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使非西方国家处于依附地位，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炮制“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意图所在。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必须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国家较早开启现代化进程，率先占据现代化理论话语权，并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底层逻辑推动下强行将现代化和西方化画上等号。要破除这一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需理解西方现代化道路为何不具有其标榜的“普世性”。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出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作出回应，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同时，为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新方案、新智慧。
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是由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资本的逻辑如同“普照的光”统摄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各个方面，将一切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资本在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把劳动人民贬低为侍奉有闲阶级的奴隶，企图替代劳动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是资本原始积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新兴工业资本家不惜以强制和暴力手段使国内外劳动人民与其“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相分离，“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海外殖民战争等都是典型例证。在工业化进程中，劳动人民沦为标准化生产线的“零件”，无法决定其工作内容、节奏和目的。劳动成果不再体现劳动人民意志，甚至反噬劳动人民自身。
西方现代化通过殖民掠夺方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野蛮屠杀殖民地原住民，贩卖和奴役黑人，大肆掠夺殖民地资源，灭绝殖民地文化，其阴霾至今挥之不去。对此，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在《帝国主义与依附》中指出，长期殖民造成部分非西方国家依附于西方国家，使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困难重重。西方现代化进程在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逻辑推动下，将自然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和掠夺。由资本推动的现代化进程，是将自然对象化进而将之改造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的过程。这一方面使人们摆脱前现代时期对于自然盲目崇拜的状态，另一方面也预示西方现代化道路注定会对自然环境进行掠夺与破坏。例如，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巴西进行殖民活动时，就曾为建立糖厂而大肆砍伐树木，破坏森林资源，使当地生物多样性锐减。
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视为历史的主体与发展的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会照搬照抄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西方现代化老路，而是要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路，本质上是对现代化内涵的深刻重构。这一理论逻辑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摒弃“资本至上”、“物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转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掠夺型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依附型的现代化道路，而是独立自主、平等多样、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强必霸”逻辑，以和平发展为底色，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现代化进程，为世界提供一条合作共赢、包容普惠的新路径。这条道路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彰显大国担当，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推动下，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从而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将生态保护贯穿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在顶层设计层面，中国建立起覆盖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影响评价等的制度体系；在实践层面，通过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修复、沙漠治理等工程，重塑生态系统平衡，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西方现代化割裂传统与现代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绕不开的重要议题。西方现代化理论大多将现代化视为单一的线性过程。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以英美为原型，将现代化划分为“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成熟”、“大众消费”、“提高生活质量”6个阶段。“传统”这一概念在其现代化理论中被视为“原始、落后以及生产力低下”的代名词。工业化、城市化瓦解传统社会结构和乡村共同体，血缘、地缘关系被冰冷的雇佣关系取代。西方现代价值观消弭传统价值体系对社会的精神支撑与道德约束，使社会陷入信仰真空和价值虚无的困境。消费主义推动的文化产业化，使大量机械化、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充斥市场，挤压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进一步加剧传统与现代的割裂。
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输出，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强调“传统”与“现代”具有本质区别，夸大传统给现代化进程带来的阻碍，将西欧国家现代化进程视为唯一的现代化模板。这种现代化理论贬低各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目的，无非是使非西方国家丧失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信，将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对西方现代化的复制或模仿之上，从而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种现代化理论试图割裂非西方国家“传统”与“现代”的密切联系，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忽略了这些国家的现代社会也是从其传统社会中孕育而生的事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在资本流动、技术传播和文化产业扩张的冲击下，面临着被同质化、边缘化的困境，本土文化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回答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二元对立的“传统—现代”观，客观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现代化因素，并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焕发生机。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天下大同”社会理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从“以民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执政理念。但在传统社会中民本思想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是站在统治者角度，将人民群众视为工具而非目的。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继承传统民本思想中重视民生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摒弃其错误阶级立场，致力于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从而实现由“以民为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飞跃。
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概念。“天人合一”中的“天”可以理解为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区别于将人与自然对立进而征服自然的观念。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讲，西方现代化道路就是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不断剥夺自然的过程。西方现代化给世界历史带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变革，但是以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为发展代价，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成了资本的附庸。“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应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尊重和保护自然就是在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被视为生命共同体，这既是“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现代表达，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生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天下大同”思想的世界意义越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为推进全球协同治理提供价值依据，实现对“天下大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全球化时代的现实矛盾，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路径，赋予“天下大同”的道德理想可操作的实践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逻辑上，尊重和支持各国自由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同时坚持合作共赢以实现共同发展，这也意味着，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神话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描述，非希腊地区都是野蛮民族，外族人欠缺勇敢智谋且富于奴性。到了近代，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认为，在国家、民族之间存在一条“进步之链”或文明传播之链，这一链条具体表现为，所有国家的发展都会趋近于法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已经达到的文明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和民族开展的殖民活动则被美化为“文明化的使命”。黑格尔进一步将西方中心主义上升到哲学层面。他将整个东方世界视为“历史的童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低阶段，而将当时的欧洲日耳曼世界视为历史发展的成熟时期和最高阶段。
西方中心主义在现当代的集中体现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该观点将所有国家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只有向西方自由民主制靠拢的唯一选择。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解释路径的重大缺陷在于，将某种抽象的概念、伦理或者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视为“普世”准则，将现代化简单理解为达成该准则的过程，回避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周期性经济危机、贫富两极分化等现实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在回顾西方兴起的历史进程后认为，现代全球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以非西方国家为“外围”的结构。“‘中心’利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剥削‘外围’，从而实现其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而‘外围’的经济发展则因此被‘滞阻’，并处于对‘中心’的依附地位。”换言之，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基础上，“现代化=西方化”有两种解释路径，一种是非西方国家通过全盘西化实现现代化，进而获得像西方国家一样的世界经济体系优势地位；另一种是将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等同于认可和接纳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全球体系的过程。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使非西方国家处于依附地位，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炮制“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意图所在。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必须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深刻影响一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抉择。“现代化=西方化”这一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潮能够兴起并产生影响的关键，是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先发优势掌握更多话语权，将自身现代化的特殊路径炮制为唯一正确的路径，并不断向外输出。因此，要真正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工具制造的思维禁锢，各个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开辟具有本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样的伟大创举。
中国式现代化证明，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一条道路。中国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走出一条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球现代化理论从“单一论”向“多样论”转变，致力于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拒绝西方式现代化所走的殖民扩张道路，尊重和支持各国选择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彰显出强大生命力。它向世界证明，各国完全可以通过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实现和平发展，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正是世界进步的动力源泉。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作者：李艳艳 杨关鸣系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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