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过报纸的人都知道，杂文是一张报纸的灵魂，如果一张报纸没有杂文，便称不上一张有影响力的报纸。当年，一些报纸因为刊发鲁迅杂文，才得到广大读者认可，才出现“洛阳纸贵”的新闻气象。社会当时认为如果少了鲁迅杂文，报纸就会办不下去。把鲁迅杂文称为给社会疗救的“银针”和“解刨刀”。这种办好杂文的良好风气，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今天。杂文被称为一张报纸的点睛之笔。
但是，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现在很多报纸没有杂文了。过去大凡一张报纸，总要有一个杂文栏目。比如当年邓拓、吴晗、廖沫沙就是以“燕山夜话”栏目称著文坛和思想界。杂文是社会良心的清醒剂，在头脑发热的时候，总能以带有批评的“银针”“解刨刀”，提请社会的惊醒，引发社会的关注。把一些关于群众呼声强烈的问题，以杂文形式加以披露，让我们的政府和各级干部引起对民生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关心。但是，现在多数报纸没有了杂文，群众带有批评性的意见，便也就没有了发声的渠道。
其实，杂文的消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各级领导干部认知上的错误，他们之所以决定不办杂文栏目，取消杂文发表园地，很大程度上是把杂文当作“舆情”看待。当一个社会连扎个“银针”也排斥和拒绝的时候，这个社会恐怕已经病得不轻。讳疾忌医，拒绝批评，这是眼下我们这个社会的通病、大病。报纸上不知不觉取消了杂文，恐怕这是民国以来少有的现象，因此对这个现象到底怎么出现的，为什么这个社会容不得哪怕是“银针”似的轻微的挠痒般的批评，甚至已经算不得什么批评了，只是悄悄说一声善意的提醒的话，也被看着“舆情”。那么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当下宣传管理上出了重大问题。
报纸上的杂文是替我们的党和政府说话的，可以说绝大多数反应的是民生诉求。而我们有些机关，特别是管宣传的那些机关，把舆情当作“洪水”，这既是认知上的官僚主义，也是社会治理上的“才能恐慌”。遇到重要问题，没有啥狗屁本事，缺少判断力和分析能力，拿不出什么好办法。一遇到所谓舆情，便如临大敌，立即成立什么“攻关小组”，甚至不惜花费财力，动用各种关系删稿、找网络水军去投诉，甚至当作“书记一号大事”。
前不久，新华社就此专门发表“新华视评”文章，提出非常尖锐批评，认为将群众合理诉求视为“麻烦”，把正常问题批评建议当作“风险”，动辄由书记牵头采取“捂盖子”“灭火”等方式来应对，特别是有的县市级的宣传部长，一年到头好像没有啥事可做，天天就是瞄准“舆情”。他意识形态领域应该干的事毫无建树。把芝麻绿豆的事情都当作舆情，本该是他应该直面解决的问题，却都统统当作舆情处置。如此叫“宁左勿右”，不仅是认知错位，而且是又一种“怠政”“懒政”和不负责任。我们基层很多问题，就是因为这样的“怠政”“懒政”养成重大事件和祸患的。
新华社的文章是对网络媒体说的，其实所有媒体都是一个道理。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报纸有杂文，说明我们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可以公开的征求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充满自信心。报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舆论监督，如果批评没有了，监督不要了，整天报纸上都是唱赞歌的表扬稿，那么这张报纸群众可以视同有无。这样的报纸不订也好，不看也罢。所以现在社会有一种说法，叫真正的批评在网络，在自媒体。虽然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规范和整顿。但是它对舆论的监督作用绝对不可忽略和藐视。正像党中央习近平同志说的，每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过好互联网这一关。过不了这一关，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
“捂盖子”和“消除声音”的办法很像中国寓言故事里的“掩耳盗铃”。你认为盖子捂住了，稿子通过关系删除了，网络上的声音没有了，群众的正常诉求就会自然而然消失了吗？其实，不满情绪还在持续积累，最终酿成小事托大、大事拖炸。最后一大批干部被撤职处理。得不偿失啊！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快速反应，妥善解决，化解矛盾，不要让问题积累成山，不要小事变大，大事便炸，最好的办法是站在人民利益立场，不要动辄说群众是“刁民”“暴民”，心贴心地与广大群众交朋友，不要看到一篇杂文如临大敌。我强烈呼吁，要听得进群众批评，各报纸从办好杂文做起，整顿作风，听听群众呼声吧，天是塌不下来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的政党，我们没有啥私利，无私利可求的真正共产党员们，难道你害怕为他们服务的人民群众吗？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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