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解放‘资本’一词”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利弊分析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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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解放‘资本’一词”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利弊分析
2025-05-08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5月5日“李锦解读国资政策与新闻”微信公众号发表李锦老师的文章《我是怎样在调查研究中解放“资本”这个词的》（下称《解放》）。这篇文章似乎暗示，我们党20多年来，解除了“资本”一词在中国的禁忌，从而“资本”一词在中国大行其道，李锦老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让我们了解到党在理论话语和政策话语形成中的一个机制和一个典型案例。我对李锦老师了解不多，看过他的一些文章，似乎是可以的。我看到李锦老师很辛苦，很多产。然而，我认为，李锦老师帮助在中国“解放‘资本’一词”是得不偿失的。
【李锦《解放》文截屏】
我小时候，大约在1980年前后，曾经听到几次有人问：“你有什么资本”？小时候的很多事情都没有记忆了，但是，对这句话我记忆尤深。当时并不理解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长大了，读书多了，特别是做理论研究多了，才了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这样一来，在中国的民间，人们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把资本看作是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是看作是一种能力、一种资源。民间把马克思的概念给转化使用了。民间可以这样说，问题是，中央能否这样说呢？民间的话语是否都能上升为中央的话语呢？答案是否定的。
二、“解放‘资本’一词”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中国一些人过于青睐话语“创新”了。他们不懂得，创新是把双刃剑。他们中的一些人滥用“解放”一词了。
第一，马克思主义者向来不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马克思深知这一点，否则就不会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了。列宁指出过这一点，毛泽东也指出过这一点。斯大林高度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使用了前人许多概念，但通过赋予新的内涵加以转化使用，应该也不排斥后人转化使用他的概念。比如，马克思曾说，价值的概念只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而这并不妨碍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使用价值一词。再如，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使用剩余价值一词？我认为，是可以的。有些同志认为，不要用。他们也是有理由的。如果不用剩余价值的概念，可以用经济剩余的概念。但使用这个概念，就没有将剩余与价值联系起来。尽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剩余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的性质有本质的差别，但也有共同之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也是工人创造的但没有直接分配给工人的价值。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这种经济剩余没有被资本家获得，而是被社会获得，被用于社会整体（比如用于全社会投资或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护）或社会公益（比如用于支付老年人、残疾人、军烈属家属的生活费、对外援助）。关键是，只要中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使用“价值”以及其它被马克思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都不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损害。因为它们属于社会生产末端的概念，普通民众对它们不会造成误解。这就如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样。我们说中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时候，当然都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标识性概念，那是不能轻易动的。
第二，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说，民间在一种近乎中性（实际上也并不中性，只是普通人无权无势，不可能形成什么资本，造不成什么危害，也不容易看到资本有什么危害，甚至会认为资本是有益的）的意义上使用“资本”一词。所以，李锦老师在对工人、管理人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的采访中，很自然地发现他们许多人认可“资本”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发现，没有一种另外的概念可以很好地替代“资本”这一词汇。所以，李锦所谓“解放‘资本’一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应该指出，所谓民间，有的是一般老百姓，有的是有资本的人。一些有资本的人是很容易接受“解放‘资本’”的思想的，甚至会对“解放‘资本’一词”推波助澜。
第三，正如《解放》文所显示的，“资本”一词在我们党内部一些干部那里是禁忌词，但在另一些干部那里也有一定的接受度。实际上，只要中央做出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决策，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在中国就必然出现。这也就是说，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决策一旦确立，就等同于解禁了资本。因此，实际上，并不是李锦“解放”了“资本”一词，李锦只是把这个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三、“解放‘资本’一词”对于中国得不偿失
尽管是多种所有制并存解禁了资本，但从理论上“解放‘资本’一词”对于中国可能还是发挥了作用，甚至是重大作用，只不过这种发挥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是得不偿失的。
