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重: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几个认识问题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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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重: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几个认识问题
2025-08-31
李尔重
李为民:这是我父亲李尔重给苏烈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谈了他写《新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思考。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时,我想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苏烈同志:
对时间太吝啬,没有多给你写一写我想到的东西。
我写《新战争与和平》,想到的根本问题是:想揭示侵略战争的契机在垄断财团。对日本来说,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对外政策就是“八纮一宇”,即以日本为中心,统一世界于一家。这个主张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天皇(也是大财团)、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大财阀之需要。他们培养军人政客为之服务,开疆拓域,搞市场,搞原料基地,先是争东北,后是争华北,最后目的在于外太平洋(即加罗林以外的太平洋地区),达成大东亚共荣圈。战争的工具是军阀,战争的契机是财团。对于这一点,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看得比较明白,但在其著述中揭露得不太具体。实际上,伊藤博文、广田弘毅、松冈洋右、河本大作等一系列的日本侵略人物(将来我拟列一详表)都是从三井的满铁株式会培养出来的工具。对于这一点,连中国的现代史也只是说到“政客军人党派集团共同推上了侵略中国的血与火交织的道路”,未能点出问题的核心。至于日本人的理论家(我说的是比较进步的)则多说是“军阀猖狂横行,军人干预政治,才造成了侵华战争”。加藤周一还说:“30年代误国的是军人的政治干预……少数军人规定国家的目的”;“欺骗国民,发动侵略战争的是军人……”可见正确揭示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性。此其一。
“七·七”事变引爆了中日大战,这是法西斯侵略的必然计划行动,还是“偶发”或“突然”事件?日本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史》上肯定地说:“卢沟桥事件完全是一次突然发生的事件”,至于日本反动统治者更都说是不可预期的事件。我们中国有些人,乃至于全世界上的许多人,也都持有这种观点。田中奏折(这个文件在战后日本档案中没有找到,其主张则是可以在其他档案中找到的)中主张:“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6年8月,日本内阁五相(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会议上决定了的国策大纲写得更明白:“在排除北方苏联的威胁的同时,防备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筹划我民族和经济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向外南洋方面发展。”1935年11月13日,日本驻伪满大使南次郎向广田外相建议说:“华北工作的最后目的,是使华北各省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这都已经自供了“七·七事变”是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对此不明者,则完全背离了历史的实际,谈不到接受历史的检验。井上清说得完全对:“‘七·七’事变,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是对中国的侵略走到了顶点……是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整个历史导致了这场战争。”可惜,中国人(不要说青年一代)中还有人不懂这一点,所以有阐明之必要。此其二。
在中日战争中,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正对手?对于这个问题,中外糊涂人就更多了。日本反动派以为蒋介石不是他的对手,所以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在中国,日本一直是胜利者。”这个论点影响了一些中国糊涂人,在战后40多年时,忽然看见了国民党军队的伟大,于是在《台儿庄战役》一影片中,孤立地夸大国民党军的战功,正如(李)先念对此片的评价——“国民党抗战,共产党吃饭”。我们适当评价国民党的战功(消极抗战比投降好,全面消极之中有积极的部分,上层消极中有下层积极的部分)是应该的,但若认为只靠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便可以抵挡日本侵略军,则是错的。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对此分析得很好。他说:“甲午战争日本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日本的对手是满清腐败皇帝;在侵华战争中,国民党那点武装,对于日本军力固然算不了什么,可是有了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华民族,日本有了对手,事情就不好办了;日本没有败给蒋介石,却败给了中华民族。”日本评论家尾琦秀实在“七·七”事变一发生后,便以犀利的眼光断言:“国民政府的现存兵力,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与支那民族战线的全面抗战相对立,那就非同小可了。”对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意义和它在各个角落与方面所显示的无尽无穷的光辉和力量,不论中外人士,却还有许多人不了解,就连党内有些人对于共产党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历史作用,也是认识不足的。所以,或把战争写成传奇解闷的故事,或片面夸大国民党军之作用,总是不能“全方位”地展示人民的作用,也就不懂人民创造现代史的作用。有些人在那里骂中华文化是“酱缸文化”,说“长城、黄河、长江”是箍死中国的箍子,是祖先害得我们落后,适足见其无知。尾琦秀实说:“日中战争将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当这样认识历史。此其三。
