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抗战时期华北日军对八路军宣传工作的观察与认知

 

刘峰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宣传工作曾和游击战术一道发挥过至关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而侵略华北的日军对其做何观察、有过怎样的认知、受过怎样的影响，则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课题。在战争爆发初期，日方一直企图通过武力来迫使中方屈服，因此对八路军采取了轻视的态度，对中方的宣传工作几乎没有感知。然而从1938年下半年起，此种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甚至由此促使华北日军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但即便如此，由于日方在其全军范围内始终未能形成高度的重视，陷入武力征服的妄想中无法自拔，最终在“思想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并走向了失败的结局。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敌后战场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对于如何通过宣传、政治工作瓦解、争取敌军是高度重视的。可以说它和实际作战中的游击战术相互配合、彼此呼应，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那般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往关于这一课题，中外学界曾多有探讨并取得了宝贵的成果。但囿于资料的局限等各方面原因，既往研究对于作为敌方的日军当时究竟如何观察、认识八路军的宣传工作、曾进行过何种分析、受到过怎样的影响等等却涉及甚少，尚无专题性探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关研究在宣传博弈、敌我互动等方面出现了考察较为薄弱的一环。是故，拙稿拟参考各类历史文献档案，对抗战时期1937—1940年的情况展开集中考察，以就教于先学。

 

一

日方对八路军宣传工作的初步观察

 

史料显示，原本日方对于战争中的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早在一战期间他们就已通过对欧洲战事的观察意识到了此种战争形式的存在，而且当时是从总体战、思想战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对其而言，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参与战争的总体战里包含了思想战，而宣传工作又是思想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当时日本的民间舆论就已经认识到：“近来世界之大势已呈现出外交战与武力战、思想战与外交战相结合的趋势”，“在世界大战中，各国穷尽一切机关（来参与思想战），俄国的革命、德奥两国的崩溃皆意味着其具有显著效果”。而日本军方亦在“九一八事变”后进一步确认了其重要性：“世界大战中思想战地位得到了提升，可与武力战、经济战比肩，它不仅成为近代国防战争的重要环节，亦在平时的国家之生存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方法，在于运用报刊媒体等言论机关、散布传单、利用电报、海报、电影、信息的公开、人际间的对话、演说、游行等等。……为了实现对敌国的宣传，甚至可以动用飞机、小型气球或热气球（来开展行动）”，进而据此提出了所谓的“思想国防”概念。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方在1936年7月成立了内阁情报委员会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内阁情报部，以图推动情报的调查和思想战的研究。不过，其当时的主要工作还集中在国内的宣传统制与管控上，鲜少涉及对外国的思想攻势。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日军妄想着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凭借武力淫威迫使中方屈服，所以并没有考虑过开展宣传工作的具体措施。与此相反，八路军却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来的红军传统，积极发动游击战的同时立即着手部署了相关工作。1937年9月取得平型关大捷时，中共中央就曾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两份材料《告日本陆海军士兵书》《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呼吁日军官兵认清战争的侵略本质。进而又于10月通过八路军政治部下达了《八路军政治部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强调：“平型关战斗及游击部队经验，日敌非拼死不肯缴枪，这虽由于民族隔阂和日本军阀欺骗，但过去华军不独没有进行敌军政治工作，而且以残暴手段对付俘虏，也是使敌临死不缴枪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始敌军中的政治瓦解，削弱敌人战力并推动友军学习，这一工作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基于这一方针，八路军各级部门迅速行动，在当月便完成了相应部署。不仅明确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工作原则，执行了《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而且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八路军政治部的领导下，在各级单位相继成立了专属的敌军工作部门，从而与游击战术形成了相辅相成、彼此呼应的联动关系。此种从战略高度强调并实施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的做法，正如日方在战后所承认的那样“在世界战争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日军普遍采取了忽略、轻视的态度。

 

华北日军在实施侵略的过程中虽然曾打着“宣抚”的名义尝试过思想战的举措，但当时的对象却并非中国军队而是普通百姓，故用“奴化宣传”或“殖民政策”来形容这些举措或许显得更为贴切一些。从执行此工作的“宣抚班”情况来看，其职责被鼓吹为：“让中国民众理解皇军的殷切期望，从而友好地携起手来共同推动新秩序的建设。”因此其目的终究在于所谓的“安抚民心”，以便为日本侵略军“减轻负担”，从思想上瓦解中国军队并非其工作的重点，也不存在任何应对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措施。而且即便对于“安抚民心”，他们也是缺乏兴趣的。譬如时任“宣抚官”的村上政则就曾回忆，自己在接受训练时“虽然学习了中国话和中国的风俗人情”，但“经常会在上课时打瞌睡，以至于新民堂竟被戏谑成了瞌睡堂”。不仅如此，所谓的“宣抚”一词本身就带有极为浓厚的“上意下达”之感，意味着日军作为“上级”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下级施以恩惠、加以抚慰”。所以“依靠皇军的绝对威武”，成了“宣抚班”当时开展工作的基本信条，对百姓施加暴行的情况亦是屡见不鲜的。他们总是“穿着军装、戴着军帽、佩戴军刀，对中国人采取了极为轻蔑粗暴的态度，又或者是实施了欺诈掠夺的行为”，从而使得“宣抚”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受此影响，当时真正甘愿配合、协助日军的，大多是那些整日游手好闲、唯利是图之人。譬如日方史料中就曾记录过如下的一幕：“村里的有权势者或有识之士都不愿意（给日本人）当村长。……（结果）抽鸦片的人被选了出来。我们跟他约定：要是当村长，每月给你几斤粮食和鸦片，如果被人揍了，还会追加粮食，如果受到拷问或负伤，也会负担你的医疗费并发给慰问金，要是你被抓走了，我们愿意保障你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万一你要是死了，会在村里为你抚养孩子直至其成年，他这才勉强同意出任了村长。”

