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暄茹：毛泽东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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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暄茹：毛泽东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
2025-05-19
【摘要】在实现民族平等、化解民族矛盾和建立多民族国家的目标驱动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原则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等党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方针，并在指导民族工作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全面把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何生成”“如何生成”，对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
——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考察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在从‘共同书写’的‘传统性历史文化共同体’走向‘共同救国’的‘近代民主主义命运共同体’再走向‘共同强国’的‘现代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大声疾呼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认为，政府应解放苗瑶，使其与汉人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平等的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给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进一步指出，“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全面剖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动因、实践历程和现实启示，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发展需要，也是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动因
从中共二大的“民族自决”到中共七大的“民族自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中华民族族体成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关系问题的方案。可以说，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始终贯穿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以下原因开展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
（一）树立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的中华民族观的现实需要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其中伴随着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讨论。如梁启超通过叙述族群融合历程，将现代国家合法性建立在历史形成的文化基质之上，而非单纯依赖单一民族叙事，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五四运动后，“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革命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革命者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咎于少数民族的统治，甚至提出应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如《国粹学报》宣称“五湖之乱，十六州之割，两河三镇之亡，国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企图借助群众的排满情绪以推翻晚清政府腐朽统治。1932年，《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中明确指出，“党要在各种报纸上揭破‘民族平等’、‘五族共和’等等欺骗”，意即反对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民族观。此外，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与制定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其中明确指出“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大汉族主义等狭隘民族意识的存在必将使各族群众离心离德，极大稀释革命力量。如若不依靠各族群众，不建立统一战线，就无法实现革命力量的联合。因此，出于强化各民族平等观念，建立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的民族共同体的目的，毛泽东开启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
（二）化解以“民族矛盾”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
从1840年至1949年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权几经更替。清军入关后宣扬满汉平等，然其统治的近三百年间，体现在官吏选拔、教育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的重满抑汉政策始终存在，“满汉一家”的宣传口号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兄弟阋墙、民族内耗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毛泽东对此评价道：“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助长了早已有之的民族偏见，加剧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与冲突。可见，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均未能准确定位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解决之道首要在于自觉承担起团结国内各族人民的重任。要实现团结，需要先化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分析革命形势后就提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日本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小丑跳梁，猖獗一时，就是因为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弱点就是不团结，在中国，在东亚，在全世界都有过这个弱点。”因此，团结各民族各阶级，实现革命力量的联合，以谋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更深层次目标。
（三）建立以“多民族国家”为表征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需要
毛泽东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他“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华民族遭遇亡国灭种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危机中，具有现代政治观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尚未构建。晚清政府虽提倡满汉平权，但囿于阶级性质，无法实现重构各族群政治大一统新秩序的目标。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虽强调“五族共和”，但在政治实践层面，各民族平等的口号无从落实。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情绪高涨。反观国民党政府囿于阶级性质，错误地将抗日战争视为单纯政府抗战而非全民族抗战，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对于少数民族，国民党当局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否认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存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如蒙古人、西藏人、高丽人、安南人、苗人、黎人等等，历来都受着中国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的剥削和统治。国民党承继这种统治，没有任何的改变”。毛泽东逐渐认识到破局的关键在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现代构建，变单一血缘基础上的乡土、宗族观念为现代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并通过实践构建多民族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与主权国家的独立完整，即“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因此，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取得国家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标。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回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近代中国空前强烈的民族矛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王朝政治体系下的自在状态转向国民国家体系下的自觉状态的催化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作为使命担当。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顺应中华民族发展大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共同目标整合各民族力量。在争取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然觉醒并不断强化。
（一）五四运动时期：以民众小联合为始基推动国内民众大联合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政府保守派还在进行最后的政治反动行动，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之间的思想和实践彼此互动，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在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中传扬。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破产，中华民国成立，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芽的政治基础。在此背景下，国民强化了自我的国家认同，对王朝政治的认同开始转变为对现代国家的认同。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关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也开始萌发。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同时，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为题连续发表文章，全面剖析了民众大联合的源头动机、前途命运和路径选择，高呼“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认为，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压榨奴役百姓，归根结底在于民众是一盘散沙，没有团结起来。要医治国家和社会诸多沉疴宿疾，唯有以民众小联合为始基推动中华民族的大联合，才能建立一个新型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根本上改造旧中国。毛泽东对此预言道：“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国历史被动发展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发轫。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不仅是对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的回应，更是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考。这一思想强化了集体主义的伦理价值，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制定民族工作政策的重要依据。
