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1940年考察抗战中的中国大学：有枝才有花，有国才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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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 图片由作者提供

 

厦门大学校内的陈嘉庚像。图片由作者提供

 

陈嘉庚1940年回国慰劳考察行程 图片由作者提供

 

陈嘉庚（1874—1961）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嘉庚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他16岁离乡赴南洋谋生，1894年回家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1913年，创办“乡立集美初等小学校”；此后，相继创办了幼稚园、中学、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部、国学部等，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其目的是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实现“教育救国”。1919年，他从新加坡回国筹建厦门大学；1921年，厦门大学建成，成为我国第一所由华侨捐资兴建的私立大学。此后十余年，陈嘉庚一直在海外经商，为厦大和集美等学校的发展筹措资金。全面抗战伊始，为了支援浴血奋战的国人，嘉庚先生带头捐款。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前线将士与后方军民，并考察了十余所大学。

 

嘉庚先生说：“这次回国考察最大的动机，是想了解国内真况，俾回南洋时，赴各地鼓励侨胞，更努力为国捐款，坚持抗战到底。”（沈仲仁《华侨领袖陈嘉庚救国言论集》）这个考察团由陈嘉庚在1940年初发起成立，团员共52名，其中30余人于2月底到新加坡集合，进行准备工作。“诸代表虽由各埠举派，然到国内非仅代表一州或一属，乃系代表全南洋千万华侨，故通称曰南洋华侨慰劳代表。”（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陈嘉庚1940年回国考察这段经历，尤其是对延安的访问，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此期间，陈嘉庚访问了很多高校，并做了多场演讲。抗战全面爆发后，一些原本位于华北、东南的高校迁徙到了西南、西北，也有少部分学校在省内迁徙。全面抗战之前，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登记的高校有108所，受战事影响而迁移的有77所。据不完全统计，陈嘉庚参访了10余所迁徙后方的学校，超过迁徙高校的10%，可见他对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关注。

 

一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从仰光转机到达重庆，开始慰劳考察。4月28日，他参观了重庆大学，并就华侨投资问题发表了演讲。针对华侨资本家不能投资祖国使人悲观失望的困境，陈嘉庚提出了新的思路。5月初，受四川教育厅长的邀请，他参观了四川大学，“校舍多新建，有未竣者，规模颇大”。他本来计划参观华西坝五大学，如金陵、东吴、金女大等，但“适因有他约时间已到，匆匆辞出。本拟后天再往，而越日诸校来函招宴，故婉辞之”。

 

5月底，陈嘉庚到达延安。在这里，他亲眼看到边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其间，他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感受到了共产党办的大学里，师生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他在《南侨回忆录》里谈到了这次经历：“延安女子大学，内有南洋华侨女学生多人，暹罗、马来亚、荷印都有。余询校中各情，据答学膳宿等费均免，每月复给一元作零用，衣服一年寒暑各给两套，均由政府供给。菜资每生每日六分，如伙夫善办理者，每星期有猪肉一次可食，否则无之。早餐食粥，午晚餐食小米饭（系黍而非米），菜并汤合煮一大碗，六人共一席。伊等兼养猪及开垦荒地种植物，所卖钱概归学校，此为学校私有，与政府无干，学校则将卖得之钱添买猪肉，每星期可加食肉一二次。又询彼等在校内除上言及读书外，有何其他工作。答大日子及星期日，须分队到各乡村演说，劝告农民等爱国，同仇敌忾及卫生清洁、和睦亲善等事。又问效果如何，答甚见功效。前外间讥刺陕北人，一生洗三次，生时一次，结婚一次，死一次，今者大不相同，虽衣服亦常洗，可于行路之人及农民验之便知。”

 

关于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见闻，官兵与普通学生间精诚团结，亲爱热烈，毫无地位差别，更是让陈嘉庚印象深刻。“同朱君（朱德）乘车到第四军校，适学生在校前赛篮球，学生及观众均无行礼。有一学生向朱君大声呼曰，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君即脱去外衣，与诸生共赛两场，其无阶级复如是。”（《南侨回忆录》）两个多月前，陈嘉庚到重庆时，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感到无限忧虑。参访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精神焕发，陈嘉庚曾满怀信心地对同行的慰劳团员说：“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肯定会胜利的。”

 

