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280）会上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任弼时

 

一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就是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这次会议，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

 

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

 

过去，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在农村反封建，发展农村广大生产力，依靠农民，组织军队，包围城市，解放城市。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城市，就要把官僚资本的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私人资本也允许其有一定的发展。总之是开始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

 

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

 

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俄国在一九一三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而我们现在还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有什么办法转入社会主义呢？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百分之四十几，但大致说来，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

 

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我们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城市，努力发展工业，首先是国营工业，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合。工业上必须照顾农业技术的提高，努力提供水利和农业耕作上所需要的简单机器，将来还要提供拖拉机、康拜因，扶助农业走向集体化。而农业必须生产更大量的粮食和原料，以供给日益增加的工业需要；并以剩余的农产品出口交换机器，维持出入口贸易的平衡；还必须节约出劳动力以供工业发展之需要。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故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

 

党的领导机关在这转变过程中，必须加强城市工作，抽调大批优秀的干部到工业中和工人中去。要教育一切到城市到工业中去工作的党员和干部，认识这项工作的内容和重要性，做好这项工作。同时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是否会有障碍和困难呢？有的。

 

过去，我们由城市转到乡村也不是容易的，当时对“爬山”、“带花”都不懂，对乡村黑漆一团。现在由乡村转入城市也有不少的障碍和困难。据石家庄市的情况，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不了解城市，不熟悉工业，对管理企业没有经验。其次是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或在农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对工人的看法有问题。有的认为工人为敌人造枪炮，是帮助敌人打我们。有的认为工人不承担战争负担，不出勤务，因此与他们搞不来。特别是发现有些工人加入过国民党，不分析他们大都是被迫的为谋生而出此的，就怀疑工人不可靠，歧视他们，强迫他们登记国民党员的身份，甚至号召“挖蒋根”运动，仿佛工人都是蒋介石之“根”了。于是，这些干部与贫民结合了，因为贫民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与这些干部的相同点较多，容易工作。所以，必须对干部讲清，如何接近工人，否则屁股就自然坐在贫民方面。这些干部还认为搞上层就是搞学生的工作，因此只注意学生工作之蓬勃。这样，与工人有一个时期就是隔阂的。

 

石家庄直到去年十月以后，在华北局和石家庄市委严重提出依靠工人阶级、生产长一寸的口号之后，才有了转变，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方面；才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以廉价之米粮供给工人；才组织了工会，发展了党员，数量由一二百增加到一千多。为了加强工人的工作，市委组织了工厂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工厂工人支部。在敌人进攻时，组织工人搬运机器和我们一起疏散；及至打退敌人进攻后，搬回机器，发动工人突击进行安装。他们非常积极，三天之内就完成了铁路大厂的机器安装任务。为了补偿疏散中的损失，发动了增产竞赛运动，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工人打道钉，原来每人每天完成定额二百五十个，竞赛运动中最高达到一千二百个，后来规定定额为六百个。这个厂原来计划两个月补上疏散造成的损失，结果一个半月就完成了，还超过计划价值四十二万斤小米。应当承认，石家庄的工作在去年十月以后，是有转变的。现在那里的大兴纱厂有了新气象；炼焦厂的一位老工程师也承认工人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因此，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城市生产就可以很快地发展，实现生产长一寸的任务是并不难的；在发展生产中，照顾工人的生活福利，也就有了保障。

 

二

 

我们有了城市，要发展工业，把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的比重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十，资金从哪里来呢？

 

第一，靠工业利润。这就是发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提高技术，节省原材料，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更多的剩余劳动价值交给国家去发展工业。石家庄铁路大厂的工人，打道钉的由每天的二百五十个提高到六百个，这在资金积累上是有很大意义的。故必须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一部分改善待遇，一部分用于积累。多余的产品如煤、盐等出口换取机器。

 

第二，靠农业增产。农民增加粮食和原料生产，一方面直接供给工业的需要，同时由国家组织大量农产品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从今天的整个情况来看，积累资金最主要的还是靠农业，因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毕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生产是大量的。如出口一百万吨粮食，即值九千万美元。日本侵占东北后，自一九四○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五年间，平均每年从东北输出六百六十多万吨粮食，以此来建设鞍山、本溪、小丰满等等。现在我们努力增产（现产粮较战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二），如能在两三年内做到增产一千万吨粮（包括一切农作物在内），只要出口五百万吨，则可获得四五万万美元。

 

棉花，解放区去年产六万万斤，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全国每年需要输入外棉二万万四千多万斤，如能做到自给，既解决了工业原料问题，又能节约外汇。今年华北地区计划植棉一千四百万亩，相当于战前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今后应争取恢复并扩大棉田面积。华北要计划做到植棉二千万亩，这就可供给天津、东北甚至上海的需要。目前在一定时期内还需从美国输入棉花，但必须争取摆脱这种依赖。此外，如桐油、花生等农作物，也都必须有计划地扩大生产。

 

农业要增产，就需要改良水利。如山西省代县有一个村，原来每亩地只产四斗粮，后来修了一条水渠，解决了一千亩地的灌溉，结果每亩产一石粮，由此证明水利之重要。

 