 

由于日军在战争之初采取了此种措施，因此对于八路军宣传工作的关注和观察便无从谈起。从史料来看，当时日军基层部队大多沉迷于武力的讨伐和扫荡，妄想着从肉体上直接消灭对方，长期以来日本社会中对于共产主义的病态恐惧和敏感戒备并未在战场上得到体现。究其原因，正在于“以正面战斗实力作为唯一判断标准”的思维定式。当时日方很多言论都能充分反映此点：“你们（指八路军——引注）连一辆汽车、一列火车都没有，是多么落后的军队啊！不管到什么地方，你们全靠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用原始武器作战的八路军，怎么能打败我们日本军队呢！你们比日本军队好的地方，只是手脚轻便，行动便利罢了。……对于八路军，我只是有‘土匪’的印象，不想去知道它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在马坊镇、盂县附近扫荡的日军第20师团则留下记录称：“对方似是共产党的第129师。……拥有步枪者仅为全员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弹药相当匮乏”，“因缺乏弹药，只得用烟花爆竹来充当枪声。”，这显然说明其轻视八路军的根本原因在于武器装备的劣势。正因如此，在战争初期他们处在“毫无感知的状态”，甚至“与无影踪的共产党军队交战并研究其游击战被认为是无趣的事情”。华北日军司令部在1937年12月下达的指令亦能佐证此点：“虽说要将扫荡重点置于八路军，但其目前尚未进入河北，且其部队大多是兵农合体的形式抑或平民，绝大部分并非纯粹的正规部队。……因此治安上的祸根不在于此，实在于盘踞省内之中国正规军（指国民党军队——引注）。”因之，他们即便对八路军的宣传工作有些许耳闻也会选择置之不理，甚至还曾自负地宣称，哪怕在平型关遭受过重大打击，日军部队亦未曾“让其抓到过任何俘虏”。

 

然而进入1938年2月以后，日军的观察与认知却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此种变化肇始于游击战的进展，尔后便是对八路军宣传工作的关注。例如，当时刚从华中方面转调至华北的第114师团就立即感受到了不同：“共产党军队活跃的地区，情况显著趋于不良，需反复实施扫荡。……在我辖区内，忌惮皇军精强与扫荡的普通游匪，即便对其采取（劝降）工作，迄今也不过只有两三股愿意归顺。……位于安国附近的吕正操部队抗日意识极为旺盛，需尽速扫荡。”而以往采取的“高度分散配置”战术也在八路军面前逐渐显现出了弊端。当时驻守旧关、井陉的日军守备队就曾向附近的平定县守备队发去秘电：“因兵力过于薄弱且无法获得增援，（我地）守备部队不得不怀着悲壮之决心进行战斗。恳望贵守备队能在作战区域内的新关、娘子关附近增强兵力，以便在危急时向各个地区提供增援。”此种形势导致日方一些部队在此后不得不开始抛弃乐观的态度，自主地研究起应对措施来。尤其在3月以后华北日军下辖的第一军曾下达指示，特别要求加强戒备工作：“需在各个要地长期驻屯部队，对共产党、共产党军队和普通良民进行区分，以便清除一切与共产党、共产党军队有关的人员，对共产党军队的据点需一律烧毁。……各兵团需注意避免进一步分割兵力不足的小部队，强化后方部队的自卫能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八路军的宣传工作，则是同年6月以后的事情。

 

首先开始警觉的是作为“军队警察”负责整肃军纪并收集间谍情报的日本宪兵，尤其是“中国驻屯宪兵队”。他们曾于6月6日—7日召开内部会议，讨论了最新情报及其应对策略。据史料记载，宪兵队长大野广一与第一军代表角田忠七郎、第二军代表德永正友曾有过如下一番谈话：

 

角田大尉：距离石家庄西北方向八里的平山县，有共产党军队，据说有一个叫高桥的人加入了他们。至于为何要加入、通过何种渠道加入，尚不清楚，是一个矮个子。

 

大野队长：此前也有报告显示，抗日传单上出现了一个来自爱知县的日本人名字，是事实吗？

 

角田大尉：目前部队里确实有爱知县的人。但我考虑，共产党军队可能是派出间谍打探到了名字，然后对其加以利用而已。山西临汾附近的共产党部队中似乎还有朝鲜人。因为从撰写的日语宣传文书来看，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日本人。……在（河北）顺德县，城内张贴的流行歌曲等宣传材料似乎也是朝鲜人所写，看来中国军队里面有不少（朝鲜人）。

 

大野队长：宣传文书（日语）写得非常好，若是其他人应该写不出来。……第二军情况如何？

 

