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零年，在庐山的那场党内斗争中，毛主席为了批判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天才论”，在《我的一点意见》中，重新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学家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大椿同志认为，“但这个问题，那时根本没有讨论的条件。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人们开始重新思索历史客体的内容，也重新思索着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当人们更加全面地考察历史客体内容的时候，终于发现（实际上是承认），人类的历史，并非只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自1984年开始以黎澍先生为代表掀起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热潮，突破了传统唯物史观的只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命题。”
这个结论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首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不能说已经被突破，大家既然仍旧在使用，就是说至少认为无大错。其次，更重要的是，讨论尚有余地，就是黎澍先生的意见也大有可商量的地方。
当时冲击的主要观点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附带批评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这个提法，批评者认为是范文澜先生1954年提出的。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说法，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是一致的。它的基本意思是说，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推动着历史前进，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民是历史的主宰，是历史命运的最终决定者。主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使用主人一语，是针对旧史家把人民看作历史的渣子而言的。这就像毛主席的题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迂蠢。无非是有针对性的用文学的语言表达一种思想观点。咬文嚼字的讨论方式不可取。
大椿同志在文章中说，“这种提法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是没有根据的。其它革命导师的著作，似乎也不见这样的提法。人民群众只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人，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实际历史过程中，人民的基本成分——劳动群众从来都是奴隶，并不是主人。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事实上，都没有根据。”
这种讨论方式不合适。其一是，理论的根据不是在马克思等人的书中，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中。当时，包括黎澍先生总要讲查遍马克思的著作没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话，云云，这太本本了。其二是，怎么可以和范老讨论历史上的劳动群众“是奴隶不是主人”这个问题呢？这不是把范老放在了无知的位置上了吗？大椿同志是跟着范老参加中国通史简编修订工作的，范老的书在，正是范老写出了奴隶们的悲惨命运，也讴歌了奴隶们创造着历史，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创造历史的人，凭什么不是历史的主人！这不是气话，这是理解的不同。
我知道，大椿同志会批评我对主人的理解不对。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黎澍、蒋大椿同志认为，一，主人一词的一种含意是指物的所有者，如物主。而历史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不同于可为任何人所有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的主人提法缺乏科学性；二，主人也指作品中的主人公、主角。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的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主角；三、从历史上人民群众的基本成分劳动群众所处的实际社会地位看，他们从来都是奴隶，而不是主人；四、主人和主体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不能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来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可以成立。
对于这种讨论方法，范老地下有知，也只能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任何命题，要是咬文嚼字，都会不能成立。你说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那我问，改革是不是，重大科学发现是不是？你说暴力是旧社会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婆。那我问，反革命暴力是不是，军阀混战是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厮杀是不是？甚至，你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那我也可以问，没有地球，没有自然界，人们自己行吗？记得列宁说过，真理总是只能表述事物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本质的方面。真理不可能包罗万象。要是要求真理面面俱到，那就等于要么说超级大实话，要么最好不说话。
我看，提出“历史是所有的人创造的”，“历史是人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大实话。请听列宁是怎么说的，“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历史少了谁都不行，但这是现象，这需要解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是就历史的决定力量作出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对上帝创造历史，帝王将相创造历史，英雄创造历史的否定和批判。毛主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子，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所以值得庆贺。”范老的提法和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也是要翻这个旧案。这是唯物史观所要求的。是根据唯物史观自然得出的道理。
黎澍先生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有三个错误。但他所列理由都站不住。
