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进 韩宇：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论析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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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进 韩宇：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论析
2025-08-29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较早提出“党风”的科学概念，系统阐述了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深入阐发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基本要求，确立了整风运动作为改进作风的基本方式，构建起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基础框架。这一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树立优良作风，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对于推动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借鉴。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系统阐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深入阐发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基本要求，确立了整风运动这一改进党风建设的基本途径，构建起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基础框架。深入研究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对深刻理解党的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地位作用，推动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开展作风建设实践的系统总结和对民族救亡历史使命的现实回应中生成的，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实践基础、现实需求。
（一）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奠定了理论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党的建设学说，特别是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思考，为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奠定了理论根基。
首先，强调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必须也只能通过与“‘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高度一致来彰显和实现。他批判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的作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斥责拉萨尔派奢侈享乐、利用党谋私，本质是“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恩格斯在与工人运动领袖通信中，要求其“少来点普鲁士作风”，揭示了作风败坏导致党的性质蜕变的规律性认识。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提出，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正确路线的“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列宁要求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习气、地位观念和钻营作风”，防止党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化变质。这些为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破解党性与党风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认为党的作风深植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此，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的规定，揭示出唯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也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他高度警惕脱离群众作风的危险，认为对于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这些为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对完成党的革命任务的重要意义，提供了理论借鉴。
最后，主张通过加强学习、改进领导的方式，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对于通过学习改进作风，马克思始终相信“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将理论学习升华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的重要工具。列宁要求青年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并将学习嵌入“与旧社会残余斗争”的实践过程。关于改进领导方式，马克思十分厌恶个人迷信，对歌功颂德的内容不予理睬，坚决反对各类吹捧式的庸俗作风。列宁则把官僚主义者视为党内最可恶的敌人，告诫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随时随地都要仔细地和客观地检查：是不是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些为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思考党的作风建设方式创新，给予了理论支撑。
（二）党的作风建设的长期实践夯实了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十分注重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建党前后，我们党就确立了深刻了解国情、深入工农群众的良好作风。李大钊较早提出主义的应用必须“环绕着他的实境”，陈独秀也主张“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为进一步密切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建设“群众党”的任务，要求“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张太雷等早期共产党人广泛深入工农群众，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朴实的语言启发工农思想觉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也构成了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重要实践缘起。
大革命时期，党持续加强作风建设，以党的作风建设带动军队作风建设。1925年，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由共产党员起积极作用的黄埔军校校军战功卓著，对国民革命军其它参战部队起了模范作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这种“新气象”无疑就是党的作风在部队中的转化与映射。随着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也在迅速增加。为了严肃党的作风、惩治党内腐败，党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通告》掷地有声地提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以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净化党员队伍。1927年9月，毛泽东在领导“三湾改编”时，针对革命部队暴露出来的涣散作风进行整顿，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逐渐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自由散漫的作风，使人民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摒弃了城市中心道路，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20世纪30年代初，为克服“不查当时环境”、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考虑问题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后，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研报告。毛泽东反对“蜻蜓点水”式的形式主义调研，要求干部“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在中央苏区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此外，毛泽东还将“群众作风”视为革命存续的根本，将群众比作“真正的铜墙铁壁”，强调只有关心群众生活、切实为群众谋利益，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拥护。由此，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生动景象。可以说，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系列生动实践的时代延续和理论总结。
（三）全民族抗战的时代重任提出了更高的现实要求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重任，这也要求党必须加强作风建设，更好发挥党在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
首先，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更高要求。面对民族危亡的空前危机，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复杂形势中，党既要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在国共合作中坚守独立自主原则。然而，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却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期间，王明又不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和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问题的公开谈话，反映了他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毛泽东正是在应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新问题中，深入思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的。
其次，全面抗战后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4万余人激增至1938年底的50余万人。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员人数的迅猛增加在扩大党的组织基础的同时，也带来管党治党等难题，特别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加入党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的局限性、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不良作风带到党内。与此同时，党内还出现了“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其主要原因是制度规范缺失与执行不力。毛泽东在解决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所带来的一系列大党难题中，进一步思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问题。
