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思想界围绕文化领导权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列宁对其中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主张：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批判“经济派”推崇工人运动自发性的错误倾向，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以灌输为基本路径;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列宁的批判有力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具有重要的启示。
文化领导权是指在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引导社会成员价值认同与行为方式的领导权。它集中体现了阶级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并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方向。围绕文化领导权的归属问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始终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如何把握列宁关于文化领导权归属的基本立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坚持文化领导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归属依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为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内学界对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了多维度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理论发展脉络、核心内容阐释及相关批判性研究等方面。然而，目前学界对列宁批判错误思潮的系统性阐释仍比较薄弱。要深入回答无产阶级如何在复杂的思想斗争中坚持文化领导权这一问题，必须深入分析列宁对不同错误思潮展开批判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策略，并揭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实现的具体历史机制。基于此，本文以列宁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论述与批判实践为研究基础，从文化领导权属于谁、如何确立文化领导权和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基本原则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在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经济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他如何通过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确立并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进而揭示文化领导权的内在机制，为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理论借鉴。
一、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
十月革命后，俄国文化建设迅速推进，但也暴露出方向不明、组织混乱等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大的群众性文化团体是由“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无产阶级文化派”试图摆脱俄共(布)的领导，导致文化事业陷入混乱，难以有效发挥引导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职能。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普列特涅夫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文化领域实行“完全自治”，试图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建设成为一个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从事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例如，卢那察尔斯基提出“应当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特殊地位，完全自治”。他们宣称，俄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应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此，列宁进行了严厉驳斥，深刻批判了这一倾向，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十足的杜撰”，强调必须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领导，尤其要加强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以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持续推进。
(一)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文化自治论”的错误观点，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文化创作自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实现
“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组织基地，鼓吹“文化自治论”，即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该掌握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主张“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他们宣称自己肩负着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使命，并且不接受外部的干预而“独立地”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们的领导人“宣扬该协会的‘独立性’，并且还将这一组织与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对立起来”。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中写道：“国家不仅不限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而且非常珍视它们无条件的独立性和首创精神。”
这些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自治权的言论，实质上都是否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如果不对这些错误倾向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将削弱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1920年，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就曾明确指出，必须坚决反对“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这表明，党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自治论”的错误观点早有警觉，必须坚决加以批判。
只有通过揭示其本质与危害，才能使全党提高思想警觉，自觉同这些错误思潮划清界限，从而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是离开教育人民委员部独树一帜，而是它的一部分，因为俄国共产党+教育人民委员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总和”。他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是成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决定性条件，要坚决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主张作斗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发展。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确保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并非完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艺术创作领域的自主性，而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脱离党的领导，强调：“改组后的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完全自治是有保证的”。但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协会内部被社会异己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操控，导致资产阶级思想在协会内部扩散，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方向。他们打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号，实则向工人阶级宣传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严重干扰和扭曲了工人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创作方向。那些披着无产阶级文化外衣传播非马克思主义的人，企图把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歪曲为对工人在艺术创作领域自由的束缚。实际上，列宁主张党应充分发挥对文化领域的领导作用，积极为工人创造健康、正常的艺术创作环境，尊重并满足工人参与文化创作、提升文化素养的合理要求。他指出：“党将尽一切可能使这一事业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使工人国家给工人知识分子提供为此所必须的一切。”
(二)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看作与党并行的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的错误倾向，强调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派”在组织上逐渐背离党的文化领导路线，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创作阶级组织，拒绝接受党的监督和领导，甚至企图将其确立为与党并列的组织力量。卢那察尔斯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党“是完全平行的关系：党管政治领域，工会管经济领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管文化领域”。这种组织上的“文化自治化”倾向，不仅对党的权威构成了挑战，而且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此，列宁进行了坚决批判，强调“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首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从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能作为独立于党的“阶级机关”存在，必须从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所制定的宣传文化政策，成为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重要组织。文化领域绝不能出现第二个具有政治代表性的阶级组织，任何试图与党平行行使权力的做法，实质上都是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削弱乃至否定，最终必然危及党的统一领导。
