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西方金融的“狼性文化”正驱使资本主义不断疯狂

 

 

“狼性文化”：金融本质之文化透视

——金融发展与安全思想系列研究

江 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不仅可以确立金融活动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也是调节金融关系的重要准则，不同国家的金融会体现出不同的金融文化特性。西方现代金融有着在高利贷贪得无厌、赌博投机欺诈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出的“动物精神”。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无情碾压后，西方现代金融抛弃了救赎或重生，不断走向疯狂，自由主义所盛赞的“金融之美”在人文主义看来就是“罪恶之花”。

西方金融与“狼性文化”

当资本脱离实体、金融自我增殖、人性屈从算法、监管让位贪婪时，系统性危机便不可避免。今天，一般称之为“金融异化”，意思是说，金融原本是正常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而获取利润的，只是后来出现了变异，变得贪得无厌而成妖成魔。如今监管乏力，金融昔日的贪婪性、欺诈性、野蛮性又表现了出来，“狼性”是“金融返祖”，而不是“金融异化”。

（一）西方金融史揭示狼性金融文化

历史地看，西方金融历来就是一类重要的可以影响乃至控制舆论的社会力量。现代金融是传统金融的继承与发展，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高频电子交易）与金融工具（如金融杠杆、衍生工具等）的运用，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培育出了狼性金融文化，简称“狼性文化”。

高利贷的贪得无厌。在英国，以高利贷为代表的金权通过战争融资、给皇室贵族借贷、股份分红赢利等方式，渗透、影响并最终控制了王权。1854年英国废除《高利贷法案》，使超额利息剥削合法化，于是金融家挣脱了权力枷锁，使得一切都可以包装成金融商品。未来的“希望”被当作股票收益等肆意贴现，未来的“恐惧”被制成保险产品等肆意买卖。贪婪，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黄金时代”，银行的利润率甚至达到40%。

赌博的投机欺诈。2007年的次贷危机实质就是一类证券化骗局，即用新投资者的资金支付旧债收益，导致新的债券资产泡沫产生。当新增贷款停滞后，链条断裂，次级债券崩盘，由此引发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带来大冲击，导致大衰退。因为贪婪得不到有效抑制，金融动荡不时出现，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近年来就有黑石房地产基金、加州硅谷银行等多家机构爆雷。实际上，金融化使得整个经济领域都有可能成为雷区，随时可能爆发危机。

马克思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金融寡头控制的国家—掌握最先进金融工具与最强大金融机构的国家—就可以“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也就是在社会学家极力鼓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信仰即是正义”悄然沦落为“利润即是正义”。如今，利润的获得可以不择手段，金融投机就是最便捷的手段。西方金融是私人金融、寡头金融、垄断金融，实质是匪帮金融。

（二）“狼性文化”在金融领域不断强化

从《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割肉条款”到华尔街“秃鹫基金”，对超额回报的病态追求一脉相承。如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数学模型（1973年）将衍生品包装为“风险管理工具”，由此在全球创造了650万亿美元衍生品赌场（2023年BIS数据）。

“狼性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以极端竞争、逐利至上、风险偏好为核心的行为模式与文化价值观。“狼性文化”的本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适者生存原则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具象化，强调通过掠夺性策略、团队协作机制和生存本能，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在金融领域，“狼性文化”集中体现在对短期暴利的追逐、风险偏好的极端化以及道德约束的弱化。狼性金融文化概括起来有四大特性。

一是扩张进攻性。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像狼群一样划分领地，用武装商船抢占香料、茶叶贸易路线。这种进攻性扩张带来了巨额财富，如荷兰东印度公司200年分红超原始股本18倍。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组织军队实施殖民掠夺，股东年化收益达到200%。从1765年到1900年，有64.82万亿美元的资金从印度流到了英国，其中一半以上进入了英国最富有的10%人口的口袋。

二是狩猎群体性。早在19世纪，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就很善于组织实施“狼群战术”，构建跨国金融网络。1815年滑铁卢战役，内森·罗斯柴尔德比英国政府提前24小时获知战果，于是通过抛售英国公债制造恐慌，再低价抄底完成“群体围猎”。如今，华尔街活跃着一支“金融狩猎队”，包括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制造了大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国际金融危机，小到华尔街的“收购之王”KKR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美国最大的食品和烟草生产商）等“猎杀”案，每每都有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斩获。