首先，我们承认，“解放‘资本’一词”对于中国当然有所得。但是，资本在西方社会的天经地义，早就让资本家阶级大有所得了。所以在中国“解放‘资本’一词”，也会使中国非公经济大有所得，这根本就不奇怪，也不值得夸耀。
其次，要考虑失的因素。我想，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应该都承认，在理论上“解放‘资本’一词”，对于中国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资本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判断。“资本有两面性”，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判断。而总书记提出两面性，侧重点在哪里？中央已经提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于是，中央关注的侧重点即使不是资本的负面性，也把资本的负面性提到了原来没有提到的高度。这至少意味着中央判断，如果继续“解放‘资本’”，必然导致得不偿失。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注定得不偿失。中国在接受资本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打开了资本的笼子，再想收回去，就很难了，可能只有等到资本发展到极限才能收回去了。
第三，从一种科学的标准看，“解放‘资本’一词”对于中国确实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有同志质疑这个判断，就请想一想，如果我们不“解放‘资本’一词”，利用“资本”所带来的好处是否就无法获得了吗？当然不是。毛泽东时代在理论上严禁使用“资本”一词，而是在价值形态使用“资金”一词，在实物形态使用“资产”一词，不是同样取得了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时社会收入分配高度平等吗？怎么可能在改革开放时代，就只有“解放‘资本’一词”这一条路可走呢？而且，改革开放后，我们提了那么多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没有转成功，如果没有更优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就是不成立的。而为什么那么多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转成功呢？即使不是全部由于“解放‘资本’一词”所带来的，即使不是全部由于我们党内一些干部对于资本的过度信任所带来的，也与之无法脱离干系。这种过度信任，表现在十八大前的政府不断为资本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又不断收缩国有企业发展条件。《解禁》说，“有了资本的思想，就想办法增值，就得突破所有制与产业结构的限制，就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企业改革向前推进一步。”对于李锦的这个逻辑，我没有看懂。但假设它成立，同志们可以想一想，突破所有制和产业结构的限制所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是让中国形成了一种所谓“56789”的所有制结构呢？因此，这种“解放‘资本’”思想到底是想干什么？又干了什么呢？
还有所谓聚焦主业，有可能构成国有企业发展的一种重大限制。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有没有夸大呢？我想，是没有夸大的。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罕见地以设问的方式，向全党提出了还要不要国企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是否定国企的势力相当强大，总书记就不会如此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习总书记提出这个问题，所针对的就是在我们党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否定国企的力量。而“资本”一词一旦在中国得到“解放”，不利于国企发展的一种社会气候就形成了。从学理上看，一个企业的主业究竟是什么？它能完全由政府机关来决定吗？有时候可以，但有时候就不行。西方许多大企业都是多角化经营，其主业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用西方产业经济学的话语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可以理解为一种放松管制。然而，由政府一个部门来强制地规定国有企业的主业和聚焦主业，不就是加强对国企的管制，从而为私人资本让出市场吗？这符合公平原则吗？国家能够给民营企业规定聚焦主业吗？
第四，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比实际更大力地发展公有制企业会怎样呢？我认为，一定会更好。钱学森说，丢了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中国最顶级的科学家（据我所知，不止钱学森一位）是支持公有制的。在这个问题上，改革开放后，对于中国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而本来，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个真理是被社会绝大多人认可的。中国怎样发生了大多数人同意的真理向少数人同意的真理的转变呢？这个问题当然不全是由于“解放‘资本’一词”，但也与它难脱干系。
四、“解放‘资本’一词”对于中国得不偿失的原因
为什么“解放‘资本’一词”对于中国得不偿失呢？
第一，军事学讲不打无准备之仗，经济上的改革、战略制定和实施也不能缺乏社会心理准备。20世纪90年代，中国整个社会并没有做好“解放‘资本’一词”的心理准备，而且至今也没有做好这种准备。——这就必然意味着中国的大量的资本运作是低级的、低效的，从而与李锦们所宣称的目的是相悖的。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还提出要研究资本。这就表明，我们中央对于究竟如何认识资本依然是有不确定性的，是需要认识上的深化的。这也就表明，在中央看来，所谓“解放‘资本’一词”和提出“资本经营论”根本没有完成理论构建，更没有通过实践检验。而实际上，中国今天整个社会对于“资本”一词的态度依然是负面的。就连美国的统治者特朗普等人现在对于资本的态度也是负面的。美国的统治者想让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就是不回流。许多资本已经超越了美国统治者的控制。美国的情况是，不是统治者控制资本，而是资本控制统治者。中国继续“解放”资本，会走到什么地步呢？资本越无序扩张，“解放‘资本’一词”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大。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越来越容纳不了它的生产力了。很显然，“解放‘资本’一词”极大忽略了资本的负面因素和长期后果。——中国许多调查研究都过分迁就了所谓现实和基层意见。这说明，存在两种调查研究，一种是如毛泽东为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一种是如李锦那样基于某些局部、个体的经验、缺乏历史思维所做的并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李锦仅仅从企业效率效益出发，从某些官员关注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从而草率地走上了“解放‘资本’一词”的不科学道路。