德永大尉：在徐州发现的宣传文书不是朝鲜人或中国人所写，写得相当有技巧，正如队长您刚才所说，或许是被绑架的日本人所写吧。

 

大野队长：看来也可能是左翼分子来前线和共产党合作并将宣传文书交给他们来散布的吧？

 

这显然说明，日本宪兵当时已通过情报收集和传单分析意识到了八路军发动日本人、朝鲜人参与反战的可能性。只不过因为笃信日本军人的“意志坚定”而在心理上不愿接受这一事实，故做出了“利用日兵姓名、朝鲜人或日本民间左翼分子所为”的臆测。但从其做出的结论来看，这一事实却又是不得不去面对的：“（八路军宣传称，）即便是民族相异，也应向共同的敌人即资本家发起斗争。……他们设法打入军队内部展开宣传以实现瓦解，曾利用士兵的亲属朋友寄往前线的书信来进行宣传。”因此作为相应对策，决定“要致力于把握实情，对可疑的企图要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根据各种资料进行综合性观察。……最近将建立防共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在军队管理下让中方（指伪政权与伪组织——引注）配合开展工作以清除共产主义思想和抗日精神。该委员会将配属专门的防共职员展开工作，作为思想战幕僚隶属军队管辖，参谋长可选择性采纳其意见，通过军队的司令官下达给各级机关。”可以说，这正是华北日军在同年11月组建所谓“华北灭共委员会”的契机所在。

 

另一方面大致在同一时期，东京的司法省刑事局也通过调查日本国内出现的各类资料意识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在编纂的报告里大量罗列日军士兵在扫荡时拾得并寄回家乡的传单《告日本士兵诸君书》《优待日本俘虏令》《致日本兵》《告日本下士官与士兵诸君》等，并在末尾特别举出了一名日军俘虏提箸彰三所写的文章《反对日本军阀》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该传单中出现了只有日本兵才会使用的“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北支事变（七七事变）”等术语，再加上标准的昭和纪年方式与地道的日语表达，充分证明了其确为日俘所写的真实性。这些事实无疑说明，身处前线的日军宪兵、东京的情报部门此时已意识到了八路军宣传工作的存在。在其影响下，以往对中共抗战力量采取相对轻视态度的华北日军势必将随后着手实施相应的措施。

 

二

日方的进一步观察及其相关措施

 

在华北日军宪兵和东京的司法省初步认识到上述情况后，以往专注于国内宣传与思想战工作的内阁情报部亦开始加紧关注起八路军的宣传工作来。他们在1938年11月的调查资料《何谓八路军》里指出：“（日军发动扫荡时曾发现）五台地区设有强大的无线电设备，正通过广播进行着红色宣传，同时也与华北各地的共产党军队形成了无线电联络。……中国共产党最近还在河北设立了支部，甚至在北京和天津建立了据点，这是让人震惊的。若他们仅存在于天津的外国租界，我方或许还能够想象得到。但如今连北京都已经有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关于这一点却是有确切情报的。……（其工作）方法丰富多样，包括从空中抛撒传单或者在地面张贴海报等等，同时也制作歌谣、书信、传单对日军开展反战思想、阶级斗争、回避交战的宣传。其传单也好、方法也好，都显得极为巧妙干练，哪怕是日本人也极有可能被其说服，令人惊诧不已。”有鉴于此，内阁情报部立即向军方发出了警告：“今后需要专心从事与共产党军队的战斗，若想要获得胜利，就不能单纯进行武力战，而应该坚持进行长期持续的思想战。”甚至还在此后特意召开记者见面会，对外公开了如下谈话内容：

 

问：能否谈谈，他们的宣传工作究竟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答：目前华北多地都已经受到了影响，我们正在进行肃正，但现实中离治安恢复还有相当距离。毫不掩饰地说，其宣传工作对我方士气造成的影响是令人担忧的。……武力战和思想战，后者应该先行，但日本却完全颠倒了。……希望他们（军方）接下来能考虑更加积极的办法。国民党的政府不久可能会垮台，但共产党绝不会。从这一角度看，需推进针对他们的思想对策。……

 

问：士兵们拾到共产党军队的传单之后，都是怎么看的？

 

答：士兵们大多会半开玩笑地、好奇地拾起来读一读，然后寄回国内。如今已做了没收处理。

 

问：但如今寄送回国内的（此类传单）仍为数众多啊！

 

答：军队将会严格予以取缔。

 

可以说正是在内阁情报部、司法省等中央机关与华北宪兵的多次警告下，日本的陆军中央首脑从此时起开始逐渐转变看法，做出了“致命威胁是红色势力，为将其清除须首先根绝八路军”的判断。而华北日军参谋部也几乎同时确认：“可毫无犹豫地断言，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产党军队。且共产党军队之核心与原动力实在于其政治部，其强大之处在于庞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上的反复。鉴于其一贯追求思想的共产主义化，故在研究对策之前须首先正确把握并认识其实情，此乃第一要务。”基于这一方针，再加上“中国驻屯宪兵队”多次关于“以思想对思想”的提议，华北日军最终于同年11月12日正式决定组建所谓的“华北灭共委员会”及其调查部，并出台了相关应对措施。

 

