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将被俘后自称秋收起义副总指挥，毛主席：是，但我们没见过

 

大革命时期，国共处于合作关系，很多进步青年同时加入了两党，可谓亲密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为有这层基础在，一些后来的国民党高官跟共产党存在着很深的渊源，等他们进入功德林以后，这些往事都变成了谈资。

 

像文强跟毛主席是表亲、入党介绍人是周总理、在朱老总直接领导下做过宣传工作、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他的这些关系，常常被人拿来打趣。

 

还有沈醉曾惋惜过，说抗战时期跟着初恋去延安就好了，他的初恋即写下《延安颂》的莫耶。而功德林里职务最高的战犯、原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则爱跟人吹嘘：我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当过陈赓的教官呢。

 

每当听到汤尧这样说，跟陈赓同为黄埔一期的韩浚就很不屑：黄埔教官又如何？我曾经还是秋收起义副总指挥呢，现在不一样是阶下囚。

 

一开始大家都不信他的话，毕竟秋收起义是毛主席领导的，如果韩浚真的是副总指挥，怎么会落到这地步？

 

功德林的工作人员觉得韩浚在乱讲的，担心乱传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特别向上级求证，一路就求到了毛主席处。

 

对于这个名字，毛主席还是有印象的，稍微思索后帮着韩浚澄清：他说的是，没有撒谎，但是我没有见过他。

 

这就奇怪了，一个是领导起义的中央特派员，一个是负责军事的副总指挥，理应常常在指挥部见到才是，为何主席说没见过韩浚呢？

 

 

说起来，也是韩浚的运气不好，得到了职务，却在半路被抓了。而他这样运气不好的次数不止一次，包括后来被俘的莱芜战役，他也是阴差阳错的。他的人生轨迹，就如浪潮中的一叶孤舟，常被推着走，由不得自己。

 

韩浚早年的经历非常进步，武昌起义爆发后投笔从戎，想跟着起义军推翻旧社会。然而，他当了一年兵后发现，时局没有任何变化，国家仍是内忧外困。见此他便选择重回师范读书，毕业后还留校任教一年。

 

1922年，孙文先生的革命事业在广州闹得轰轰烈烈，韩浚果然南下投奔，因为他从过军还有文化，很快得到青睐，担任过广东军政府财政厅检查员、广州大本营军政部科员。

 

在此期间，他与很多粤系大佬相识，黄埔军校开办之际，他就经邓演达推荐成为黄埔一期学生。

 

邓演达是著名的左派，能与之交好，证明韩浚也是很积极的。进入黄埔后，他遇到思想相近的同志，从而也开始了解并加入共产党。

 

 

当时他最好的同学就是陈赓，两人常常在校内谈论时政，后又都留在黄埔担任四期学生队的连长，接着一起去苏联学习、一起回武汉编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可惜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以后，陈赓被迫离开武汉，两位同学就此分开。韩浚之所以没跟着走，主要在于上级命令他带好部队，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发动起义，而他任职的这支部队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熟悉党史军史的人都知道，该警卫团就是秋收起义的主力，走出了张宗逊、黄永胜、陈士榘、陈伯钧、杨梅生等开国将军，而韩浚此时的职务是参谋长，位列众多新中国将军之上。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警卫团2日才收到消息，卢德铭跟韩浚商议后，当即率部追赶想要加入队伍。

 

然而他们行至江西修水时，得知起义军已经往潮汕方向而去，国民党调了重兵围追堵截。如此背景下再赶过去，只怕半路就会被歼灭。

 

 

于是警卫团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在原地休整，卢德铭和韩浚则化装回武汉寻找组织。

 

在武汉，他们得到新指示，要去湘赣边配合秋收起义，由卢德铭出任起义总指挥、韩浚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辛焕文任政治指导员。

 

所以，韩浚说自己是秋收起义副总指挥的确没错，那为什么毛主席又没见过他呢？概因在返回江西的路上，他们与反动民团遭遇并展开激烈交火。

 

卢德铭在几名战士的拼命掩护下得以冲出，辛焕文不幸牺牲，韩浚因受伤被俘，命运彻底改变。

 

当时国民党正在掀起白色恐怖，但凡沾上共产党都从重从严特办，韩浚好在是有个黄埔一期的身份，别人没敢下手，就蹲了一年多大牢、得朋友营救重回自由。

 