其次，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根本任务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脱离党的路线方针。“无产阶级文化派”错误地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理解为一支超越政治、独立于党之外的文化先锋队，试图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竞争关系。这种想法从根本上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方向。文化建设必须体现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这种阶级利益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代表。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文化工作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抵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成为党满足无产阶级文化需求的机构之一，同国家教育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并肩前进。”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在思想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政治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最后，无产阶级政党要高度重视发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共产党员的作用，依靠他们推动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和改组。1921年11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第78A号决定》提出要“把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的污泥浊水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清除出去”，坚决粉碎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取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企图。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阵地的高度重视和对党员作用的高度信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成为党集中力量加以整顿和领导的重点领域。必须依靠共产党员清除文化协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从思想上巩固党的指导地位，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阵地。充分发挥党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党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保障。
二、批判“经济派”推崇工人运动自发性的错误倾向，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以灌输为基本路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俄国工人运动高涨，但此时的工人运动是一种纯粹自发性的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以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信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经济派”。“经济派”夸大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运动本身产生并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反对给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列宁彻底地批判了“经济派”的错误倾向，明确指出“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给工人群众，以此培育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使工人运动由文化自发走向文化自觉。他还特别强调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不仅需要理论灌输，更需要通过宣传鼓动工作深入群众，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群众中获得广泛认同。因此，列宁在文化领导权问题上对“经济派”的批判，清晰地呈现了通过理论灌输引导工人阶级从文化自发、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认同的完整逻辑，这也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了列宁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一)批判“经济派”对自发阶级意识的夸大，强调以灌输推动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
一方面，针对“经济派”把物质因素视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的错误倾向，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经济派”把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归结为物质因素，忽视了上层建筑尤其是人的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在列宁看来，“经济派”未能正确理解物质因素和思想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这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在工人运动中掌握文化领导权，引导工人运动走向自觉。列宁进一步强调，党“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社会主义意识并不会在经济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必须依靠党的政治教育与引导，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群众中，从而促使其形成社会主义意识。
另一方面，针对“经济派”主张工人运动能够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必须由党自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只有这样，工人运动才能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从而推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由文化自发向文化自觉转变。恩格斯深刻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长期以来，无产阶级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任何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盲目崇拜，都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轻视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让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时间更长，传播的渠道更多，传播的工具也更多。如果党不能及时承担起文化领域的引导责任，没有及时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工人阶级就难以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基于此，列宁强调：“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社会民主党必须“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部灌输是推动工人阶级实现文化自觉的必要路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只有通过党的理论灌输才能真正培养和发展。历史进一步证明了列宁关于理论灌输必要性的论断。在“经济派”主导的自发运动时期，俄国工人运动多次陷入失败或停滞于改良的泥潭。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则坚持通过理论灌输提升工人阶级的思想觉醒，最终成功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主张的“灌输论”并非所谓领袖对政党、政党对阶级的层层取代的“取代论”，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主动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理论宣传的过程。这种灌输并不是压制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而是帮助工人阶级从经济斗争中解放出来，建立起自觉的阶级意识。正是通过这种灌输，俄国工人阶级实现了从文化自发到文化自觉的转变，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批判经济派轻视文化动员功能，强调通过宣传鼓动赢得群众的文化认同，确立文化领导权
“经济派”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忽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低估了文化动员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派”认为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就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否认了党对工人阶级的灌输和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这种观点导致斗争中心偏向物质利益，忽视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素养的提升，削弱了党提升群众文化认同的能力，使工人阶级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进而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针对“经济派”这种轻视文化动员的错误倾向，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只有通过积极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人阶级才能真正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自觉接受和认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列宁进一步指出：“轻视理论，对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躲躲闪闪、摇摆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批判“经济派”忽视宣传鼓动工作的错误倾向，提出社会民主党人“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认为这是确立文化领导权的前提。此外，社会主义者要把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合二为一，做到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研究，宣传，组织”。只有这样，社会民主党人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增进群众的文化认同。