在国内外不少人的眼里,一直存在着这个印象,“天皇只是个牌位”,“是一个橡皮图章”。其实,这是不懂日本历史。明治天皇依靠三井、三菱财阀的支持打垮了德川幕府之后,真正统一了日本。这个统一了的日本的大权,完全操在天皇的手里,这一点,和西洋近代史颇有不同之处。在西洋打垮封建公国之后,政权归属于资本家集团,没有一个带着封建色彩执行资本主义任务的全权人物。日本天皇家族本身就是财团,天皇本身又是统治者的全权代表。明治以来新的宪法是这样写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得以任何理由褫夺天皇之皇位,天皇对在行使统治权时违犯法律之行为概不承担责任,天皇行使统治权之全部责任须由国务大臣及其他机关承担之,故不得对天皇提出任何批评,而只能批评天皇行使统治权之工具。任何法庭无权审讯天皇本人,天皇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故作为一项原则,所有法律,特别是刑法,对天皇不发生效力。在日本,一切重大决策不经天皇签署是无效的。所以,井上清称“日本军国主义最高首脑——天皇……”是不过分的。这是有必要揭示的。此其四。
日本反动派及其余孽,直到现在还在那里说:“侵华战争是‘正当防卫’”,“日本除此之外别无生路”,因为中国“排日”、“侮日”、“排满”;共产党在发展。重光葵则说:“对昭和动乱的责任加以正当的批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被绞死的七名日本战犯和近卫日记都用尽一切办法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实际。日本文部省迄今不在教科书中用“侵略”二字。更为离奇的是日本有田中正明及铃木明等人,公然著书说“南京大屠杀之虚构”,颠倒黑白。这些本来不成其为理论的胡言乱语,不值一驳。但“谎言重复十遍即成真理”(戈贝尔的名言),确也有时起骗人的作用。这是需要揭示的。此其五。
对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估价,也是一件重要的历史分析。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消极抗战比投降好,全局消极中有积极的部分,上层消极中下层积极——是应该适当估价的。但在整个近代史中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特别是推动中华民族得到抗战胜利的主导力量,是共产党,绝不是别的力量。没有共产党也不可能有人民战争,更不可能有前后方的作战;没有敌后战争,蒋介石的大西南都是保不住的。我们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他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三大政策的倡导者,确实推进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但真正能引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的,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正确把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就是新民主主义倡导下的革命战争。40余年后的今天,有些“明白人”忽然看到了孙中山,便忘记了毛泽东,看到了台湾老兵,便忘记了八路军、新四军,看到了台儿庄之战,便忘记了共产党赋予台儿庄之战的官佐士兵们的民族之魂和给予的力量支持。这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了解历史的实质,是危险的。此其六。
写了这些,你大概可以明白我想的是什么了,也可以大概地从政治上对作品作个估价了。头重脚轻的问题,我还在考虑,主要是:最后一部分选择哪几个历史段落,容量多少。历史要求我写的东西很多:平型关,忻口,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台儿庄,鄂西北,保卫大武汉,上海之战,南京大屠杀,平原游击队,敌人心脏中的战斗,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空战等,反摩擦斗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太多了,不但一部写不完,两三部也写不完。我想只有更概括、更集中地写一下。如何概括集中,则尚未想完。前边这五部已基本上定了,并已经完成了四部。我计划到1990年把这件事办完。时间已是够紧迫的了。1990年后,如果身体无大变,我有一个计划:写一部“比较文学史”(实际是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比较与相互关系),目的是要证明“人民生活是艺术之源泉”。初稿已写了三十余万字,但嫌粗糙,需要再看材料再加工。也许我写完这部东西,生命力就到了衰竭的时候了。写我的文章,多半是关于体育锻炼的,我也未收集。写“王昭君”的文字有一份寄你参考。这回花了一点点力量给你写了这封信,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我为什么写<新战争与和平>》一文,不知你看过否?也带上一篇。
敬礼
尔重
1988年11月9日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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