最后，密切抗日根据地党群关系，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应有之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临日伪军的“扫荡”“清乡”，以及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为了克服严峻的粮食短缺，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这也是全面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不少群众深感负担过重，出现不满情绪。1941年6月，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中而死，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在征粮的过程中，一部分基层党政干部不讲究方式方法，强行“伸着手问老百姓要东西”，甚至发生“捏造粮账，偷支公粮，伪造被偷，削改升斗，大进小出，私造单据，用公粮做生意”等贪腐问题。如何更好保障根据地民众生产生活，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也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党的作风建设问题。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深刻阐明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作用、内涵要义、逻辑关联、实践路径，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党风建设、什么是党风建设、怎样进行党风建设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构成了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深刻阐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较早提出“党风”概念。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批判延安现在“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在此前后，他着重阐释了党的作风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强调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体现，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本质上是“党性的表现”，将主观主义定性为“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还从党性纯洁性角度阐释了作风问题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进一步阐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指出作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党性原则的偏离。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更是批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会“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指出剥削阶级政党因维护少数人利益，必然产生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作风。而共产党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政策始终扎根于群众需求，这种作风差异本质上是由“为谁服务”的宗旨差异决定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三大作风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表明党的作风是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强调党的作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与革命事业成败。其一，明确党风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保障作用。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五一”群众集会上说：“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换言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发了全党优良的工作作风，优良的工作作风又保障了全体党员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者共同统一于党的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之中。其二，强调整顿党风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举。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作风问题“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最终导致“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的惨痛后果。由此，毛泽东强调要完成党的革命任务，“必须完成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其三，阐明作风建设是党凝聚革命力量的必由之路。通过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巩固党群鱼水之情，使党在思想统一、作风整肃中形成空前凝聚力。
（二）创造性地提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党的三大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由此明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标识。
首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顽瘴痼疾，毛泽东深刻指出这二者本质上都是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并形象比喻为“有的放矢”，即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一思想在方法论内核就是“实事求是”，即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探求规律性认识。毛泽东始终强调理论的实践品格，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精通”更要学会“应用”，也就是掌握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而非拘泥于个别词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创新命题，要求使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带着中国特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其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集中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六大提出了“争取群众是党的现时的总路线”的论断，而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群众的重要性，指出共产党“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并要求“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后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向群众学习的方式，“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这一作风也逐渐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最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将自我批评提升为党的政治生命，明确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的本质属性。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反映，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自我批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开展自我批评，其原因在于“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毛泽东进而阐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在关系，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以“打扫房子”“洗脸除尘”为比喻，指出批评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根本途径。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开展批评的核心要求：一是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根本方针，强调揭发错误“是为了救人而非整人”；二是践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民主原则；三是坚持“严正、尖锐”与“诚恳、坦白、与人为善”相统一的批评方法。
（三）深入阐发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基本要求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学风、文风纳入党风范畴，精辟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这一论断深刻阐发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构建起以党风为统领、学风为基础、文风为表达的建设格局。
首先，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毛泽东将学风问题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学风不正的根源在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这种错误学风危害极大，“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因此，毛泽东以学风整顿为突破口，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破除教条主义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割裂，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学风端正，才能为党风正派和文风鲜活提供坚实思想方法基础。
其次，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痛斥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其危害在于破坏党的团结、割裂党群联系。宗派主义的党内“排内性”表现为新老干部对立、闹独立性，而“排外性”则体现为“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不愿尊重人家”，毛泽东尖锐批评此类行为“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他谆谆告诫道：“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毛泽东要求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原则，来化解“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与地方”等矛盾，清扫宗派主义的残余以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毛泽东还指出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对“闹独立性”“个人主义”以及一切官僚作风。党风的纯洁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风的方向和文风的品质。
最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深刻洞察文风是党风与学风的外在表现，而以“党八股”为代表的不良文风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品格。毛泽东痛斥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以“党八股”的反讽方式批判了其“八大罪状”，揭示其根源在于“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的官僚作风和主观主义学风。因此，毛泽东要求必须彻底抛弃党八股、洋八股，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高度赞赏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等作品用通俗语言反映现实，并亲自为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写作了按语，号召全党学习这种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文风，坚决“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由此，焕然一新的文风，成为纯洁党风、端正学风的最生动载体和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力渠道。
（四）以整风运动的集中学习方式改进党的作风
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领导的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认真清理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方式创新。
首先，深刻阐明了整风运动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直指主观主义导致的“理论与实际脱节”和宗派主义造成的“党内不团结、党外脱离群众”，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阻碍。为此，毛泽东将整风运动提升至“全国性的事业”的战略高度，强调“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因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才能最终获得广大民众支持、进而取得全国革命胜利。
