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从世界观方法论把握坚持“问题导向”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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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从世界观方法论把握坚持“问题导向”
2025-05-08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导，世界观方法论首当其冲。因此，对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六个“必须坚持”，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而言，从世界观方法论层面进行发掘尤为重要。因为问题无处无时不在，从问题出发似乎是常识。但是坚持“问题导向”却并非常识，而是高度概括的规律性认识，是需要首先从世界观方法论层面去把握的命题。
一、在判断时代方位中“发现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准确地“发现问题”，即作为“时代声音”的问题。此“问题”不是自发、直观呈现的，而是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这种发问，源自对世界、对历史活动的总体把握，源自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认识客观世界，唯有运用唯物辩证法，努力把握“自在之物”。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唯物辩证法的首要特征，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把世界视为普遍联系、相互转化的矛盾系统，通过矛盾规律把握“自在之物本身”，发现“时代之问”，是唯物辩证法特有的整体、本质、前瞻性眼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
1. 如何确定“时代”
发现时代之问，首先要科学确定时代，正确判断时代方位。时代是对人类历史具有不同特质的具体阶段的整体性把握，是坚持运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深入观察分析的结果，表明了对于历史规律认识的深化。
历史时代是我们认识历史规律的重要范畴。确定历史时代需要对具体现实作整体性把握，其困难在于“整体性现实”不是感性直观的产物，而是理论思维的辩证综合。根本原因在于，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具体的历史阶段是时空一体的综合体。通常人们从感性直观出发把握的“现实”，只不过是历史在“眼下”的静止表象，并不能表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变化过程。然而，实际上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感性现象的具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可靠整体对象，这被称为“实证”，以为这是获得科学真理的客观根据。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这只不过“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从这个混沌的表象着眼，找不到关于历史的规律性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把握历史的“整体现实”需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一过程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它既是认识具体历史的思维过程，同时也是思维过程中具体历史的再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历史的具体并非现象的堆积、故事的罗列，而是变化过程的系统性呈现，即从抽象概念向具体概念的过渡。“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这里谈到了具体概念和具体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两者实际上都是起点和终点的统一，但在思维过程表现为结果，而在现实中表现为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我们不仅可以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还可以通过概念转化达到具体历史的整体，因而是认识历史的最高形式。可见，不能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仅仅作为“叙述方法”，它也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认识论和根本方法。
2.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由于“具体”在思维过程表现为结果，就很容易产生以思维过程取代现实过程的唯心主义幻觉。这里容易产生混乱的地方是：一方面只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能再现具体、把握历史，但是另一方面，这又只是对于历史具体的逻辑把握，而并非具体历史本身。否定前者，就会止步于历史的表象，这是黑格尔之前思想家的局限；否定后者，就会把观念当作现实，以逻辑替代历史，这是黑格尔的失误。“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这就是说，逻辑是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历史是逻辑的现实基础；逻辑反映历史，但不能代替历史。
因此，把握时代的科学认知是能够表现历史丰富多样和变化发展的具体概念，即多样性统一的综合判断。不同的具体概念，确定了不同的时代定位。马克思主义透视历史时代的具体概念主要有三种：生产力、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在生产关系没有重大质变，但生产力和其直接决定的亲属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原始社会，就可以依据生产力的特征划分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步发生质变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时期，必须以生产方式为依据划分时代，“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以上两种历史时代的划分，涵盖的都是几百上千年、甚至上万年或更长的大时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大历史观。但我们今天直接面对的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要获得对实践更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思想，还需要有在这种大历史观引领下的更具体的小时代观。
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路径，是划分小时代的出发点。它立足于长时段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变化，在坚持大方向的前提下把握新变化、新形势，提出更具体的应对。把握大时代中的小时代，捕捉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主要依据阶级关系的变化，尤其是阶级力量的对比，这是生产方式部分质变的直接依据。“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列宁依据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和无产阶级任务的转变，划分出了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毛泽东则提出以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变化为尺度把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指出，现代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里依据无产阶级地位的变化，即从依附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到新社会的领导阶级，划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三个时代。
