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一 陈海娟：零工经济背景下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研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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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一 陈海娟：零工经济背景下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研究
2025-06-22
【摘要】基于恩格斯“工业化生产—劳资关系—劳资矛盾”的理论框架，分析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可见：数字资本垄断技术和生产组织权力，重塑了剥削性生产关系和控制劳动过程，使数字零工陷于低收入的生产贫困，加剧了生产领域劳资矛盾。数字资本主导资本积富、劳动积贫的对抗性分配关系，制造加剧数字零工群体内部竞争分化，使其陷于无保障的生存贫困，加剧了分配领域劳资矛盾。数字资本强化劳动、言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观念，确立其统治劳动的社会权力，使数字零工陷于失权者的精神贫困，加剧了社会生活领域劳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数字劳动权益提供前提和基础：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收益共建共享；践行共同富裕目标愿景，正确处理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权益分配关系。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基于“工业化生产—劳资关系—劳资矛盾”理论框架，描绘了18世纪资本主导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中英国劳资关系恶化与劳资矛盾深化的社会图景，揭示了英国劳资矛盾与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深层次根源应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开启了工业化生产方式下对于资本统治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工业化到数字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资关系演进中，工人阶级必须贫困、劳资矛盾必然激化，因为这不仅是资本建构统治劳动关系所需权力等级结构的必要条件，更是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积累而主动制造的必然结果。
在零工经济背景下，资本以数字形态出场，数字技术不仅延伸了资本的增殖积累空间，也改变数字化生产方式中劳动的贫困内容和致贫范式。在数字资本主导的生产、分配和社会关系中，美国数字零工沦为新的贫困群体，陷于低收入、无保障、失权者困境，进一步激化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劳资矛盾。本文基于恩格斯“工业化生产—劳资关系—劳资矛盾”的理论框架，研究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厘清劳资矛盾问题的现实表现与深层根源，在辨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矛盾新变化中，尝试深化社会主义制度下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认识。
一、理论框架：
“工业化生产—劳资关系—劳资矛盾”
恩格斯通过“工业化生产—劳资关系—劳资矛盾”的理论框架，考察机器作为新技术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化生产的双重因素交织下对劳资矛盾与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和作用，犀利指出资本主导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对抗性分配关系、对立性社会关系，是导致劳资矛盾激化的深层次根源，为研究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和劳资矛盾提供了分析框架。
（一）工业化生产方式下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状况与劳资矛盾表现
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纺纱机等机器技术的发明和改进，引发第一次技术革命。为提高生产效率，资本家将蒸汽机等关键技术广泛运用于矿业、农业、交通等国民经济部门生产，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关系和产业关系重大变革，“英国工业的全部历史所讲述的，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手工业者失去生产资料，沦为工厂工人，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微薄收入，被迫接受工厂主支配与剥削。为降低生产费用，资本家持续“压低”工人工资水平、积极参与最低工资的逐底竞争，导致劳动力价格严格限制在工人必需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工人生活极度贫困。他们住的房屋是拥挤和不通风的，吃的食物是掺假和难消化的，穿的衣服是破旧和不保暖的，这造成工人身体普遍衰弱，死亡率不断飙升。工人接受的教育主要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缺乏理性因素的宗教教育，这导致工人阶级变得愚昧无知、道德堕落，没有远见，蔑视一切社会秩序，沉迷于暂时享乐，精神世界萎靡，陷入悲惨境地。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工人阶级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制度和法律等形式剥夺其必要的生存生活条件、将其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即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整体性“社会谋杀”，结果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社会战争”图景式的强烈反抗。首先，处在被剥削、被支配地位的工人异化为工具，憎恨私有财产、机器和工厂，最初反抗形式是“盗窃”和“捣毁了工厂，砸碎了机器”。其次，工人阶级展开争取工资、十小时工作日等权利的运动与斗争。