第二，对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至今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解放‘资本’一词”，而是如何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资本能够发展生产力吗？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前面20多年，当然可以。但资本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吗？当然不能。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可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中国至今只有少数私人资本能够与美国的私人资本抗衡，许多私人资本连自保都难以做到。李锦老师的“资本经营论”可以帮助一些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管理好资产，但它能够指导中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吗？不能。哪种理论能够指导中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呢？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否定了资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生产力是一种生产能力。发展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非常高级的技术，非常复杂的社会基础设施。李锦的“资本经营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脱困问题。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是道的问题，而国有企业脱困是术的问题。而且，李锦对国有企业为什么出现困难的分析恐怕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不准确的。《解放》文说，“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困难时期。”“1988年之前，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一般不超过20%，但是，到1994年11月底，预算内3万多户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1.4%，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亏27.6%，经济效益全局性下降，700万人停工，200万人下岗，3000万人成为‘富余’职工，多数企业运行到了难以为继境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经营为什么出现困难？有国有企业老工人、老专家已经指出，原因不是所有制，而是管理体制出了问题，加上特殊的时代背景。我大胆推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经营困难的原因有很多，但许多分析都忽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是造成国企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国企普遍并不知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就连当时的中央对此都不十分了解，更不知如何适应。——中国国企大面积的困难正是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的。《解放》文说，“虽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的14项自主权，但是难以落实”。——这说明，李锦也承认，上面制定的政策缺乏对下情的了解。如果我们这里的分析正确，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批专家提出的中国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即使存在一些道理，它们也并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而且，当党和政府把大量精力用于推动所谓国企改革时，必然导致国企的干部群众人心慌慌、军心动摇，生产经营必然走向失序，从而经营必然走向困难。而中国许多文献都把人浮于事等等看作是国企经营困难的原因了。人浮于事等等不是国企经营困难的原因，而是国企经营困难的表现。因而人浮于事等等的归因是错误的。而李锦等人更是将中国经济困难归结为计划经济，从而走上推崇市场经济的道路了。他们幻想市场经济是灵丹妙药，他们太幼稚了。但我担心，其实，一些主张市场经济的人根本不关心市场经济是否灵丹妙药。一些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如张无常、弗里德曼）实际上明白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毒药，但偏要说成是灵丹妙药。他们帮助在中国形成了支持市场经济的舆论气候。而美国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当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质问中国谈判代表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中国谈判代表在国内也没有找到适当的定义。于是，一些人不得不花费巨大力气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缺乏其它的定义。中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中央承认，过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至少是难以为继的。