3. 确立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推进，把时代问题摆到了突出的位置。进入21世纪，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当今时代是否正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深刻的历史转变。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其发展势头日益锐不可当。同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不可自拔，造成了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这一在21世纪初表现出来的势头，是否意味着时代的转变？推进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认知，进行时代的再定位，是今天把握时代潮流、获得历史主动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与当今时代主题的高度契合、相互辉映的趋势。“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的论断提出后，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在十月革命百年后的2017年年底他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他又提出了民族复兴伟业和世界百年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观点。
世界百年变局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和平发展压倒了战争霸权。它意味着“东西”的和平问题与“南北”的发展问题正在融为一体，世界和平的力量与发展的力量日益联合壮大，而战争的力量与破坏发展的力量也在兴风作浪。这一新格局致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资本主义似乎能够独步天下的局面不仅开始扭转，而且“西强东弱”的格局也开始根本改变，“东升西降”成了历史大趋势。以新的现代化道路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则是当代发展潮流中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又一结合。邓小平当年概括的“东西南北”两大问题，今天已经融合在“和平发展”中。引领这一转变的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霸权却正在走向终结。正视并深入考察这一历史趋势，是当今时代“发现问题”的根本依据。
“发现问题”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问题”有根据，源自对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历史转折点的科学把握；“问题”有方向，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推进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现实要求；“问题”有分量，这是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大局之问，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发现问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综合运用和集中展现，也是领悟坚持“问题导向”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切入点。
二、在科学辨析伪问题中“提出问题”
发现时代之问不等于已经正确地提出了时代之问。时代潮流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在对潮流的观察中看到了什么、想要什么、回避什么，更进一步想澄清什么、告诉人们什么、引导人们达成何种共识则各不相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了世界观价值观的对立，表现在反映了历史观立场的“提出问题”上。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科学世界观指导发现问题，通过正确地提出问题引导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是把握思想领导权和话语权。由此，围绕“问题导向”必然存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首当其冲的是如何“提出问题”。设置伪问题是敌对意识形态欲置我于陷阱、维护其话语霸权的惯用手法。伪问题虽然也属于“如何提出问题”的讨论，但它不是一般的与我对立的思想观点和问题，而是专门为迷惑对手而设置的思想陷阱，因此，坚持“问题导向”必须有力清除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时代之问是：“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这是立足人类前途命运，从两种经济全球化前景、两个全球治理体系、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抉择出发提问。可以成为我们辨析、清理伪问题的思想切入点。
1. 历史转折点的提问：前进还是倒退
立足“十字路口”的提问，意味着正确的提问必须着眼于推动历史进步，把前进还是后退、守正创新还是保守僵化的关键抉择鲜明地摆在世人面前。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社会进步有方向，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是能够这样提出问题的历史观基础。
人类历史的进步趋势，是由通过劳动不断创造更加适合自身生存发展条件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生产力集中体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但是，现实的人类普遍利益会因生产力的状况而形成相应的社会利益格局，这种利益格局将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不断调整，直至发生革命性更替。因此，生产力是现实的人类普遍利益拓展和具体利益格局变动的统一体，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人类现实普遍利益的决定作用。
为什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时，需要改变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马克思对此有个经典的论断，他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把握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利益定位是正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已经获得的文明成果，也就是现实的人类利益，而生产关系不过是以此为基础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阶级社会即剥削阶级）利益；两者一旦发生冲突，必定以人类现实利益的需要为依据，变革原先的利益格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雄辩地证明了只有现实的人类利益即人民利益才高于一切。现实的人类利益的决定作用在以往历史过程中是被遮蔽的，显现出来的是不可一世的剥削阶级特权利益，尤其是资本逐利的权力，它们被当成了永恒不变的“自然权利”。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虽然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历史的真相，但在资本引领时代发展、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一重大的历史遮蔽还未能真正去除。
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社会生产发生了一个质变，即从聚焦发不发展转向聚焦发展的协调平衡。这意味着特殊的狭隘利益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现实的人民利益引领历史发展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因此，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呼唤开放、包容的社会化生产力，资本引领的社会化生产力必然式微。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特征就是现实的人类利益的历史决定作用，开始从长期的历史遮蔽中显现出来。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是否符合人类现实的普遍利益，是判别前进还是倒退的客观标准，也是正确提出问题的根据。