工人很快就意识到破坏机器不能改变自身处境，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支配，实质是资本家与工人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工人要想改变生产关系中被支配地位、改善恶劣的劳动条件，必须展开争取“自由结社的权利”——成立工联，工联代表工人同资本家进行规定工资的集体谈判与组织罢工反对自由竞争。最后，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反抗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要想彻底改变悲惨命运就要全面推翻资本主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二）工业时代英国劳资矛盾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18世纪英国劳资关系与劳资矛盾问题的本质是资本凭借机器技术所有权，确立了经济所有关系进而统治政治社会生活，即资本主导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对抗性分配关系、对立性社会关系，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分配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劳资矛盾。
第一，资本主导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导致工人阶级生产贫困，加剧了生产领域的劳资矛盾。工人阶级生产贫困，是指在资本主导工业化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永久性处于被资本支配和剥削的依附从属地位。随着机器体系完备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过程内部分工细化，机器劳动战胜了手工劳动，手工业织工阶级不断受到机器排挤，沦为彻底的无产者，“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者没有任何可支配的劳动资料，劳动的主体能力表现为绝对贫穷，工人作为这种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被迫纳入资本主义剥削性生产关系，“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资本主义占有关系和支配关系的统一构成资本主导的剥削性生产关系，结果是激起工人强烈愤怒和反抗，“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这些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可以算出来）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
第二，资本主导的对抗性分配关系导致工人阶级生存贫困，加剧了分配领域劳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持续扩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分配关系与矛盾愈发凸显，一方面是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表现为资本家剥夺工人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资料和制造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竞争分化。为降低工业生产费用，资本家竭力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一切阻碍因素，一切只服从于一个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资本家的财富通过两条铁律快速积聚，“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爱尔兰工人听从英格兰工业的支配，英国工人始终面临爱尔兰大量剩余农业工人的就业竞争威胁，这使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上，即建立在由于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上”。工业工人、煤矿和金属矿工人，农业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为适应资本的剥削需求而不断竞争、流动和分化，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被系统剥夺，工人阶级整体陷入生存危机，“181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
第三，资本主导的对立性的社会关系导致工人阶级的精神贫困，加剧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劳资矛盾。资本权力表现为资本对于劳动的经济权力和支配权力，汇聚成为资本统治劳动的社会权力，进而形成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资本权力越扩张，工人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权力就越同他相对立，工人阶级的精神贫困不断加剧。资本对劳动力的经济和支配权力是通过与技术合谋，不断变革生产工具，促成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现实分离，来赋予雇佣劳动以合理性，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精细化，工人劳动变成不需要投入复杂体力和智力的机械化、片面化劳动，工人成为单向度和均质化的人，屈从于资本压迫和权力，精神遭受摧残，纵欲和酗酒成为唯一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消遣方式。资本通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在议会和法律的辩护与支持下，在国家范围内实现了其社会统治权力的全方位确证，废除谷物法、颁布济贫法成为佐证资本确立其社会统治权力的有力工具，“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数字零工贫困状况
与数字平台劳资矛盾具体表现
数字化生产方式就是数字零工（劳动者）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劳动工具），作用于包含数字要素信息的原材料（劳动对象），生产出物质和非物质的数字成果（劳动产品）的。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中，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数字资本占有数字资源提供新的基础框架，数字平台为数字资本的生产流通提供新的组织模式，数字劳动为数字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提供新的剥削方式。数字零工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碎片化任务为工作内容，实现劳动供需精准匹配的劳动新形态。
