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错在哪里，带来了哪些灾难性后果？

“我知道，在我死之后，有人会在我的坟墓上放一大堆垃圾，但历史之风终会将他们吹得干干净净！”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引言：一枚旧炸弹的新回响

当地时间7月5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九次报告和选举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直指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简称“秘密报告”），认定其“存在严重错误”，旨在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份在冷战巅峰时期引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核弹”，在近七十年后，其冲击波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再次回荡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内外。

1956年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之际，赫鲁晓夫召集部分参会代表于夜间召开秘密会议，宣讲了一份长达四小时的报告。这份报告以近乎歇斯底里的控诉，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暴君”、“迫害狂”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全盘否定其在苏联近三十年执政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与历史贡献。报告充斥着对所谓“罪行”的骇人听闻的描述，其中许多指控，如关于大规模镇压的具体数字和细节，事后被严肃历史研究证明存在严重夸大甚至捏造。

这份报告如同一枚投向苏联党和国家、乃至社会主义阵营心脏的“意识形态炸弹”，其威力远超赫鲁晓夫的预期。报告内容虽被标榜为“秘密”，其影响却如野火般迅速燎原。

西方情报机构，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通过波兰等渠道很快获取了报告全文，并刻意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散播、添油加醋，不仅在西方世界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更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地震”和“信仰雪崩”。东欧国家社会动荡加剧（如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西方国家共产党（如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党员大规模退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遭遇重创。

然而，这颗“炸弹”最深远、最复杂的回响之一，发生在遥远的东方。中共中央在获悉报告内容后，迅速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献，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这标志着中苏两党在如何评价斯大林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分歧，成为日后中苏大论战乃至最终决裂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如今，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持续胶着、俄罗斯社会面临空前外部压力与内部整合挑战的背景下，俄共重拾这份尘封近七十年的报告，对其进行“历史性的修正”，其意义绝非简单的“翻案”或学术争论。

这枚“旧炸弹”的新回响所指向的，既是历史深处被扭曲的真相，更是当下硝烟弥漫的现实战场。它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究竟错在何处？它给苏联、国际共运以及中苏关系带来了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如何科学评价？而此刻俄共的决议，又承载着怎样的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

答案，就埋藏在这枚“旧炸弹”引爆的历史尘埃与当下硝烟的交织之中。

赫鲁晓夫（资料图）

一、解剖“秘密报告”的病灶——赫鲁晓夫的三大根本性错误

如今俄共决议对“秘密报告”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其剑锋所指，正是当年这份报告自身所携带的、动摇苏联党和国家根基、荼毒国际共运的致命病灶。抛开个人恩怨与权谋色彩，从严谨的、理性的视角审视，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至少犯下了三大根本性错误，使其成为一份十足的“反面教材”。

错误一：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范本——粗暴“全盘否定”，自毁长城

赫鲁晓夫报告最根本、最危险的错误，在于它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滑向了“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泥沼。报告通篇弥漫着对斯大林近乎刻骨的仇恨与贬损，用极具煽动性却极其空洞的指控替代了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报告割裂了历史，否定了主线，对斯大林领导苏联近三十年（约1924-1953年）的功绩采取了系统性抹杀的态度。

对于斯大林领导下的国家工业化——这一将落后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的旷世伟业，报告或轻描淡写，或归功于“集体”。对于苏联卫国战争这一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亲自指挥、统筹、协调的，一场攸关人类文明存续的史诗性战争及其伟大胜利成果，报告非但未给予应有的态度，反而将早期失利的责任粗暴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诸如宣称斯大林仅通过“地球仪”指挥作战）。

报告刻意割裂历史，只讲问题、错误和所谓“罪行”，仿佛苏联那段奠定其世界强国地位、淬炼国家精神的历史本身便是一段漆黑、无价值的“恐怖时代”。其本质，是对苏共前三十年奋斗历史的整体性否定。