伪问题的重要特征是用假象掩盖真相。其欺骗性在于，它用虚构的普遍利益否定现实的普遍利益，从而误导舆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大肆渲染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把它们的冷战思维和“小院高墙”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冠以“维护国际秩序”的名义。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从来不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是在领导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时期，与人民的要求相契合。“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当资产阶级获得统治权并成为既得利益者，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就失去了现实利益的支撑而日益成为“虚假观念”。从虚假性出发的问题设置必定是伪问题。我国始终作为当今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反法西斯成果，不断促进世界的公平正义，这与坚定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倒行逆施毫不矛盾。
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出发，为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设置的典型伪问题就是“党大还是法大”。这一问题并没有科学认识论的理论依据，而只是出于迷恋西方政治制度的发问。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都是利益集团和特定阶层的代表，不是全社会的代表，故而一方面需要“投票民主”“政党轮替”彰显其“民主”，另一方面则需要一个凌驾于各政党利益之上、名之为“法”的普遍利益来凝聚社会共识。尽管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其实与民主一样，都完全受制于垄断资本利益，但“法大于党”似乎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有效地掩盖了其法的阶级本质。
正是由此出发，西方意识形态一直以“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挑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我们一些受西方法治观念影响的人也长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意志，我们党依法办事，这个关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这是破解此类伪命题的理论基石。
从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看，西方的制度设计是以永恒不变的人性自私为前提的，它否定人性的社会历史性，否定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否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引领时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终结阶级划分的制度价值。历史充分证明，西方多党制的“政党轮替”不过是“维持现状”，即维护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根本无法解决权力的腐败。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根本上说，就因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
从形式上看，西方的政党制度是个人自由加入、民主表达意愿，而实际上是以“孤立的”个人方式组成的。这必然造成松散的、被控的、“沉默的”大多数，与始终是操纵者的特殊少数“个人”的两极，因而本质上是专制的。相反，中国共产党靠自我革命和服务精神，真正融入人民，了解人民，代表人民，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而是真正大众的、民主的政党。可见，中国共产党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有无一党私利，是否真正代表广大人民。
2. 历史进步性源泉的提问：过去还是未来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个政党是否具有自身利益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其依托的阶级利益。真正的共产党之所以没有自己的私利，就因为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消灭阶级”。就是说，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的划分和阶级利益的对抗，工人阶级就不能真正解放，共产党的使命就没有真正完成。因此，共产党决不固化现有的利益格局，决不停止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脚步。
把现存事物凝固化，当作不可改变的现实，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依托。资产阶级“维持现状”的本钱在“过去”，而软肋在“未来”。把过去神圣化、未来玄学化，否定过去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美好前景，是其护身符。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其价值增殖的奥秘就在于占有“直接劳动”的使用权，其力量则在于“过去支配现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把活劳动物化、死劳动（资本）活化，让“过去”变身为“现在”、“未来”幻化成“道德假设”，是资本主义维系其社会统治关系的根本特征。与之相反，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将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立党之本，而西方则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以“过去”吞噬“未来”，是伪问题设置的又一历史特征，“普世价值”就是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它开创了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历史终结论”，认定历史将止步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构架，是“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支撑。用“过去”吞噬“未来”不是不讲历史，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终点面向过去的历史。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成为“普世的”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构架就成为“普世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而资本主义物化的利己主义个人就成为“普世的”现代人。“普世价值”伪造的历史制造了一个“神话”，即凡是遵循“普世价值”的就发展，凡是反对“普世价值”的就倒退；以及两个伪命题：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不可超越，另一是“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对立。这些伪命题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恶劣的错误社会思潮的源头。
之所以把支撑这些伪命题的历史称为“伪历史”，就在于它用历史的片断虚构人类历史，掩盖了真实的历史。它不能说明盛极一时为什么不等于强盛不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曾被西方作为“历史终结”的根据，大肆炒作“社会主义试验的兴起及其失败是20世纪的两大遗产”，大肆炒作“共产主义幽灵已被逐出了欧洲”。但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注定了企图“千秋万代”不过是它的一枕黄粱。2007年美国突然爆发的次贷危机，及其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表明世界力量的对比已经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对这一历史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这一论断实质上揭示了美国百年霸权、资本主义数百年的优势地位已经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衰落。
