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历史性超越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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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历史性超越
2025-08-28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难点，只有克服这些难点，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保持历史性超越并进一步发展。人口规模巨大，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做最充分的社会内部分工，发展最完整的产业结构，而不必屈从于比较优势理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核心含义是反对两极分化，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虽然精神文明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但物质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发展。人对自然的改造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这五大特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难点。如果没有这些难点，中国式现代化就无法形成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特征。只有克服这些难点，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保持这种历史性超越并进一步向前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可以用恩格斯的“一个担心”来说明。恩格斯晚年在给俄国人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这一市场的开辟可以使英国的贸易暂时恢复繁荣。因此，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将是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可憎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在那之前欧洲的整个生产体系还没有发生改变，到那时也必定要发生改变。”众所周知，英国在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时，首先出现的是“羊吃人”现象，也就是说，大量劳动者成为剩余劳动力，成为绝对过剩人口。而当时的地理大发现，使英国的绝对过剩人口大量向美洲和澳大利亚移民，才没有在英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人间惨剧（尽管在被英国压迫的爱尔兰出现过），但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因此而变得十分悲惨。恩格斯正是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果，才担心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恶果。不过，如果他所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许早就不得不成功了。这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制造大量的过剩人口，才能把资本主义那种“生产资料使用工人”的状况，转变回“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的状况，从而就不存在过剩人口了。事实上，近些年来由于欧美国家以军事入侵和挑起战乱的方式大肆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及印度等地的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大规模移民的确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并且引发了当地的社会冲突。恩格斯的担心或者说预言正在那里兑现。
相反地，由于中国“以俄为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极高的积累率迅速发展工业，提供了能够吸收大量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创造了大量的生产条件和就业岗位，恩格斯所担心的事情才没有在中国发生。但是过高的积累率也限制了中国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的增长，急于摆脱贫困的人民群众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力量。
在恩格斯之前，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认为，“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一当生产增加，人口也以同样比例增加，人口固有的那种其繁衍超过可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对此，恩格斯讽刺说：“要是我们愿意首尾一贯，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事实上，马尔萨斯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辩解，而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规模越是巨大，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社会问题就越严重。既要避免这个问题，又要实现现代化，就只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且要大力吸收各方资本，将有限的资金优先用于发展生产，以保障工人对生产资料的需要。
与此同时，巨大规模的人口也需要巨量的生活资料。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首先需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本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已经造成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资本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进一步减少了就业岗位。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从“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来考虑，我们需要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情况下，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严禁超越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长。除非发生抢险救灾等紧急情况，否则，只有在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全面不足时，才能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加班，而在存在失业和待岗人员的情况下，应当遵守工作时长规定，对违反规定的企业进行监管、整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人口规模巨大也有其优势，这使得我们可以做最充分的社会内部分工，发展最完整的产业结构，而不必屈从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当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放弃别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际上，这个理论只适用于人口数量较少的小国，而不适用于人口规模巨大、需要开发更多产业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大国。更何况，除了自然资源优势外，别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在，往往就是本国现代化水平较低的方面，本来就是本国发展现代化需要奋起直追的方面。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比较优势理论，保持历史耐心，坚信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创新来使劣势转化为优势，同时解决因人口规模巨大而面临的就业手段不足的困难。
马克思还指出，“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而作为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要想富，先修路”，也使得中国很多地方的人口密度随着中国交通的发展，比以前增大了很多，而人口数量的增加更加剧了这种情况。这一点在每年长假期间尤为明显，各大旅游景点往往人口密度极高。
总之，人口规模越是巨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越多，实现国泰民安的难度越大，解决这些难题的途径，只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致力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同等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在欧美国家中还没有出现过。印度虽然具有同等人口规模，也在致力于推进现代化，但那里的现代化只是少数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实际人口规模并不大。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实现这样的现代化必将是一次历史性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提到社会主义，主要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的影响，我们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中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后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又过于强调生产力。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着力点不同，但我们同样都是围绕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进行经济发展。