三是风险嗜血性。金融家非常善于利用人性冲动、易变、盲从、极端等特点，在短期内制造行情，并不断推向投机高潮，纵横捭阖于多头与空头之间，实施金融收割。如高盛一贯奉行“剃刀文化”，要求员工像狼群撕咬猎物一般争夺交易机会，一边向客户推销次贷产品，一边对该产品或持有机构私下做空，上演“狼群分食同类”的戏码。

资本主义精神与非理性行为

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既有理性也有非理性，非理性并非外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没有沿着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所指示的“天路”发展，资本主义精神不断衰落或式微。金融这头怪兽，不接受任何权力监管，只服从它自身的逻辑规律，在积累扩张中不断走向疯狂。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单纯由技术进步或物质利益所驱动，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伦理体系—新教伦理。新教徒将劳动视为“上帝赋予的天职”，通过勤奋劳动、克制欲望、扩大生产等理性积累财富来“荣耀上帝”，证明或实现自身救赎，从而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增加资本本身为目的，累积个人资本的职业责任。“它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而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资本主义精神具有资产阶级文化的色彩，描述个人只要能够在经济制度下以合法渠道赚钱，就是擅长于某种天职的表现。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源是一种“理性精神”，如存钱投资、办厂生产的长期规划，不挥霍、追求复利增值的节制欲望，按市场规则办事等。这种精神像“工匠”一样踏实、自律，追求长期回报。资本主义理性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有效的做事手段为工具理性，崇高的做事的目的即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键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高效化的手段。因为，价值理性“混沌”的权衡比工具理性“线性”的计算要困难得多，所以，人们会倾向将遇到的问题简化为工具理性问题。如此，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不断扩张，压倒甚至淹没了价值理性，演变为机械化的效率崇拜，正义被忽视甚至被践踏。

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强调基于规则的理性（如法律、合同），但是规则本身无法消灭人性弱点。“契约精神”依赖制度设计的完善性，而非个体的道德自觉。但是，“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金融资本（寡头）作为深层力量控制国家政权，法律、政策、制度上的漏洞无处不在。例如，次贷危机中，金融机构形式上遵守了合同（如按条款发放次级贷款），却通过制度漏洞（如将高风险贷款证券化并转移给他人），实现了“合法作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每一次危机（尤其像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暴露出“契约精神”的局限性，但随后社会通过制度修复（如中央银行制度、存款保险）和技术升级（如风险模型、信息披露）似乎重新“巩固”了理性框架。

韦伯将非理性（如暴力掠夺、投机赌博等）视为资本主义的“外部因素”。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承认投机、暴力掠夺等非理性行为的存在，但是强调这些是前资本主义或非现代性的特征。1929～1933年的大萧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与“有效市场假说”遭遇严重挫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我们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凯恩斯认为，人类的积极行动、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即对前景的数学期望值，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自发的乐观情绪，也就是非理性的心理驱动。与韦伯的“理性化”叙事不同，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表明，非理性并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即“外部因素”，也不是“边缘扰动”，而是资本主义的内核，是资本主义内生的不稳定因素，至于韦伯的“理性精神”“契约精神”只是资本主义的外壳。因为“动物精神”的作用，资本主义并非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而是被情绪、惯性和集体幻觉支配的场域。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脆弱性源于其内在心理机制，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动物精神”为理解现代金融乱象提供了重要视角，但是在凯恩斯那里“动物精神”是认知偏误（如过度乐观），而不是贪婪、欺诈等道德风险或令制度失范的道德缺失。现代金融乱象是“动物精神”与制度缺陷、技术异化、文化嬗变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分析，在“自然状态”下，因为缺乏公共权威，又因为人性是恶的，人是自私自利的，每个人都把“为了保全和保卫自我”当作信条。据此，霍布斯提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与“人对人是狼”的重要命题。

金融市场中的“狼性文化”最通俗的理解是对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崇拜。“这么看来，人类是不停地算计如何伤害自己的亲人，从中获得最大效用的动物。”如此，不仅有生物学、经济学而且更有哲学，为现代金融组织行为模式（强调攻击性、风险偏好和群体行动）提供似乎坚不可摧的理论基础。从理性到非理性冲动，隐喻韦伯到凯恩斯的理论演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从“生产时代”向“金融时代”转型的缩影。若将资本主义比作一台机器，韦伯解释了它的设计图纸（理性化的伦理基础），而凯恩斯揭示了它的故障模式（非理性的内在震荡）。这个看似金融发展的异化（无规则的掠夺），实质则是金融资本的“返祖”，即历史本性的再现。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动物精神”“狼性文化”其实源自于内在古老的基因传承，早在前资本主义就已然存在，只是为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积极性所掩饰，韦伯正是那个积极的掩饰者，在资本主义百病缠身而出现大萧条之际，凯恩斯则是无奈的揭示者。