这种把历史凝固化的伪造，从方法论上看，就是以“自然”掩盖其社会本性。它把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贫富分化等问题，都视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的自然过程，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需要看到，尽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划界就了事，而是要深入探讨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把“社会的”归结为“自然的”。其实，资本主义作为最后一个私有制社会，其最大特色就是私有制社会基本矛盾得到了充分发展，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提供了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揭示这一矛盾，就可以认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打破自然和社会的鸿沟，证明社会和自然一样，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客观原因。但是，也正是这种客观必然性，使得资本主义把自身的社会性质描绘成“自然本性”成为可能。
因此，分歧并不在于“社会的”能否成为“自然的”，而在于两者是否都具有“历史”，即矛盾运动。矛盾运动只有转化，没有停止，故而历史不能终结；矛盾运动有对抗和非对抗之分，故而历史发展有阶段。“自然的”并不排斥运动、否定质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必须完成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分离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使得“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血腥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表现为剥夺农民等小生产者，而在殖民化的过程中则表现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疯狂掠夺，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正是其阶段性规律的表现形式。
可见，试图以“自然”拒斥“历史”，达到利益固化、历史僵化之目的，只能暴露其“非历史”的思想僵化。而超越现状、创新发展，则正是着眼于未来的思想方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思想依据。“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不是数量上一时的多少，而是历史过程的生命力。新事物总是从小变大、由弱变强，而旧事物则必然由盛转衰、继而灭亡，这就是新陈代谢。
3. 历史真实性判断的提问：科学还是迷信
资本主义利用“客观性”消解“历史性”，用“自发”偷换“自然”，通过“自发自然”“自发自由”，把资本主义属性曲解为人类的自然属性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客观性不能停留于表象和片段，而必须上升到世界观上作整体的把握，才能有“历史的自然”。所以，正确提出问题需要坚持彻底的唯物论立场，以确保提出问题的客观真实。
因此，正确提出问题就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作为世界观的唯心主义尽管有以理性化形式出现的“精致”品种，和以“怪力乱神”一类荒诞形式表现的“粗俗”品种，但其本质都是偏离客观真实的虚幻观念。而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两者不仅合流，而且粗俗的唯心主义往往独占鳌头，暴露其完全脱离了人类理性的根基、极其荒谬的本性。其所以如此，就是要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推倒唯物论的物质本体论和唯物反映论。因此，“物质消失了”是每次科学重大发现后唯心论的各个变种永远不变的“问题设置”。
从20世纪初发现电子、X射线的“物理学革命”，到今天以量子微观世界衍生的诸多发现为对象的“微观物理学”，都引发了我们认识的并非“客观世界”而是“意念世界”或“幽灵空间”的唯心论躁动。而把科学发现的新成果作神秘主义的诱导则是其惯用的手法。破除唯心论魔法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彻底的唯物论方式“提问”：“为了从唯一正确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我们要问：电子、以太等等，是不是作为客观实在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呢？”有外在于意识的客观实在，才有客观的认识对象，正确的认识才是客观真理，科学认识论的基础才得以奠定。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科学新发现的去唯物论曲解，最大的危害在于企图动摇科学信仰的根基。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地随着实践、科技的发展而发展，因而特别关注科技的新进展并从中不断汲取丰富自己的营养。但是，实践、科技的任何进步都只会丰富而不是推倒唯物主义世界观，因为运动变化才是真实的物质世界。彻底的唯物论是科学信仰的基础，它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跨越了已知和未知、经验和超验的鸿沟，确立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认识论依据。这样，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就不再只是主观的动机，而是有着充分历史根据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吸收科技创新成果以丰富自身的同时，也为我们防止形形色色伪科学的误导、正确阐发科技新进展的成果指明了方向。
为什么西方意识形态要不遗余力地否定唯物论？一般说来，它也不敢公然丢弃“客观性”“科学性”，因而必然出于利益需要曲解客观性。这就是将其仅限于统计学、“现象学”层面，而将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污称为宿命论性质的“决定论”加以拒斥。从实证主义观点规范“客观性”“科学性”，不但从中排除了对于未来的科学认知，而且从根本上清除了“客观历史”。自康德始，这一问题就被归结为人的认知能力所限，成为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划界问题。而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否定其被超越可能性的需要。
西方意识形态在否定物质本体论的问题设置的同时，虚构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伪问题，即将两者的对立歪曲为追求美好理想信念的唯心论与追求物质享乐的唯物论间的对立。恩格斯曾指出：“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这种理解不仅是极其浅薄的望文生义，而且是极端卑劣的污蔑诋毁。历史完全推翻了这种伪造：无数伟大的唯物主义者都是为了人类理想而勇于牺牲的战士。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现在我们要问：如此扭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意欲何为？答案就是在颠覆唯物论的同时颠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信心，认可资本主义对历史的“终结”。随着资本主义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今天其使用的辩护工具已经不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而是否定一切实质性变革的“择恶主义”，即不能选择“更好”，只能选择“恶小”。这向我们提出了今天如何“冲破思想牢笼”问题。开创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有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觉。
三、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中“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与发现和提出问题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理论见诸行动的环节，是理论创新与行动纲领相结合的过程。因此，解决问题所体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此前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就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彻底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解决各类重大问题（如阶级性和科学性、党性和人民性、主客体的实践关系等）的世界观指导，当然也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根本遵循。这一哲学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思想路线和斗争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领悟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守正创新的立脚点。但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主要是科学世界观根本观点的坚持运用，侧重宏观思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因而“中介”的特色更明显。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是高度的理论自觉，因而每一个环节都不是自发的结果，其中“实际”的确定至为关键。“实际”并非客观自在的现象，而是世界形势、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实践方略的综合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就是道路和出路，就是全部理论的落脚点。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际，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实际。