2022年，通过全球性零工平台Upwork的调查可见，美国自由职业者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1.35万亿美元的年收入，比2021年增加了500亿美元，有39%的美国劳动力（即6000万美国人）从事自由职业。劳动者多从事互联网平台的写作翻译（27.01%）、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26.36%)、多媒体和创意工作（21.16%）、销售和市场服务（9.99%）、其他专业服务（7.94%）、文书服务与数据录入（7.55%）的零工职位。解构零工劳动的逻辑内核是“不稳定”，美国数字零工在数字资本主导下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中，延续“不稳定”劳动的概念内涵，陷于低收入、无保障、失权者的现实困境，沦为新型贫困者。伴随零工就业模式广泛覆盖，数字零工的权益斗争、劳工联盟组建和集体劳工运动等抗争活动也在勃然兴起。
（一）低收入是数字化生产中数字零工的贫困表现
在不同类型的数字劳动平台，数字零工的收入低于美国联邦最低时薪标准。国际劳工组织介绍了两种主要类型的数字零工平台：①基于在线网络的平台，工作由零工工人在线和远程执行，例如微任务平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MTurk）；②基于指定位置的平台，工作由个人在指定位置完成，例如优步公司（Uber）旗下的出行平台（Uber X）、快递配送平台（Uber Rush/ Uber Eats）。MTurk平台零工平均时薪为4.9美元，如果考虑其有偿工作时间与无偿工作时间，平均时薪则下降到3.4美元。MTurk数字平台的注册工人约为50万人，只有前4%的工人时薪收入能超过美国联邦最低时薪7.25美元之上。Uber X平台司机获得的收入扣除Uber费用和车辆费用仅为每小时11.77美元，这低于美国65%私营部门工人的时薪，也低于20%收入最低职工的时薪；优步最便宜的快递配送平台（Uber Rush）将每单车费下调至每英里1.1美元，司机承担费用（保险、汽油、折旧和维修）为每英里0.56美元，扣除上述费用后司机收入仅为每英里0.54美元，优步还要从司机收入中再提取20%，这意味着司机的劳动报酬已被压至最低。
（二）无保障是数字化生存中数字零工的贫困表现
美国数字零工社会保障福利水平低下，数字零工群体普遍被排除在社会保护之外。在数字零工平台，数字劳动者多处于替代就业岗位，③大多从事低技能、短期、重复的工作，例如图像标注、删除重复数据、人工翻译等。基于正规就业模式下的劳动保障权益，如最低工资保障、健康保险、养老金、退休金在替代就业模式下被稀释与消解。2021年，国际劳工组织对美国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T）、众华（CrowdFlower）、点击者（Clickworker）等微任务众包平台的调查发现，通过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数字平台规避劳动法律和社会责任，致使零工工人的社会保障福利保持较低水平，工人有健康保险占比61%、工伤保险21%、失业保险16%、养老金35%。④
（三）“失权”是数字化博弈中数字零工的贫困表现
数字零工在与数字资本的权力博弈中，逐渐丧失工作的自主权和控制权，其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弱化。在MTurk和UHRS微软数字零工平台，“传统雇佣合同正在被平台的服务条款所取代。这些协议中的义务说明了工人不该对平台指望太多。除了删除工人的账户，服务条款很少详细说明工人如何可以质疑工作条件。按需工人没有晋升机会，没有施展不同才能的专用场所，没有防止歧视性雇佣的法律，没有针对不公平待遇的合法追索权——无论是克扣工资还是检举保护”。数字平台通过掌控动员选民投票、筛选推送信息、政治宣传诱导、精准锁定目标等一系列政治议程设置，影响数字零工群体的政治选择和投票行为，政治话语权由大众化和分散化向集约化和平台化转变。“做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事业的首席执行官”“追随你的兴趣，发现你的世界”，数字平台渲染虚假的“平等自由民主”话语体系，不断消解工人主体意识和反抗意识，使数字零工迷失于自由自主、自我创造的幻象，加剧了数字劳动者的自我剥削和劳动异化。
（四）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具体表现形式
伴随零工就业模式广泛覆盖，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劳资矛盾主要表现为数字零工的权益斗争、组建劳工联盟和集体劳工运动等抗争活动。
数字零工通过法律活动争取合法权益。2023年，英国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发布，美国微软公司以1915.74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于“全球科技品牌价值100强榜单”第四名。①成立30年来，微软公司逐步跻身全球科技行业领军队列，与此同时微软UHRS内部平台持续雇佣数量庞大的临时工人，这些工人主要从事写作代码、编辑文本等工作，永久性处于临时就业岗位（Permatemp），具有工作时间短、随时可被替代的特点。1992—2005年，微软公司8500多位临时雇佣工人发起一场针对微软公司的法律诉讼（维茨卡诺诉微软集团案），要求补偿因错划他们为临时工人而失去福利补贴，并很快演变成高度公开化的对抗行动，8500多位劳工最终从微软公司获得了9700多万美元的安置补贴。
数字零工组建劳工组织，逐步发展劳工运动。随着微软公司内部劳工热情高涨，公司不同岗位的临时工人在美国作家协会和美国通信工人工会协助下，组建了华盛顿工人技术联盟（WashTech），在针对华盛顿州劳动和工业部出台偏袒华盛顿高科技企业，限制高科技企业劳动者超时工作报酬上限的法案斗争中，吸收大量工会会员，发展完备的临时工人工会组织，迫使微软公司削弱对于弹性雇佣制度的依赖，与大量临时工人签订永久雇佣合同，改变原有劳动力控制策略。不止于此，随着美国IBM联盟(Alliance@IBM)、澳大利亚IT劳工联盟（Australian IT Workers Alliance）等劳工团体蓬勃发展，北美高科技行业逐步成为劳工运动的重要阵地。
数字零工有组织斗争，展开集体罢工。2015年12月，约有16万名兼职司机一同起诉优步公司，认为优步将司机工作定义为替代就业岗位——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以此规避了标准雇佣模式下的平台应提供的工资福利。针对司机的法律主张，旧金山地方法院裁定优步公司与提出诉讼的司机之间为标准雇佣关系。2016年4月，在此案正式宣判之前，优步公司以赔偿1亿美元的补偿方案，与司机达成调解协议。2019年5月，估值高达840亿美元的优步即将上市，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纽约、费城、波士顿和洛杉矶等地优步司机举行了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持续展开集体罢工，抗议优步公司不公平工作条件和低薪资及福利待遇。同时，优步公司的招股说明显示有超过6万名司机向公司提出索赔与劳动仲裁要求，优步公司解决这些仲裁案件至少需要10年及6亿美元费用。2022年美国纽约数千名网约车司机因薪酬纠纷举行为期24小时的罢工，此前纽约市出租车委员会提出，鉴于通货膨胀和高油价，应为优步司机加薪，但此举遭到优步公司反对。优步公司表示，实施加薪将会使该公司每月损失2100万至2300万美元。