在列宁看来，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是一项具有组织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工作。首先，要构建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以克服“经济派”导致的理论宣传组织涣散和缺乏统一部署的问题。“经济派”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革命家组织，直接削弱了文化动员的统一指挥与组织力量，使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缺乏稳固的组织基础。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建立集中化的组织，“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他进一步强调，若报纸“由统一的组织来出版，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人力，并且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因此，必须依托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体系，组建一支稳定、专业化的宣传队伍，系统推进党的文化动员工作，确保宣传鼓动工作的持久性和实效性，从而夯实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组织保障。其次，要分类推进理论教育，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进行精准有效的文化动员，切实提升理论宣传的科学性，从而克服“经济派”忽视理论教育对象差异性的错误倾向。“经济派”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自发形成的，没有认识到不同社会群体在意识形态认知与接受上的差异性。对此，列宁明确指出，使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做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根据党员干部、工人等不同对象的思想特点和接受能力，分层次、分类别地开展宣传鼓动。鼓动员或宣传员不仅要善于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传达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应结合工人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实例进行阐释，从而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赢得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最后，要构建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体系，切实增强理论传播的系统性，确立党的文化领导权。列宁明确指出，发动群众参与具体行动必须依靠“理论著作、宣传小册子和鼓动演说”三种手段。他进一步区分了宣传员和鼓动员的不同，认为“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这表明，文字传播与语言传播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具有互补性，需要统筹推进，协同配合。基于此，列宁强调宣传鼓动工作“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宣传鼓动工作应统筹运用传单、小册子和文章等文字传播形式，以及演说、开会和讲课等语言传播形式，使多种宣传手段之间形成协同互动，最大限度地提升理论宣传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在新闻舆论方面，列宁强调：“报纸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党在思想上的领导者，应当对理论上的道理、策略原则、一般组织思想和全党在某个时期的共同任务加以阐发”。他倡导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创办由党领导的全俄政治机关报，集中全俄各地革命组织的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思想文化阵线，从而发挥文化动员的功能，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
三、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
19世纪80年代末，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再度兴起。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思想指导，俄国工人运动本身呈现出方向不明、目标模糊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理论基础，并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成为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迫切任务。但以赫尔岑、米海洛夫斯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却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他们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攻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他们还宣称自己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人，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文化遗产。对此，列宁明确指出：“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其实质上是在俄国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对其进行坚决批判。
(一)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用抽象的“人的本性”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标准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误，强调唯物史观在认识和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指导作用
自由主义民粹派坚持以“满足人类天性”为出发点的唯心史观，主张用公平、正义等抽象理念来衡量社会制度、历史演进的价值和方向。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脱离了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忽视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他们攻击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妄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根本没有阐述唯物史观，宣称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是站不住脚的”。列宁批判道，他们“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马克思主义一直教导人们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问题。唯物史观不仅提供了科学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也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历史前进的实践道路。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一方面，从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来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天才的思想”，只有这种科学的理论才能正确把握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因此它必须成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根本指导思想。自由主义民粹派还停留在“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他们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无法区分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也就找不到划分的客观标准。而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正是在于“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基于此，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这意味着，文化领导权问题不是抽象的理论之争，而是阶级力量对社会意识主导权的现实斗争，因此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原则。自由主义民粹派以“人的本性”评判社会发展状况，实质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打开了通道。因此，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则，才能在文化领域确立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防止被公平、正义、人性等抽象概念误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在认识论层面为人们提供了统一的思维模式，也在社会心理层面奠定了共同的认同基础。这种统一的思想体系，有助于整合社会意识、稳定社会结构，使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构建能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基于此，列宁指出，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在列宁看来，唯物史观不仅是解释历史现象的理论工具，更是一种能够统摄全局、指导实践的科学世界观。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因素构成了社会有机体，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特定的历史规律下不断向更高级的形态发展。因此，研究文化问题必须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整体视野，把文化置于社会系统中加以系统考察，科学把握文化与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其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唯物史观能够在意识形态层面统一认知、在制度层面形成支撑，因此它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是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根本前提。总之，列宁之所以坚决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正是为了破除各种形式的主观臆断和抽象理想，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唯物史观作为揭示社会结构与历史规律的科学方法，为确立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思想前提，其是否得到真正贯彻，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成效。