 

最开始韩浚还是想迅速回归组织，他先前往武汉，可惜联络点、联络方式都已改变，没能找到人。不死心的他又去上海，也毫无收获。他干脆就自己组建了一个黄埔革命同学会，想将动静闹大，让组织的人来找他。

 

事实证明，他的确搞出来点声色，但先找上门的却是国民党。蒋介石派人传话：黄埔同学亲如兄弟，闹脾气分开是无奈，只要回来就还是一家人。

 

这个意思很明确，我随时能找到你，再闹就要下狠手了。韩浚经过一番思想挣扎，最终是去南京拜见了老蒋，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老蒋虽然表现得客气，但他并不信任这些曾经投向共产党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韩浚都只是搞搞教育、做做后方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各处都缺人后，韩浚才得以有机会带兵打仗。

 

客观来讲，韩浚抗日也是有功的，他先后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大别山作战、武汉保卫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湘西会战，因表现出色，还成为了73军中将军长。可惜解放战争的爆发，让他与昔日同志走向了对立面。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和平协议，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进攻，73军被调到华东地区作战。对于这道命令，韩浚的内心非常纠结，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不愿与共产党对敌，但作为军人他无法违抗命令，只能随波逐流。

 

1947年国民党的全面进攻破碎后，选择了重点进攻，目标之一就是华东地区。1月底，其集结精锐分南、北线逼近山东解放区。

 

在华野主动放弃临沂后，国民党误以为我军根基受损难以作战，便接连催促济南到王耀武出兵。

 

王耀武多次拒绝后，前线督战队陈诚发出指示：“速即遵照前令执行，无庸再渎”，很明显再拒绝就要将王撤职查办了。无奈之下，王耀武只好让副手李仙洲率两个军南下进犯莱芜地区。

 

本来李仙洲要带去的是12军、46军，但12军军长霍守义说东北军旧部，不太配合中央军，这才临时换成了73军。阴差阳错之下，被歼灭的也就成了73军。

 

 

李仙洲麾下有5万人，如果正常情况即便遇到华野主力也能抵抗一阵，但46军军长韩练成是地下党，他们从南下那一刻开始，整个行动就是单向透明的，所以最终部队在吐丝口一线被歼。

 

韩浚还是很机灵，当发现有埋伏后，立即抛下大部队只带领心腹逃跑，冲出一段路后没听到枪声，就暂时休息了一阵。

 

参谋黄炎勋看到众人脸上的迷茫，就走到他身边低声说：军长，眼下我们回不去了，就算回去南京也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不如到解放军那边去，我在博山时就知道这周围有解放军，我去找他们来，你跟他们谈谈。

 

韩浚有是有这个想法，但他曾经叛变过，害怕被清算，就一直没有下决心。不过，现实很快让他不用再考虑，一发信号弹腾空而起，早华野9纵适时杀出，韩浚身边这为数不多的人就被逼进了一条干涸的沙河中，再抵抗就只剩个死字。

 

 

韩浚只好让麾下放下武器，并让黄炎勋对华野喊话，说73军军长在这里，有要事相商。

 

一队解放军很快围了过来，询问：谁是73军军长？韩浚有些自暴自弃地回答：我就是73军军长韩浚，我累了，站不起来也跑不动了，你们看着办吧。

 

解放军听后啼笑皆非，出于优待俘虏的政策，还是叫来了担架，把他抬去见九纵司令员。

 

接着韩浚先是被送到潍坊华东军区教导团学习，后又进入了功德林，他本来就曾是共产党员，肚子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所以没有抵触情绪，一直很配合改造。

 

后来在功德林里，“同学”知道韩浚曾是秋收起义副总指挥后，常常以此来打趣。1961年，改造积极的韩浚得到特赦，组织根据他个人意愿，发放路费让他回武汉生活。

 

 

他有六个孩子，长子和长女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对他也很孝顺，他的后半辈子过得还算不错。

 

晚年的韩浚撰写过很多文章，是错误的地方愿意承认，对新中国的改变也给出很高的评价。1989年韩浚病逝于武汉。

 

其实他也不是那种让人憎恶的叛徒，很多时候也没得选择，抗日英勇的那一段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作者：白衣；来源：故里梦长安微信号