7月底，陈嘉庚返回重庆，畅谈对西北之行的看法，宣传共产党的作用。但当时的重庆报纸，对陈嘉庚的演讲只登题目，具体内容只字不提。8月9日，陈嘉庚到西南联合大学演讲《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讲他在延安的感受，昆明报纸同样只字不提。几天后，《神州日报》披露，陈嘉庚的演讲“辞意恳挚”，“听众二千余人，莫不感动”。

 

8月16日、9月9日，陈嘉庚又到贵州贵阳、江西泰和访问两所高校。

 

二

 

当年10月25日，陈嘉庚抵达福建安溪。战时集美各校迁徙到安溪上课，陈嘉庚自1921年出国，距这时已19年，重与集美师生相见，可谓感慨万千。正是在10月27日的集美学校欢迎会上，陈嘉庚说了一段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讲话：“我培养你们，我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叶友德《校主印象记》）

 

11月5日，陈嘉庚到达漳州，在漳州的崇正中学对集美、厦大校友演讲，回顾了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创办及艰苦维持的过程。他说：“夫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欧美人民之捐资兴学者比比皆是，其数之巨极为可观，换言之，西洋捐资兴学已蔚成风气，是以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已。”他还勉励同学“务须各本所学，以贡献于国家社会”。（见王增炳等编《陈嘉庚教育文集》）11月9日，陈嘉庚到达长汀，看望内迁长汀的厦大师生。14日，他乘汽车前往大田，视察战时迁移到这里的集美农林、水产、商业三校，发表演讲《有枝才有花 有国才有家》，提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一断言。在演讲中，陈嘉庚深情叙说道：

 

我们在新加坡启程之前，国民政府的使馆官员已多番游说，数落他党的诸多不是。说实在的，我是带着对共产党的成见率团回国的。到了重庆之后，虽受到了国府高规格的接待，却也耳闻目睹了陪都的黑暗和腐败：抗战气氛淡薄，贪官污吏横行，官商勾结，囤积居奇，结党营私，大发国难财。灯红酒绿中，政府官员醉生梦死，挥霍民脂民膏，我们深感痛心和失望，国家前途深可忧虑……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多方指责共产党共产共妻、破坏抗战、扰乱后方……是不是这样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西安之后，为了了解真相，也为了忠实履行南洋800万侨胞让我们“慰问每一个战区的抗日将士”之重托，我不顾国民政府“你是大资本家，共产党不会欢迎你，去延安生命无保障”的再三告诫，冲破当局的重重阻挠，坚持北上延安——国家处在危难关头，我身负数百万侨胞劳军之重任，岂敢以个人安危而避之？

 

我们这次回国慰问之行，感受最深的当数延安。5月31日傍晚五点半，当我们南侨慰问团的车队抵达延安之时，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和边区干部5000多人的夹道欢迎。次日晚上，边区政府在中央礼堂为我们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欢迎晚会。在延安期间，慰问团自由地参观访问了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商店和附近的乡村，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发现这里并没有所谓的“共产共妻”，私人商店得到保护，买卖公平自由，甚至百姓出入机关都不受限制，妇女不用缠脚，没有乞丐和无业游民，没有缚“田鸡”抓壮丁，也没有抽鸦片、狎娼妓等伤风败俗之事，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风气良好……这和南洋的讹传大相径庭，和我在重庆、西安的所见所闻天差地别；在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我遇上了许多从南洋归国抗战的侨生，我不善于国语，就用闽南方言和年轻人进行了自由交谈，和他们促膝谈心，侨生们满腔热忱地为我介绍了边区政府、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介绍了“持久战”“全民抗战”、开辟敌后根据地、“三三制”和正在进行的“百团大战”等等。我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干部和士兵，也几次和毛泽东主席长谈——毛主席住的是普通的窑洞，穿的是打补丁的衣裤，吃的是窝窝头、小米粥……我们这次访问延安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中共对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方针，他们立场坚定，态度诚恳；我感佩延安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了他们，中国有救星，抗战胜利有保证……抗日的希望在延安，中国的希望也就在延安！我在各战区慰问结束之后，特意回到福建，路上见闻，感慨良多。在福州的报纸上，我看到了战乱和暴政给民众带来的痛苦：达官、富豪趁火打劫、搜刮民财，官肥民瘦，百姓走投无路、无以聊生，全家投江者屡见不鲜；从福州南下，沿途又见虐待壮丁的情形，把壮丁们五花大绑串在一起押送，边走边打，如此壮丁上了战场如何打仗、怎样抗日？此与延安父送子、妻送郎，戴红花、骑大马、敲锣打鼓光荣参军参战的动人场景有着天渊之别。