当天的日方文件曾做出了如下规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消除共产主义思想、根除抗日意识，故将为此展开调查并研究日方各机关的思想对策。”在总体上，计划设立“中央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三级组织，将其中央委员会置于北京，由华北日军参谋长担任委员长，宪兵队司令部的总务部长出任干事长，其主导的“干事会负责向委员会提交必要的议案”以获得裁决和批准。进而，委员长会基于这些议案向华北日军的司令官通报必要事项与实施意见，由其向全军下达正式的执行命令。此外，地方委员会将设立在各军与方面军直辖兵团辖区，由其参谋长担任委员长；地区委员会设置在各地驻屯的部队中，由指定的军官担任委员长。其中，专门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的核心机关是“华北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因其定址于北京黄城，故又对外称作“黄城事务所”。

 

显然从以上诸项规定及组织架构可以看到，“华北灭共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三个极为显著的特色。其一，虽然叫嚣“灭共”，看似带有进攻色彩，但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人员对八路军的情况、共产主义理论缺乏了解，所以其举措仅停留在“正确把握并认识实情、展开调查研究”的早期阶段，仍处于所谓“防共”的防御状态；其二，该委员会的建议需通过华北日军的参谋长传达给司令官，然后再由司令官斟酌后下达给各级、各地的日军部队，故总体而言它仍从属于武力战，并未将所谓的思想战提升到与武力战对等的高度；其三，负责各类情报并汇总成策略意见的干事长来自“中国驻屯宪兵队”，而兼任委员长的华北日军参谋长只进行决裁批准，故其具体实务与各项工作主要由日本宪兵来掌握。这一情况，还可以在1939年1月华北日军下达的《情报收集计划》中得到证实，其中把情报调查任务全都派给了宪兵队，而对其他作战部队，则没有特别强调对情报的收集工作。

 

事实上，日军当时侦察中方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时，能力相对较强的确实是宪兵。但是它也有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1）由于长期采取了轻视的态度，所以其情报网本身并不是直接针对八路军的，收集针对性及能力极为有限；（2）宪兵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人员素质上都不具备足够的战斗能力，故即便开展了情报调查工作，也只能局限在日占区或日军驻屯地附近，难以进入中方根据地内部进行积极活动，收集范围极为有限；（3）宪兵获取情报的方法主要可以归纳为“检阅邮件、审讯拷问、外出搜查、派出间谍、监听广播、监听电话”等，但这些“不过是入门阶段的措施”而已，故其收集情报的手段也是极为有限的。或许正因如此，日本宪兵当时曾对自己苦于应对八路军的困境做过如下记载：“他们炸毁桥梁，向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重要城市派遣地下工作员，在落地的飞机上安装炸弹或在军需品仓库放火，同时还策划暗杀了与日军合作的中方重要人物，甚至每晚还向民众播放反日抗日的宣传广播，反复持续着对我军后方地区的治安扰乱工作，形势实在是极为艰难的。”

 

因之，当时“华北灭共委员会”“黄城事务所”与宪兵所获得的较有价值的情报、形成的较为准确的观察为数不多，且主要来自派遣便衣到村庄搜索或清理战场时偶然所得。譬如，通过在河北正定等地的调查，他们进一步确认了“抗日游击工作已在当地颇为深刻”的事实，并知晓了八路军军纪严明的实情：“要宿营某个村庄时，往往会派出队伍的领导或代表首先和村长交流，告知人马数量，在完成交涉之前严禁士兵闯入民宅。……若村庄中有公共设施，会加以利用（作为休整场所），不允许士兵视若不见而擅自进入群众家中休息。……禁止士兵抢夺群众粮食或强行进行交换。部队所收粮食与马料，将按照政府所定之价格支付费用，严禁对群众提出不正当要求。”进而，在扫荡河南沁阳时偶然拾得的八路军政治部内部文件《如何开展敌军瓦解工作》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甚至以此为基础在1939年4月5日形成了一份内容庞大的总结报告，可谓此时期日军开展宣传工作的“集大成之作”。

 