然而，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中的一处内容时指出：“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这表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最终要落脚在生活方式上。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贫穷，不是针对生产力，也不是针对生产关系，而是针对生活方式。很多资源型国家的生产力也是很落后的，虽然靠出卖不可再生资源而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较长的时间里生活富裕，但这种富裕并不就是社会主义，也不是长久性的。事实上，列宁早就指出：“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让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而这正是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会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其根本就在于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中国式现代化才“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两个结合”；我们不仅全力取得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共同富裕，显然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也不是什么平等富裕。它不过表明，“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例如，“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含义是反对两极分化，而不是要杀富济贫。事实上，扩大小房子不需要拆掉近旁的宫殿，哪怕宫殿把边上的土地都占了，小房子还是可以向上扩大成楼房。总之，在社会公平正义得到维护和发扬的情况下，扩大小房子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处处都有公平正义。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自马克思那时以来有了千百倍的提高，美国的现代化领先世界也有上百年了，但那里仍然有高达20%的民众吃不饱。
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首先就要保障好劳动者的工资，切实做到保护合法收入，其次是要完善分配制度。必须严禁企业拖欠工资，因为这严重地影响了职工们美好生活的实现。对于企业通过拖欠工资而获得的利益，无论多少，都应当归入要取缔的非法收入予以没收，并要按拖欠工资的数额处以相等数额的罚款，而且在偿还拖欠工资时，要按同一期限银行最高贷款利率的十倍支付利息。这样的处罚本身可以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工资方面的纠纷在仲裁处理时要建立职工陪裁制度，在法院诉讼要由相应的职工担任陪审员。这些陪裁、陪审的职工要从其他企业相同或类似的工作岗位人员中寻找，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问题的实质。
完善分配制度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是要求财政税收要收足用好，不能随意减免税收。否则就调节不了过高收入，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进行再分配，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直接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必须收足，不能放任企业逃避缴纳或恶意少交社会保障费用。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以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来满足的。而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正在于可以用较少量的劳动生产出较多量的使用价值，从而供更多人消费使用。只要聚焦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人口规模巨大及人口老龄化所需要的巨量消费物资的满足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这样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的分配绝不能是两极分化的，必须能够用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这方面实现历史性超越。
除了物质富足之外，中国式现代化还要求精神富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本人的表述则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在东方，中华文明早就表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表明精神文明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但物质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发展。
马克思曾经指出：“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事实上，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变动，否则就是保守传统不变，就谈不上现代化。而社会生产的不断变动，需要大量劳动的变换和人员的流动，需要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正如现在很多人都持有多个职业技能证书以便于求职），从而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我们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和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要原因。
与社会主义相反，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造成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从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必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相协调的现代化，进而延缓了其发展速度，这也是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以前似乎遥不可及的“超英赶美”的重要原因。
只有在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然，这种可能性需要人们有足够的非劳动时间用于学习和接受再教育，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指出：“缩短工作日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要使工人阶级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智力。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这是使工人阶级智力发达、体力旺盛和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由此可见，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严禁超越法律规定的加班，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要求，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要求。
缩短工作日，不仅可以让普通职工有时间发展自己的精神文明，而且也让民营企业家们有时间发展自己的精神文明。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根据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工厂视察员以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养’的时间。”
“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并不是只要仓廪实就能知礼节，否则中国古代也不会注重教化了。在今天，物质富足也不直接意味着精神富有。物质文明虽然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精神文明的制约因素，但它不是精神文明的直接决定因素，否则也就谈不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问题。虽然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但这并不表明资本家的精神文明已经与他的物质文明相协调了，反而表明资本家缺乏独立的人格，缺乏独立的精神文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一些人在物质丰盈的情况下出现精神空虚，感觉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的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人们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虚幻中脱离出来，而最根本的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是因为，所有制并不是中性的，只有公有制才能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进而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基石。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识的《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联合体的所有制形式只能是公有制，毕竟“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坚持按劳分配在分配制度中的主体地位，而只有按劳分配，才能使人们通过劳动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才不会出现“躺平”那样的颓废的精神状态，才能坚定理想信念。
精神文明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本身也能向物质文明转化。最典型的就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这些文化产品需要相应的物质媒介，尤其是现代化的物质媒介，从而它们的生产也意味着相应的物质媒介的生产。这些文化产品及其物质媒介本身也构成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反，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要保护和发展土地和工人的。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有人认为，“巨大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劳动并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要素。此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不能仅仅用巨大的人口红利来解释，还要看到消耗了巨量的生产资料，同时巨大规模的人口也消耗了巨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都需要消耗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从而，要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必须尽量减少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并使得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所生产出来的物品（如一些塑料制品等）尽量可以回收再加工利用。这两个方面都需要现代化技术的不断提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但是，对废物的再利用，只有在废物达到足够数量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然而，当前我国14亿多人口中，全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就接近2亿户，平均每户不到10个人。单体经济规模偏小，不利于自然资源的再利用或循环利用。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实现生产组织现代化过程中的规模化，发展工人合作工厂等来消除单体经济规模偏小的问题。