（二）建党初期：以民族平等为前提实施“民族自决”或“自由联邦制”
1926年，毛泽东在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就已敏锐地意识到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性，一批回族、壮族、蒙古族、满族和朝鲜族的先进分子参加学习。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指引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开展革命运动，先后建立起广西瑶族地区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等少数民族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的范围和影响逐渐扩大。随着革命实践的逐渐深入和根据地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深化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1926年12月，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解放苗瑶决议案》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这是第一次在文献中提出民族平等；同时，对解放苗族、瑶族以摆脱土司酋长的欺压作出指示。1929年，中共中央在《给蒙委的信》中提出“蒙汉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同年，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的信中还提出“苗（或说其他少数民族名称）汉工农联合”的指示。直至土地革命早期，党的相关论述中使用的均是“联合”一词。
民族联合面临着现实问题，联合的前提是民族平等。但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已然存在。毛泽东继承了列宁以阶级视角分析民族问题的方法，同时基于少数民族的现实境况、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各民族劳动群众共同的革命利益，逐渐形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的观念。基于此，苏维埃政权应帮助少数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以及土司为代表的封建特权阶层的压迫统治。总体来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尚未开启中国化道路。中共二大提出的“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是十分赞同的。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就已提出“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的主张，这与中共二大的主张基本一致。显然，通过建立“自由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实际上是设想在中国采取苏联的民族事务治理模式，是幼年时期的党和毛泽东基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观念，在列宁“民族自决”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带有鲜明的苏联色彩。但仍能体现出毛泽东对民族多样性和民族平等原则的确认，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
（三）抗日战争时期：以民族团结为基础实现民族联合抗日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的革命力量深化了对帝国主义本质和民主革命任务的认识，从主张打倒帝国主义转变为抗击日本法西斯。毛泽东将民族团结理论与革命实践有机结合，将民族团结的范围从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扩大至支持中国革命的各社会阶层，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1934年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是我们党的一次民族工作大学习、大调研：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西南、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逐渐深化对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认识；另一方面，党在民族地区广泛宣传民族平等、自由和团结的思想。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民族交往实践，使各族群众逐渐接受更为先进的民族理念。各族群众逐渐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超越阶级、党派、民族的“抗日共识”最终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指出“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中央文件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融入党的宣传话语中。随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团结中华各民族一致对日》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毛泽东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运动的整体范畴，将各民族解放与中华民族解放紧密相联。在给周士第等人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尊重蒙民风俗习惯、宗教、文化，培养蒙民干部等一系列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各族群众逐渐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超越阶级、党派、狭义民族的“抗日共识”最终达成。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观，此文开篇第一节就精辟论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成就、特性，并提及中国是多民族结合而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历史充分证明，对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而言，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实现本民族的解放。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危机陡然加剧。中国共产党对内遭受国民党反共剿共政策的打压，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改变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团结少数民族进行“反蒋”斗争的态度，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将共同抗日救国作为民族政策的首要原则，鼓励各民族共同抗日。为了协调民族关系，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中共中央设置了专门处理民族工作的机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毛泽东还提出了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若干具体的民族政策。如：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对外、联合抗日的前提下，少数民族自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了民族代表组成的政治组织，旨在处理少数民族内部事务和族际关系，实现了“民族自决”向“民族自治”的转变。教育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极为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从1937年起，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专门开办少数民族班、回族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斗争增添革命力量。1941年9月，在毛泽东等人的指示下，延安民族学院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得以创办，这是专门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创立的第一所干部学院。此外，民族地区还建立了不少文化团体和革命团体，这些团体积极组织群众参加抗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至此，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各民族国家意识空前高涨，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抗日战争实践中全面觉醒。
（四）解放战争时期：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根基构建多民族国家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民族团结进入新局面。此时，“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利益的“元问题”。国内各党派展开了关于如何构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根基的多民族国家的论争，促进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为构建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基于此，民族团结的意义也从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团结，民族团结的对象和范围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实现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转变。
为实现和平建国，194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筹备实行普选的国民大会等一系列主张。国共两党经过多次磋商，最终国民党于次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等在内的五项议案。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协定，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和平建国的方案破灭。中国共产党毅然团结各族群众同国民党进行了一场事关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殊死搏斗。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加入了反蒋抗美的斗争，配合主线部队打击敌人，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突出贡献。事实上，尽管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尚未完全摒弃联邦制的设想，但也已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1947年，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建立了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制度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尝试，有效处理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系问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设立提供了借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统合政治国家构建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开启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征程。