三、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数字技术作为研究资本和劳动关系问题的变量，延续着自机器工业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使命，即数字技术与生产方式深度结合不仅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生产价值利润，更重要的是数字资本通过技术所有权，以确立数字资本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主导权力，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的延续，“科学本身转化为资本，这才是科技革命的关键性的革新”，这不仅致使数字零工的生产、生存和精神贫困，更导致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在生产、分配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矛盾逐步深化。
（一）数字资本主导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导致数字零工的生产贫困，加剧生产领域的劳资矛盾
在数字化生产中，基于垄断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基础性权力框架，数字资本全面重塑涉及价值生产的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生成数字资本对于数字零工的结构性霸权，使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进一步强化，数字零工陷入被剥削支配的生产贫困状况，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
数字资本家通过垄断技术分工和平台生产组织的权力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数字化时代，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深度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产生了以数字资源为核心劳动对象，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核心劳动资料的数字劳动范式，引发数字生产关系的变革，“把传统的产业生产关系下的资本家——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变成平台——用户的贫困的赢者通吃型的生产关系”，实现数字资本对数字剩余价值的剥夺性占有。众包微工（如顶级竞争编码者、跨境客、自由职业者等）、网约零工（如网约司机、配送工人、家政工等）、数字玩工（如UP主、粉丝互动、游戏玩工等）被纳入平台生产过程，他们根据自身具备的技能从中快速选择并高效完成任务，获取相应报酬，成为快速回应平台任务的低廉且贫困的劳动力资源。众包微工的生产性贡献是主要从事数据标注与人工优化算法决策过程，参与数字机器的生产制造与维护升级以提升劳动生产率，缩短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生产更多相对剩余价值。网约零工提供即时服务和按需劳动，深陷与时间赛跑的“数字旋涡”，自发延长必要劳动时间，自备生产资料为数字平台节约不变资本开支，创造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数字玩工狂热地追逐流量与关注度，通过搭建趣缘社区、弹幕互动和粉丝冲榜等等活动无形中为数字资本生产优质内容和创意服务，带来巨大的社群经济利益。
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在机器深度学习和算法匹配的合力作用下，控制数字劳动过程，导致数字零工对数字资本的实际隶属不断深化，生产贫困状况加剧。在搜索任务、预览任务、接受任务、递交任务的标准化流程之下，众包微工的每一步都在智能算法技术的严格监管之中，智能追踪算法不断采集数字劳动者执行任务过程的详细信息，严格把控交付时间及设定薪酬动态定价法则，不断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榨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网约零工在最严算法的控制下，屈从于数字平台规则，进行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被数字资本以高额佣金的形式所获取，例如微任务众包平台MTurk连接工人和雇主，MTurk平台向雇主抽取20%作为平台运营费用，如果需要10个以上的工人，亚马逊还会对这些任务再收取20%的额外费用。在数字玩工的线上劳动过程中，数字资本利用智能算法技术搜集用户的数据信息并进行量化分析，准确预测个人偏好和动态，再利用精准推荐算法为用户打造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空间，辅之以一系列诱导性指令引导其完成消费过程，吸引数字玩工为数字平台提供不竭的数据资源，实现数字资本增值，数字玩工被捆绑在数字资本打造的数字空间，被塑造成一种无时无刻不在为数字资本提供无酬劳动的机器。
（二）数字资本主导的对抗性分配关系导致数字零工的生存贫困，加剧了分配领域的劳资矛盾
2008年以后，美国净就业增长率都来自外包平台与精益生产模式，数字资本通过精益生产模式从资产负债表上剥离生产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风险，将其转移给数字零工，例如生产成本（优步的汽车购买）、维护成本（爱彼迎的房屋维护）、福利保险与培训成本（亚马逊微任务众包平台）。不止于此，数字资本将弹性雇佣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置换为众包生产模式下的责任自治模式，规避应有的社会保障责任，损害工人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是数字资本家财富迅猛增长，另一方面是缺乏社会保护的零工就业模式广泛覆盖与工人工资增长停滞：美国劳动力总人数中零工工人所占比例从2018年的34%增长至2020年的43%；“考虑到通货膨胀，美国2017年工人实际工资只比1973年增长了10%，在过去40年里，工资的年增长率仅为0.2%，而这个数字之所以没有下降，唯一原因是最富有的工薪阶层的工资飙升，比如CEO和华尔街的金融家” 。资本积富、劳动积贫，数字平台生成的巨额利润流向数字资本家，数字零工一无所获，财富分配领域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对立矛盾进一步加深。