他们翻译了这份文件，并首次确认了八路军开展宣传工作的原因和契机：“敌军在战败负伤时仍旧紧握武器决不投降并非因为勇敢，而是害怕成为我军俘虏后遭到杀害。在平型关的战斗中，敌方死伤者多达两三千人，但所有负伤者仍然坚持以刺刀拼死抵抗，故无奈只得将其消灭。战斗结束之后，我军缴获了大量敌兵日记书信，调查其内容发现多是思念家乡、牵挂妻儿的字句，毫无积极交战的斗志，大多是受国家法令的压迫而不得不出征。故在平型关战役后向各部队下达命令，要求用日语与俘虏对话，不施加危害而予以优待。”而通过宣传工作瓦解日军的可行性则在于：（1）日军主体成分是农民；（2）此次战争增加了（日本）人民的战费负担；（3）日本采取了军国主义的欺骗性教育；（4）战争违背了（日本）人民的意愿，人民希望和平；（5）日军深入中国腹地，在作战、物资补给、人员补充上存在困难；（6）广泛开展敌军工作能够收到显著的效果。据此，日方通过观察和分析形成了最终结论：“日军在战争爆发以来连战连捷，取得了赫赫战功，但在思想战上却陷入了劣势。……共产党（军）巧妙地获得了群众支持，进而对日军实施了思想瓦解工作，未来实在堪忧。……可以想象，国民政府日后必将崩溃，而共产党极有可能掌握政治实权。即便国民政府倒台或向我方屈服，共产党仍会稳居在西北地区坚持顽强的抵抗并反复发起思想攻势。”因此，为了判断并预测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未来趋势，该文件基于对传单的分析，总结并归纳了其以往的发展过程并划分出了三个时期：第一期，从事变爆发到南京沦陷（1937年7月—1937年12月），认为八路军的相关工作此时“已经开始，但传单的文字水平不高，错别字较多且所举事例太过抽象，可明显看出是中国人所写之中式日语”；第二期，从南京沦陷到徐州沦陷（1937年12月—1938年5月），发现其宣传“已经摆脱了初期的幼稚阶段，确立起了长期政策，……字句简单明确且富有煽动性。……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左翼人士所写，很多传单在读过之后会让人觉得‘确实如此’”；第三期，从徐州沦陷至报告截止时（1938年5月—1939年4月），“在以往反军反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宣扬日本必将战败，……甚至以老练笔法号召共同打倒资本家与军部，诱导（日兵）发动革命。”其结果导致：“在上海开战时期（1937年8—11月）日兵被俘后能够做到只字不提，在徐州会战期间（1938年1—5月）却开始有问必答，到了武汉会战时期（1938年6—10月）甚至会自发供述或笔谈了。”

 

正是基于以上的观察与分析，该文件最终形成了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可以说这是1939年间日方应对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核心所在：（1）改变观念、完善组织，“认为日军有大和魂所以什么也不怕，此种自我安慰将导致疏忽大意，是极其危险的，若军官带有此种思想便会不执行应该执行的命令，致使局面愈发危险”，因此要“认识到思想策略的重要性”，在“尚未组建（地方、地区）灭共委员会的部队立即着手组建”，从而树立起“能与作战计划比肩的思想战计划”；（2）加强士兵的思想管理与教育，“不能仅是检阅发出的信件，还需对寄来的信件进行彻底盘查。……在宿营地或勤务地尽量收缴对方的传单，避免让士兵看到，……禁止士兵收听敌方广播，……彻底教育，让其明白沦为俘虏是可耻的，逃跑或投敌都是犯罪”，而在对外层面则要争取“反过来利用共产党员或指使间谍巧妙地打入对方内部，……逮捕对方基层的小人物不会有太大效果。……故抓捕的时间不宜过早，应充分探知其组织后密切联络各方再实现顺藤摸瓜、一网打尽”；（3）要利用国共两党矛盾，“采取各种宣传谋略手段加速激化两党派的摩擦，由此破坏抗日战线的统一，从内部进行瓦解，……甚至可以假借一党之名向另一党进行诽谤、强迫或恐怖活动，从而离间两党”；（4）继续开展积极的讨伐与扫荡行动，“将重点置于对共产党军队的扫荡”，因为“其（思想）策动的原动力正是共产党军队，故为了防遏需要将其消灭”。由此可见，通过初期措施对八路军的实情有所了解之后，日方机关又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调整与整改意见，但是第（1）（2）（3）点这种思想政治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作战部队的重视却终究是存在疑问的。因为当时相较于这种“治标工作”而言，第（4）点发动武力直接进攻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治本工作”才是日军指挥官和各个作战部队普遍重视的策略重点。

 

三

日方的内部动摇与八路军宣传工作效果的升级

 

明确了对策后，日军自1939年下半年起进一步推进了所谓的思想战工作。一方面向东京中央申请为“中国驻屯宪兵队”增派人手以实现数量的倍增，另一方面则继续通过“黄城事务所”等机关对八路军及牺牲救国同盟会、农民救国会、教师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展开秘密调查。甚至策划过阴谋诡计，上演了不少假扮八路军刺探情报的丑剧。

 

譬如在同年7月12日的日军报告中就曾有如下记录：

 

华北的篠冢部队派出了身穿便衣的间谍，谎称自己是八路军，试图从当地民众处获取情报。……（间谍）询问称：日本鬼子最近来过吗，大概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你们觉得鬼子怎么样？……（又说，）我也是八路军（用手比划出八字给对方看——原文注），我是为了和这边的八路军同志联络而来的，你这边有联络员吗，这里的八路军是谁，我在这里等他们，你去把附近村里的八路军叫两三个过来吧，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前几天刚和鬼子打了仗，队长等七人下落不明。……当地居民不论男女老幼都没有任何惊恐的表情，且因是自称八路军，便直接说出了日军和八路军的行踪以及八路军的宣传情况，由此得以询问其对日军的看法。这些都是以往间谍无法侦缉到的重要敌情与民情。……（以后要注意）做到完全彻底的便衣，再拿些菜篮、粪篮之类的东西来辅助，务必让穿着便衣的中国翻译来说话，日军士兵应尽量避免和百姓直接接触或语言交流。之所以要首先询问日军的行踪、兵力的配置情况，是为了假装自己不是日军。但和老百姓交流时，似乎仍有人警觉我方可能是日军而窃窃私语。

 

又如，同年12月12日的日军报告记载：

 