三、对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各政治团体合作与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切合中国实际、促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在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通过宣传教育和实践引导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进入新时代，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经验和政治智慧，对处理民族关系和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之所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原因就在于党能够发挥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真价值，澄清对民族问题的误解和模糊认知的重要作用。党的诸多文献都将商讨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纳入其中，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亦是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寻觅救国良方的关键所在。20世纪30年代，《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是“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最基本前提，同时也就是争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正是党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始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性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才由此实现了从传统“自然共同体”到近代“虚幻共同体”再到现代“真正共同体”的发展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得以在各族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进入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发展，民族团结空前加强。但需正视的是，西方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依然存在，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相互交织，各种敌对势力大打“民族牌”，破坏我国民族关系。如何消解敌对势力阻挠、破坏我国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阴谋，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流毒，最根本的还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为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各级党委，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党委，应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推进民族工作的压舱石，完善民族工作制度，全力打通民族事务治理末梢，确保民族政策落地实施。
（二）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向，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华民族要想实现独立富强，必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在《论十大关系》中进行详细阐述。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作为十大关系之一位列其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应从认清少数民族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主体性作用出发，调动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具体实践方面，毛泽东提出在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可以组织民族联合的合作社，以期通过联合的生产实践弥合民族边界固有罅隙，推进中华民族团结互融。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几经求索，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盘散沙、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通过发挥自身历史主动作用以实现自我超越的道路，是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首先，方向要把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指引，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增强各族人民“五个认同”；其次，力量要汇聚，用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凝聚起团结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再次，关键在发展，发展是稳定的保障，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协调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将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支撑
“能不能把民族问题解决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有关民族解放的思想。如中共二大明确提出建立蒙古、西藏、回疆自治邦，这一主张是以列宁“民族自决”思想为蓝本，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具有局限性，但也能从中窥探到其内蕴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合理性因素。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意识到“民族自决”存在着国家分裂的风险，指示“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194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古地区的工作指示中明确提出，对内蒙古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区域自治。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由此建立，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实行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已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届领导人就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一系列新设想。毛泽东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提出诸如“十七条协议”等具有针对性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改革方案。邓小平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江泽民认为“民族自治地方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胡锦涛强调：“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习近平亲赴青海、广西、西藏等民族地区，并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重要场合中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其中，2021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必然要求”的论断，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从毛泽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独创性探索到邓小平“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江泽民“始终不渝地坚持并不断加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胡锦涛的“三个不容”，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表明了我们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立场一以贯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制度支撑作用。
（四）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源泉
诚如亨廷顿所言，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和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最深层的精神基础。认同失序会危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甚至酿成政权颠覆、国家覆灭的恶果。新中国成立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危害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两大毒瘤，是文化认同失序的典型表现。对此，毛泽东逐一批驳了两种狭隘民族主义。此外，毛泽东还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1954年，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应邀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民族宗教代表参会在消弭族际隔阂、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已彻底消除。一方面，受制于地理方位、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忽视甚至歧视少数民族同胞的现象仍然存在，大汉族主义残余思想仍未消除；另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对抗情绪试图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人为制造民族冲突，地方民族主义仍未根除。为涤清两种狭隘民族主义错误思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需从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出发，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本，构建民族身份认同。既要坚守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观，尊重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增强开放包容、舍我其谁的民族自信力，认同伟大的中华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源泉。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缘起于儒学家国同构、尊崇一统，内生于历代王朝更迭、治乱兴衰，觉醒于近代民族危殆、国家危亡，再造于现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经中国古代“天下观”“华夷之辨”、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简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存在几千年的民族实体深层次的凝练，是“推动中国民族国家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性政治资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在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独立和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驱动下，在实践中致力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五四运动时期、建党初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阶段，逐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为民族共识。总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处理民族关系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有助于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高度认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湘大毛研中心”，原刊于《理论研究》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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