支撑报告相关指控的史料也存在明显的逻辑和事实谬误。报告的“核心武器”是揭露所谓“大清洗”的恐怖。然而，其引用的关键数据和方法论在当代严肃史学面前并不能站住脚。

例如，报告中广为流传的、指控斯大林时代被处决人数高达“数百万”乃至“1000万人”（不同版本传播有差异）的惊悚数字，缺乏严谨档案支撑。后世历史学者基于陆续解密的苏联档案（如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行动统计文件）进行了更精确的研究。虽然这些数字本身依然触目惊心，证明肃反扩大化是悲剧性错误，但远非赫鲁晓夫报告所渲染的那个量级（例如，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向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提交的报告指出，1937-1938年被处决人数约为68万人；西方学者如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中的估算也低于百万）。

更关键的是，报告将复杂的政治、社会、国际背景下的体制性问题（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的失控失效、组织体系运行偏差），极度简化并聚焦于斯大林个人的“残忍”与“多疑”，犯了将系统性问题归因于个人品质的历史理解谬误。

赫鲁晓夫本人的行为更具有讽刺性：作为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加盟国党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等重要职务的长期担任者，他在批判斯大林独断专行造成“恐怖”的同时，却对自身在其间的角色讳莫如深。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有代表对赫鲁晓夫发出的质问“那么你当时在做什么？”，无疑是对这种“历史健忘症”的绝妙讽刺。

这份“全盘否定”的批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灾难性的。它从根本上质疑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动摇了广大党员和民众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为日后苏联社会更深层次的思想混乱、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直至最终的意识形态解体，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否定自己奋斗历史的党，如何能赢得人民的信任？

错误二：方法论谬误的集中爆发——捏造构陷，以偏概全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方法论上存在严重缺陷，缺乏严肃历史报告应有的严谨性和客观性。而支撑这份“全盘否定”的，是一套极其粗糙、充斥着私货甚至不实之词的所谓“史料”。

报告中充斥着大量未经核实的流言蜚语、道听途说、匿名指控和早已被证伪的材料。例如，报告声称斯大林授权处决基洛夫（1934年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遇刺）一案中的“16名‘阴谋者’”，但历史档案显示审判文件并无斯大林直接批示痕迹（此案至今仍存诸多疑点）。报告引用了许多反对派（如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片面攻击之词，将其视为可靠的“内部揭露”。

如前文所述，报告直接捏造或严重夸大事实和数据的案例屡见不鲜。报告中指控贝利亚“捏造”了关于“基洛夫遇刺案”的证据和指控埃赫（前政治局委员）的“间谍案”，从而导致了1938年埃赫被处决。然而，根据公开档案，对埃赫的指控主要来源于他自己和他人的供述，而赫鲁晓夫本人当时正是追查埃赫案的负责人之一，并未提出异议（埃赫最终于1956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平反，但此案复杂性远超赫鲁晓夫的简单描述）。由此可见，报告为达到批判效果，经常刻意扭曲时间线、因果链和当事人角色。

报告挑选最极端、最能煽动情绪的事件进行孤立地、断章取义地放大，却不将这些事件置于当时的严峻国内国际环境（如新经济政策结束后的社会紧张、高速工业化伴随的冲突、日益逼近的法西斯战争威胁）中进行理解，忽视了斯大林时期在经济发展、社会改造、科技进步、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只讲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根本不可能呈现历史的真实图景。

错误三：灾难性的政治路线抉择——自我“妖魔化”，瓦解阵营堡垒

最令人扼腕的是，赫鲁晓夫缺乏对这份秘密报告可能引发的国际政治海啸的起码预判。这暴露了其在政治路线上的重大短视和战略性错误，使报告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无法想象的最得力武器。

对苏联党和国家来说，这份报告是一次极其愚蠢的“自扇耳光”。在一个阵营对立、冷战硝烟弥漫的世界格局下，赫鲁晓夫却在代表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核心”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公开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我揭短”和“自我批判”大会，且批判对象是国际共运的象征性人物。这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政治斗争中维护团结、展示实力的基本规则。

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这份报告让国际共运迎来了“信仰雪崩”。报告的冲击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剧烈地震和深刻的信仰危机。东欧国家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报告对“斯大林模式”批判的催化下爆发，1956年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即是最惨痛的注脚。许多东欧民众和党员在迷茫与失望中质疑：我们跟随的领导核心，其历史竟是如此黑暗？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否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合法性遭遇空前打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在报告公布后痛心地指出，这给党带来了“混乱和痛苦”。法共、英共等均出现了党员大规模退党潮，国际共运的统一战线遭受到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内部撕裂性打击。