宣抚班的成员田中喜一郎，和翻译两人伪装成八路军的工作员前往涞源县城外水云乡村长家中。按照八路军的礼仪脱帽之后，村长看见了便说：“哎呀，八路军同志嘛！你们来了可太好了！”遂将全家人领出来热烈欢迎。不仅帮忙把翻译所穿便衣裤子上的破洞给缝补了起来，而且还一边欢迎一边报告了当地日军的人数，通报了“日军有四架飞机”等军情。恰在此时，宣抚班正在该村召开演讲大会，村长便说：“不好意思，今天宣抚班来了，说什么八路军坏蛋坏蛋的，真是很讨厌，所以就让孩子去应付一下，听听回来。”田中和翻译两人让他们去把八路军任命的乡长叫来集合，并约好了稍后见面的时间，便离去了。但此后接到办事处的报告再前往该村长家中时，听说那个村长事后看到田中和翻译去日军的哨兵处聊了天，意识到我方是假八路，遂导致该谋略最后以失败告终。

 

这些材料能够充分反映出日军谋略工作的险恶与拙劣，同时亦说明此时的八路军已经完全深入乡村，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想要取得思想战的胜利比登天还难。更何况他们当时对八路军的重视也“没有达到全军广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日军高级参谋吉原矩所承认的那样：“当时未必是真的在重视共产党的军队，不过是将其等同于我方占领区内残存的蒋介石部队或抗日匪团而已，认为只要扫荡便可歼灭，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共产党军队是‘政潜军游’，活动巧妙而执着，势力亦在增强提升，但很遗憾，此种实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那么，被日军视为“治本工作”的武力扫荡情况又如何呢？从参与“五台作战”（同年5月8日—6月25日）的日军军官证词中我们或许可以窥其端倪。尽管其报告中多用“敌人逃走、溃逃”之类的言辞来形容扫荡的“战果”，但第109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第36师团参谋小堀晃等人却在回忆中直言：“战果如以往那般，一无所获。作战期间完全未能掌握八路军的动向，甚至无法捕捉到人影，因此始终无法打一场自认为像样的战斗，毫无成果可言。由于当地民众切实做到了空室清野，所以前线部队在作战期间连一个百姓也没能碰到。……完全不清楚敌情如何，如漫步云霄，真是一场让人稀里糊涂的战斗。……中方的情报活动周密巧妙。我们杀气腾腾地冲过去，结果却是空无人影。八路军军纪是严明的，五台的寺庙和村庄不仅未遭破坏而且还得到了小心翼翼的保护，让人不得不感到确实会赢得民心。日军的装备无论个人还是部队都太过沉重，根本无法跟上其轻快的脚步。”

 

可见有了人民群众的响应与配合，日军当时无论在武力战还是思想战上都开始陷入困境。而且不仅是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既使在日占区的大城市里也不乏呼应八路军的人民。例如，身处北京不得不面对日方耳目的画家孙之俊就曾在其前门长时间挂出一幅山水画，据称“画面是在一个农村田野里，一棵结着累累果实的柿子树，枝干上挂着一个大铁钟，大树的左方农民扛着一捆稻谷，太阳射在他们的肩上，是一幅很秀丽的田家乐的画卷”，他当时向秘密潜入北京开展地下工作的丁冷介绍了其中的含义，“指着柿子、钟、扛稻谷的农民和太阳说：这就是始（柿）终（钟）抗（扛）日。”

 

此种军民一致、群众拥护的大环境与八路军内部的坚定抗战信念相辅相成，自然意味着日军想要在思想战中对八路军展开进攻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且反过来在防御上，他们更是在士兵的思乡厌战情绪、官兵矛盾、内部剥削、阶级分化等诸多方面有着缺陷与漏洞，从而为八路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譬如在思乡厌战方面，如上节所述，至少在平型关战役前后日军内部就已经存在着此类情况，以至于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开始走向了普遍。尤其是“士兵怠战、装病之事日益增多，再加上国内的新兵带来了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等消息”，也使其“经常思念家乡，对战争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厌恶战争的情绪在下层士兵中间蔓延着”。其中甚至不乏各类极端情况的出现。例如，据日方资料记载：当时日军混成第10旅团的6名士兵在服役期满后原本可以离队回国，但部队却不肯放行，这导致他们“喝酒后蓄意闹事，被中队长揍了一顿，没想到这些士兵竟然举起枪来向中队长射击，结果军事法庭宣判他们中的3人死刑、3人无期徒刑，而中队长则选择了自杀”。其回乡之热望、厌战之强烈可见一斑。而在军纪方面，日军内部的等级森严与剥削欺压也是随处可见的，这自然会引发下级士兵内心中的不平不满，导致其军心动摇。比如当时曾发生过一件悲惨的事情：

 

有一名叫平田的新兵，他家里汇来了三十元钱，家中给他的信上写得明明白白，然而，收到信后很长时间连汇款单的影子也见不着。平田不敢向长官追问，自己又偷偷地写了一封信，问家里是否真的寄来钱了。家里回信说的的确确是寄来了，知道他在军队里吃不饱饭，家里没有劳动力，就卖掉了仅有的一块田，把卖田的钱给寄了三十元。平田收到信，非常伤心，拿着信到野战邮政局查问，结果知道汇款单和钱已被中队长山本中尉偷偷地领走了。他气愤极了，回到中队找中队长讲理，中队长说平田玷辱了皇军的“荣誉”，把平田吊在马棚里毒打了一顿。大伙看了不忍心，前去求情，中队长才放了平田。平田当时忍气吞声没说什么，但在气愤之余，于当天夜里，就用刺刀切腹自杀了。