第一，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命题的逻辑推理是错误的，是从人民群众是物质条件的创造者这一前提推出的。他说，“实际上创造物质条件无非是历史的一个内容。”“如果说全部历史就是这点内容，那就未免太贫乏了。”这里有两个错误。一是，“一个内容”，“这点内容”的说法太不近情理，不近劳动人民之情，不近马克思主义之理。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基础，是经年累月的艰辛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主要内容，虽说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但它却是人类历史的基础，从而也是历史学的基础。一位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史家，怎么可以以如此轻视的口吻评论物质生产活动呢？二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物质生产活动上。中国农民战争就是中国历史一页又一页的悲壮篇章，而《诗经》《乐府》中的优美词句，传奇杂剧中的动人故事，章回小说的巨大成就，无不渗透着劳动人民的贡献，就是神秘的宗教，中国劳动人民也敢插了一手，搞了个道教。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不是说过了头，而是挖掘得不够，研究得不够，说得不够。历史是无情的，史家是有情的。克罗齐那句话，应该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当代史。史家喜欢什么，研究什么，称颂什么，批评什么，取舍不同。这就是所谓的立场、感情的问题。一部二十四史，有几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内容？难怪毛泽东老是感叹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帝王将相派，流露了对现在所写的史著感到不称心。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了，从恩格斯就提出了未来的史家应该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但是，要想实现这一任务，谈何容易啊！只是，这番苦心，这份真情，却是无产阶级史家千万不能丢掉的。
第二，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命题。双方仿佛在辩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在英雄和人民群众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当时，就有同志正确地批评了这种提问题的方法。不可否认，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观，也可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针对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而来的，但是却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看问题的方法。应该说，正是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才正确回答了英雄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地位，正确回答了英雄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不管俄国人，还是中国人，在书里都是这么写的，就是斯大林，在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也科学说明了英雄的历史作用。就是毛主席，在不承认他自己是天才的同时，还是列了一串天才人物的名字，并说，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这也是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马克思比我们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如此而已。
比较而言，黎澍先生的表述却常常透露出把英雄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的倾向。他说，“事实是英雄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人民群众也一样，尽管在历史上作用很大，但不能创造一切历史。”这是不是把英雄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了呢？这至少给人一个感觉，英雄创造英雄的历史，人民群众创造人民群众的历史，都不能创造一切历史。
记得，拿破仑面对阿尔卑斯山傲然说，“阿尔卑斯山高，我比阿尔卑斯山更高！”史家评曰，拿破仑敢于说这话，是因为在他的后面站着浩浩荡荡、英勇无比的战士。这就一语道破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奥秘。英雄和人民是不能截然分割开来的，英雄的背后、英雄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否则英雄不能成为英雄。黎澍先生也说“任何个人（包括英雄或拥有最高权力的帝王）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群众中也都有杰出的个人，如科学家、思想家、技术专家、诗人、作家、艺术家等等，他们在历史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只不过政治家和军事家因手握大权，易见显赫而已。总之，把人民群众和个人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因此也是不足取的。”黎澍先生这里所说的“起着显着的作用”或“易见显赫”，是常情，然而又正是容易产生英雄史观的误区。平心而论，不承认天才、英雄作用的人少，夸大天才、英雄作用的人多。真正理解劳动人民作用的人少，无视劳动人民作用的人多。史家亦如此。
第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揭示的是历史的本质，“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描述的是历史的现象。二者含意不同。黎澍先生以后者去推论前者，认为坚持前者就等于要人民群众对千秋功罪一律负责。并扯到了社会分工上去。这是不对的。黎澍先生说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一般代替具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和社会分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是劳动人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历史环节上办蠢事，也是常常有的。这种例子也可以说举不胜举，难道可以因此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命题而代之人民群众有时是历史的阻力这一命题吗？用一般代替具体，用具体否定一般都是不对的，是思想方法上的毛病。
大椿同志对于理论问题思维的细密是我一向佩服和推崇的。关于创造者问题讨论他所写的几篇文章也是这样。正是他首先对于历史创造者的两个命题提出了质疑。他强调不能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绝对化，用“只有”否定了其它的历史的创造力量，我是能够同意的。不仅同意，而且我要补充，如果把人类生产过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对待，那么，在特定的历史的生产发展阶段，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曾经为创造历史作出过伟大的历史贡献。
真理总是有条件的，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把真理绝对化，真理就不再是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等于说，没有英雄或英雄不参于历史的创造，也不等于说，剥削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不曾推动历史前进。同时，他说辩论的双方都不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这就更好了。但是，我认为分歧不在这里。
分歧在哪里呢？
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提法。以黎澍先生为代表把这个命题变成了：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这是理解上的偏差，完全违背了这一命题的深刻意义。
首先，这一命题正如大椿同志指出过的，它是针对上帝创造了人类历史的观点而提出来的。这就是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这就和神学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人们”一词在德语中使用的是Menschen，在这里可以翻译成人们，也可以翻译成人、人类，意思很明确，人自己创造了人的历史。换言之，人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不是神创造的。尽管这里用的是人这个词的复数形式，它要说明的是整体的人、人类创造了历史，而不是说人人创造了历史，少了谁都不行。黎澍先生在一篇叫做《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下解放出来》的文章中写道：“‘人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这个问题时所使用的词，是一个含意非常广泛的词，包括所有各民族、各国家、各阶级的人在内，而无须一一列举始为‘彻底’。”这是黎澍先生“解放”出来的含意，至少德国人还不觉得德语Menschen有这么广泛的含义。如果有这个意思，在德语中就要使用另外的说法了。
