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中流砥柱”指在艰难动荡的环境中能起支柱作用的个人或集体。然而，这个比喻本身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却常被忽视的前提：那座砥柱，是立在什么样的河床之上？是立在坚实、宽广、深厚的基岩之上？还是立在流动、松软、狭窄的沙土之上？这决定了砥柱是岿然不动，还是迟早倾覆。将这个比喻投射到历史分析中，我们便能超越简单的“英雄史观”或“成败论”，洞察历史进程的深层逻辑。
中国抗日战争，为检验这一命题提供了最经典的范本。这场战争的实质，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现在的抗日，实质是农民的抗日。”因此，哪一个政治力量能够真正理解、动员并依靠这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哪一个力量就能获得力量的源泉，从而奠定其“中流砥柱”的历史地位。
本文将结合历史社会学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政治学中的“合法性”与“动员能力”模型，以及军事学中的“总体战”理论，通过对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践，论证其“根基”的差异如何最终决定了其历史作用与地位。
一、根基何以重要？
在展开历史叙述前，我们需建立一套简洁的分析工具。
政治学中政权合法性的两种来源。其一，程序合法性， 来源于选举、法律程序或传统的继承规则，它更形式化。其二，绩效合法性，来源于执政的有效性，如发展经济、维护安全、赢得战争，它更实质化。在抗战救亡的极端环境下，绩效合法性即“能否有效领导人民争取生存”，压倒了其他一切合法性来源。而绩效的根基，深植于社会之中。
整治学中社会动员的两种模型。其一，汲取式动员，统治者将民众视为资源和力量的提取对象，通过强制手段（如抓壮丁、征粮）进行单向索取。其关系是压迫性—被动性的。这种模式的根基是松散的沙土，效率低下且充满怨恨。其二，整合式动员，统治者通过满足民众的核心诉求（如土地、尊严、安全），与之建立起一种互惠性—主动性的关系。民众被组织起来，自愿为共同的事业贡献力量。这种模式的根基是坚实的基岩，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总体战的逻辑。现代民族国家间的总体战，比拼的不仅是军队和武器，更是整个国家的组织化程度、经济潜力和民族意志。这意味着：谁能够更好地组织社会？谁能够更高效地调动资源（尤其是人力和粮食）？谁能够凝聚更坚定的战斗意志？
通过以上三种模型，我们得出结论：那个拥有更深厚、更坚实社会根基的力量，必然胜出。
二、中国的根基——被忽视的农民与农村
抗战前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中国”。农村是社会的主体，但他们同时也是在近代化进程“遗忘的角落”，承受着地主阶级、官僚资本和外国势力的多重压榨。“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体现在：从兵源之基看，数百万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子弟。从后勤之基看，保障战争所需的巨量粮食、物资、劳役，主要来自农村。从战场之基看，广阔的国土，特别是敌后战场，本质就是农村地区。战争的最终胜负，取决于能否占领和控制“有人的土地”，而人主要在农村。
因此，任何政治力量要想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你如何对待农民？
三、国民党的根基——“沙土之上的堡垒”
国民党政权的根基，并非广大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它的统治联盟建立在城市精英、官僚阶层、地主乡绅以及部分资本家之上。这一性质决定了其在抗战中的基本模式是“汲取式动员”。
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根基是与封建土地关系的共生。国民党政权未触及中国农村的根本矛盾——封建土地所有制。许多国民党官员和军官本身就出身地主家庭，或与地主阶层利益捆绑。因此，它非但不能动员农民，反而需要维护旧有的土地关系来确保其统治基础。这使得它在农村推行任何真正改革的能力和意愿都大打折扣。它立在封建性的沙土之上。基于上述政治根基，国民党对农民的动员几乎是纯汲取性的。“抓壮丁”制度，这是最典型的例证。国民党军队的补充主要依靠强制抓捕青壮年农民。过程中壮丁像牲畜一样被捆绑、虐待，死亡率惊人。这非但不能激发战斗热情，反而酿成了无数人间悲剧，彻底瓦解了军队的士气和民心。在田赋征实与征购方面，为支持战争，国民政府向农民征收实物税和低价强制征购粮食。这本是战时常态，但由于官僚系统的腐败和低效，其负担极不均衡地压在了贫苦农民身上，而豪绅则往往得以逃避。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和民怨。
国民党政权在军事战略上是脱离根基的“精英战争”。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打的是一场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军队是主体，民众是旁观者甚至受害者。其著名的“花园口决堤”事件，虽为拖延日军，却造成数百万农民流离失所，淹死数十万人，堪称汲取式模式下为达目的不惜牺牲民众的极端体现。这种战略，使其军队虽然英勇奋战，却仿佛无根的浮萍，一旦战线的某一点被击破，整个战局便容易陷入崩溃，如豫湘桂大溃败。
因此，国民党政权的根基，决定了它无法真正深入并动员中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农民。它像一座建立在沙土上的华丽堡垒，外表庞大，但根基脆弱。因此，尽管无数国民党将士浴血牺牲，功勋永存，但其领导核心难以承担“中流砥柱”的全部历史内涵。
四、共产党的根基——“基岩之上的扎根”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将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深深地、自觉地扎入了中国农村的基岩之中。它的成功，在于其成功地实施了“整合式动员”。
共产党的政治根基，通过土地革命奠定合法性的基石。
