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须辩证处理“对外开放”与“自主自立”的关系

长期以来，舆论场上一直有人在极力鼓噪“对外开放”万能的神话，他们把中国人民走向富裕实现小康的原因归功“对外开放”，把几十年来的发展进步归功“对外开放”，把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绩统统都归功于“对外开放”……在这些人的描述下，中国过去40年的繁荣昌盛，完全都是靠加入WTO、融入全球市场换来的，俨然乎“一开就灵，一开万能”一般，在这些人的舆论逻辑之下，没有“对外开放”，今天中国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建立在万能和神化“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一些人就此猛烈攻击中国自主自立的主张和路线，无耻地抹黑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恶毒攻讦爱国主义，极力鼓吹要对美西方搞绥靖投降，认定只有对美西方全面开放和无条件开放，才有中国的前途与未来。

但是，我们说，这种神话完全就是人为虚构的产物，事实上根本不能成立。

首先，历史的前后对比很能说明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前，旧中国曾经十分“开放”。正如人们所普遍知道的那样，自1840年以后，中国的国门被一步步打开，发展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可谓已经门开户破、全面“开放”了。当此之时，西方势力全方位深入中国，全面占领中国，在中国的国土上，不但有大量的外国公司企业，而且还有大量的租界地、占领军，一度还深入到京津腹地要冲；政府机构中西方顾问掌权当政，内河航道上外国军舰自由游弋；洋人不但在中国传教布道设教堂，而且还办医院、办大学，在中国享有充分的权力和自由……要说“对外开放”的幅度、力度和水平，今天的中国完全不能同那时相比拟，那时旧中国十分“开放”，几乎是彻底“开放”了。

但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是中国社会沉沦堕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个时候，除了少数买办与官僚资本家得以锦衣玉食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对于这段历史，除了极个别败类分子兴高采烈予以肯定、并叫嚣什么中国当殖民地时间太短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坚决予以否定，这其中就包括彻底否定这个时期的“对外开放”。

上述历史事实有力证明，“对外开放”非但不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相反在有的时候却是将中国送进火坑、推向地狱的罪恶之手。

其次，横向对比的现实案例十分清楚

当今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远不只是中国一家，可以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对外开放”，其中有些著名大国甚至是全面、彻底的开放，譬如巴西、阿根廷、秘鲁等；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冷战结束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面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譬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非洲大部分国家也都在“对外开放”。因此，如果以“对外开放”当标尺来衡量，在时间、深度、广度与水平等几个方面中国都属一般水准，都难以同上述各国相提并论。

但结果怎么样呢？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南美国家类型的“对外开放”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地步，巴西、阿根廷等已经几十年停滞，始终挣扎在危机的泥坑中；改旗易帜转向自由市场的国家多数都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实际境遇和人民生活比当年的社会主义好不到哪里去；至于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现代化进程更是举步维艰，距离先进发达水平差距越拉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说明，当代世界的现实情况是，并非只要“对外开放”就能获得发展进步。非但如此，对多数国家而言，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对外开放，而是如何在内部进行深刻的社会革命，摆脱现代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最后，理论逻辑上也难以自洽闭环

实现国家民族的发展，最根本的要素是内驱动力，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以为靠外部援助或者先进国家拉一把就能得到救赎，就能发展强盛起来，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行列、并驾齐驱，完全是幻臆的空想。

因此，把“对外开放”说成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种说法违反外因内因关系的基本原理，在理论上难以自洽；把“对外开放”这样一种主要具有经济意义的策略手段演绎成社会进步的秘诀，在思想上也难以闭环。搞这种神化论的人无非指望据此否定社会革命的意义，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作用，殊不知他们也在事实上否定了美西方国家当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同“对外开放”之与否完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进一步推而广之，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与否和发展快慢，同样也同是否“对外开放”不搭什么干系。

建立上述几个认识的基础上，系统和全面地认识“对外开放”就显得特别重要，从中我们能够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对外开放”必须具有相应的前提条件

只有在特定前提和相应的背景下，“对外开放”才能为我所用，这个前提就是国家独立自主，相应的背景就是要自身的政治基础扎实、经济背景强大，否则，所谓的“对外开放”就要变成失血流血，非但不能获得发展壮大，相反还将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待宰的羔羊。过去的旧中国是这样，现如今的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也是这样。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并不是这个东西本身万能神奇，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要辩证看待“对外开放”的作用和影响

不难发现，那些鼓噪“对外开放”万能的人从来不说“对外开放”一句负面的东西，在他们的逻辑思想体系内，当代中国种种弊端与黑暗面一概都同“对外开放”毫无瓜葛，他们先是把美西方的东西一概现代化、崇高化，在此基础上把“对外开放”绝对化、神圣化，俨然就是“尽美矣，又尽善也”，成了完美无缺的天地完体。

但现实证明，实际情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真实的情况是，“对外开放”根本就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而言，它既有积极建设性的一面，也有消极破坏性的另一面，如何择取其中的有利成分而剔除其中腐朽垃圾，始终都对中国构成十分重大的政治和历史考验，实际处理起来相当复杂艰难。因此，在理论认知和思想评价上，针对“对外开放”必须秉持辩证批判的态度，无节制地予以歌德颂扬，这等把戏在政治上就是下三滥的行径。

第三，将“对外开放”万能神化居心不良

时至今日，“对外开放”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都已经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也都在中国社会演绎发酵，中国人民在这一课题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辩证处理“对外开放”与“自主自立”的关系，如何辩证地处理面向全世界开放和面向美西方开放的关系。但一些中国人仍然笼统地鼓吹“对外开放”，继续将其万能神化，拒绝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和正确取舍，可谓心怀叵测，其实质就是打着拥护“对外开放”的幌子，奉行投降主义路线，更深层面则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谁都知道，这些人逻辑体系中的“对外开放”，其实就是对美西方开放，他们歌颂中国的“对外开放”，表面上看是在歌颂中国共产党，其实是要推动中国在政治上向美西方靠拢，思想价值上向美西方皈依，在文化文明上向美西方融合，是在变相地否定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否定实现自主自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是在根本上否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奉劝那些“对外开放”的万能论者，不要拿“对外开放”来说事，既不要在抗击霸权关税战的问题上拿来说事，也不要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拿来说事，相关的鼓噪与神话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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