赫鲁晓夫的报告，其政治短视之处在于，他妄图通过否定斯大林来树立个人威望和新的合法性，却未能理解斯大林的象征意义已深深植根于国际共运的精神支柱之中。掘此根基，动摇的是整个共产主义的信仰长城。

对西方敌对势力来说，这份报告是一个意外收获的“反共圣典”。报告的泄露（主要经波兰渠道落入美国中情局CIA之手）及其后西方媒体的大肆炒作渲染（如1956年6月4日《纽约时报》刊发报告部分内容），使这份报告瞬间被西方利用，化身为攻击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圣典”。“看啊，连他们自己都承认是暴政！”这极大鼓舞了西方的冷战士气，也为西方日复一日妖魔化苏联和共产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炮弹”。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

二、苦涩的遗产——赫鲁晓夫报告引发的“三重恶果”

赫鲁晓夫慷慨激昂抛出的“秘密报告”，绝非疗救苏联积弊的良药，非但未能廓清历史、正确总结教训，反而以其在历史观、方法论和政治判断上的三重错误，埋下了动摇国本、瓦解阵营、荼毒信仰的慢性毒剂，如同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机体上、在国际共运的心脏地带撕开了三道无法愈合的裂口，最终酿成了苦涩难咽的三重恶果，其毒性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持续蔓延、发酵，直至导向最终的悲剧性结局。而这，正是当今俄共决议试图从历史源头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动因。

恶果一：成为苏联内部的信仰崩塌与分裂源头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及苏共前三十年历史的粗暴做法，犹如一记猛锤，重重砸在苏共意识形态大厦的承重柱上。斯大林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象征，承载着一代甚至几代党员与民众的情感寄托与奋斗认同。将其彻底“妖魔化”，无疑等同于宣布苏共长期奉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道路在核心上是“错误”甚至“罪恶”的。这引发了党内普遍的信仰迷失和思想混乱：党员们不禁自问，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其核心人物竟是如此不堪？我们遵循的指导思想是否全然谬误？俄国历史学者罗伊·麦德韦杰夫曾观察到，报告让“整个国家陷入思想混乱……许多人开始怀疑共产主义理想本身”。

同时，这份报告也人为制造了党内深刻的分裂和猜忌（谁在斯大林时代“犯错”？谁手上“沾了血”？），开启了“后斯大林时代”内部持续的权力清洗（以“反斯大林”为名）之门。更重要的是，它撕开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闸门。报告中对历史事件选择性曝光、片面解读甚至捏造的做法，为日后苏联全党和全国上下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整个苏联历史的极端思潮提供了“合法性”的先例和“方法”的模板。戈尔巴乔夫时期登峰造极的“公开化”运动中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彻底诋毁，其精神源头正可追溯至赫鲁晓夫的这份秘密报告。报告造成的内部思想混乱和对自身历史信心的丧失，是苏联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国家凝聚力急剧下降直至最终解体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另外，报告引发的恐惧与不确定性也冲击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整个组织体系和干部队伍。原本依赖“民主集中制”和稳定的指令体系运转的领导模式被动摇，党员干部们开始变得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担心未来某天自己也会成为被全盘否定的对象，体系的效能由此受损。

恶果二：国际共运的“大地震”与中苏分裂的导火索

赫鲁晓夫鲁莽地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复杂问题以最极端的方式公诸于世，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在苏联国境之外迅速扩散，成为撼动整个国际共运根基的“政治地震”。

秘密报告首先在东欧卫星国引发了灾难性连锁反应。当苏共自身都在否定其历史象征和体制合法性时，依赖苏联支持的东欧国家政权的执政基石也迅速动摇。

在波兰，1956年6月的波兹南事件中，工人示威迅速演变为武装冲突；在匈牙利，1956年10月爆发的反政府游行在报告催化下迅速升级为要求退出华约、重塑历史的悲剧性“十月事件”，苏联不得不出兵干涉。这两个历史事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深刻裂痕、“苏东一体化”遭遇重大危机的标志，其核心动因之一正是赫鲁晓夫报告造成的“思想真空”和对现有秩序合法性的颠覆。