共产党深刻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在抗战期间，虽为维护统一战线，将土地革命政策改为“减租减息”，但这依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首先，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满足了其最迫切的经济诉求。其次，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权威，重塑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再之，让农民感受到，有一个政治力量是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由此，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绩效合法性。农民的支持不再是被迫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党的根基，立在了觉醒的、拥有切实获得感的亿万农民之上。
人民战争理论及其成功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与社会动员能力极为强大。通过“减租减息”、发展合作社、精兵简政等政策，共产党在根据地构建了一个相对公平、高效的战时经济体系。志愿兵役制，“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不再是宣传口号，而是普遍现实。因为保卫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而是刚刚分到手的减租成果和属于自己的民主政权。兵源质量和士气与“抓壮丁”天差地别。
军民鱼水情深，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还是生产队和工作队，帮助群众生产，建立血肉联系。民众则踊跃支前，提供粮草、救护伤员、传递情报。这种互惠性—主动性的关系，形成了真正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持久战”深深扎根于近代中国社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战略预见，更在于它是一份基于中国社会根基的军事社会学杰作。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优势不在武器，而在“人”和“地”。
“地”是广阔的农村， 共产党将主力分散到敌后农村，开辟根据地，这不是逃跑，而是向力量之源的回归。“人”是组织起来的农民，通过政治工作，将农民组织成民兵、游击队、正规军的多层次武装体系，与日军展开持久消耗，而日军最怕打持久消耗战。敌后战场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展壮大，绝非因为日军仁慈，而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如鱼入水，无法被清除。它不断地消耗、牵制着日军，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从而从战略上支撑了整个抗战大局。
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改革，将其根基牢牢立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之中。它不仅在为农民抗日，更是彻底地靠农民抗日，并最终带领农民赢得了抗日。这座“砥柱”因立于最坚实的基岩之上，故能成为扭转时局的“中流砥柱”。
五、全球视野的印证——根基决定论的普遍性
“根基决定论”并非中国独有，二战的全球进程同样印证了这一点。苏联的胜利便是例证。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损失惨重，但其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动员性）和深厚的民族韧性，使其能够将整个国家迅速转入战时轨道，数百万民众被组织起来参军、生产，最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地的残酷消耗战中拖垮了德军。它的根基是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反面例证比如法国的速败，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失败，表面是军事战术的落后，深层是其国内政治分裂、社会共识破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民众厌战恐战。其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无法承受德国现代战争机器的全力一击。它的根基是分裂而脆弱的沙土。
将中国战场与欧洲战场对比，更能凸显“根基”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对抗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其能坚持下来并最终获胜，靠的不是工业实力（那是沙土），而是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和民族凝聚力（那是基岩）。共产党在敌后农村的实践，正是将这种潜在的、分散的社会力量转化为现实战斗力的关键。
六、历史、根基与中流砥柱的启示
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是不是中流砥柱，关键看它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
中国国民党，其根基立于旧的、封建性的统治联盟之上，这决定了其抗战模式是悲壮但低效的“汲取式动员”，虽有功绩，但难以力挽狂澜。
中国共产党，其根基立于新的、人民性的社会革命之上，这决定了其抗战模式是深刻而高效的“整合式动员”，从而能够发动人民、依靠人民，成为坚持抗战、支撑局面的决定性力量。
这场历史的辩证法学告诉我们，任何政治力量的命运，最终都不取决于其自身的意愿或宣传，而取决于其与社会最大多数人民的关系。 谁真正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谁就能获得力量的源泉；谁能够成功地将人民组织起来，谁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中流砥柱”的荣誉，从来不是自封的，它由历史颁发，而历史的判笔，就握在亿万人民的手中。这不仅是解读抗战史的钥匙，对解释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有着巨大启发，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深刻启示。
（作者： 杨秋红（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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