片面注重重工业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衡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上，毛泽东基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和新中国国际形势的走向，确定了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正确方针；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上，毛泽东从“富国”与“强兵”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入阐释了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观点，强调“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其他矛盾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亦辩证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长远指导。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该讲话全面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矛盾，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族关系、党派关系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正确区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是解决矛盾的前提，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敌人要无情打击，实行专政，但“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因此，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要兼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政治上做到“团结—批评—团结”，经济上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科学文化上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统一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
四、“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秉持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立场。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不仅体现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性借鉴中，更贯穿于经济建设、国防发展、外交政策等多个领域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
（一）秉持独立自主要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孤立和遏制政策，试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苏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援助，但中苏关系在后期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在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工业落后，百废待兴，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深知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在主权问题的刚性原则上，毛泽东强调，“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949年9月，《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集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指在外交上向社会主义阵营倾斜，但“外国援助和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在中苏关系上，1958年2月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建设长波雷达观测站、组建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严词拒绝，并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台湾问题上，针对美国制造台湾独立的图谋，毛泽东掷地有声地指出，“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体现出对国家主权绝对维护的坚定立场。
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且发展不平衡。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国情出发，没有照搬苏联以牺牲农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而是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强调工业和农业并举，相互促进。同时，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需要，毛泽东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毛泽东对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1956年4月，在当时苏联模式暴露出一些弊端的情况下，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主要目的也是在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新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
（二）秉持独立自主“决不能自处孤立”
毛泽东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以灵活的外交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保持中国独立性的同时，也展现了开放性，其思想精髓至今仍是指导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1953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面对亚非国家的分歧，中国倡导“求同存异”，推动会议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而万隆会议也打破了西方孤立中国的企图，使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天然领导者。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将美苏列为第一世界，发达国家列为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列为第三世界。这一理论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为中国构建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指导。通过团结第三世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了反帝反霸的强大力量。面对美苏双重压力，毛泽东以“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中美关系。1971年“乒乓外交”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实现历史性破冰之旅，两国签署《上海公报》，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外交战略展现了毛泽东“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的高超艺术，不仅缓解了中国的安全压力，还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毛泽东强调，“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合作打破外部封锁，塑造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特角色。1949年底，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随后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还签订了科学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若干合作协议，这些合作虽在后期因中苏关系破裂而受挫，但对新中国奠定工业发展基础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4月，中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签订的首个政府间文化协定，也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而不孤立的外交策略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实践。1970年10月至1976年7月，中国对非援建坦赞铁路。坦赞铁路是中国人民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并肩奋斗、用汗水和鲜血乃至生命修筑而成的，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至今仍以积极的形象和较高的频率出现在众多官方和民间场合中。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付出了艰辛努力，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山辟路的国家治理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其后中国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深入研究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3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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