1. 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我们说过，西方现代化不可超越建立在“自发自然”的观念上，似乎很有底气。然而自发并非就真的自然。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人的物化，有其必然性，因而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必须看到，这一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对抗性，因而绝非天然合理。马克思透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因而从根本上是反人性的。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物化将随着历史的发展丧失其历史合理性，愈益暴露其反人性的本质。但是也要承认，资本主义本性的暴露不等于它在历史发展中会被“自动”超越。完全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虽然不满，却无奈接受。
超越资本主义难在哪里？难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需要高度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表明人类的历史就是通过劳动不断脱离动物界而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人类通过劳动的发展不断增强了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也是人类从被迫改造自己以适应自然界逐渐走向自觉的自我改造。蒙昧的原始社会和社会对抗的阶级社会，人类总体上还是在被迫适应自然界，因而是人类的“动物时期”；只有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才能结束人类的“史前史”，开创真正的人类历史。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才不可替代。开创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一步。
必须指出，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才能把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自然界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因而人类改造自然绝非随心所欲，而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受动性”是当然的前提。因此，自觉性不仅体现在能动性上，也体现在对“受动性”能否积极适应上，这就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唯心论不仅表现在只讲精神能动性而否定受动性，也表现在扭曲“受动性”，即把受动性视为人类能力的极限，从而以“自然性”粉饰客观经济规律的盲目作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因此，超越西方现代化必须以战斗的唯物主义克服唯心论的自发性，才能开创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我们在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不仅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还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谓“市场经济只能靠追求自利最大化驱动”的人性自私逻辑，打破了所谓“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和“修昔底德陷阱”，打破了所谓后发展国家必须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使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展示出无比光明的前景。
2. 以自觉现代化打破西方的“普世”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汇入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在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不仅显示了自身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也产生了日益引领潮流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开辟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不能仰仗自发性，而必须依靠自觉性。说到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结一致的自觉现代化，是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典范。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和后发展国家走不通。之所以如此，一是自发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二是自发现代化的排他性。资本主义现代化起源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不仅极其野蛮，而且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支持。如当时还拥有因国内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对抗可能导致社会“撕裂”而向国外转移矛盾的空间；拥有还能承受资本任性逐利的掠夺性开发的生态环境，尚未形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和依附关系，没有形成垄断资本支配的贸易规则和市场控制，因而还留有自由竞争的一定空间；等等。这些历史条件在19世纪末对于非资本主义地区已经不复存在。这也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能够自发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原因。现代化与民族独立自由已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了。究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自发现代化，是由资本的任性逐利驱动的。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必定以“两极分化”为基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总是建立在二元对立之上，形成对内“有产”和“无产”的两极，对外“南北分化”的两极。事实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根本不具有“普世性”，恰恰相反，制造阶级和民族的社会对抗是其本性。
超越资本的任务极其艰难复杂。虽然资本主义的矛盾对抗和危机的爆发是自发的，解决这一危机却不能自发完成。根本问题还是马克思指出的，如何把资本这个“过去支配现在”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即让人类驾驭资本，而不让资本统治人类。历史证明，资本的驱动在生产力的社会化、经济全球化乃至个人的独立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性；超越资本主义不能希冀简单的“废除资本”，而只能在学习、利用和驾驭资本中实现。这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的任务：既要充分利用资本逐利的创新活力，又要有效抑制其“任性”。