1956年10月，布达佩斯市民在“十月事件”中推倒了总高25米、像高8米的斯大林雕像。

对西方世界的共产党而言，秘密报告不啻于晴天霹雳。意共、法共、英共等党组织长期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环境下艰难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党员对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灯塔”的理想化想象和信念支撑。报告内容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后，令无数普通党员、知识分子和同情者陷入幻灭与羞愤的深渊。

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在痛苦中试图寻找某种“去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但也坦诚报告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党员的迷茫。法共、英共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党员退党潮，党员人数锐减，组织力量和政治影响力遭受重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和国际号召力无疑被严重削弱。

赫鲁晓夫报告最深远、最复杂的国际影响，莫过于成为中苏两党分道扬镳的导火索和核心分歧点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获悉报告内容后，基于自身的革命实践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抱有严重忧虑，并进行了原则性批判。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开宗明义：“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

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进一步系统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会导致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强调“必须肯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不掩饰其错误”。

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矛盾迅速上升为路线和原则的根本对立。中共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修正主义、背叛原则，是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态度。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在肯定斯大林主要功绩的前提下批判其错误。而苏共则指责中共“教条”、“僵化”，企图将“斯大林模式”强加于人。

这一原则分歧直接导致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激烈的大论战。中共方面通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1964年），其中多篇文章（如《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系统批驳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阐述中共立场，批判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理论上的公开论战直接导致两党关系的彻底破裂，并深刻影响两国关系，最终演变为地缘政治对立甚至边境武装冲突（如1969年珍宝岛事件、铁列克提事件）。

现如今再回头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无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捍卫了国际共运（在可能限度内）的思想理论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盲从、独立思考的政治定力和理论勇气，为后来独立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石。

恶果三：民族分离主义的“历史养分”与俄乌裂痕的深层病灶

“秘密报告”不仅在宏观层面动摇国本、撕裂阵营，其埋下的隐患还悄然侵蚀着苏联多民族国家，特别是涉及复杂民族历史记忆地区的内部联结。

报告中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批判（如对特定民族在战时的强制迁徙等问题），虽然部分内容反映了历史创伤，但赫鲁晓夫片面的、带有煽动性的描述和“全盘否定”基调，在客观上被当时苏联境内存在的民族主义势力，尤其是在乌克兰西部等地的、历史上曾与苏共政权存在冲突甚至投靠外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如二战时期与纳粹合作的班德拉派）所利用。

赫鲁晓夫报告对整个斯大林时代的全面负面定性，以及它为历史虚无主义开启的大门，为后来乌克兰等地区民族主义者将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代）构建为对乌克兰民族的“殖民压迫”或“种族灭绝”（如夸大“乌克兰大饥荒”为针对性“种族灭绝”的叙事）的历史叙述提供了“合法性”抓手。否定斯大林，成为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合法性、进而否定与俄罗斯历史联系、宣扬独立建国正当性的重要历史论据。

赫鲁晓夫时期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部分平反（如1956年起大量释放政治犯，其中包含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虽有其当时的政策考量，但在历史长河的回望中，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乌克兰独立运动的一种“历史养分”。报告播下的关于历史的扭曲种子，在特定土壤（如乌克兰西部）上生根发芽，为后来苏联解体过程中及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和俄乌之间的历史、文化、身份认同撕裂，埋下了深远的、难以清除的病灶。这成为了今日俄乌冲突背后复杂历史恩怨的源头之一。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和报告，非但未能成为苏联革故鼎新的起点，反而成为其内外交困的转折点。这“三重恶果”相互交织，最终在数十年后共同奏响了苏联的挽歌。而此刻俄共对历史的“修正”，正是试图在历史的废墟中，寻找应对现实挑战的思想武器。要理解其动机，彻底拂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撒下的历史尘埃，直面其引发的深重灾难，我们必须回到那个被赫鲁晓夫扭曲的历史坐标中心——斯大林本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