 

可以说，日军内部此种糟糕的情况在客观上给八路军的宣传瓦解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因如此，1939年初毛泽东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发刊词时曾再次强调“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进而与王稼祥、谭政一道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今后在战斗中俘获的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强杀及其他侮辱行为，借此降低日军之作战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之进攻。”在此号召下，八路军发动战士们用日语宣传或利用日俘劝降日兵的工作在此后有了快速的进展，进而组建起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等反战团体，从以往“日俘各自分别参与对敌工作”走向了更富组织性的团队合作，迈入了新阶段。譬如加入反战同盟的小林清就曾作为“八路军中的日本兵”参与过如下一项“与日兵通话”的任务。

 

“喂！喂！是旧店据点吗？”我用日本军队的语气问。“我是旧店，你是哪里？”一个年轻士兵的声音。“我是小庙后据点，你们那里有什么情况吗？”“没有什么情况，你辛苦了！”“啊！你也辛苦了，最近有什么新闻吗？”我用和蔼的口气对他说。“什么也没有。”“哦，有没有收到慰问袋？”“很长时间没有收到慰问袋了，大概是长官给扣留了吧！”“可我这里却收到了八路军送来的慰问袋。”“啊！八路军送来的慰问袋！”“是的，慰问袋里有许多好吃的东西，还有使用的东西，里面还放着反战同盟写的信呢！”“真的！这倒很有意思。”这个士兵对这件事好像是很感兴趣，他对我没有丝毫怀疑，我接着说：“里面还有告我们日本士兵的书，号召我们日本士兵团结起来向长官争取好一点的待遇。这好像是八路军里的日本士兵写的，上面还写着他们在八路军里生活得很好，每天非常愉快。”“还写着什么东西吗？”“还写着在日本军队里，长官的横暴比八路军的袭击更可怕，我们日本士兵的生活太不自由了。”“喂！你是哪里？”那是士兵开始怀疑我了。……“我是反战同盟的小林啊！”“你说什么？”他好像还不明白。“我是反战同盟的。”“什么？反—战—同—盟。”听得出来，他的语调有些惊慌了。……“你是在宣传吧！”“这不是宣传，是事实，你听懂了没有。”“明白了，明白了，今天很晚了，你们该回去了。”……“我们之间实在没有必要打仗，都是远离家乡，来到中国的，说实在的，我很想念你们呢。”“是的，我们也不把你当作敌人。”……过了几天，一个老乡来到西海军分区，给我们送来一封信：谢谢你们的慰问袋和宣传品，真是好极了。你们打电话来时，我们给了你们一个难堪，真是对不起。今天有一件紧急事情告诉你，上面有命令说两三天内，在这一带要进行扫荡。因此，你们见信后，请马上转移。我以此来报答你们的厚意。火速。

 

或许正是意识到了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华北日军不得不在同年12月紧急召开“情报主任者会议”，讨论普及并强化思想战的事宜。会上强调：“中共已成为华北治安中最为强韧的敌人，对其强化情报收集、采取措施予以铲除已刻不容缓。……目前华北治安的致命威胁正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故需倾注全力收集其相关情报，同时充分研究思想战的对策”，“要致力于发展周密的情报网，把握抗战势力的实情”，即号召全军务必加强重视，推动思想战上升到与武力战同等重要的位置。继而在翌年三四月间的《昭和十五年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中特别叮嘱：“需迅速落实各项措施。……同时实施军队的渐次集结，准备向常驻态势转变，以开展教育。……我军的目标是在年底以前对作战部队中步兵的至少三分之一、特殊部队的大部分进行集结并展开教育与整训，如今已开始着手准备集中的场所与设施”，“对皇军官兵及侨民，需让其明白此次圣战的目的与长期总体战的缘由，致力于率先垂范、自肃自戒。”即为了缓减“高度分散配置”导致的日军士气低落、易于被宣传工作动摇瓦解的现状，打算将其一定程度地集中起来进行“教育”。但是此种兵力的收缩却反过来给八路军留下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而且其“教育”效果收效甚微。

 

事实上，无论是集中“教育”还是禁止士兵收听八路军广播、禁止拾取八路军传单等措施，都未能有效地防止日军内部的思想动摇。进入1940年后，其面对的局面愈发恶化了起来。当时若向八路军投降就能得到生命保障、获得食物与返回家乡的机会，此种传闻已在日本士兵中广泛传播开去。而更为具体的情形则可从同年9月“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所做的调查报告中得到充分反映。

 