因此，绝不是如我们曾一度认为的那样，简单地把资本主义作个切割，撇开资本，仅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能破解这一难题。我们知道，资本的力量在于激发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热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是无可替代的财富创造积极性的诱因，私有制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其两根支柱。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史使我们认识到，在不出现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只有充分利用资本的这种活力，才可能最后超越资本。因此，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能够包容私营经济积极性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一个能够有效整合个人利益的整体利益价值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对这一难题的不断破解中开创的。它包括三个相互联系层面的创新：生产力层面，顺应确立劳动者在生产力要素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保持科技创新蓬勃活力的变革，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论；经济运行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论；价值观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人民至上论。
新质生产力论奠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根据。它从生产力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工业化的局限性，揭示了其必然被超越的时代根据。雇佣劳动始终是资本社会化不变的本性，不断制造“南北分化”，是资本引领的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力还只是“区域性”的社会化，并不是属于全世界各国的社会化。新质生产力在理论上的突破在于：它指明社会化生产力在今天的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来自追求垄断利益的资本；要确保商品流通和产业链顺畅，必须抑制不守规则的资本；利用资本的同时如何有效驾驭资本已经成为时代之问。与此相应，各国平等的发展权利，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已经日益从经济、道德诉求转变为时代对社会化生产力的直接要求。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和谐甚至对抗：科技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解决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型高科技“智能向善”问题具有空前的紧迫性，而资本追逐的自利最大化为解决这一课题设置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更加公平竞争环境的新质生产力，必然不断地与“美国优先”等垄断资本利益发生碰撞，这成为妨碍这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可持续的空间，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总之，新质生产力必须建立在以现实人类的利益的满足为基础，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纽带之上。可以想见，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在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发展中超越资本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时代趋于定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奠定了经济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两种所有制的拼凑，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机体。虽然公有制与其他私有制的性质有别，但它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总体上相向而行，处于一种优势互补、短板互鉴的良性互动中。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引领下，公有制经济自身的优势在不断发挥，且通过改革不断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活力；非公经济不断打破私人占有的局限，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不断壮大。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各敲各的锣鼓”，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发展壮大。如果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是我们党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一大创新的话，那么，通过基本经济制度让不同所有制的优势被各方吸收、内化，民营经济在自觉吸收公有制的优势中日益壮大其社会主义因素，堪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创造。今天，不断发展的民营经济，出现了如华为“超15万人参与员工持股计划”、娃哈哈“员工共享成果全员持股”、中微科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全员持股”、中科龙芯“劳动者主体地位工分制度”、瑞兆激光“以民营形式替国家掌管家业”等新型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事实证明，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催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孵化器。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观的坚守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坚守人民立场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但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不断凸显的个人利益如何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整合问题。这一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就会出现宣传导向和政策导向、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制度体系的脱节。这正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能解决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解决了如何落实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问题。
从理论上说，以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统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克服以往在这方面的偏废，是一大创新。出路就是把“共同富裕”落实到“新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它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在改革发展中注重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二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消除绝对贫困，“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同步，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是加快民生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最大特色。