所以，我们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强调发展工业时，决不能忘记农业，相反的，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积累资金，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等等，则必须努力加快发展农业。加快发展农业，也就是为着发展工业；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初期，农业上积累资金的意义要更大些。

 

第三，靠税收。靠各种税收，如财产税、营业税、利得税等等。不仅对工商业应当收税，就是对工人职员，一切有收入的职业者，也将准备要收税。我们固然要反对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绝不能有任何施“仁政”而一概免税的错误思想。

 

为了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把这看成是中国人人都有的责任。

 

有些城市，我们进去以后很久不收税。除开兴办大的工业工程外，许多城市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的。长期不收税，以乡村养活城市是错误的。石家庄市的经验，去年财政收入九万石，支出五万石，余下四万石，证明城市财政还有结余。因为要保护工商业，就到处迁就他们，大量投资给私营工商业而不向私营工商业者收税，这是右倾，同样是错误的；只是在收税时要有限度，要使其能生存并有一定利润为原则。

 

还可以主办各种专卖事业如酒、食盐、烟等，获得利润，收专业税，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

 

海关和对外贸易，是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及利益的，海关的关税和外贸收入，是国家积累资金的重要渠道。

 

农民要交农业税，这种税在数量上不能少于现在，在比例上要从增产上求得减少，绝对数将来还可能增加。

 

第四，举办内外债。这也是取得工业发展资金的一个来源，但我们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外债不会很多的，内债可以在适当时期举办。内外债都是需要偿还的，而且是要付利息的。

 

第五，提倡节约。在战争结束后，军队大部分复员了，脱离生产由公家养活的人员应当精简，不能如国民党那样多，他们有一千二百万人的话，我们最好争取在八百万。

 

从节约观点上来看，战争结束后，要全部实行薪金制，而且薪水不能比国民党时的高。

 

我们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要准备捆起肚皮来进行建设，十年之后，我们才能喘过气来，才能有将来真正丰衣足食的基础。

 

上面所说的五个方面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三

 

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方针也应当有所转变，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党员人数曾到过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国共分裂后，大批党员遭敌人杀害，只剩下了一万人左右。以后我们就转入农村，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到一九三四年长征前，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长征中损失很大，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党员数降为四万人。抗日战争后，我党又有了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党员人数增加到一百二十一万人。现在，全国已有党员三百多万人，其中女党员约占百分之十五，青年党员约占百分之二十四。

 

从党员的成分上看，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是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的占百分之十到十五。东北的党员中，工人多一些，也不过占百分之九点六。

 

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性等偏向。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骨干中，大革命时期加入党的约有五百人，土地革命时期加入党的约有一两万人，抗战时期入党的几十万人。现在，团以上及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概有一万零五百人。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他们率领和教育群众，取得革命胜利。今后还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靠农民党员建设工业那是困难的，要建设工业必须吸收大量工人党员。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和产业工人，我们应该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基础；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

 

中国约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他们受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资本长期的直接的压迫，他们文化政治水平高，团结性纪律性强。我们要依靠他们，从他们当中培养出一批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干部，培养出一批党内工作的干部。

 

我们计划，经过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在产业工人中发展一百万党员；在非产业工人的劳动者中，如受雇佣、受剥削的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中，也要争取吸收一百万人进党来；还要吸收二三十万雇农入党；并注意在革命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学生。

 

以后在农村中发展党员，一般以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为限度（新区农村党员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有些地方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是没有必要的。但空白村必须补上。

 

这样，五年以后，党员总数将达八百万左右，工人成分的党员（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在内）要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太快，拉伕是不好的，但关门主义，速度太慢，对工作也是有损失的。我们要依靠工人，发动工人，就必须注意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吸收时仍应经过严格审查，但绝不能因此而放松发展工作。过去那种不积极发展工人入党，也包含有一种对工人不正确认识的作怪。

 

党内教育是很重要的。不管城市和农村支部，都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老解放区的有些农村，党员比例过大，受的教育较差，起的作用反而不及以前。平山县洪子店的支部书记说，“数多而质好则好，数多而质不好则不如少好”。过去一个时期，在农村常常采用一揽子会的活动方式（好处是解决问题快，不好处是党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放松了党的组织生活，取消了党员的教育制度，是很大的损失。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前，党的支部生活比较健全，那时有千字课本、党员须知，按时召开支部及小组会，对于党员提高认识、遵守纪律、服从决议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大概是在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之后，又加上一揽子会的方式，党的基层组织很少活动了，连那些行之有效的党内教育也被取消了。入党仪式也取消了，而入党仪式对于党员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的宣传机关仍应编印党员课本，党的组织生活应当恢复和健全，各地尚习惯的一揽子会的方式应加改变。

 

党的支部及小组除过组织生活、进行教育外，还应当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这对于改善党与群众联系是很重要的。各地在整党工作中应联系这些内容，认真加以整顿。

 

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组织部门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要只忙于登记干部、转发介绍信，而对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很少注意。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来源：任弼时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