其次，人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人类，社会化了的人类，人类在自己构成的社会中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的形成，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类得以和其它的动物区别开来是因为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人们不仅创造了自己，而且从根本上推动着历史前进。至于“‘个人’始终是作为社会的人，作为集团、阶级、社会的一员即一个组成部分而进行活动的。”
再次，人能够创造历史，这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地方。这是人的能动性、实践性的表现。唯物史观讲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绝不否定这一点。斯大林在答记者路德维希的讲话里讲的首先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像马恩一样，他也强调了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这些意见归纳起来说就是，唯物史观解决了人们是怎样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
还有，“创造”的含意不是为了表达“善”，它只是表达了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的肯定。这当然是积极的了，这不包括对反动的、阻碍历史进步的活动的肯定。我们都是这样理解“创造”一词的含义的。如果把反动的历史活动也说成是创造历史，那谁创造了历史就是一个无须探讨的问题了。当黎澍先生引用恩格斯关于“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时，其实就已经否定了历史是人人创造的这一说法。因为这只是就对于历史起积极的进步作用的活动而言的，它指的是让人类喝下甜美的酒浆的活动，不是指那些让人类喝下苦酒的反动的活动，虽然二者，都是以人类的头颅为代价、以卑劣的贪欲为动机的。
所以，理论上的分歧，说到底还是个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坚持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就有了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离开唯物史观，提出人人创造历史就失去了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顶多是一句大实话，等于什么也没说，其作用仿佛仅仅是为了“批判和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
从现实来看，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利于历史的创造。我们关注这一讨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更是列宁主义的，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所以直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依然坚持这一提法，坚持这一思想。
毛主席在这个观点上有很大的贡献，并用这些思想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而率领中国人民，夺取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当然，话也应该讲在前头，理论上、实践上的错误也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带来的损失也是很大的。
毛主席在庐山上重提：“究竟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不仅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了捅开林彪集团；更重要的从本意上来说，他是不赞成“天才论”的，把他吹成那个样子，他是不以为然的，这有他给江青的信为证，有他和斯诺的讲话为证，有以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为证，更有他毕生的实践为证。不是说他在处理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上，在理解上、实践上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不是没有错误。而是他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天才论”、英雄创造历史论的。
可是，黎澍先生针对毛主席说，“我们还把‘不是英雄……而是人民创造历史’加以发挥，改提‘是英雄……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比前说更高了一层，达到最高层次。这会更能说明历史吗？不能。因为离事实更远了。这个提法多少是从《国际歌》呼唤‘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得到的启发。《国际歌》歌词，充满革命激情，足以鼓动群众，但毕竟是诗，不是科学思想”。“应当清醒地看到，这奴隶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那个时代的奴隶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是可以买卖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没有历史主动性，甚至他们的人身都受奴隶主支配，如何能成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呢？所以把全部历史归结为奴隶们创造的并不恰当；同样，把它归结为人民群众创造的，也不足以说明事实。”
说《国际歌》是诗，是对的。说“不是科学思想”就不对了。《国际歌》是以诗的形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非常科学的。这就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如恩格斯所说，它比那个时代历史学家写的历史更历史；这也像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毛主席所说，它是那个时代的最生动最准确最深刻的历史。
《国际歌》，了不起啊！是人类不可多得的骄傲。
在毛主席的晚年，面对他所未竟的事业，面对种种力不从心的难题，仍然雄心不已，奋斗不息，故而不止一次地强调唱《国际歌》，并亲自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其心境和我们人民是一样的。“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毛主席说得对，“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黎树说得不对，怎么不是科学思想？很科学。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请想一想吧，我们总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才高唱国际歌？毛主席他老人家所经历的慷慨悲壮、视死如归的人民群众的斗争场面多了，所以他的心和人民永远是相通的。而黎澍先生的话，真是伤人感情啊！
我们要永远牢记，毛主席要我们唱《国际歌》，就是要我们相信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国际歌》叫我们相信并坚持，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创造没有寄生虫的新世界。