该报告首先总结了以往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新进展：“种类包括布告、传单、漫画、海报、墙面标语、小册子、报纸、杂志等等，在形式上下了不少功夫，皆是一目了然且具有刺激性的内容，简单写有一两行字的小型传单或漫画与插图等传单最多，马上能够吸引眼球的红色、蓝色、黄色、紫色纸张逐渐增加，且从最初的誊写版刷居多逐渐实现了活版印刷的增加。……利用时事问题、国际问题编写流行歌谣或诗歌，凝聚了创意和功夫，说明共产党军队开展了一流的巧妙而执着的工作。……华北的宣传材料，山西省最多，其次是河北、山东、河南、蒙疆地区。……在我方官兵丢弃的邮件或战死者随身物品中，或从俘虏那里得知所属部队与姓名后会向我方直接寄送反军反战文书、漫画等，又或者通过日俘向其他士兵发送宣传文，让其将抗日反战文书寄送给战友。又或者在截获的邮件里塞入自己的传单或标语后寄出，甚至会在掠夺的货物中找到日军部队的名簿并加以利用。”

 

进而，文件具体汇报了日军士兵在八路军宣传工作下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内心动摇。譬如关于传单等宣传材料的效果，不少日军士兵曾说：“看到这些东西时会觉得很荒唐，但另一方面却又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情，有时读罢会觉得确实如此，又或者刚开始觉得很荒唐，但看多了之后还真觉得内心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辛苦的强行军或战斗后看到这些宣传文，会发自内心地觉得其中所说的确为事实”。此种现象，导致一些日军军官逐渐感到“士兵们思想发生变化后，指挥行动时遇到了困难”。甚至还曾有日兵读过传单后“极有感触地落下了泪，在地上划出一个圈来，自己站在圈里小声嘟囔着真是没有出路”。而搭乘汽车前去扫荡的士兵，在明明有军令禁止的情况下仍未等汽车停稳便跳下车去争先恐后地拾起传单塞入口袋。这一切足以说明当时八路军在战斗、行军过程中散发的各类材料确实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效果。受此影响，当时日军内部出现的逃兵亦开始显著增多，“可认为有不少是受到了（优待）俘虏工作的宣传”。而在军中出现的不满言论也较以往有了大幅增加。例如日本宪兵在巡视常会听到如下言论：“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会想，还不如打败之后去当八路军的俘虏；三四天都没有食物且强行军感觉痛苦的时候，就会想不如像押切五郎（未归还者——原文注）那样逃到敌人那边去，若此时还看到了（八路军的）传单，便会进一步加剧此种心情；……传单里那句话真有道理：你们抛下妻子儿女来此战斗，究竟是在为谁而战？”又或者通过检阅日军士兵的家书发现过不少“不当言辞”：“我们全都被资本家、财阀欺骗了！……打仗的是无产阶级大众，获利的又是谁呢？……军中不应有阶级之分，要改善军官、下士官、士兵的待遇差别！……帝国主义不过是把战争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出路。”甚至还曾出现过一些颇显激烈的内容：“行军时，部队的长官一直骑着马，士兵们皆感不满，对其怒吼：你这家伙！从马上下来吧，也体会一下我们的劳苦！……战争之悲惨，不参加实际战争是体会不到的，无罪无辜的人们互相残杀是违反人道的，要尽早结束战争回归和平，这是所有人盼望的。……看到厕所墙上写着一段话：XX准尉是个混蛋，谁要是杀了他，奖赏一千万元，XX少尉更是混蛋，去打仗的时候瞧好吧，大家都在后面（举枪）瞄着你呢！……军官们每晚可以喝酒聚餐，士兵却连一次也没有发过酒，他们光顾着自己享受美味。部队长官都去死吧！”。此种日军内部思想的剧烈动摇，显然说明八路军的宣传工作在当时已经收获到了丰硕的果实。

 

四

结语

 

瓦解并争取敌军，是我党我军在抗战时期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它和敌后的游击战术相辅相成，在保家卫国的革命事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而当时侵略华北的日军究竟如何看待这些举措，曾做过怎样的分析、受过怎样的影响，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拙文集中对1937—1940年日方的观察与认知、应对措施的出台与调整及其思想的动摇情况进行了考察，以期从敌方视角反射出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效果，呼应我方视角的研究，进而探索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在战争爆发伊始，华北日军对八路军一直保持着轻视的态度，所以对其宣传工作的观察和关注几乎不曾存在。即使组织“宣抚班”来从事所谓的思想战，其主要对象仍集中于普通百姓，把“皇军的绝对威武”作为信条来开展奴化宣传而已，并无专门针对八路军的措施。但是此种情况在进入1938年6月以后随着八路军宣传工作效果的初显而逐渐被日方所感知。尤其是以“中国驻屯宪兵队”为核心的华北日军宪兵，以及东京方面负责宣传统制的司法省刑事局、内阁情报部等机构，曾基于各类情报不断向华北日军发出警告和建议，最终使其在同年11月做出了反应，组建了由宪兵主导的“华北灭共委员会”及其调查部。不过即便如此，其核心举措仍旧是从属于武力作战而存在的。所以在全军范围内缺乏重视且能力有限、范围有限、手段有限的情况之下，其各种措施都未能获得效果，甚至时常无法得到充分地贯彻和落实。结果，华北日军在思想战中无法向八路军发起有效的“进攻”，且在“防御”中也暴露出了大量的缺陷与漏洞。虽然他们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一段时期内曾进一步强调了应对八路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试图将其思想战上升到与武力战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日军内部的糟糕情况与八路军继续强化工作的双重作用之下，其最终败下了阵来。可以说正是这种形势，为日后抗战形势的转变和日军的颓势埋下了伏笔。

 

刘峰|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骨干成员；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