第三，“解放‘资本’一词”导致了中国理论界的困惑，加剧了中国理论界的混乱。李锦把马克思对价值的“增殖”定性改为“增值”定性，得到一些部门、报纸的认可，一度使得理论界把“增殖”和“增值”混淆了。后来理论界又明确资本是“增殖”的价值，不是“增值”的价值。“殖”是生育、孳生的意思，“值”是价钱的意思。一种资产“增值”，完全可能是由于非生产性活动，如操纵市场。而马克思讲的“增殖”是通过生产过程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李锦用“增值”替代“增殖”，是他不懂得经济学的表现。因为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某家单位的资本增值完全可能是非生产性劳动的结果。而整个社会怎么可能依靠非生产性劳动取得生产力的发展呢？我怀疑，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至少部分是由于李锦的功劳。李锦的资本概念其实在实践中还是不明确的。他的资本概念在现实中到底是指“公有资本”还是指“私有资本”？他“解放‘资本’一词”，到底是“解放”了公有资本，还是“解放”了私人资本？从客观效果看，他“解放‘资本’一词”并被接受，为中国出现大规模私人资本打开了理论上的限制，而这可能正是他所谓“解放‘资本’一词”的真正意图。他抓住了“资本”这个基本概念，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宣讲家，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了颠倒是非的错误。这就表明，他并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这也正是他在发表相关文章时许多同志加以反对的原因，反对他发表相关文章的同志们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是忠诚的、是尽责的。从《解放》一文看，反倒是李锦同志用一些同志对他的认可，来证明那些反对他发表相关文章的同志们思想不够“解放”，这就完全颠倒是非了。这个问题不辨明，中国理论界的相关混乱就难以澄清。而且现在看，即使辨明这个问题，中国理论界的相关混乱在短期内也难以澄清。所以，李锦同志所造成的危害必然是持久的。从他这篇文章看，造成的危害已经有20多年了。
【李锦《解放》文截屏】
第四，《解放》一文说，他“拿出评论员文章《做好资本经营大文章》，开头写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资源怎样配置？胜利油田大明集团为我们提供一条全新的道路，叫做资本经营。大明集团创造的经验告诉我们，资本经营是把能够带来增值的资源转变为资本，通过优化配置进行有效经营，争取最大限度的增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真地是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吗？如果国企不适应市场经济，怎么可能优化资源配置呢？而《解放》一文所举的不少例子如果不是全部例子的话，其实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解放》文至少在多个地方混淆了市场经济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而且，即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更不可能持续实现。从1992年算起，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32年多了。中国在这32年中资源配置是优化的吗？创造了更高的经济效益了吗？有人如果说是创造了，那么，是市场经济创造的吗？为什么这几年不灵了呢？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谁有钱谁说了算的经济呢？如果是谁有钱谁说了算，我就请问，它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吗？李锦根本并没有真正搞懂“资源配置”这个概念。他对于理论的运用仅限于临时抱佛脚，在缺乏概念严谨性的基础上胡乱制造了一些联系。作为一个记者出身的人，他是缺乏理论思维的，因此，他所提出的理论距离科学还很远。但他很有造成影响的意识（紧密结合政府关切、做大主题等等）和手段（向大佬社交、打着政府的旗号和以人民的名义等）。
第五，李锦一开始要研究的问题是“调查国有企业是怎样扭转亏损局面的”，后来才“进入理论研究层面，对‘资本’这个词进行研究”。他“1995年胜利油田调查中住在企业蹲点调研58天，为解决资本流动与结构调整而运用的调研方法，在此过程中对‘资本’这个词作出新的定义并创立资本经营理论”，“改变了传统的对‘资本’的定义，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发表”。也就是说，他“是从应用性调查研究开始的，后来上升到理论调查”。《解禁》一文又说，“在1995年到胜利油田就是为解决中国如何走市场经济道路这个大问题去的。”这似乎与前面讲的“调查国有企业是怎样扭转亏损局面的”是矛盾的。如果不矛盾，那么，市场经济是否就是国有企业扭转亏损局面的根本之策呢？1995年之后不久，中国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国退民进。这样来看，国企脱离八九十年代的困难不是靠市场经济，而是靠大量消灭国企。国企没有了，当然也就没有国企的困难了。但这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吗？《解放》文说，“从我调查大明集团情况来看，在前20多天，一直在搜集材料，目的就在于选择主题、提炼主题。我曾想到几个主题，然而他都放弃了，原因是不够‘大’。30多天后，他终于抓到资本经营这样的大主题”。——但这正是列宁所说的，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李锦是不是过于自负了？从他发表的其它一些文章看，他确实有自负之嫌。从《解放》一文看，李锦同志至今以为他的逻辑是很正确的。但他大错特错了，他把一种局部的真理当成是整体性的真理了，犯了合成谬误的错误。马克思以极深的哲学造诣，写作《资本论》用了将近40年时间，对于推敲“资本”的定义下了足够的功夫，从方方面面思考了资本。而李锦缺乏哲学修养，缺乏理论经济学的训练，仅仅花费几十天时间调研，就推出了一个否定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理论，能够靠谱吗？我正在做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研究。我发现，我们不少学者所提的理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李锦发表的《资本经营论》】
五、结 论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判定，李锦“解放‘资本’一词”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是有巨大危害性的。他确实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科学和严谨的学术训练，基于大量调查材料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还打着人民的名义。——这不仅让人想起，在大跃进后，诸多中央领导都下乡进行调查研究，却形成了两种非常不同的结论。李锦说，他也要拿出他的核心技术，“这个核心技术可能就是资本经营理论”。他的这个“解放‘资本’一词”的核心技术，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经营理论。有了《解放》一文的介绍，今天的中国应该对李锦这样的以及形形色色的半吊子理论家抱有充分警惕了，我们不要被某些看似理论家的外貌欺骗了。正是他们“解放‘资本’一词“的活动及其结果，让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地陷入到“资本”的束缚之中，才造成今天经济发展的种种困境。这种束缚不加撤除，必然变成对人民的绞索！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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