《国际歌》叫我们相信并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不靠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叫我们相信并坚持，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真理而斗争，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国际歌》叫我们相信并坚持，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才能争取胜利。它号召我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国际歌》——无产阶级的战歌。它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出自巴黎公社战士之手，它面对流血和失败表达了无产阶级的不屈和信心，它用诗的语言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它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又是严肃科学的。毛主席指挥我们高唱《国际歌》，就是为了让我们冲出旧思想的牢笼，获得真正的思想解放。他提出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意义和目的正在这里，正是和国际歌一脉相承的。
黎澍先生大概不会怀疑毛主席不知道现代无产者和古代奴隶有区别。理论并不一定要严肃地板着面孔，文学的笔法也是需要的。马克思是这样，自认为“剥了皮也写不出一句诗来”的列宁，也是这样，作为诗人、语言大师的毛主席用一点文学说法，还要较真吗？其实，分歧不在这里。分歧还是在看问题的观点不同。在黎澍先生看来，“古代奴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没有历史主动性，甚至连他们的人身都受奴隶主支配，如何能成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呢？”绝对到全部，自不敢说，但是不是那时创造历史的基础力量或决定力量呢？实际是，不仅古代，就是现代无产阶级，他们的历史主动性离着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还差得远。关于被压迫阶级这种不觉悟的情况，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的一个注解里讲得很清楚，那意思说，如果被统治阶级全部真正觉悟起来，统治阶级就一天也不可能统治下去。觉悟不觉悟、主动不主动只是一方面的问题，即便这样，奴隶们、人民群众是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全部的，是不是基本的、主要的、决定的？
正是因为人民群众缺乏历史的主动性，所以才要告诉他们，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提出了一条群众路线，就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一整套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法宝。为了贯彻这一路线，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他以自己参加革命的亲身体会提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要思想改造。他有做得太过分的地方，对老同志，对知识分子，不管动机如何，都打过棍子；但他对工农群众从来是尊重的，为人民服务是他所要求的根本宗旨。毛主席的这些思想，和列宁，和马恩是一致的，而且有很大的发展，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内容。
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有发展，不是偶然的，除了其它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历史有关。
第一，在我们的历史上，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诗人都对劳动人民抱有深刻的同情。这笔宝贵的思想遗产，既是劳动人民血泪历史的反映，又是培育人民英雄的土壤。同时，开明的帝王将相、政治家，对于人民既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的承认和重视，也是一份进步的思想资料。
第二，由于两千年封建专制的高压统治和极端贫困的生活，中国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人性被严重地扭曲了。鲁迅笔下的闰土即是这样的典型。农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所在，只是麻木地生活、劳动，逆来顺受，面对苦难和不幸，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而统治者，也制造这样的幻想。于是，在中国，不靠自己靠青天的思想根深蒂固。这是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这是共产党人发动群众，干社会主义，必须冲破的思想牢笼。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一思想还是多么有市场，多么严重地阻碍着我们历史前进的脚步，就可以想象与之斗争是多么的迫切了。
第三，由于中国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所受的苦难太深，逼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奋起反抗，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农民战争。这不是因为，中国农民天生多了一些革命性，而是因为统治者、剥削者太狠、太黑。难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都惊讶中国农民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他们是在和欧洲农奴生活状况作出对比后，在给教皇的信中，发出这样的感叹的。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尽管造反无理的罪名写尽了一切史书，但造反有理的信念却在人民的心中扎了根。
正是这样的历史，需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有可能接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毛主席正是这样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的思想家。这也就是他抓住这个真理不放的原因。力主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黎澍先生，怎么不理解这些事实，而在咬文嚼字中探讨问题呢？把一个充满革命性战斗性的命题，变成一个毫无理论意义的命题，这对现实有什么好处呢？还用担心已经高入云端的英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所创造的历史会被抹杀吗？黎澍诸先生过虑了，如今你们看，帝王英雄的电视剧炒到了何等程度，一位圣人一部戏都嫌不够，一部几十集连续剧都嫌不够。到底谁创造历史？黎澍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始料未及吧！我倒觉得，真应了毛主席说的什么什么都出来了那段名言。这就是思潮，这就是风。既然兴风，就会作浪。这就是我今天对于当年关于历史创造者讨论及其后果的看法。所以，我的一位朋友说黎澍先生是反封建主义的新启蒙运动的旗手，我不明白，这种理论有何反封建的意义，又有何启蒙意义？事情好像恰恰是反过来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正确；历史是人创造的，实话。一个正确的命题，也要有正确的理解。在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时，不能把这一命题夸大到绝对化，不能否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不能否定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正确的理论给我们以指导和方向。但是，从历史学来说，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研究，就不是以史实去证实理论，而是一切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为根据，从中找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解释。只有这样，理论才有价值，历史才有血肉。至于重复人人创造历史的事实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不仅要描述历史，而且要认识历史，而且是带着强烈的现实感去认识历史。
（作者：轶前；来源：赤竹隐客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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