其次，探索以整风推动党的作风建设的方法创新。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整风的方法和步骤包括：认真阅读整风文件和学习资料，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实际上，整风运动本身就是通过学习教育，来整顿全党作风、加强党的领导的过程。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重自我批评。他说：“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同时，整风要注意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凡取得成绩的，都是采取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最后，强调整风对党的作风建设的经常性、长期性。毛泽东对于作风问题的顽固性有着清醒认识，认为好的作风的确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朝功成，势必要久久为功。毛泽东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同样“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而扫除共产党人思想和作风灰尘的有效办法，就是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除了整风运动这种较为集中性的学习教育之外，这一时期党还建立了日常化的学习机制，像根据地普遍推行的干部学习制度、支部生活制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等，也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三、全面抗战时期
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人”。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确立起优良的革命作风，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借鉴。
（一）推动中国共产党确立起优良的革命作风
全面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确立起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以“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通过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面貌作风的巨大反差，更为直观地展现在全国民众面前。国民党政权长期存在的结党营私、派系争夺、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等，并没有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有所收敛，甚至还有官员借此时机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1940年春，归国考察的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对许多国民党官员“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感到震惊。而优良的革命作风使“到延安去”成为当时进步中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共同呼声，让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43年，共有4万多名知识青年带着对革命的憧憬和向往，冲破日军及国民党的层层封锁，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40年5月底至6月初，造访延安的陈嘉庚在目睹共产党的艰苦朴素后激动地写道：“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馀，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通过国共两党的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当时美英等国也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充满活力，远比国民党廉洁、有效率、受群众欢迎，是中国的新生力量。1945年秋，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在看到八路军和农民一起在田里共同劳动，而不像国民党那样去抢农民的粮食后，也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农民的完全尊重和全面合作”的感慨。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全面抗战时期优良作风的生动写照，展现了在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指导下党所确立的优良作风。
全面抗战时期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关键在于共产党人能够勇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1941年5月批准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1年，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老党员、战斗英雄肖玉璧，在担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最终被边区法院判处死刑。《解放日报》专门刊登文章警示说：“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杂草生长!”在“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党风引领下，延安也形成了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等“十个没有”的良好社会风气，党群关系由此更为密切，为全民族抗战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
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原创性话语。这些原创性话语体现为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全新概念、范畴、判断，或在前人基础上对已有概念、范畴、判断进行了综合、深化、拓展，赋予其某些角度的新的内涵。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三大作风”等，无不具有较强的原创性意义，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标识性概念。毛泽东关于党的作风“主要地就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等判断，对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作出了原创性阐释。这些概念和判断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全面抗战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有益经验，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作出的重大话语创新。
另一方面，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内在规律。一是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前提基础。毛泽东创造性地阐发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命题：“‘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毛泽东看来，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只有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也才能够谈得上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基础上的作风建设。二是明确了“三大作风”，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广大人民群众和对待自己的科学态度，体现了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所特有的品质和作风，指明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科学内涵。三是明确了整风学习，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方式。整风运动摒弃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路线斗争方式，从思想根源上清除主观主义等不良风气，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开创了用学习教育方式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功范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党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些全面抗战时期对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科学揭示了无产阶级作风建设的内在规律。
（三）为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也实现了对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大作风”的最新发展。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麻痹、松懈，专门制定了不做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六条规定”。改革开放后，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因此，2012年12月，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八项规定包括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八个方面。其中，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基本前提，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是实现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集中体现，“改进”“精简”“规范”“严格”等话语则彰显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内在要求。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将作风建设具体化为可以执行、能够监督的行为准则，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推动党风政风清明、社风民风清朗，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
其次，发展了以集中学习教育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习近平强调：“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领导和推动的整风运动，开创了以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先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八次学习教育活动。其中许多次都是围绕党的作风建设展开的，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深刻教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恢复和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强调要坚持“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等“六个必须”的重要原则。新时代开展的党内学习教育，其目标、原则、形式等方面实现了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最后，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1939年5月，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这里的永久奋斗，既是为了实现革命任务而永久奋斗，无疑也是为加强良好的作风建设而永久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注重党的作风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习近平多次强调：“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建设是长远之计、根本之策。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中央八项规定引领下颁布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建立起负面清单制度、巡视巡查制度、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制度体系，为持之以恒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系统、全面、管用的制度保障。
（作者：李永进，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宇，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5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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