 

关于这篇演讲稿，曾在大田一中任教的范立洋说：“当年校主演讲时，没有演讲稿，基本上是即席讲话，也没有录音和完整记录。先生演讲都是用闽南方言，再由翻译译成普通话。该文是几十年后由一位校友根据当年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最后定稿时，又找了七位当年的学生审阅，形成此文。”

 

11月16日，陈嘉庚重返长汀，当晚，为厦大师生演讲南洋种植橡胶的历史，用种植橡胶必须预防杂草与白蚁的案例，来比喻抗战与建国。

 

12月9日，陈嘉庚结束了这次考察任务，离开祖国。

 

三

 

此次嘉庚先生回国之行，历时八个月有余，行程五万里，足迹遍及四川、甘肃、青海、陕西、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福建13个省份。实现了他事前“凡交通未受阻的要区，都要亲自前往，以便返回南洋后能向华侨报告真实情况”（陈碧笙、陈毅明《陈嘉庚年谱》）的愿望。

 

在漫天烽火中旅行，绝非易事。多年的兵戈扰攘，使得中国的交通线路多有阻断，且陈嘉庚所到之处以高原、山地和丘陵等地形为主，山高坡陡，地形复杂，更加重了出行的困难程度。面对这些复杂情况，陈嘉庚也曾心怀忐忑，并对自己能顺利完成跨越数省的旅途颇感欣慰。“他开始说当他离渝由成都启程时，颇担心自己不惯作长途旅行，可是这次居然能依期完成旅程，毫不感觉疲惫，这是非常愉快兴奋的事。”（《华侨领袖陈嘉庚救国言论集》）然而，说是顺利，乃依结果而论，若论过程，其实颇为曲折。一方面是交通不便，陈嘉庚以各色交通工具接力的方式才得以踏遍祖国这些河山。据统计，除步行外，陈嘉庚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十余种，火车、飞机、水上飞机、军用飞机、汽车、货车、军用卡车、木炭客车、大火船、汽轮、小汽船、小电船、人力车、轿子等，可谓无所不包。另一方面是需要应对旅途中时常发生的意外情况。例如，“坐轿，山路崎岖，有时步行”；有时车坏，需临时停留，“乘汽车离贵阳，中途车坏，晚住河池”；有时赶时间，常于凌晨、午夜出发或到达目的地，“午夜乘火车离开西安”“凌晨五点抵桂林”“午夜到上饶”“从贵阳，乘西南运输公司货车，于29日半夜到昆明”。此外，恶劣的天气也形成了严苛的挑战。6月18日，自西安乘火车抵华阴途中，“当时正值盛夏，车厢内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陈嘉庚年谱》）

 

彼时，陈嘉庚已66周岁，年过花甲，几近古稀。3月26日自仰光到达重庆，“从机场到开会的地方要走三百多级石阶，嘉庚拒绝乘坐事先准备的轿子，走到二百多级时，跟在后面的大员们已上气不接下气，他也有点吃力，便停步观看长江风景和马路两边挤满的自动来欢迎的群众”（《陈嘉庚年谱》）。或许正是这种迎难而上、坚持不懈的精神支撑着他完成如此漫长又艰险的旅途。

 

陈嘉庚此次回国考察慰问之行，尤其是西北的延安之行，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转变。他曾说：“外面曾传说，延安仍在厉行土地革命，没收财产，压迫大地主，欺负大商人，此外并传说男女社交很随便等等，这一切，在事实上都没有，完全是一种造谣而已。”“使我最感兴奋的，倒是在延安看见了他们上下一致的苦干精神。有一天，毛泽东先生在他所住的窑洞中请我吃饭，我发现他的窑洞中除了几只高低不平的桌椅外，并无其他的设备，他们这种艰苦生活的作风，确是值得我们敬佩。”（《华侨领袖陈嘉庚救国言论集》）他后来经常向人讲起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陈嘉庚凭借自己的人格和特殊身份，客观、公正地阐述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并在考察大学的过程中，向青年学子积极传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一论断，这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后方学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

 

回顾陈嘉庚1940年率南洋华侨考察团回国慰劳的全部行程，我们对嘉庚先生一生通过教育救国“实现中华崇光”的理想有了新的认识，不禁想起他在集美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惕斋学塾”门口的那副对联：“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

 

（作者：邬大光 系厦门大学教授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