数字资本扩充劳动后备军来压低数字零工的工资水平，制造加剧数字零工内部的竞争分化，迫使数字零工陷入就业不稳定困境。众包微工和网约零工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流动产业后备军”，接受临时、短期的工作任务，缺乏基本劳动权益保障，时刻处于失业威胁之中；数字玩工也成为数字时代的“潜在产业后备军”，加剧了对现役劳动军的替代趋势。在资本主导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中，生产大数据的数字玩工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他们进行无酬劳动，不知道自己处于数字劳动过程中，他们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持续为数字资本输出价值。数字资本在全球化扩张过程中，组织调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零工队伍，巩固了“中心—外围”的生产格局，相应地，数字零工内部也出现分化，拥有核心知识技能的数字技术工人聚集在资本密集的中心地区，而低技能的传统技术工人和数字零工则分布在劳动密集的外围地区。处于外围地区的数字零工高度依赖中心地区的信息技术，他们更像是数字时代的“爱尔兰移民”，被迫卷入发达国家数字资本的全球价值剥削体系，忍受极低的薪酬、无保障的工作、恶劣的劳动条件，为数字资本的庞大财富积累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
（三）数字资本主导的对立性社会关系导致数字零工的精神贫困，加剧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劳资矛盾
为确立统治数字劳动的社会权力，数字资本通过强化劳动自由、言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制造了数字零工的劳动同意，消解数字零工的主体和反抗意识，促使数字劳动力再生产工具化，不仅加剧了数字零工的精神贫困，更激化了数字资本与数字零工之间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
数字资本渲染的劳动自由观念，制造了数字零工对于劳动控制策略的主动同意。首先，数字零工在数字平台上自主接单，自由选择劳动时间和劳动地点，多劳多得，营造出一种为自己而非为他人工作的自由氛围，但在实际的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零工被纳入算法技术的精准管理与全景监控，如囚徒般时刻进行自我规范约束，自觉接受数字资本的权力规训；数字零工接受认可数字平台的任务分配、薪资标准核定，在数字平台建立的数字声誉和数字等级机制中你追我赶，认同并迎合数字平台“赶超游戏”的奖惩规则。“劳动自由”渲染下的数字劳动过程不仅生产剩余价值，更生产出数字零工对于资本控制劳动的主动同意，加剧了数字零工的精神贫困。数字资本引导的言论自由观念，消解了数字零工的主体意识和反抗意识。社交数字平台打造的隐私保护和自由表达的线上空间，使得数字零工将社会交往和情感互动链接到数字平台之上，主动加入与政治议程有关的民主讨论，貌似实现了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实际上，数字资本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掠夺式收集提取数字零工的个人信息和社交轨迹，通过信息茧房、议程设置、极化宣传等环节，操控社会舆论和政治决策，资本控制下的数字平台成为美国政客进行政治动员和拉选票的必要途径和最优工具。资本与技术联袂打造的言论自由话语逻辑看似平等、共享、民主，实际上却遮蔽了资本霸权、技术操控、劳动剥削的阶级尖锐对立现实。身陷数字鸿沟的数字零工，被排斥于主流的政治社会生活之外，主体意识和抗争意识不断被稀释消解，沦为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失权者。
资本主导的财富生产、分配关系决定了“统治—被统治”的“资本—劳动”对立社会矛盾，而数字资本社会权力急剧扩张与数字劳动权益持续弱化加剧催生了当代西方社会生活领域此起彼伏、尖锐对立的劳资矛盾。这意味着基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劳资之间达成聚合统一的理解共识不啻天方夜谭。此外，新一轮技术革命对美国社会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产生颠覆性影响，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壁垒强化经济分配不平等关系，加速技术财富权力集中，数字鸿沟、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附着在产业结构变化之上的中产阶级规模逐步塌陷，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在相当长时期处在中产阶级持续萎缩，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断积聚的动态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向沙漏型的“资本—劳动”两极分化对立的社会形态转变，引发尖锐的劳资矛盾，罢工运动遍布美国影视、汽车制造、医疗和教育等行业。新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等社会抗议运动更映射出资本和劳动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在社会结构上的阶级隔离已扩散传导至社会生活领域，西方社会越来越陷入劳动与资本两极对立的社会矛盾。
四、社会主义制度下零工劳动者
权益保障的基本思路
2012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位居世界第二位，发挥着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实现数字经济行稳致远，不能忽视与回避零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应对零工平台劳动关系问题提供了基础前提，我们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收益共建共享；践行共同富裕目标愿景，正确处理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利益分配关系。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健康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反映了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不仅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且对建设数字收益分配制度和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起决定性作用。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加速创新以及数字化生态不断演进，正在迅猛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数字经济助力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充分涌现，不断推动数据要素加速流动和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等方面注入强大活力。