作为“理性精神”这一“应有之美”的对立面，“动物精神”一直被视为金融市场乃至经济领域的“必要之恶”，与“理性精神”构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双螺旋，表达了现代金融体系中理性设计与非理性本能的复杂纠缠。“理性精神”与“动物精神”彼此冲突，导致周期性的危机与重构，共同指向资本主义的自我颠覆性。当代一而再发生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印证了在金融衍生品的“理性设计”背后，是投机者的贪得无厌与盲目自信—这正是非理性之“动物精神”的现代版本。非理性行为“必要之恶”被认为是保持市场活力而应当付出的代价，华尔街的激励机制将短期利润与薪酬绑定，使得“动物精神”被制度化，使得“动物精神”从个体心理升格为组织战略。

“狼性文化”驱使资本主义不断疯狂

2008年的金融危机“蒸发”了全球30万亿美元财富，相当于抹去日本三年的GDP，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损的7倍，表明金融战的经济烈度远超军事战。当代金融的复杂化非但没有削弱“动物精神”的解释力，相反，为“动物精神”提供了更为极端的实验场域，史诗般地书写着“狼性文化”，从而把现代金融业推向压倒一切产业、金融家傲视群雄乃至所有人的境地。

“狼性文化”是对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碾压与否定。“狼性文化”剥离了韦伯理论中的伦理约束，将工具理性推向极致，演变为“为竞争而竞争”的异化形态。高盛的“长期贪婪”口号，实质是对永续扩张的世俗化崇拜。摩根大通CEO戴蒙2022年薪酬高达3450万美元；2023年，纽约证券行业的平均薪资（含奖金）为47.1万美元，是全美私营企业平均薪资（9.87万美元）的4.8倍。“狼性文化”亦将国际竞争异化为“金融战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分析认定，尽管其存在种种不足且可能显得贪得无厌，但是金融业同时也有潜力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更和谐、更繁荣和更平等的社会，并由此得出“金融之美”的结论。

当今世界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全球化主要特征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寡头构成所谓的“深层政府”，“狼性文化”从上到下、由表及里感染着世界。经济学家杨小凯说，“我渐渐发现世界更多时候是非理性的”，此话意味深长。马克思认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简而言之，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动物精神”契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需要，契合金融市场的需要。金融市场早就被视为一个优胜劣汰的热带雨林，达尔文将生物选择宣布为进化的基本原则，经济学家则将市场选择宣布为进化的基本原则，并认定这是金融科学的基础。

在金融资本主义确立之前，金融资本被抑制被管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也曾将金融定位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但是，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转变为“自我增殖的怪兽”，实际是“价格制造的怪兽”，更有可能成为掠夺他人他国财富资源的工具。金融异化，从文化视角来看，是美的内涵与审美标准的改变。美是有价值的，劳动创造价值，所以“劳动创造了美”。但是，金融创新发展，使得金融不再服务实体经济以创造价值，而是从制造价格中获取利润，自我增殖。例如，期货贴现未来价值，获得持续不断的高额收益。如此，劳动及其劳动过程甚至还有劳动对象，不仅被异化而且被抽象、被排斥、被粉碎。生产环节的“倒霉事”不用干了，资本家的“狂想病”竟然实现了，以钱生钱，对金钱的贪婪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智慧工具。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压着同样的韵脚。经济学家、金融家总是用“这次不一样”来助推甚或制造金融狂欢、经济泡沫。不时的金融动荡、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既是对韦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背离，也是对凯恩斯“动物精神”与“狼性金融文化”的印证。金融领域的“狼性文化”既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极端发展，也是其价值内核的彻底异化。“狼性文化”可以短期内扭曲市场、制造价格，但是长期无法替代价值创造，金融投机可以给个人带来一时的收益，但最终往往是集体财富的毁灭。当资本主义精神仅剩逐利逻辑，就为“动物精神”的爆发和“狼性文化”的肆虐埋下伏笔。当高利贷的利率计算被编码进算法与衍生品合约后，现代金融体系便完成了对西方暴力历史的“美好粉饰”或“优雅篡改”。

（注释略）

（作者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5年第4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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