(二)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在文化继承问题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误，强调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由于自由主义民粹派深受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他们提出了片面的文化继承思想，忽视了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具体条件，违背了文化演进的客观规律。对此，列宁进行了严厉批判，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阐明了文化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引。
一方面，揭露自由主义民粹派在文化继承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谬误。他们自称继承了19世纪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遗产”，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所谓“优秀的传统”。列宁指出：“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落后于‘启蒙者’。”他们否定资本主义在推动俄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他们还“相信俄国的独特性”，美化俄国村社制度等传统文化因素，试图以村社为基础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对此，列宁特地用对比的方法，揭示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和60年代的启蒙派在历史观和文化态度上的根本差异。他指出：“启蒙者热诚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民粹派却不相信”，“民粹派分子从自己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同资本主义作战，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民粹派的文化观点实质上是对俄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反动回应，他们违背了唯物史观关于文化发展由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基本原理，从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因此，列宁明确指出，民粹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
另一方面，强调文化继承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批判中继承、在扬弃中发展人类文化遗产，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对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要驳斥自由主义民粹派“对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态度，驳斥他们从小生产者观点出发对经济问题和政论性问题的议论，驳斥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理解”。因此，文化继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文化工作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在文化遗产问题上，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了不同的思想立场和文化态度。启蒙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乐观主义，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并总体呈现出进步性，支持和积极推动社会发展。自由主义民粹派则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他们害怕社会发展，对资本主义持消极态度，否认其历史进步作用，进而否定俄国社会向现代化方向演进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悲观主义倾向导致他们不能完全继承启蒙者的遗产。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实则在遗产和传统中夹杂了浪漫主义、小资产阶级制度等腐朽因素。他们将浪漫主义、小资产阶级制度等历史上已经腐朽的因素强加于文化遗产之中，以维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旧有的社会结构。他们所推崇的观点，与60年代启蒙派仇视农奴制、力图欧化俄国且“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和它正相抵触”。显然，“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在于，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摇摆不定性，决定了其在文化继承上的不彻底性和历史局限性。相比之下，启蒙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还特别指出应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在阶级分析基础上系统阐明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对这个遗产作了补充”。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并指明了其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对启蒙者的遗产进行了科学的补充和发展。
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批驳了自由主义民粹派所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拒绝遗产”的谬论，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文化遗产，不仅是对革命传统的保持，更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确立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批判地继承和扬弃人类文化遗产，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体现。列宁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阶级性和规律性，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四、结语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列宁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总体目标，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构想。然而，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与巩固遭遇了多种错误思潮的挑战和干扰，导致党的文化领导在实践中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不一致的倾向。
列宁在批判错误社会思潮过程中，揭示了坚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所依赖的三重要素：党对文化组织的领导，灌输和宣传鼓动在赢得群众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和唯物史观对文化理论的指导统摄。具体而言，“无产阶级文化派”打出“文化自治”的旗号，试图摆脱党对文化协会的领导，将文化创作视为脱离政治指导的独立活动;“经济派”推崇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灌输和宣传鼓动在文化领导中的重要作用;自由主义民粹派则以“抽象的人性”为依据，忽视社会结构对文化发展的制约，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化解释框架。这些错误倾向的共同结果，是在文化领导权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偏离，使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被削弱、稀释甚至置换，严重威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列宁在与这些错误思潮的斗争中，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灌输、坚持唯物史观，确保文化领域真正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总体战略。若忽视这些机制之间的有机配合，党的文化领导意志便无法在实践中真正贯彻，党的文化领导权也将遭到削弱与变异。因此，要理解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现实意义，不仅要关注列宁对错误思潮的理论批判，更要从党的领导、理论灌输和思想指导三个方面把握其核心要义，深化对其实践路径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根本内涵，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必须通过理论灌输唤醒并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引导广大群众形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列宁明确了文化领导权不仅是政治统治的延伸，更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尽管列宁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了以党直接领导、以灌输推动文化认同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是在实践中仍面临着被不同力量弱化、变通乃至歪曲的风险。要真正解决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在实践中走样的问题，必须深入剖析错误思潮背后的社会思想基础和文化力量分化等深层原因，切实强调党的领导在文化建设组织工作、理论指导和群众动员各个环节的主导地位，确保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在体制机制上真正落地、有效运作。正如新时代我们强调的“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唯有无产阶级政党主动在机制上协调各类文化力量的运作路径，坚定推进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才能确保文化领导权不被稀释或变通，从而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奠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作者：李晓光 高新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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