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分化。一种知识分子是崇拜西方文化的，胡适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种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代表人物应该首推辜鸿铭。
这两位当时都在北大，都很出名。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一名干将，而辜氏似乎对这个新文化运动有点不以为然。说起来，辜氏此人很有意思，他出生于南洋的一个英国庄园里，从小到青年时代，一直在接受西方教育，也去过欧洲不少国家。后来他才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他一旦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便极力大加推崇。日本的伊藤博文到中国，辜氏送他一本英文版的论语。伊藤博文有意挑衅中国文化，说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当时无言以对。
在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方面，辜氏是一个另类，他虽然坚守，但他对于西方文化也很熟悉，这是其他中国老式文人所不具备的才智。从某种程度上说，辜氏了解西方文化，虽然也不否认西方文化有进步的方面，但是他本身并不对中国传统文化妄自菲薄。这与胡适很不相同。胡适推崇美式文化，但却有意贬低中国文化。辜氏坚守中华文化，主要是对西方文化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对于中华文化中在当时存在的一些弊端，或者一些瑕疵，并没有做太多的批评。所以很多传统文人就以辜氏作为他们力求保守的一面旗帜。
在今天看来，辜氏维护中华文明在当时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只是他的维护是把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的东西也一并加以维护，这就削弱了他观点中所存在的那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主张男性要纳妾，还说，男人就是茶壶，妻妾就是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上几只茶杯，这很正常。如果一只茶杯要配上几把茶壶，就不太像话了。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当时极力推崇西方文化的人们称为知识分子，而把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们称为文人。这样在后面的论述时会比较方便。当然，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种学者，如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也不会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文明。他们更是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接触唯物史观。他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为中国寻求一条革命之路，来解决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剥削与压迫的问题，力求寻找中国独立解放之路。
胡适一类的知识分子是不赞成革命道路的。他们认为，中国要想改变，基本就要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在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已故未婚妻的父亲就是这一类人。他满口英语，但都是一个个单词往外蹦。这样的做派让人感觉他是个洋派，但又只是一个半吊子。在当时的中国，能接受全盘西化观点的人并不多。不仅年轻人当中没有太多的人会接受，而中老年人中同样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而那些所谓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文人们，他们的主张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人会接受。年轻人肯定不会，而中老年人对此也充满着疑虑。毕竟被推翻的清廷就是依仗着传统文化的典型，但是这样的中国不仅没有看到出路，而且还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风险。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人，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赞同。俄国十月革命在当时西方媒体的渲染下，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恐怖。中国共产党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些知识分子和文人当中都会有相当一些人不可能接受。然而在这一类知识分子和文人当中，流行最普遍的情绪就是绝望。他们基本的态度就是中国没有希望，而且谁也拿不出办法来。在那些崇拜西方的知识分子中，有人做了买办，也有人自己经商，还有人做了教师。他们向学生宣传所谓新思想，主要是男女自由恋爱之类。这倒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意义，但对于当时中国所需要迫切解决的救亡问题，似乎不太管用。
那些所谓文人们，也在极力传播自己的观点，他们忍受不了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只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传统文化，在当时也拿不出新意来，也就无法真正吸引年轻的学生。他们为此悲叹，但又无可奈何。
不过，那些推崇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幼年的时候，都还是接受过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也有相当的国学底子。他们对于自己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后辈，不论有意还是无意，还是会留下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多少算是一种幸运。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人们，其中相当多的一些人已经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革命胜利的。毕竟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让当时中国人民受到极大的苦难。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骄横和霸道，也让这些知识分子和文人心里非常不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热爱自己祖国的。
这一类知识分子或者文人虽然在那个时候拥护共产党，但在他们当中，真正了解共产党的人并不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所开展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还有那些文人才有可能开始真正了解共产党，开始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来。
然而，那些知识分子和文人要想真正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不是一件容易和简单的事。在多少年之后，我还听到一些在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些年轻人的知识分子，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理解。他们中有的人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抱有怨言。我们不否认，在党的知识分子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的单位领导，在有些具体做法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和失误的，主要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动作比较粗糙，极个别的时候还有点粗暴，这对于当时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如果从总的情况来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主流是对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在八十年代之后，有更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学习。他们当中有的人就如同当年推崇西方文化的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也在极力推崇西方文化，而坚决贬低中华文化。电视片《河殇》就是反映出这一类人观点的一个典型。这些八十年代出国学习的人们，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些年轻的一代，缺乏真正国学的开蒙。他们基本不太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会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愚昧的。这样的无知让他们的一些言行看起来很可笑，也很肤浅。
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人们对传统文化不再横加排斥，但是真正对传统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研究与思考的还是有那么一点欠缺。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工作，真正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更为深入地分析出来，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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