3. 自觉现代化的“关键”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自觉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没有一党私利，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因此，这必定是一个回应挑战、守正创新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开创，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创新坚持党的领导的新课题。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紧迫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所具有的远见卓识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于能够有效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从组织原则上说，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关键一条是“全党服从中央”。形成一个全党公认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必要条件。既讲民主又讲集中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面对具体情况时，困难的时候要讲民主，更要讲集中；困惑的时候要有自由，更要有权威。
我们今天所处的形势概括起来就是对立的两极相互交织。一方面，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浩荡而又逆流翻滚，曙光已现而又乱云飞渡，难预料、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挑战的复杂多变，考验的严酷无情，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处于变乱交织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处在前进或倒退的十字路口，国际共识处在难以形成的纠结中。要引领时代潮流，给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就需要有中国答案和中国方案，党的集中统一因而具有现实紧迫性。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形式主义历来存在，但在今天却反映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推进改革发展和安全利益面对创新驱动的压力，共同利益的增长和狭隘利益的分化同样明显。从党建的角度看，形式主义是涣散党的组织、瓦解党的斗志的毒瘤，其本质就是向党闹独立性，以各种方式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对立两极相互交织的形势，使得党内不仅容易产生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问题，而且两种对立的错误偏向相互呼应比以往都要突出。畏难悲观和骄傲自满并存，脱离人民和崇拜民粹叠加，思想僵化和崇洋复古同在等。这表明，新的形势下党亟须集中统一，但也极难实现集中统一。“两个确立”是我们破解难题的良方。
“两个确立”是今天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鲜明标识。能否有效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形成适应新的历史阶段的科学体系，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守正创新；二是能否形成全党公认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实现党在组织运行上的顺畅高效。这说明，形成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需要特定的主客观条件，前提是出现明显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时势造英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每一次重大飞跃也如此。毛泽东思想产生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变动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需要指出，科学体系的形成及其被认识，领导核心的形成及其被公认有其一致性，但并非同步。对科学体系及领导核心的认同，反映了党的成熟程度和人民的历史地位。进入新时代，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不断被全党所认同。开拓创新与拨乱反正交相辉映，“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鲜明对比，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同向而行。与之相应，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成熟形式，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一，它使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上升到历史自信的新高度。“两个确立”是在科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形成的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表明我们对于自身的使命担当已经有了更自觉的把握。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不仅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从理论和实践、顶层设计和问题导向的结合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两个确立”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和关键政治抉择。
第二，“两个确立”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从而始终保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大合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因为科学理论是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立党之本。同时，科学理论也是党实现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权的首要条件，毛泽东断言，“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理论创新是思想的活力，理论武装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活力。因此，理论创新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两个确立”奠定了理论创新的基础，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指明了方向，也为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准备了条件。因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着力点明确，不易受到伪问题和错误思潮的干扰，使得全党的思想更容易统一，通过民主集中制使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也更加顺畅。因此，“两个确立”不仅表达了人民意愿，更是不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民心民意，形成万众一心磅礴之力的法宝。
第三，“两个确立”为有效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了保证，以不断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但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极大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面貌，也使自己不断增强了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经历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严峻挑战，证明了党的生命力在于形成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核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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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侯惠勤：《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当代阐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8]辛向阳：《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贡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发，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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