零工劳动者不仅是数字经济建设者，而且是数字生产资料所有者，我们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变革数字生产关系，建立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推动数据要素的共享生产，明确数据生产者对数据的所有权属问题，明晰零工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原始贡献地位，实现数字劳动与数字生产资料的有效结合，推动数字化大生产，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二）坚持人民至上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数字收益共建共享
我们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价值共创与利益共享，最大化保障零工劳动者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首先，要坚持数据要素按照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发挥区块链技术在底层技术支撑层面构建数字劳动者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平台，让零工劳动者平等地参与财富创造过程，公平地分享利益成果。其次，应加强技能培训，提升低技能数字零工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激活高技能数字工人自主性与创造力。最后，发挥新业态工会组织“监督企业履行用工责任，维护好劳动者权益。积极与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企业代表组织开展协商，签订行业集体合同或协议，推动制定行业劳动标准”的工作实效，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加大对劳动者最低工资、过度劳动、劳动安全等权益保障问题的政府监管力度，扩大数字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保障零工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提升其数字获得感，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全民共建共享。
（三）践行共同富裕目标愿景，正确处理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权益分配关系
我们应不断激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数字资本的规范引导作用，释放数字技术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加强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建构，坚定不移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一般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属性表现为“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数字时代，资本在生产关系中具有主导权力，其生产组织权力如果与数字技术深度耦合，必然会生成数字资本社会权力的无序扩张。因此，要治理数字资本的权力滥觞问题，就要激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数字资本的规范引导作用，既要发挥好数字资本作为配置各类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作用，也要释放数字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潜力，更要在共同富裕目标愿景下正确处理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利益分配关系。破除数字资本权力建构的意识形态幻象，从数字技术遮蔽下的劳动自由、言论自由、消费自由幻象中抽离出来，发挥数字零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革新其在数字化生产中的劳动和消费观念，明晰数字劳动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自觉扬弃数字资本所助长的劳动空耗和虚假消费，实现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建构，激发其主体活力，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19世纪工业资本相比较，21世纪数字资本运作逻辑更为复杂多变。数字资本与工业资本在生产方式方面虽有截然不同的社会表现，但二者造成的社会后果却有惊人的相似，即资本主导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对抗性分配关系和对立性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社会生活领域劳资矛盾加剧的深层次根源。恩格斯开启了将劳资关系、劳资矛盾问题研究的微观叙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这对于剖析西方数字平台劳资矛盾问题具有强大的历史解释力和穿透力。
本文基于恩格斯“工业化生产—劳资关系—工人阶级状况”理论框架，分析了零工经济背景下的数字平台劳资关系、劳资矛盾问题，并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基本思路。这有益于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辨析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强有力认识工具，在具体和应用研究中具有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也有利于激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追踪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进程中，对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作用。
（作者：徐景一，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海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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