有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可再生的，如农作物和林木是可再生的，但是在它们不断再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自然物质（如有机质）并没有通过有机肥得到充分的补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为此，我们必须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利用更加现代化的信息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发展中小城市，在不影响生产集中的情况下，尽量分散人口的聚集，并在农业生产的集中地和农产品消费的集中地之间建立起自然物质的循环通道。
还有一些资源如煤炭和石油，作为能源使用，在燃烧之后是完全无法再利用的，或者只有通过树木生长吸收其释放的二氧化碳才能间接地再利用。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应当通过进一步的现代化技术尽量少用，多用光电、风电等其他能源。但这涉及生产成本的问题：如果新能源的生产成本很高，将会妨碍新能源的利用；如果通过政策强行使用，对生产和生活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为此，一方面，要通过相关技术的进一步现代化来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限制生态技术的知识产权，避免一些人利用生态技术中饱私囊。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利用财政资金组织生态技术攻关，使得由此成功研发的生态技术能够在本国范围内低价推广使用。当然，在国外，我们仍然要争取本国知识产权应有的利益。
有人认为，“虽然部分国家已经通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征收碳税或者完善碳交易体系等手段措施逐渐淘汰了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并实现了大规模减排，但考虑到各国国情的差异，中国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不能盲目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否则可能导致减排成本过高，阻碍经济发展。若将中国和英国作对比，2019年两国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8.2%和10.6%，说明当前中国消费者对于减排成本向下传导的承受能力较弱，现阶段过于激进的减排政策或将给消费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恩格尔系数高，只是说明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大，并不代表减排成本向下传导的承受能力弱，除非食品生产相对于非食品的生产要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以致食品工业要缴纳更多的碳税。从另一个角度看，除非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发达国家不再通过进口来使用和消费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产品，否则这些国家只是把减排压力转移给了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整体减排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如果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的碳税以及它们向其他国家出售的碳排放许可或碳票，提升了这些出口产品的价格，那么这些碳税和碳票费用将转嫁到进口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的身上，从而征收碳税或者完善碳交易体系只是或主要是完成了财富的再分配，尤其是有利于拥有大片森林的欧洲大地主贵族。因此，不能过度依赖碳税和碳交易体系，防止不劳而获的森林地主在碳交易体系下复活。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节能减排还得靠技术的进步，使得节能减排后的成本低于不节能减排的成本，例如钢铁工业利用余热的技术就是如此。
其实，除了碳可以交易外，水也可以交易。一些河流的上游地区被限制发展工业，以保护水质。为此，当上游地区为中下游地区提供一定质量的河水时，中下游地区应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其实可以看作上游地区生产优质水源的所得。这种补偿也可以分级进行，即中游地区补偿上游地区，下游地区补偿中游地区，以保证每一地区的水质都能达到相应的、即便是递减的标准。显然，开展清水交易机制，对治理污水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环境保护的问题，还提出了环境“改良”的问题。当然，如果改良不当，也会对自然造成破坏，但不去改良，则谈不上文明的发展。事实上，沧海变桑田，地壳运动等因素造成大自然本身就在变化中，其中一些变化对人类有利，一些变化对人类不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绝不意味着人要一味地适应自然，而不去对自然加以改造。只不过，人对自然的改造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为前提的。否则，在人与人之间都不和谐、存在严重的生死斗争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顾及自然环境的。对此，马克思早就指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显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只顾自身利益不在乎身后是否洪水滔天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只有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会考虑“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这就揭示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即便暂时实现了和平，那也是为了“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以便使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可耻的竞争战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较小，从而缺乏对外战争的动力，除非是进行自卫反击。”“现代中国在相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产生两极分化的贫困人口，而是致力于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动机，反而更加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营造更加和平的发展环境。”不仅在过去，中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进行和平的交易，而且在今天，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也是为了与其他国家进行和平的交易。
现代化本身与战争、殖民、掠夺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古罗马帝国曾经发动战争、殖民和掠夺，但并没有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本身不需要走殖民和征服的道路，只是率先走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现代化带来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对其他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动战争，进行殖民和掠夺。其结果固然为其本国的进一步现代化提供了一些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掠夺者的国度中寄生者增多，现代化动力减弱，而被掠夺国家的现代化潜力遭到破坏，现代化进程被打断。
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强迫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时曾经指出：“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只是他忘记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显然，如果没有抗击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消灭外国垄断资本在华代理人的解放战争，以及支持周边国家独立自主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等战争的胜利，没有这些胜利带给中国的和平发展机会，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将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越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越是需要有捍卫和平的武装力量和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和行动。不仅要能够维护本国的领土安全，还要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保障自己的对外贸易能够正常进行，保障自己的海外投资不被武装暴力尤其是第三国武装暴力破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指出：“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曾经饱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战争和掠夺带来的深重苦难的中国人，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会把自己曾经承受过的苦难施加给其他国家人民。而且今天的中国人，不仅不会用罗马式的武力征服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而且也不会用迦太基式的垄断商品贸易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而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和平的交易，互惠互利共赢，既使自己发展，也使其他人发展。我们很清楚，如果只是一方发展起来，能够有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可供交易，而另一方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多少可供交易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双方之间的贸易量就会是一个很小的数量，还会出现一方生产过剩、另一方生产不足的不平衡现象，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中国人民在向往美好生活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更加开放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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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8]余斌编著：《公共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注释从略，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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